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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对建筑外观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报道,奥古斯都曾夸口自己“发现了砖砌的罗马,却留下了一座大理石的城市”。在都城内涌现的大理石建筑的数量也清楚地表明,这绝非毫无根据的吹嘘。恺撒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意大利北部卢纳附近储量丰富的卡瑞拉(Carrara)大理石矿潜在重要性的人,但对它们的充分利用则是从奥古斯都时代才开始的事情。由于其洁白、透明和剖面光滑(因此适于凿空和切割)的特性,这种美观的材料很快便得到了广泛流行。卢纳一带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进口彩色大理石:黄色的非洲大理石、橙红色的开俄斯大理石、蓝绿色的攸波亚(Euboea)奇波利诺(cipollino)大理石,以及来自小亚的弗里吉亚大理石。大理石已占领了市场;尽管同后世风格相比,奥古斯都时代对立柱、路面和墙壁装饰中彩色效果的使用更有节制,这种新材料依旧带来优雅华贵的气质,以及首都建筑此前缺乏的富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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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大理石材料的使用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精通这门技艺的罗马工匠十分稀缺。因此,一大批希腊工匠被召入首都,他们在塑造奥古斯都时代工程独具特点方面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是怎么高估也不过分的。一套全新的、精确的建筑装潢语言(它以希腊古典时代的术语为基础,但对后者进行了创造性的演绎和综合概括)为帝国日后各个时代采用的建筑术语奠定了基调,并进而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和新古典主义建筑师们的灵感来源。即便罗马人对古典柱式仅有的原创性贡献——混合型柱式(它结合了爱奥尼亚柱式的涡型外观和科林斯柱式的茛苕叶形装饰)也是最早出现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并且十之八九是同首都希腊工匠们的创造性天才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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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技巧、传统与罗马品位、需求的结合最明白无误地反映在奥古斯都时代建筑中的两件登峰造极之作——奥古斯都和平祭坛(进献于公元前9年)和奥古斯都广场(建于公元前2年)上。广场的理念和布局是典型的罗马风格:宏伟墩座之上,由卢纳大理石建造的、带有意大利风格特征的宏伟神庙占据着一片由柱廊环绕着的空地,这是一种正式的轴对称布局,严格遵循了共和时代建筑学中业已确立的严格原则。同样带有典型罗马特征的做法是将广场作为罗马历史上伟大先驱(其中也包括奥古斯都本人,他也跻身为数众多的共和国英雄之列)的雕像展览馆。作为巧妙但虚伪的帝国宣传方式和建筑设计蓝图,奥古斯都广场毫无疑问是罗马风格的。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它在细节方面又是希腊式的:教科书般的科林斯式柱头,角上带有帕伽索斯(Pegasus)飞马像的兽形壁柱柱头,更为明显的还有柱廊上方的一排女像柱,它们都同阿提卡地区古典时期或希腊化晚期的建筑风格存在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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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和平祭坛是希腊、罗马文化互动的更有力证据。祭坛本身坐落于阶梯平台之上,四面被气势恢宏的影壁所包围,只在东西两侧留有两个人口。每个出口处都有神话主题的嵌板——地母神(见图11)怀抱婴儿,身边围着人格化的海洋与河流,这一景象充分效仿了希腊化传统,同时也透露出对伴随奥古斯都和平而来的安宁、丰产的祝福,埃涅阿斯在他第一次踏上意大利疆土的地点向诸神献祭。而在南侧拐角处接近一列雕像排头的位置上,奥古斯都同样在进行庄严的献祭。这种政治宣传是令人难忘的,奥古斯都是新的埃涅阿斯,他带给人们希望,设计了浴火重生的罗马城。南侧的其他空间被用于陈列他家人的雕像,而行政官员及其家人的雕像则位于北侧。这是对于公元前13年那次为感谢元首巡视行省后平安归来而举办的游行、祭祀活动的大理石纪念物。早在共和晚期,人们已尝试过用历史题材的浮雕记录某一特定事件的手法,但只有到了帝国时期,这一想法才被充分地付诸实践。作为政治宣传,奥古斯都和平祭坛极其成功地表现了奥古斯都所代表的部分核心价值观:grauitas——这一特定场合的肃穆氛围体现出的庄严;humanitas——由一个疲惫不堪的孩童拉拽父亲长袍的温馨图景和广场上无处不在的“家庭团聚场面”所诠释的人道;最重要的则是pax,在意大利和全世界实现的普遍和平。