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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对待高卢问题也同样心狠手辣。挑起事端的敌对部落首领都被鞭笞至死——公元前53年战期结束时，高卢塞农人（Gallic Senones）的族长兼辅助部队首领亚克（Acco）便被处以这种刑罚。罗马军团到达后仍未投降的敌对部落则整个被卖为奴，甚至有时干脆就被屠杀掉。公元前52年，为报复一次针对大批罗马商人及其家人的屠杀事件，恺撒向阿凡历古姆（Avaricum）山顶的要塞发动进攻。阿凡历古姆的防御维持了一段时间。防卫最终被攻破，罗马军团在城中烧杀抢掠。据称城中总共有4万名男女老少，只有800人幸免于难。一如既往，我们无法知道恺撒在多大程度上夸大了这些数据，但毋庸置疑的是罗马人用残暴震慑了对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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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们对仇敌绝不宽恕，也永不忘记。在为科塔及其部下复仇时，罗马军团也同样残酷无情。后来，特雷维里的英度鞠马勒斯被发现率领过几次围攻行动，于是恺撒专门调派一支骑兵，对他进行突击，将他击败。至于厄勃隆尼斯人，罗马在下一个战期持续进攻他们的领地，迫使他们四散逃窜。恺撒并没有浪费兵力将他们赶出森林，而是大度地邀请周边部落一起掳掠。所有村庄都被烧毁，许多厄勃隆尼斯人在不计其数的冲突中被杀。很快，厄勃隆尼斯人的首领卡图弗留斯（Catuvoleus）忍无可忍了。据恺撒记载：“看到自己无法忍受战争和逃亡，［他］以众神的名义诅咒安毕欧瑞克不该提出这样的计策，然后就在一棵紫杉上自缢而亡。”即便他不把自己吊死，也多半会有人代劳。至于安毕欧瑞克，他逃亡了几年，最终的下场在恺撒的《高卢战记》（Gallic War）中并没有记载。他最后一次出场是在公元前51年。一支罗马军队再次在厄勃隆尼斯人的领地上烧杀掠夺，旨在激起他们对首领安毕欧瑞克的仇恨，好让他们自己去对付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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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并非天才的做法，但这原本也用不着什么天才。在欧亚大陆西部历史上的这一时刻，软硬兼施的政策再加上罗马军团的力量，足以建造一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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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罗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西起英格兰（England）和苏格兰（Scotland）的边界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东至底格里斯河（River Tigris）和幼发拉底河（River Euphrates）流经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东西相距约4000公里；北起莱茵河河口的罗马军事基地，南至北非阿特拉斯山（Atlas Mountains）的哨岗，南北相距相对只有2000公里。罗马帝国的统治历时长久。抛开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n）的短暂统治（仅持续了150年）不算，自奥古斯都时代至公元5世纪，罗马统治这整片疆域长达450年之久。对于这么久远的事件来说，我们可能会没有什么时间概念。我们有必要停下来试想一下，从现在往回追溯450年便是1555年。在英国，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还没有继位；从更大范围来看，欧洲正处于宗教改革运动的水深火热之中。换言之，罗马帝国的统治旷日持久。从疆域的辽阔和统治的长久这两方面来看，罗马军团的军事力量在地球的这个角落创造了一个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当然，正是这种成功使得对其衰亡的研究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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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长治久安使我们想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立刻会意识到，在这么多个世纪里，帝国显然不会一成不变。自伊丽莎白一世起到现在，英格兰基本上一直都是一个王国，但已经面目全非了。罗马帝国也不例外。400多年的历史将公元4世纪的后期罗马帝国变成一头尤里乌斯·恺撒都无法识别的动物。传统上认为这两个因素相互关联，由此产生一派观点，主张在帝制的几个世纪里，帝国所经历的重大变化是导致其最终瓦解的根源。不同的史学家选择强调的变化各不相同。众所周知，对爱德华·吉本而言，基督教在帝国的推广是个关键时期。其和平理念削弱了罗马军队的斗志，带有迷信色彩的宗教观念侵蚀了古典文化的理性。20世纪则明显倾向于强调经济因素。例如，A. H. M.琼斯（A. H. M. Jones）在1964年提出主张，认为到公元4世纪，帝国的赋税严苛，农民的产出所剩无几，已无法保障家人的生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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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要想就罗马的衰亡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有必要了解导致帝国后期不同于以往的内部变化。有观点认为，到公元4世纪，罗马自身的内部变化已大大削弱帝国的实力，令其摇摇欲坠；到公元5世纪，帝国不负重荷，最终瓦解。而本书将论证该观点已难以为继。