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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巴尼乌斯（Libanius）、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帕拉达斯（Palladas），还有西部的诗人卢提里乌斯•纳马提亚努斯（Rutilius Namatianus）等（异教精英）对修道士（的活动）颇为愤怒，其中帕拉达斯有不少言辞尖刻的警句得以入选《王官选集》（Palatine Anthology）。柏拉图学派基督徒昔兰尼的辛奈西乌斯（Synesius of Cyrene）则厌恶修道士们对文化的抵制。当某些修道士跃跃欲试要组成团伙去拆除异教寺庙时，人们的疑虑更甚。奥古斯丁恳求教众们要在精神与心灵上赢得异教徒邻居，不要因冒犯异教徒的珍视之物而触怒他们，即便它们显而易见属于堕落和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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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教会与古代世界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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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改变引发一系列社会后果，进而改变了教会一直希望从中脱离并获得独立的世界。尽管异教的零星抵抗还会长久持续，到公元400年时，教会已大体上占领了社会，这也给教会本身带来影响。如果教会在社会等级方面获得了体面的地位，它能否同时依旧坚守自己的义务并保持对穷人的认同？针对教会金库的最早指控是关于那些名列“穷人名册”者的生活费用问题。确知的“穷人名册”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422年，但此事发生的时间要早得多。奥古斯丁明白信徒的救济并不足以解决贫穷问题，他期望帝国政府能在生活资料上提供帮助。他确信，如果在财政上对税收进行合理再分配，则善人们将乐于付款。一般而言，富有的捐助人情愿自己的钱用于建筑物或者马赛克，还有大教堂里的大理石装饰。于是（教会）在如何与政治社会系统协调折中方面出现很多问题。尼撒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攻击奴隶制度。奥古斯丁也认为，一种让一个人压迫其邻人的制度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但奥古斯丁找不到结束该制度的方法，只得总结说：由于社会等级的存在能防止社会陷入无政府和分崩离析的苦难境地，奴隶制既是人类堕落的结果，同时亦是一种制止全面危害的（不得已）预防式错误。在古代世界的劳动者中，奴隶所占的比例其实并不太大，因为对主人而言，奴隶的价格高于雇用自由薪酬劳动者。如果是在好人家，主人也通情达理，则奴隶所能拥有的安全保障与生活标准是自由薪酬劳动者难以企及的。但并非所有奴隶都能遇上好主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主教会动用教堂的金库付款解放奴隶。在道德层面拒绝拥有奴隶则成为修道院的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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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会极端不赞成死刑与刑讯。一条大约是公元200年的罗马教会训令禁止基督徒行政官员宣判死刑，违者将被逐出教会。如果罪名成立被告会被处死或者被挂有小铅锤的皮鞭抽打，则普通基督徒不会提出这样的指控。最早是在公元5世纪时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减少刑罚的残酷性，并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死刑。教皇英诺森一世（Innocent Ⅰ）于公元405年否决了将宣判死刑的行政官员逐出教会的训令，但这并不是说如此惩罚就受到欢迎。酷刑迫使大量无辜者承认自己从未犯下的罪行，因而基督教对刑讯的厌恶博取了广泛赞同。然而，刑讯被视为国家所必需，依然继续存在。在墨洛温王朝时期，教规会议只得（退而求其次，）满意于禁止教士出现在刑讯室的规定。公元866年，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Ⅰ）告诉保加尔（Bulgar）[16]王，用刑既违背了神的法律，也违背了人类的法律，保加尔王可能对此略有动容。伊斯兰教在军事上的冲击首先促使一些基督徒讨论颇有争议的观点：人们可以使用暴力抗击异教徒。甚至在此观点得到承认并在十字军运动中得以施行之后，在西方世界直到教皇统治权时代，酷刑和处决才开始有效施行用来对付异端。当时已有人注意到这些行为背离了远古的传统。奥古斯丁认为以强迫手段对付北非的多纳图斯教派（Donatist）分裂主义完全正当，因为他看到这一政策颇为成功。尽管如此，奥古斯丁还是对有可能实行的惩罚设定了严格的限制，拒绝对暴力的全力诉求。他的遗产的这种矛盾之处来自要为强制在理论上找到正当性。由于特定的形势及奥古斯丁手软，这种棘手局面得以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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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把地产遗赠给教堂或修道院，土地的占有也伴随着诸多责任，比如如何使用劳动力，在财务上如何正确委托等。这些职责是主教和修道院长们的困扰之源，不过也使他们拥有了相当的庇护权。随着诸蛮族王国在西部获取统治权，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之类有教养的罗马贵族发现：面对冷酷无情的政府，主教辖区对于保持独立性与保护教会成员的世俗利益大有助益。人们对一位主教的期望不仅仅限于在布道中卓越的诠释与说教，主教还必须是位社团领袖。