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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趋势给古典时期晚期的研究带来巨大冲击，但容易使学者偏离整体，过于关注特定方面的细节研究，往往与重构当时实际情况这一叙事初衷背道而驰，反而专注于个人和史料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和描述。在过去近10年间，出现了大量关于相关领域和古代作者的创新性专著，但无人尝试对罗马帝国的瓦解进行概述。2对这一领域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深入研究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绝对有必要的。对此，我深信不疑。3但是对一个时期的特定方面进行详尽的再阐释会影响对整体的认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将已经深入研究过的片断整合起来，专注于它们传递的关于罗马衰亡的信息。4读者可以自己评判这一研究方法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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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近期文学批评趋势的影响，古典时期晚期的研究强调理念和观念。我个人认为我们也不能忽视叙事，这一点十分重要。鉴于史料的性质，一些学者甚至质疑是否可以透过这些史料对事实的描述来重构“实际发生的事件”。很显然，有时这是不可行的。然而，我要指出的是，那些适用于文学批评的思维过程并不都适用于历史研究。文学分析的工具对研究个体资料来说非常有价值，但在我看来，把历史研究比作一个法律事件会更贴切些。史料就好比是证人，出于自身原因，会试图就事件提出特定的主张，但与文学文本不同的是，它们所描述的并非（或并非总是）作者个人想象的结果。历史和法律体系一样，会与定量的失窃财产和实实在在的死尸打交道，尽管对这些现象的了解不得不建立在作为思想产物的史料之上。读者将会在本书看到，罗马帝国包含多种理念，推动了一种特定世界观的形成。此外，罗马还采用官僚制度，制定法律，征收税款，训练军队。在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连同它维系了几个世纪的体系和规程一起终结，所留下的残骸便是本书关注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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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利用近年来学界的成果，通过重构历史来认识欧洲历史上的这次重大变革。我的专业领域既包括后期罗马帝国，也包括“蛮族”，教学和学术论文的发表对边界两边的关注度基本相当，研究时段重点是公元4世纪晚期和公元5世纪。虽然我会借鉴他人的研究，但构成本书特色的综合观点以及构建这个观点的主要想法则是本人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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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会竭尽全力重构罗马衰亡的历史，提出一种可信的阐释。除此之外，我的写作还有一个目的。认识过去就像一个侦探故事，因此我想继续沿用刚才的法律类比。为了了解当时的真相，我邀请读者作为陪审团的一员参与评估和整合将要呈献的各种证据。本书的结构支持这种方法。它不只是关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瓦解的叙事，还是一次分析性探索。因此，第一部分主要致力于构建公元4世纪晚期罗马帝国及其欧洲近邻的概貌。没有这些背景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随后的瓦解。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有更多叙事章节，但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让读者从头至尾都充分参与侦探工作，而不是仅仅把玄妙的答案告诉他们。同样，有时也会出现谜团，或者线索消失，我也不会对此做任何掩饰。童年时代母亲带我游历罗马古宅、浴池和要塞，令我对古代遗迹十分着迷。此外，第一个千年的这段历史给我带来了学术挑战，也是我选择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喜欢迷一样的事物。这么多的证据或被遗失，或以晦涩难懂的罗马文学体裁呈现（这是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适用于这个领域的原因之一），很少有什么是简单明了的。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简直有点恼人，降低了这段历史的吸引力。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包括我在内），这正是能获得快感的一部分。