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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教育的精英必须和同侪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叙马库斯的书信在很多方面都让人十分恼火。他生活在一个令人关注的时代，认识各色各样的人，并且和他们通信。但他在信里很少谈论时事。因此愤怒的史学家们通常认为这些书信毫无价值：“从没见过有人写了这么多内容却什么都没说。”17事实上，叙马库斯是有观点的，而且观点鲜明。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些信的主要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它们就具体事件说了或者没说什么，而是在于它们的规模和所传达的罗马后期的精英价值观。它们传递的信息是，罗马精英共享同一种鲜明而优越的文化，无论如何都应保持一致。它们还传达了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属于同一阵营的观念——借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独特说法，双方都是“自己人”。通信时还要遵循明确的礼仪。首次给对方写信相当于第一次亲自拜访对方；没有恰当的理由就中断通信的话，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和厌恶；通信建立后，普遍认可的不回信的理由包括自己或家人生病，或公务繁忙；如果有人要离开罗马，他需要先写信提及，然后和他通信的人才能回信，这一点倒是很奇怪。关系一旦建立，便能发挥各种作用——叙马库斯的200多封推荐信便是个有力证明。但最重要的还是关系本身。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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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这种状况及其文化预设对于尤里乌斯·恺撒来说并不陌生。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希腊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提出深奥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正是通过与希腊的接触，叙马库斯所接受的主要教育思想才得以融入罗马文化。在恺撒时代，这种教育思想的主体已经传入罗马。恺撒本人便是一位文学家和演说家。这些才能在他所处的社会受到高度重视。与恺撒处于同一时代的西塞罗是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公元4世纪叙马库斯之辈满腔热情地研读的4位经典作家之一。可以想见，这些有限的材料经过400年的进一步研读后，不同类型拉丁文学的写作规则已经变得比恺撒时代的要复杂得多。但基本理念始终没有改变。两个时代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一个因接受稀缺教育、命中注定要领导人类而区别于其他人的精英阶层。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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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恺撒生活在公元4世纪，大概多少也会意识到普通民众的存在。这时候，普通人仍占罗马人口的大多数。虽然叙马库斯只是在信中的题外话里提到他们，但是我们仍能瞥见此时的罗马依然有对panem et circenses——“面包和马戏”——的基本需求，以取悦民众，防止社会动荡。在叙马库斯的时代，有一次从北非运来的粮食没能顺利抵达，没有地产的平民便发怒了。同样，在他父亲那个时代，葡萄酒供应短缺，平民也曾因合理原因发动过暴乱。罗马人曾利用葡萄酒制作水下混凝土。老叙马库斯负责监工一项使用水下混凝土的建筑工程。平民们听到了风声。在葡萄酒紧缺的时候，他们居然还用葡萄酒制作混凝土，结果引起骚乱。20老叙马库斯因此被迫离开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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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也能体现贵族取悦民众的需要：为庆祝儿子进入元老院，叙马库斯迫不得已，精心筹备了一场竞技大会。几个世纪以前，恺撒也举办过这类竞技大会。叙马库斯筹备了各种有趣的活动，购买7条苏格兰猎犬——可能是一种猎狼犬；还通过边境熟人获得20名奴隶——参加马车竞赛的4辆竞技马车各配5名奴隶。整个大会就像一场隆重的表演，但是从叙马库斯的信里可以看出大会期间状况百出，虽然有的只是些令人烦心的小事。叙马库斯十分气恼，在信中抱怨自己得为从北非进口的熊缴纳关税。21更可气的是，他从西西里岛雇用的一群演员和马戏团在那不勒斯（Naples）湾的海滨“走丢”了。他们很可能是在那里挣着外快，后来叙马库斯的手下设法追查到他们的下落，把他们匆匆带回罗马。2210年前叙马库斯自己荣升执政官时举办的竞技大会上，来自西班牙的马匹表现突出，所以叙马库斯软磨硬泡，让一个伊比利亚（Iberian）的熟人从西班牙帮他弄来几匹马，庆祝儿子的晋升。不幸的是，到达罗马时，16匹西班牙马只剩下11匹。马车竞赛的计划被全盘打乱（马车竞赛有4辆马车参加，每辆马车需要4匹马）。23在叙马库斯对这个马戏团最后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相当沮丧。从信中看出，马戏表演推迟了。仅剩的几只鳄鱼拒绝进食。因此叙马库斯焦虑不安，催促马戏团在这些可怜的动物饿死之前尽快表演。24尽管如此，所有精彩的表演背后都是一团糟，这在恺撒时代肯定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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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关注罗马城，帝国从恺撒时代到叙马库斯时代的变化不会立即显现。公元4世纪时，罗马依旧是帝国庞大的权力基础，税收源源不断，人口膨胀，宏伟富丽。