公元5世纪的瓦解应该另有其因。要确立这个基本出发点，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罗马帝国后期的运作机制和造就它的一些变化。首先要探讨的就是罗马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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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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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恺撒时代的罗马，公元4世纪时的罗马依然是一个庞大的帝都。和现在一样，游客慕名而来，瞻仰名胜：广场、罗马竞技场、元老院、皇家宫殿和私人宅邸。罗马统治者在此竖立了纪念他们荣耀的纪念碑，例如为庆祝公元2世纪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对外征战胜利而雕刻的马可·奥勒留纪念柱，以及之后在公元4世纪10年代为纪念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平定内乱而立的君士坦丁凯旋门。罗马的人口数量也同样无愧于其帝都的地位，这是由从帝国其他地区流入的税收支撑起来的。公元4世纪时，罗马约有100万人口，而其他城市中只有个别人口超过10万，多数城市人口不到1万。要养活这么多人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尤其是还有大批人有资格享受战争补助，即每天免费享受配给罗马的面包、橄榄油和葡萄酒。罗马两大港口的遗址——奥斯提亚（Ostia）和提布尔（Tibur）——直观地反映了由此产生的给养问题。一批码头不足以提供足够的粮食吞吐量，他们便建造了第二批码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迦太基（罗马北非行省的首府）挖掘工作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大规模的港口设施在这里开挖建造，用来往船上装载运往帝国心脏的粮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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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意义上，位于城中心的元老院都是罗马的心脏、政治中心，恺撒的大多数支持者与反对者一同成就了恺撒。在恺撒时代，元老院约有900名元老。他们都是富有的地主、卸任的地方行政长官，或是罗马显贵的密友。这些贵族世家主宰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9公元4世纪的元老院里很少有人是这些古老家族的直系后裔。原因很简单。一夫一妻制婚姻中，连续三代以上产生男性子嗣的几率并不高。在自然条件下，约20％的一夫一妻制关系完全不会产生后代，还有20％的只产生女性后代。虽然也有例外［最广为人知的是中世纪法国的卡佩（Capetian）家族，在600多年里一直产生男性直系后裔］，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公元4世纪元老院的元老都不是尤里乌斯·恺撒时代元老的男系直系后裔。多数是这些旧显贵的旁系后裔——当然，有些元老是这样声称的，并且他们财富的构成也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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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后期的元老中，通过其作品最为我们熟知的是一位名叫昆图斯·奥勒留·叙马库斯（Quintus Aurelius Symmachus）的元老。他成年后正好经历了公元4世纪的后半期。其作品由7篇演说和900来封书信组成，写于公元364年至402年间。叙马库斯对这些作品进行了部分修订，死后由他儿子出版。在中世纪时，作为拉丁文风的典范，他的作品被僧侣广泛抄写。其中的演说部分自有其值得关注的地方，我在本章中会再次提及。但这些书信，仅是通信者的数量和对生活在罗马帝国后期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各方面的阐述就颇具吸引力。叙马库斯非常富有，在贵族阶层中极具代表性。他投资的地产遍布于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西西里和北非；他的同侪还在西班牙和高卢南部持有地产。10在西西里和北非投资地产体现了罗马旧显贵在对迦太基的布匿战争中的获益，以及随后几个世纪里财富通过继承和姻亲关系在其后裔中不断倒手。在历任皇帝的统治下都会有“新人”通过与旧显贵联姻而晋升。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元老院依然是皇权社会的至高点，罗马梦想者始终如一为之努力的卓越典范。因此，即便是几个世纪之后，元老们的土地财富在地理上的分布仍能体现罗马最初崛起时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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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马库斯及其同侪都强烈地意识到他们自身和元老院所肩负的沉重历史包袱。他们在信中也明确表达了这一点。叙马库斯在信中称罗马元老院为“人类的佼佼者”（pars melior humani generis）。11他不仅仅是指自己和同侪比其他人都富有，而是指他们在道德层面上也更加优秀：品德更高尚。在过去，人们经常声称自己更富有，是因为自己的品行高尚。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财富本身的崇拜盛行于世，人们似乎不再需要为特权阶层的私有财产辩解了。这些书信使我们对生活在罗马的罗马人为自己财富辩解时所表现出的个人优越感有了独特的认识。这900封信中约有四分之一是叙马库斯写的推荐信，向地位更显赫的朋友介绍年轻同僚。