在叙利亚，赛若斯主教狄奥多里特为自己的小镇修建了多处柱廊和浴场，还有两座桥梁和一条高架引水渠。在从城镇向外扩展进入周边乡村的过程中，基督教从未丧失原初的城市宗教特征，乡村地区固守旧日的农人迷信，皈依过程颇为缓慢。尽管有众多女人和手工业者加入教会，但教会本身从未具有无产者色彩。正如《哥林多前书》（I Corinthians）所记载，教会在初始之时就拥有一部分能够在家中自修《圣经》的受过良好教育者。在一个修辞学被纳入学校课程的社会里，雄辩的布道能博取赞赏，但一般而言，传道者的真诚态度与个人激情所起的作用更胜于娴熟的短语运用。以城市为基地的主教们与城市团体的关系日益密切，这种关系对蛮族入侵之后的社会意义重大。至公元3世纪时，主教们签名时已（在自己名字后面）附加上所在城镇名称的形容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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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主教的教育程度可谓千差万别。主教由教区的教众集会选举产生，但行省大城市中有圣职任命权的主教们对此有否决权。主教为本地人，并非被委派的外地人或海外人士，他们很贴切地反映了当地俗人大众的特色。如奥古斯丁所见，文盲主教的数量极少，他们经常会成为那些略受过教育者的嘲弄对象。到了公元5世纪中期，主教这一职位可用来安置自愿退休的禁卫军长官[17]或被迫退位的皇帝。异教诗人潘诺波里斯的居鲁士（Cyrus of Panopolis）曾官至君士坦丁堡市政长官，但为宫廷大臣克里萨菲乌斯（Chrysaphius）所嫉恨。为了自保，居鲁士只得接受洗礼后成为弗里吉亚（Phrygian）主教，在他之前此地已有4名主教被愤怒的民众们私刑处死。尽管偶尔有个别主教不得人心，但受到当地民众热情拥戴的主教显然更多。主教就像富有的庇护者，人们期望他能在行政官员或税务机构面前为教区民众的福祉陈情，还能为民众提供工作。奥古斯丁喜欢引用一位智者的格言，称自己身为别人的担保人，对这方面的个人声望过于关注。奥古斯丁担忧自己社会角色的危险性。有位熟人当选为主教后，奥古斯丁写信告诫他（勿要看重）该职位的排场，当高处摆着锦缎覆盖的宝座，修女唱诗班唱着歌欢迎他时，“此世的荣誉已然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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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世纪的入侵风暴使得所有世间的荣誉仿佛都岌岌可危。诸蛮族王国的建立将早已存在的“接管”现状正式化了。早在君士坦丁时代以前，罗马军团中的一些最优秀战士就来自日耳曼部落。尤里安皇帝在攻击君士坦丁的赞诗中指责君士坦丁让蛮族人升任国家高官。但尤里安后来也颇令罗马贵族失望，因为他不得不授予一位蛮族将军执政官的荣衔。公元4世纪初的汪达尔人斯底里哥掌握着西部的所有实权。在公元476年之前很久，这种共存关系已经非常深入，要抗拒它无疑是徒劳的。公元375年哥特人为躲避匈人（Huns[18]）而涌入巴尔干半岛，之后于公元378年在亚德里亚堡（Adrianople）摧毁了皇帝瓦伦斯（Valens）的帝国军队。米兰的安布罗斯认为，来自北方的蛮族洗劫了上帝之城，[19]这应验了《圣经》中有关歌革与玛各（Gog and Magog）[20]的预言。但奥古斯丁不同意如此解释，他声称：“上帝之城足够大，既可容纳罗马人，亦可容纳哥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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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罗马改宗基督教是否直接或间接促成了古代世界的终结。有人认为公元410年阿拉里克（Alaric）对罗马的攻占是罗马背弃旧神的结果，罗马确实于公元391年关闭了神庙并禁止异教牺牲献祭。奥古斯丁力图在《上帝之城》一书中予以批驳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人的论点，还有现代那些经世俗术语的大幅度改造过的类似论点，是否包含有真理的成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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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12年，后来皈依基督教的阿非利加（Africa）总督沃鲁西安努斯（Volusianus）当时尚是异教徒，他曾询问奥古斯丁的一位朋友：“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所倡导的伦理是否会导致帝国的崩溃？发动自卫战争或者夺回失窃财产是否正当？奥古斯丁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是为了正义，而且“渴求和平者必先热爱正义”。帝国的战争也必须以此为指导，这样被征服者便能够享受正义与和平。同样，对战俘的仁慈是一条基本原则，主教们认为自己应该帮战俘赎身，就算是为此卖掉富有捐助人赠送给教堂的金银器皿也是正当的。没有证据表明教会曾谴责或阻碍保卫帝国抵御阿提拉的行动。倒是有证据显示，正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了隶属于罗马军队单位的随军牧师。奥古斯丁注意到，据福音书记载，基督并未要求百夫长另谋职业。[21]不过，奥古斯丁如果看了托莱多（Toledo）大教堂接到的征兵令大概会深感疑虑，“当西哥特国王前往征战时”，这里有大约有500人被征召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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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督教的“和平主义”，或者如吉本（Gibbon）的著名论断所称，“基督教关于忍耐与懦弱的说教”，有一个似乎比这更合理的答案，即教会提供了一个替代社会，此社会包含着与现实社会相反的职业架构以及相异的忠诚取向。