同样,作为一件雕塑纪念品,和平祭坛上的带状装饰也非同凡响,这要归功于制作它们的希腊雕塑家们的技巧。总的来说,雅典的影响是压倒一切的。在祭坛的总体布局方面,它是对雅典市场上慈悲祭坛(约公元前420年)的放大与仿制;它表现游行庆典场面的带状装饰必然会令人想到帕特农神庙的带状装饰艺术品;它的沉静肃穆风格可能会让人记起古典时期的阿提卡墓葬浮雕;而影壁下半部分上那些高度规整,但又生气勃勃的花卉画卷虽然近于当时希腊化的小亚风格,却很可能是来自现已遗失的阿提卡范本的。和平祭坛是罗马人充分借鉴各种希腊艺术成就,却将它们塑造、改制成新颖的、纯粹罗马式艺术之天才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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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马政治宣传体系的另一个关键部分是雕像的建造,希腊雕塑家们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人们大批复制了一系列奥古斯都雕像,以便“第一公民”的形象能够出现在帝国的各个角落。艺术家们为奥古斯都及其家人制造的雕像再也不是共和末期那种冷酷无情的写实主义风格,而是现实主义和理想化政治家形象的优雅结合。他的情绪可能不同于卡皮托林山上的那个坚毅的屋大维像,后者是在他的地位尚未完全巩固的时候,按照担任大祭司的奥古斯都的冷静形象制作的。相形之下,雕刻于30年后的、流露出充分自信、对着看不见的民众发表慷慨激昂演说的普里马波尔塔奥古斯都像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年龄增长的痕迹,而最主要的那种坚决、干练、权威的领袖形象则是所有这些雕像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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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生活中,奥古斯都是以一个喜好简朴,选择住在不加雕饰的普通家宅里的人而闻名的。而后人从帕拉丁山上发掘出的、确定为奥古斯都所有的宅邸也确实没有包含任何超出当时一般贵族家庭标准的奢侈品。在这处居所和其他皇室住宅里的壁画中,代表了第二阶段风格全盛时期的那些流行建筑主题让位于一种较为冷僻的装饰手法,后者推崇简约的建筑格局,而重视每面墙壁焦点位置上的大型中央神话题材“板画”。这一趋势发展下去的逻辑结果便是彻底放弃依赖空间深度制造的幻觉,并转而强调墙壁的实体性。由此发端的新装饰主题(所谓第三阶段风格)依靠繁复(往往是离奇)的装饰细节,特别是花卉和抽象图案来达到效果,它们经常散布在大小、数目不一的雕像群四周,而各种建筑元素(如果它们还存在的话)则显得相对次要和虚无缥缈。这种新的装饰风格在另一所皇家宅邸、庞贝附近的博斯科特雷卡塞乡间别墅(见图5)中得到了充分发展。这里的那些精美而富有节制的壁画同第二阶段风格的极度夸张手法形成了尖锐对比,标志着一场无声无息但不可抗拒的艺术品位革命的完成。这场革命是通过宫廷画家们的技艺完成的,但他们无疑得到了爱好独特的皇室家族的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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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绘画风格的若干彼此独立的成分反映了奥古斯都时期艺术总体上的折中主义风格。一个要素是毫无顾忌的复古主义,奥古斯都时期装饰者们采用的壁画构图,以及他们那些大大小小的神话题材板画,都为古典、希腊化时期那些古代大师仿作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他们也借此为下个世纪里的罗马壁画奠定了基调。另一个成分是埃及化的元素。同复古一样,埃及化也不是纯粹的新事物,但它无疑在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埃及后有了很大发展。当时,对埃及事物的好奇在意大利一度高涨起来。第三阶段风格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装饰主题,如斯芬克斯、朱鹮、崇拜物、伊西斯(Isis)像及描绘尼罗河景色的小插图,都是直接从埃及原型模仿而来的。存在更多争议的是奥古斯都时代及后期绘画作品中的另一个流行要素——梦境般的原野景象,通常被笼统地称为“神圣的田园风光”,因为它们通常围绕古怪的“还愿柱”或次要的圣所建造,周围还有各式各样等待着的人像。尽管它们通常被视为亚历山大里亚传统的产物,受到了提奥克里图斯田园诗的灵感启发,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存在任何希腊化时代的原型作品。并且,虽然作品中的一些元素很可能是从希腊化时代借鉴来的,但把这些人造场景同牧人、畜群和狗组合起来的手法却是从博斯科特雷卡塞引人注目的神圣田园风光画开始的,因此它们在本质上很可能是奥古斯都时代的创造。斯图狄乌斯的名字或许同此有关。根据普林尼的说法,他是致力于创作描述世人在田园里或类似地点从事日常劳作景象的“美妙图画”的第一人。这听起来很像突然出现在几座奥古斯都时代居所里的那种作品:画中有些用印象主义式的单一色彩勾画出的一些微小人像,他们在桥梁、柱廊或横七竖八的楼阁间散步、垂钓或闲谈。