信中到处提及这样或那样的美德，“正直”、“公正”、“诚实”和“清廉”这类词语频繁出现。这些并不是随意列举的品质，对于叙马库斯及其同侪而言，他们的财产和特定教育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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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育体系的基石是在文法学家（语言和文学阐释专家）的指导下认真研读少量文学作品。学习者大约从8岁开始，要花至少7年时间，只专心学习4位作家的作品：维吉尔（Vergil）、西塞罗（Cicero）、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和泰伦斯（Terence）。之后他们还要跟随雄辩家学习更多的范本，但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逐行阅读范本，认真识别并讨论语言的每一处转折。在学校，一个典型的练习是让学生以选定作者的风格表述一些日常事件（如“用维吉尔的口吻讲述马车竞赛：开始”）。基本上，这些范本被看作包含“正确的”语言规范，孩子们要学习正确的语言——具体词汇和运用词汇的复杂语法。这样做的结果是受教育阶层的拉丁语患上了一种文化顽疾，阻碍或者至少大大减缓了正常的语言变化过程。它的另一结果是瞬间认同。只要一个罗马精英张口说话，便立刻能判断出他学过“正确的”拉丁语。这就好比现代教育系统注重学习莎士比亚（Shakespearean）的作品，凭借人们讲莎士比亚式英语的能力来识别是否受过教育。到公元4世纪，精英阶层的拉丁语与通俗语言已经迥然不同。这一点从在庞贝城（Pompeii）发掘的涂鸦——公元79年火山爆发时被掩埋——可以看出。这些涂鸦显示，作为日常用语的拉丁语已经衍化成为语法结构更简单的罗曼语言（Ro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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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会说“正确的”拉丁语只是故事的一面。叙马库斯及其同僚声称，除了学习这些范本的语言之外，他们还掌握了其内容，培养了别人难以企及的能力。他们认为拉丁语的语法是形成精确逻辑思维的工具。如果没有掌握语气和时态，就不能精确表达意思，或准确描述事物之间的确切关系。12换言之，语法是规范逻辑的入门。他们还将这些范本视为长期积累下来的人类道德行为的数据库——既有善行也有恶行。加以引导，人们可以从中学会有所为，有所不为。简单来说，人们可以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下场中吸取教训：不在席间醉酒，不朝挚友投掷标枪。人们还可以学到一些更微妙的东西，诸如骄傲、隐忍和爱等人类情感、能力及其产生的影响，这些都有个人的行为和命运为证。就更深层面而言，叙马库斯及其同侪还重申了源自希腊古典时期的教育哲学，主张只有通过仔细思考对人类各种行为的广泛记载，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理性和感性认识，从而达到最高境界。真爱、真恨、真怜悯和真钦佩并不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与生俱来的情感；启蒙和真正的人性需要经过拉丁语课堂来打造、改进。叙马库斯在描述帕拉迪乌斯（Palladius）时说道：“［他的］雄辩技巧娴熟，想象力丰富，思想深邃，风格出色，打动了罗马听众。我对他的评价是：他在人品和演说才能上都堪称典范。”13在叙马库斯之辈看来，受过教育的罗马人不仅能讲一门更优等的语言，而且还能用这门语言讨论超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理解范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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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对于现代人来说大多比较乏味。虽然罗马的文法学家也会利用经典作品提出历史、地理、科学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课程范围太过局限。对语言的关注也使拉丁文成为一种过于正式的媒介。就像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抱怨格莱斯顿（Gladstone）一样，叙马库斯在信里经常会像在公开场合一样讲话：“这样就不会有人指责我，说是我中断了我们之间的通信。与其长时间地消极等待您的回复，倒不如赶紧履行我的义务。”14这是他的作品集里第一封信的开场白，于公元375年写给他的父亲。在公元4世纪，父子间的这种拘礼并不少见。事实上，对于古典时期的人而言，这种精英式教育的成果首先体现在演说的艺术上。叙马库斯如愿以偿，在他那个时代被称为“演说家”，还常常把自己的演说稿发送给朋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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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罗马人并不都像叙马库斯那样关注教育，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教育不仅能使人分辨美德，还提供了说服他人接受自己（正确）观点的必要工具。换句话说，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领导他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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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见，拥有这种梦寐以求的巨大优势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各样的责任。一旦具备领导能力，他们就必须领导他人。