我总能从学生对证据匮乏的本能反应来判断他们是否对第一个千年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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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述故事（这也确实是一个故事）的同时，我还希望向读者介绍这个故事的形成过程，并大量呈献现有的文字史料和考古证据。为此，我将尽力直接或间接引用卷入这场即将永久改变欧洲历史洪流的亲历者的文字来详尽地讲述这个故事。这些人形形色色，数量之多超乎想象。经过解读后，他们的作品使得西罗马帝国的瓦解成为古代历史中记载最详尽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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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第一部分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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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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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4年初冬：比利时东部，11月，一个典型的湿冷阴沉天。在现在的通厄伦（Tongres）邻近比利时、荷兰和德国三国交界处，一场作战会议正在罗马军营中进行。一整个军团——理论上，由10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有500人——再加上额外的5个大队，在莱茵河以西厄勃隆尼斯人（Eburones，一支日耳曼语族的小部落）的领地上扎营过冬。每次战期结束时，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通常会将军团分散驻扎在防守严密的营地上。军团士兵根据标准模式自行建设营地：营地周围有壕沟、护堤、壁垒和防御塔，营地内是营房。壁垒的长度可用公式推算：安营在此的大队数量的平方根乘以200。附近已臣服的部落负责为军队提供过冬的粮草，直到来年供驮畜食用的新草长出，新的战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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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一切进展顺利。厄勃隆尼斯人的两名首领安毕欧瑞克（Ambiorix）和年迈的卡图弗留斯（Catuvoleus）将罗马军队带到他们的扎营地点。要塞如期建好后，厄勃隆尼斯人送来了第一批粮草。但是大约三周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受到其他地区叛乱的鼓动和特雷维里人［Treveri，一支来自摩泽尔（Moselle）河谷一带的部落］的首领英度鞠马勒斯（Indutiomarus）的唆使，一队厄勃隆尼斯人突袭并消灭了一支罗马粮秣队。他们随后冲向营地的壁垒，但很快在一阵矢石的袭击下撤退了。罗马军营里的气氛顿时变得不安起来，很快这种不安加剧。安毕欧瑞克和卡图弗留斯派人前来和谈，声称这次突袭只是一部分鲁莽之人所为。安毕欧瑞克还将自己描绘成罗马的忠实盟友。他说一场大反叛正在酝酿之中，大批日耳曼雇佣兵将从莱茵河东岸渡河抵达高卢。他指出，他不会指手画脚，告诉罗马指挥官该如何行事，但是如果他们想集中兵力抵御进攻的话，他会保障罗马军队安全通过自己的领地，到达东南部或西南部50英里（约80公里）外的罗马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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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毕欧瑞克做梦也没有想到事情的进展会如此顺利。罗马军队的指挥官是两名副将，昆图斯·提图里乌斯·萨比努斯（Quintus Titurius Sabinus）和卢修斯·奥卢库勒乌斯·科塔（Lucius Aurunculeius Cotta）。他们在作战会议上唇枪舌剑，迟迟不能达成一致。科塔和他部下的一些高级军官决意留守。他们军粮充足，营地防御坚固；恺撒得知叛乱的消息后会立刻增派援军——而且高卢人素以速度见长（有如谣言散播的速度一般快）。然而萨比努斯却认为，如果恺撒没有出发前往意大利的话，当地部落是不敢反叛的。天知道叛乱的消息什么时候才能传到恺撒那里，而且分散在各自冬营地的军团面临着被个个歼灭的危险。因此，对于萨比努斯来说，必须接受这个安全通过领地的提议，丝毫容不得耽搁。影响他决策的另一个因素是驻扎在此的是恺撒上一年春天才招募的新军团，最没有作战经验，在上个战期的主要战役中仅是充当辎重兵。会议仍在进行着，大家情绪激动，语调提高，萨比努斯故意向士兵透露能很快解除他们危机的方案并没有被采纳。大约午夜时分，科塔做出让步。将官战线的统一对于维持士气来说至关重要。士兵们匆忙准备撤退，在黎明出发，离开营地。罗马军队以为安毕欧瑞克是以朋友的身份来提出建议的，所以离开时采用了行军队形而非战斗队形，队伍拉得很长，几乎装载了所有的沉重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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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营地2英里（约3公里）后，道路经过一片密林进入深谷。