斯图狄乌斯当然并未发明这样的风景画,我们也无法把他的名字和奥古斯都时代的另一幅代表性画作——普里马波尔塔乡间别墅里的《李维娅之花园》联系起来,后者中并无人像,并且也不是印象主义式的。画家满怀爱意地以自然主义手法描绘了画中乐园原野里花果模样的种种细节。至于这幅独特画作究竟是完全或局部借鉴了希腊化时代的范本,还是某位奥古斯都时期的天才画家富于原创性的精彩作品,我们对此只能暂时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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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奥古斯都时代艺术、建筑学的主要进步大都是在首都完成的。但除此之外,奥古斯都时代的意大利、帝国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诸行省也展现出了兴修建筑的巨大活力。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有到这些地方去寻找建筑样本,因为罗马城中的同类建筑物已只剩下断壁残垣,或是干脆被彻底摧毁了。其中之一是凯旋门——帝国政治宣传的典型纪念物,有几座早期凯旋门的样本至今仍屹立在意大利北部和高卢南部。某种纪念性质的拱形建筑已在共和时期的罗马出现,但发展成熟的形式,即由立柱、楣梁和刻有铭文的楣饰组合而成的凯旋门,则在本质上是奥古斯都时代的发明创造。在这一时期,行省兴建的许多建筑物都直接以首都的建筑蓝图或意大利其他地区的范本为直接模仿对象。事实上,在某些例子(如尼姆在公元2—3年间建造的著名“方宅”)中,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参与过奥古斯都在罗马组织的建造计划的石匠和雕塑家亲自参与了那里的建筑工作。最广为人知的罗马遗迹之一——位于尼姆附近、气势恢宏的加尔高架水渠(Pont du Gard aqueduct,见图3)是一座生动证明了美观外表未必跟实用价值水火不容的和谐建筑,它也是奥古斯都时期的纪念物,建于公元前1世纪的最后25年间。在城市化业已充分完成的东部地区,奥古斯都的影响相对不那么明显;但在西部,奥古斯都在西欧地图上留下了决定性的、不可磨灭的深刻烙印,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所创立的道路系统和在前南斯拉夫地区、高卢、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海岸线上精心选址后兴建或重修的众多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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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朱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从提比略到尼禄(14—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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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年8月19日,奥古斯都去世,并在一个月内被敬奉为神。对神圣奥古斯都的官方崇拜所使用的多种象征符号之一是一种新发明的肖像语言,即让逝世的元首置身诸神的陪伴之中。一种引人注目的早期表达方式见于一枚被称作Gemma Augusta的宝石(见图7),那是对死去的奥古斯都的露骨颂扬,他在图案中用布帘遮盖着半个身体(那是符合其神圣地位的),其身边是罗马的人格化形象、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enē)、海洋和大地。然而,这种新的表达方式大多也要不失时机地提到活着的人,强调旧政权和新政权之间的“连续性”。例如,在奥古斯都宝石上,奥古斯都注视着他钦定的继承人提比略,后者正从胜利女神的马车上下来。而画面的下方图案也暗示了奥古斯都发动的日耳曼战争,而这场胜利的最大功臣正是提比略。部分学者认为,该图景及与此类似的一些画作都是用于在奥古斯都有生之年私下传阅的,但力避对自己进行个人崇拜的奥古斯都似乎不大可能使用工具去制造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这些图画开启了大批历史记录式浮雕的先河,它们用经过精心设计和改写的隐喻式语言传达政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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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罗马城的纪念性浮雕很少保存下来,而现存的样本表现出一种相当枯燥的风格,对奥古斯都时代的复古传统亦步亦趋。例如,美第奇别墅(Villa Medici)里描绘游行庆典场面的宏伟浮雕(有人认为它是约公元22—45年间建成的“虔诚祭坛”[Ara Pietatis]的一部分)在设计、建造方面与和平祭坛的方式如出一辙。它们只在一个主要方面开创了新局面,那就是详细描绘了建筑物背景,尽管如何既交代建筑背景,又不致冲淡画中人物的主导地位这一难题尚有待解决。