禁欲文本中的警告性内容透露出某些信息，即主教人选的确定并不仅仅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教会争夺可用的人才，它将有野心者吸纳入自身权力体系中。对这些人而言，加入教会并非必需；而对他们为之效力的教会而言，他们的才干却是必需的。如果不加入教会，这些人很可能成为有用的战士、管理人、生意人或者制造商，致力于增进社会物质财富，而非将财富转入救济穷人或营建拉文那宏伟大教堂之类的事业。不过对于该问题，即便是这样的答案也明显建立在隐含的价值判断之上。公元2世纪时塞尔苏斯认为教会中能够接受公职的受教育者太少。那么在公元4世纪与5世纪教会雇用的受教育者是否太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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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证据显示，古代后期的教堂严重缺乏人手。北非的教会理事会不断哀叹神职人员的短缺。而奥古斯丁的通信内容则表明，那些已有的神职人员似乎全部才识平庸。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安布罗斯就辞去了行省总督的职位成为米兰的主教。在米兰，安布罗斯利用布道指导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Ⅱ）如何履行自己职责，他以特殊的使节身份为军国大事效力。当时的主教们往往发挥如此作用，人们臆想主教们有神力相助，因此有他们参与的谈判更容易成功。大富翁保利努斯（Paulinus）卖掉大部分自己的地产，然后隐退到诺拉（Nola）去创作纪念圣费利克斯（St Felix）宗教诗篇。不过并非所有基督徒都看好保利努斯放弃世俗财富的举动，他宣布这一好消息时曾请求教皇惠临，但遭到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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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能遗弃世间高位成为主教，但从社会角度看，相反的身份变动就不甚妥当。晚期古代世界的主教们不同于中世纪后期或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教，他们将精神职位与重要的世俗行政集于一身。公元641年，主教居鲁士向阿拉伯入侵者投降，交出了亚历山大里亚城。这位居鲁士就身兼主教与埃及长官之职，这在时人眼中极为平常。居鲁士穿的一只鞋上有主教徽章，另一只鞋上则有长官徽章。在古代，这相当于戴双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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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改宗基督教给帝国的行政带来了难以应对的复杂性。基督徒们喜欢对教条中提炼出的观点进行永无休止的争吵，而且观点上的分歧还会波及其他，涉及是否终止“圣体圣事的共融”（Eucharistic Communion）这样的关键性问题。[23]这就是说，如果拒绝跟某些人一起领圣餐，就意味着不承认这些人是神之联合体的一部分，他们将被看作陌路人与局外人。从公元311年开始直至7世纪末伊斯兰教的到来，北非的大教会分裂为两个敌对集团。两派之间相互怨恨且禁止相互通婚，一方完全不承认另一方训令与圣礼的有效性，所有这些因素皆加剧了双方神学上的分歧。在东部，分裂派别同样层出不穷，这类派别有的比较小，有的则追随者极众。涅斯托里乌斯（Nestorius）的追随者（即景教信徒）在帝国之外繁荣兴旺，他们不仅存在于波斯，还越过中亚进入中国。在神学谱系上与涅斯托里教派截然对立的是一性论教派（Monophysites），该教派拒不接受公元451年卡尔西顿（Chalcedon）第四届大公会（General Council）的决议。一性论信徒建立起敌对教会组织，与站在正教主教组织一方的信众分庭抗礼。政府在埃及和叙利亚骚扰迫害一性论教派信众，其结果是：公元634年开始当这些行省首度遭到阿拉伯军队入侵时，拜占庭军队及政府的抵抗能力因众多一性论教派市民的极度疏远而遭严重削弱。一性论教派市民们很快发现，阿拉伯人尽管并不总是很宽容，但较之君士坦丁堡的严厉政策，这些新统治者还是容易相处得多。在埃及，背离基督教加入伊斯兰教的规模如此之大，一位西奈的修士对此深感悲哀，结果他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在如此背景下，连自杀行为都无人指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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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征服了叙利亚、埃及和北非，随后又征服了西班牙南部和西西里（Sicily）。在终结古罗马世界的统一方面，阿拉伯征服活动所起的作用超过任何其他因素。地中海（从此）再也不是罗马的内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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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古代世界终结”的经典研究成果仍是Edward Gibbon的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66—1788，最好阅读J. B. Bury的注本，London, 1909—1914）；该书叙述六世纪之前历史的各部分都十分出色，但吉本缺乏发展的历史观，并且他对女性和基督教的观点掺杂着复杂的个人偏见。（正如理查德•波尔松评价的那样：“吉本先生的人道主义情怀从未泯灭，仅有的例外是当他看到女子遭到强暴或基督徒受迫害的时候。”）还可参见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的前几卷。