先行部队还没有走出山谷，部队主体排成一列仍在山谷中行进。就在这时，罗网张开了。厄勃隆尼斯人出现在山谷两侧，用矢石袭击下面的罗马军队。战斗持续很长时间，最后厄勃隆尼斯人完胜。到第二天清晨，只有少数趁乱潜藏的士兵得以逃生。数周前还在建设营地的7000余名官兵绝大部分已战死。这一连串事件残暴严酷，其出人意料之处令人咋舌。谁能料到素以“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豪言著称的恺撒的军队会有如此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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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行动也有其可圈可点之处。虽然这个军团被歼灭，但是战斗的细节则生动地展示了军团士兵惊人的战斗力，而这正是罗马帝国的建国根基。伏击刚一开始，萨比努斯就变得失魂落魄——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已经将士兵引入死亡陷阱的指挥官来说，这是可以想见的。科塔的表现要出色一些。他自始至终觉得事情蹊跷，尽可能小心行事。矢石袭击刚一开始，他和部下的军官们立即让拉长的队伍抛弃辎重，组成方阵。这样一来，虽然战略位置十分不利，至少命令得以传达，各支部队形成一个整体。安毕欧瑞克占据制高点，地形有利，而且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厄勃隆尼斯人避免与罗马士兵短兵相接，只是从上面不断发射标枪、箭和石弹。罗马军队的伤亡人数迅速攀升。每当一个大队试图应对敌军，组织向左或向右突袭时，他们便会暴露于来自后方的弹雨之中。罗马军队深陷围困，力量渐渐衰退，但仍坚持作战长达8小时之久。此时，萨比努斯想要与安毕欧瑞克和谈，科塔虽然被石弹击中面部，却愤怒地提出罗马人是不会和敌军商谈妥协条款的。萨比努斯在和谈时被害，预示着厄勃隆尼斯人准备猛攻谷底，杀戮罗马官兵。很多士兵和科塔一起奋战，牺牲在谷底，但是仍有士兵守住阵形，退到2英里（约3公里）外的营地。残存的士兵在营地抵御厄勃隆尼斯人，一直奋战到傍晚，最后在相互帮助下集体自杀，直至最后一人。如果连这支辎重部队都能在绝境下战斗一整天，宁可集体自杀也不投降，那么罗马的敌人算是遇上大麻烦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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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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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罗马皇权的根基在于其军团的军事力量，那么军团那令人惊叹的战斗精神的基础则是他们所受的训练。同古今所有精锐部队一样，罗马军队纪律严明。教官无须担心人权法庭，可以随意鞭打违抗命令的士兵——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将其鞭打至死。如果整个大队违抗命令，将受到“什一抽杀法”的惩罚：每十个人中将会有一个人在队友面前被鞭笞至死。但是不能仅凭恐惧来打造士气，集体的凝聚力还需要依靠积极手段来促成。新招募的士兵以八人为一组组成一个小队——contubernium（按字面意思理解是一群共享一顶帐篷的人），一同训练，一同作战，一同娱乐。他们只招募年轻士兵——军队都偏好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轻男子。军团士兵也禁止有固定的性伴侣——妻室儿女会让他们作战犹豫不决。基础训练非常严酷。士兵必须学会背负至少25公斤重的盔甲和装备，在5小时内行军36公里。整个过程中，士兵被告知他们出类拔萃，他们的战友卓越无比，他们所属的部队精练勇锐，就像海军陆战队一样，只是更加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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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训练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超级健壮的年轻男子。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残酷对待，因而也变得无比残酷；虽然不许有强烈的情感纽带，但他们彼此感情深厚，并且对他们所属的军团深感自豪。这一点在向军团军旗——鹰旗——宣誓的虔诚誓言里有所体现。训练成功通过时，士兵以性命和荣誉起誓，追随鹰旗，绝不弃逃，直至战死。士兵们誓死不让军旗落入敌人之手。科塔的军团旗手卢修斯·彼特洛希狄乌斯（Lucius Petrosidius）在自己被击倒时宁可将鹰旗投向通厄伦的壁垒内，也不愿让敌人夺走它。军团荣誉和士兵的团结一致成为士兵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维持着他们那无可匹敌的斗志和服从命令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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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项身心训练之外，罗马军团还有一流的实战技能训练。