几乎出自同一时期的一座描述市政长官巡视的浮雕也标志着一种进步,因为它犹犹豫豫、或多或少地采用了一种空中视角,而不再沿用水平视角,因为画中第二排人物的头略微高出前排。对于当时的雕塑艺术而言,建筑物背景和垂直视角都不完全属于新事物,但对于首都的浮雕艺术而言,它们却代表着全新的发展方向,并将在日后得到充分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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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雕塑创作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希腊作品影响力和“新阿提卡学派”的统治。大部分作品内容沉闷,反复模仿现成的古典、希腊化时期杰作,以适应装饰城镇、富人乡间居所和公共广场、花园、浴室的持续需要。它们少得可怜的一点原创性通常仅限于对传统主题绵软无力的重新排列组合。然而,并非所有这种类型的雕塑作品都缺乏活力,罗德岛的哈格桑德、阿塔诺多鲁斯和波里多罗斯的作品便是明证。发现于尼禄金宫里的一件名为《拉奥孔》(Laocoon)的作品对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及其同时代人产生了有力影响;另一件作品、一套尺寸大于真人的戏剧化组像表现了刺瞎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和奥德修斯的船只驶过斯库拉(Scylla)的场面,这幅图画装点了提比略斯佩隆加别墅里的一个洞穴。这件雕塑作品中的任何一部分可能都不完全是原创的,我们最好将之视为对希腊化时期范本的改造和再加工。但它也不是一件粗制滥造的仿作,它证明,希腊化繁饰艺术将其活力、感染力和卓越的工艺质量一直维持到了帝国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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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富丽堂皇的雕塑作品将在宏伟的内部装饰艺术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背景越是宏伟,用来和它搭配的雕塑品便越是巨大。我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表明,朱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的室内装潢变得日益奢华,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彩色大理石来建造地板和墙壁镶片,放弃了奥古斯都时代相对有所节制的风格特征;使用色彩艳丽玻璃镶片的墙壁马赛克很快便在庞贝及其他地方的喷泉中得到使用并制造了理想效果;人们也用马赛克来覆盖砂浆拱顶隆起的部分,这种手段一直沿用到拜占庭和中世纪早期。壁画也日益变得更加精细。人们只要将第三阶段风格晚期的一些例子(如庞贝卢克莱修•弗隆托[Lucretius Fronto]家宅里的作品[约34—45年]),与该风格在奥古斯都时代早期产生出的作品(如博斯科特雷卡塞的壁画)进行一下比较,便可以认识到艺术品位在这一时期里发生了何等显著的变化:艺术家仍然使用一分为三的水平墙,仍然将神话题材的画板置于墙壁中央的醒目位置,但上一世代的那种节制、优雅的简朴风格已让位于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对比,以及种种复杂的、往往是过于花哨的细节描绘。而那些在顶部装有可转动平面的精美楼阁则预示着第四阶段风格将向着更为繁复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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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风格充分发展起来的转折点似乎出现在1世纪50年代,而它的大规模应用则反映在10年后的尼禄金宫壁画(64—68年)中,那是宫廷画家法布鲁斯的神来之笔。这种风格最重要的特征是“打开墙壁”,从而再次创造了建筑内部的空间视角;通常情况下可以打开的是中央画板的两侧(“翻转式”结构相对而言较为罕见)。然而,第四阶段风格的建筑形式已不再以现实为基础。它们在金宫中构成了一幅光彩闪耀的空幻图景,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高超绝技,在真人大小的雕像、神话题材的画板、风景画和“实体”墙上的几何图案周围创造了异想天开的艺术形象。加上精巧的蔓藤图案赋予的生气,整个组画都是按照同一种绘画风格完成的。而另外一些以娴熟、速写手法勾勒的小插图则成了罗马印象主义风格的代表作。第四阶段风格画作的许多特征在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无数例子中都有所体现(尽管精致程度各异)。金宫壁画另一方面的特征——以白色作为背景色的做法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欢迎,从2世纪中期起尤其如此。直到今天,尽管经历了岁月的磨难,金宫的装饰仍会令参观者目不暇接,正如它在近500年前给拉斐尔(Raphael)和乔万尼•迪•乌迪涅(Giovanni di Udine)留下的印象一样。