关于四世纪的重要著作有：N. H. Baynes, 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 (2nd edn., London, 1973); D. Bowder, The Age of Constantine and Julian (London, 1978); T. D. Barnes, 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Cambridge, Mass., 1981)．关于尤里安，专门的研究有R. Browning, The Emperor Julian (London, 1975); G. W. Bowersock, Julian the Apostate (London, 1978)；以及可作为A. Momiliano编订的会议论文集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 (Oxford, 1963)补充的P. Athanassiadi-Fowden, Julian and Hellenism (Oxford, 1963)．关于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官僚制度，见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Oxford, 1964)．关于蛮族，见J. B. Bury, The Invasion of Europe by the Barbarians (London, 1928); J. M. Wallace-Hadrill, The Barbarian West (3rd edn. London, 1967); The Frankish Church (Oxford, 1983); E. A. Thompson, The Visigoths in the Time of Ulfila (Oxford, 1966); The Goths in Spain (Oxford, 1969). C. E. Stevens写了Sidonius Apollinaris and his Age (Oxford, 1933)．关于西班牙，见Chadwick, Priscillian of Avila (Oxford,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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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奥古斯丁，Peter Brown的Augustine of Hippo (London, 1967)勾画了一幅引人入胜的肖像。关于他的思想，参见John Burnaby, Amor Dei (London, 1938，后重印)；É. Gilson,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St. Augustine (ET London, 1961); H. A. Deane,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of St Augustine (New York-London, 1963)．关于六世纪，见R. Browning, Justinian and Theodora (London, 1971); A. M. Honoré, Tribonian (平装本，London, 1981)．重要著作还有： Averil Cameron, Agathias, (Oxford, 1970); H. Chadwick, Boethius; The Consolations of Music, Logic,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Oxford, 1981); M. Gibson编，Boethius (Oxford,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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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语言的演变，见E. Löfstedt, Late Latin (ET Oslo, 1959); R. Browning, Medieval and Modern Greek (2nd edn. Cambridge,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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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士研究，见Owen Chadwick, John Cassian (2nd edn. Cambridge, 1968); D. J. Chitty, The Desert a City (London, 1966); P. Rousseau, Ascetics, Authority and the Church (Oxford, 1978)．关于古代社会中的教会，见H. Chadwick, The Early Church (Harmondsworth, 1967); History and Thought of the Early Church (London, Variorum,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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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马皇帝，在位时间为284—306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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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马皇帝，在位时间为306—337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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