就当时的标准而言，罗马士兵装备精良，但并不具备秘密兵器。他们的装备大多效仿周边部落，例如方盾（scutum）——罗马士兵使用的独具特色的大盾牌——就借鉴了凯尔特人（Celts）的盾牌。但是他们接受了严格训练，能使这些装备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教官逐个教导他们如何抵挡狂舞的敌剑。他们可以用方盾来挡剑，用短剑（gladius）——罗马士兵特有的剑——猛地刺向敌人挥剑时暴露的一侧身体。除兵器训练外，军团士兵还配有防护盔甲，使他们在短兵相接时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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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历次高卢战役中，恺撒的军队能够以少胜多。安毕欧瑞克正是针对这一点采纳了良策：先用矢石攻击长达8小时，使罗马军队兵力大减，然后再命令厄勃隆尼斯人冲入谷底。从更大层面上来看，罗马军团通过训练，以分队为单位作战，听从军号传达的指令，即便是在混战中也依然能保持凝聚力。因而，只要时机成熟，一个称职的罗马指挥官就能充分发挥兵力，如果有必要，还能井然有序地撤退。只要纪律严明，集中的兵力比人数众多的凶猛散兵游勇更具优势。而正是因为深陷谷底，在战略上完全处于劣势，才使得科塔没能带领他的士兵成功突围。在另一次战斗中，被困的罗马士兵仅仅有300人，他们在更为平坦的地面上抵御6000名敌军好几个小时，只有少数人员受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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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团还有其他技能。学习建造和快速建造是训练的一项标准内容。修筑道路、筑防和建造攻城装备只是训练任务中的几项而已。恺撒曾花费仅仅10天时间就在莱茵河上架设了浮桥，而且罗马人只用小队士兵常驻壁垒，就能控制住大片领土。11月那天的战役里，科塔留守营地的提议原本是可行的。三年前，为了拿下圣伯纳德山口（St. Bernard Pass），恺撒派遣一支由8个大队组成的罗马军队到罗讷河（Rhône）河源所处的阿尔卑斯（Alpine）山谷［在日内瓦湖（Lake Geneva）以北］越冬。面对在兵力上占优势的敌军，罗马军队利用自己的防御工事和战术理念大败袭击者，在随后的撤退中没有受到任何扰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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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团的建筑技能还被有效地应用到进攻性的包围战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征服阿莱西亚（Alesia）的战役。阿莱西亚是伟大的高卢首领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建在山上的要塞和指挥部。恺撒的军团在长达14英里（约22.5公里）的圆形营地周围挖出三圈壕沟——一条深宽各20英尺（约6米），另两条深宽各15英尺（约4.6米）——沟前设有各种陷阱，还辅以标准的斜坡和12英尺（约3.7米）高的木栅栏，上设雉堞，每隔80英尺（约24.4米）设一座瞭望塔。高卢援兵前来攻击时，他们又在围墙外侧加筑类似的封锁线。因此，凭借防御工事，罗马士兵始终保有战术优势，有足够的时间让后备兵力赶往敌方的进攻点，从而击退在兵力上占优势的敌人从内外发动的进攻。在乌克萨洛登纳姆（Uxellodunum）围攻那看似坚不可摧的高卢要塞时，恺撒在一座巨大的斜坡上建造了十层高的瞭望塔，并开挖地道，截断城内防守人员去山泉（他们的唯一水源）取水的通道，从而迫使他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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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罗马军团在战斗中就是一台职业杀人机器，那么他们还远不止如此。他们的建筑能力能将军事胜利很快转化为对当地的长期统治：这是帝国得以缔造的战略利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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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在高卢地区进行的一系列战役处于罗马走向帝制过程的较晚阶段。建国之初，罗马只是众多城邦中的一个，先是为生存而战，接着又为夺取意大利中部和南部霸权而战。正如罗马城的起源一样，罗马早期许多局部战争的细节不得而知。然而，自公元前6世纪晚期开始，便有了关于这些战争的记载。