根据瓦萨里(Vasari)的记载:“他们两人都对这些作品的鲜活、美丽和精湛手法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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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禄的金宫的确是座非同小可的建筑。在建筑史上,它同样代表了一座分水岭,因为它东侧的八角形房间是以帝国首都现存最古老的穹顶覆盖的。这一重大成就为内部设计提供了便利,从而很快为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激动人心的潜在条件。八角形布局(以及中央偏西处的五边形庭院)的出现反映了对长期以来统治建筑布局的传统长方形房间设计模式的厌倦。现在,信心满满的建筑师们有了砂浆屋顶这件得心应手的工具,便可将圆形、椭圆形和半圆形跟传统的长方形结合起来,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内部空间设计,而这在从前是根本不可能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外壳脱落以后,各种穹顶、半圆形穹顶、筒形拱顶和交叉拱顶的混杂会使得建筑物的外观显得丑陋不堪。但罗马的新式建筑并不仅仅重视外部,相反,它充分利用了内部光照、空间的生动互动效果,使空间变得跟围住它的实体外壳同等重要。金宫的穹顶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但它宣示了一种新式建筑手段的诞生,该技术将对此后直至20世纪的欧洲建筑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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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宫及其附属建筑——供休闲娱乐使用的花园都是遵奉公元64年摧毁罗马市中心的大火过后所颁布的、含有投机主义色彩和元首的贪婪动机的法令修建的。那场火灾也为尼禄手下的城市设计师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让他们可以用紧凑、布局合理的多层长方形单元楼取代以前那些拥挤不堪的出租房,从而重新激发首都贫民住宅区的活力(参见上文第367页以次)。这些单元楼是一种具有严肃实用目的的功能性建筑,其灰暗外表往往不假雕饰。但它也拥有一种一望即知的现代外观,因为这种模式被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的罗马城重复使用过无数次。使这种建筑成其为可能的是砖面砂浆,一种性能优良的混合物,它十分坚固、轻便,并具有一定的防火功能。经过朱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的试用后,烧砖战胜了一切竞争者,成为中意大利大多数土木工程所使用的主要护面材料,一直沿用至古典时代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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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禄金宫(64—68年):这座富于传奇色彩的元首城中宅邸包含着许多力学奇观和“珠光宝气”的装饰品。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它在长方形基本布局框架内使用新形状、新空间的尝试。这种实验的稚嫩性体现在主要房间单元之间别扭、多余的三角形空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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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弗拉维王朝,涅尔瓦和图拉真(69—1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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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9年秋,韦帕芗成为罗马世界的唯一主宰。作为一个出身平民的人,他是一个平易近人、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或许并非出于偶然的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幅肖像(现保存于哥本哈根)去除了所有理想主义的粉饰,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坚强、世故的老者形象,他革化了的皮肤因长年的戎马生涯而遍布皱纹。这是一种遵循了共和晚期风格的坦率造像方式,它弃用了当时为元首造像时所惯常采用的结合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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