其形式不一，或参与立法，或身居要职，树立正直的典范，或不必那么正式，只是给公众树立得体行为的榜样。古代罗马上流社会认为，一个人只有能够控制住自己才能尝试去控制他人。受过教育的人还应为他们所处的文学传统尽义务。研读古典作品（有时有新的版本和注释）是一项毕生的责任。叙马库斯及其同侪很乐意继续履行这项责任。他在信中提到自己关于普林尼（Pliny）《博物志》（Natural History）的研究，还提到挚友维提乌斯·阿戈里乌斯·普雷泰克塔图斯（Vettius Agorius Praetextatus）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哲学的专家。中世纪时期的僧侣遵循古典作品的誊写传统，在几个世纪里反复抄写，保留了许多罗马显贵写在空白处的评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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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教育的精英必须和同侪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叙马库斯的书信在很多方面都让人十分恼火。他生活在一个令人关注的时代，认识各色各样的人，并且和他们通信。但他在信里很少谈论时事。因此愤怒的史学家们通常认为这些书信毫无价值：“从没见过有人写了这么多内容却什么都没说。”17事实上，叙马库斯是有观点的，而且观点鲜明。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些信的主要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它们就具体事件说了或者没说什么，而是在于它们的规模和所传达的罗马后期的精英价值观。它们传递的信息是，罗马精英共享同一种鲜明而优越的文化，无论如何都应保持一致。它们还传达了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属于同一阵营的观念——借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独特说法，双方都是“自己人”。通信时还要遵循明确的礼仪。首次给对方写信相当于第一次亲自拜访对方；没有恰当的理由就中断通信的话，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和厌恶；通信建立后，普遍认可的不回信的理由包括自己或家人生病，或公务繁忙；如果有人要离开罗马，他需要先写信提及，然后和他通信的人才能回信，这一点倒是很奇怪。关系一旦建立，便能发挥各种作用——叙马库斯的200多封推荐信便是个有力证明。但最重要的还是关系本身。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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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这种状况及其文化预设对于尤里乌斯·恺撒来说并不陌生。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希腊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提出深奥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正是通过与希腊的接触，叙马库斯所接受的主要教育思想才得以融入罗马文化。在恺撒时代，这种教育思想的主体已经传入罗马。恺撒本人便是一位文学家和演说家。这些才能在他所处的社会受到高度重视。与恺撒处于同一时代的西塞罗是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公元4世纪叙马库斯之辈满腔热情地研读的4位经典作家之一。可以想见，这些有限的材料经过400年的进一步研读后，不同类型拉丁文学的写作规则已经变得比恺撒时代的要复杂得多。但基本理念始终没有改变。两个时代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一个因接受稀缺教育、命中注定要领导人类而区别于其他人的精英阶层。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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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恺撒生活在公元4世纪，大概多少也会意识到普通民众的存在。这时候，普通人仍占罗马人口的大多数。虽然叙马库斯只是在信中的题外话里提到他们，但是我们仍能瞥见此时的罗马依然有对panem et circenses——“面包和马戏”——的基本需求，以取悦民众，防止社会动荡。在叙马库斯的时代，有一次从北非运来的粮食没能顺利抵达，没有地产的平民便发怒了。同样，在他父亲那个时代，葡萄酒供应短缺，平民也曾因合理原因发动过暴乱。罗马人曾利用葡萄酒制作水下混凝土。老叙马库斯负责监工一项使用水下混凝土的建筑工程。平民们听到了风声。在葡萄酒紧缺的时候，他们居然还用葡萄酒制作混凝土，结果引起骚乱。20老叙马库斯因此被迫离开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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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也能体现贵族取悦民众的需要：为庆祝儿子进入元老院，叙马库斯迫不得已，精心筹备了一场竞技大会。几个世纪以前，恺撒也举办过这类竞技大会。叙马库斯筹备了各种有趣的活动，购买7条苏格兰猎犬——可能是一种猎狼犬；还通过边境熟人获得20名奴隶——参加马车竞赛的4辆竞技马车各配5名奴隶。整个大会就像一场隆重的表演，但是从叙马库斯的信里可以看出大会期间状况百出，虽然有的只是些令人烦心的小事。叙马库斯十分气恼，在信中抱怨自己得为从北非进口的熊缴纳关税。21更可气的是，他从西西里岛雇用的一群演员和马戏团在那不勒斯（Naples）湾的海滨“走丢”了。他们很可能是在那里挣着外快，后来叙马库斯的手下设法追查到他们的下落，把他们匆匆带回罗马。2210年前叙马库斯自己荣升执政官时举办的竞技大会上，来自西班牙的马匹表现突出，所以叙马库斯软磨硬泡，让一个伊比利亚（Iberian）的熟人从西班牙帮他弄来几匹马，庆祝儿子的晋升。