战争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世纪初罗马确立对其周边地区的统治——公元前283年，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投降；公元前275年，罗马征服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作为当地角逐的胜出者，罗马成长为可以与西地中海另一大国迦太基（Carthage）抗衡的地方势力。第一次布匿战争（Punic）从公元前264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41年，以罗马人在西西里（Sicily）建立第一个行省结束。在第二次（公元前218—前202年）和第三次（公元前149—前146年）布匿战争中，迦太基被彻底击败。战争的胜利确立了罗马在西地中海毋庸置疑的霸主地位，并将北非（North Africa）和西班牙（Spain）纳入其现有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罗马的势力开始向更多的地方扩张。公元前167年，罗马征服马其顿（Macedonia），并且自公元前2世纪40年代起，在希腊确立直接统治，预示着罗马将在富庶的地中海东部腹地确立霸权。到公元前100年前后，西里西亚（Cilicia）、弗里吉亚（Phrygia）、吕底亚（Lydia）、卡里亚（Caria）等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些行省落入罗马之手。之后，其他行省也纷纷被征服。公元前64年，庞培（Pompey）吞并塞琉古王朝（Seleucid）的叙利亚（Syria）。公元前30年，屋大维（Octavian）征服埃及，至此罗马在环地中海地区的统治地位完全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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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地中海及沿海地区都是罗马称霸的重心，但是要想拿下这些地区，必须先将军团推进到欧洲的阿尔卑斯山（Alps）北部、地中海以外的地区。在意大利北部打败凯尔特人、确立统治后不久，罗马于公元前2世纪20年代在纳尔榜南西斯高卢（Gallia Narbonensis，主要位于法国地中海沿岸）设立行省。罗马需要这片新领土来保卫意大利北部，因为从构造上来说，山脉——即便是很高的山脉——本身并不是边界，这一点已被汉尼拔（Hannibal）证实。从共和晚期到帝国初期，即大约在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间，统治者出于为自己博取荣耀的目的，继续向外扩张。至此，征服海外成为罗马公认的权术，因而征战延伸到既无利可图又不具备战略地位的地区。公元前58—前50年，因为尤里乌斯·恺撒，整个高卢地区被纳入罗马的统治。在恺撒的甥孙兼养子、指定继承人屋大维（著名的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的统领下，罗马又征服了更多的领地。到公元前15年，罗马军团已经踏入多瑙河的上游和中游地区——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巴伐利亚（Bavaria）、奥地利（Austria）和匈牙利（Hungary）。这一带的一些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罗马的藩属国，但现在被变成行省，处于罗马的直接统治之下。到公元前9年，多瑙河以南一带被吞并，通往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口沿线的弧形地带也被纳入帝国的版图。此后约30年间，罗马在欧洲的北部边界就在易北河（River Elbe）以南变动，后来因难以拿下德国的黑森林地区而不得不放弃征服莱茵河以东地区。公元43年，在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皇帝的率领下，罗马军团开始征战不列颠。约三年后，色雷斯（Thracian）王国（现在的保加利亚及周边地区）正式被罗马帝国吞并，成为罗马的行省。罗马最终得以以两条主要河流——莱茵河和多瑙河——确立北部边界。在之后的帝国统治期间，这个边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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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几个世纪的征战造就了罗马的军事体系和领土扩张。然而，仅凭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建造一个帝国。罗马在其称霸的整个过程中还结合定向外交，必要时也会毫不留情。有几次，恺撒对待高卢战俘非常仁慈，如果他认为会对罗马有利，便将他们遣返。同样，他也小心谨慎，避免对臣服的高卢部落提出过分要求，只是向他们征集辅助部队和粮草。他还很乐意调配军团，保护新盟国免受第三方侵略。鉴于恺撒的这种温和姿态，许多高卢部落很快就认识到合作比对峙可能对自己更有利。罗马长久以来都在采用这种策略。因此，军事胜利与外交手段有效结合，共同缔造了罗马帝国。例如公元前133年，帕加马（Pergamum）王国（希腊化时期的富庶古国，位于现在的土耳其西北部）最后一位独立国王阿塔罗斯三世（Attalus III）在遗嘱中将王国赠予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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