不幸的是，到达罗马时，16匹西班牙马只剩下11匹。马车竞赛的计划被全盘打乱（马车竞赛有4辆马车参加，每辆马车需要4匹马）。23在叙马库斯对这个马戏团最后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相当沮丧。从信中看出，马戏表演推迟了。仅剩的几只鳄鱼拒绝进食。因此叙马库斯焦虑不安，催促马戏团在这些可怜的动物饿死之前尽快表演。24尽管如此，所有精彩的表演背后都是一团糟，这在恺撒时代肯定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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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关注罗马城，帝国从恺撒时代到叙马库斯时代的变化不会立即显现。公元4世纪时，罗马依旧是帝国庞大的权力基础，税收源源不断，人口膨胀，宏伟富丽。罗马仍处于自命不凡、出身高贵的精英统治之下，这些人坚信自己优越无比，对城里的民众不屑一顾。然而，无论它有多么富丽宏伟，罗马也只是帝国的一隅。即便它看上去宏伟依旧，罗马实际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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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68年年底，叙马库斯离开罗马，前往北方。这次出行不是一次观光旅行。他率领一队元老出使坐落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摩泽尔河河谷的特里尔城（Trier，现在德国、法国和卢森堡的交界处）——420多年前，唆使厄勃隆尼斯人进攻萨比努斯和科塔的特雷维里人的首领英度鞠马勒斯的常去之地。一如既往，叙马库斯在信里没有描述此次出行的任何细节，既没有出行路线，也没有出行情形。然而，作为官方的元老使团，其出使成员有权使用“cursus publicus”——公共交通系统——由官方维护、驿站遍布的交通网络，用于更换驿马，或提供食宿。通往北方的大道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圣伯纳德山口，到达罗讷河河源，然后继续往北沿索恩河（River Saône）通向摩泽尔河河源，最后沿河而下到达特里尔。如果恺撒的英灵跟随这队使节一起出行的话，所经之地在这4个世纪里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会使依旧熟悉如故的罗马城给他带来的惬意感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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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出使的目的本身就包含一个明显而不失深刻的变化。叙马库斯一行人要向时任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进献登基税或冕金（aurum coronarium）。理论上，登基税或冕金是一种自愿的现金支付方式，在皇帝即位和之后的每五周年纪念（quinquennalia）时，由帝国的各个城市上缴给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在公元364年登上皇位。因此，叙马库斯率领的使团是为了纪念瓦伦提尼安一世登基五周年北上的。虽然有点早，但是这样一来使团就有足够的时间在2月26日纪念日前抵达。当然，在恺撒时代，罗马并没有皇帝，只有一群争吵不休的寡头。他们的对立与不和引发大量内战。公元前45年，恺撒出任终身元首（imperator，大将军）。一年之后，在他遇刺身亡前，他还被建议称帝。尽管如此，在恺撒的甥孙屋大维称帝、成为奥古斯都时，皇帝的称号还很新奇。自那以后，这个职位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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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所有打着共和名义的行为都消失殆尽。奥古斯都曾竭力装作他围绕自己建立的权力体系并不代表对旧有共和统治的推翻。在元首制下，元老院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既便是在奥古斯都执政时期，这层伪装看上去也很单薄。到公元4世纪，皇帝在人们眼中就是一位专制君主。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短暂存在之后，继之而起的王国里逐渐形成统治权的概念。这种来自希腊的概念改变了塑造皇权形象的理念和礼仪生活。这些理念主张，合法的统治者受到神的启示，是由神选定的。表现更突出的人成为神圣的统治者，与神沟通，普通人应该顺从行事。到公元4世纪，标准礼仪规定受到皇帝接见时要行跪拜礼（proskynesis），少数特权阶层还允许亲吻皇帝长袍的下摆。当然，在这出戏中，皇帝也会演好他的角色。公元4世纪史学家阿米安·马塞林（Ammianus Marcellinus）描述了公元357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公元337—361年在位）进入罗马的庄严时刻。虽然阿米安并不完全认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但是在他看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是皇帝出席仪式的典范：“他的脖子仿佛被夹板夹住，目视前方，毫不左顾右盼……战车颠簸的时候头也依然保持不动。他没有吐过口水，没有擦过脸，没有摸过鼻子，没有挥过手。”因此必要时——在适合神选定的统治者的重大日子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能表现出超人的风仪，没有显露任何常人的缺点。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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