罗马仍处于自命不凡、出身高贵的精英统治之下，这些人坚信自己优越无比，对城里的民众不屑一顾。然而，无论它有多么富丽宏伟，罗马也只是帝国的一隅。即便它看上去宏伟依旧，罗马实际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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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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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68年年底，叙马库斯离开罗马，前往北方。这次出行不是一次观光旅行。他率领一队元老出使坐落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摩泽尔河河谷的特里尔城（Trier，现在德国、法国和卢森堡的交界处）——420多年前，唆使厄勃隆尼斯人进攻萨比努斯和科塔的特雷维里人的首领英度鞠马勒斯的常去之地。一如既往，叙马库斯在信里没有描述此次出行的任何细节，既没有出行路线，也没有出行情形。然而，作为官方的元老使团，其出使成员有权使用“cursus publicus”——公共交通系统——由官方维护、驿站遍布的交通网络，用于更换驿马，或提供食宿。通往北方的大道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圣伯纳德山口，到达罗讷河河源，然后继续往北沿索恩河（River Saône）通向摩泽尔河河源，最后沿河而下到达特里尔。如果恺撒的英灵跟随这队使节一起出行的话，所经之地在这4个世纪里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会使依旧熟悉如故的罗马城给他带来的惬意感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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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出使的目的本身就包含一个明显而不失深刻的变化。叙马库斯一行人要向时任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进献登基税或冕金（aurum coronarium）。理论上，登基税或冕金是一种自愿的现金支付方式，在皇帝即位和之后的每五周年纪念（quinquennalia）时，由帝国的各个城市上缴给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在公元364年登上皇位。因此，叙马库斯率领的使团是为了纪念瓦伦提尼安一世登基五周年北上的。虽然有点早，但是这样一来使团就有足够的时间在2月26日纪念日前抵达。当然，在恺撒时代，罗马并没有皇帝，只有一群争吵不休的寡头。他们的对立与不和引发大量内战。公元前45年，恺撒出任终身元首（imperator，大将军）。一年之后，在他遇刺身亡前，他还被建议称帝。尽管如此，在恺撒的甥孙屋大维称帝、成为奥古斯都时，皇帝的称号还很新奇。自那以后，这个职位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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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所有打着共和名义的行为都消失殆尽。奥古斯都曾竭力装作他围绕自己建立的权力体系并不代表对旧有共和统治的推翻。在元首制下，元老院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既便是在奥古斯都执政时期，这层伪装看上去也很单薄。到公元4世纪，皇帝在人们眼中就是一位专制君主。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短暂存在之后，继之而起的王国里逐渐形成统治权的概念。这种来自希腊的概念改变了塑造皇权形象的理念和礼仪生活。这些理念主张，合法的统治者受到神的启示，是由神选定的。表现更突出的人成为神圣的统治者，与神沟通，普通人应该顺从行事。到公元4世纪，标准礼仪规定受到皇帝接见时要行跪拜礼（proskynesis），少数特权阶层还允许亲吻皇帝长袍的下摆。当然，在这出戏中，皇帝也会演好他的角色。公元4世纪史学家阿米安·马塞林（Ammianus Marcellinus）描述了公元357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公元337—361年在位）进入罗马的庄严时刻。虽然阿米安并不完全认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但是在他看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是皇帝出席仪式的典范：“他的脖子仿佛被夹板夹住，目视前方，毫不左顾右盼……战车颠簸的时候头也依然保持不动。他没有吐过口水，没有擦过脸，没有摸过鼻子，没有挥过手。”因此必要时——在适合神选定的统治者的重大日子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能表现出超人的风仪，没有显露任何常人的缺点。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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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公元1世纪的皇帝相比，公元4世纪的皇帝也不只是表面看起来更为强大些。自奥古斯都以来，历任皇帝都享有极大的权力。但是几个世纪以来，皇帝的职权又进一步扩大了。以立法为例，公元3世纪中叶以前，罗马的法律体系是通过多元渠道建立的。元老院和皇帝都可以制定法律。但是法律革新主要是由一群律师专家（被称为法学家）来负责。他们由皇帝授权，对法律进行阐释，应用既定的法律原则处理新问题。自公元1世纪到3世纪中叶，罗马的法律主要建立在这些人充满学识的见解之上。然而，到公元4世纪，皇帝已经取代法学家，难以定夺的法律事宜都提交给皇帝处理。由此，皇帝完全掌控了立法过程。在其他方面，尤其是财政体系，情况也很类似。同公元1世纪相比，公元4世纪时，皇帝的官员在征税方面扮演更直接的角色。一直以来，皇帝都有扩大其职权的可能。到公元4世纪，这种可能性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职能上大多都已成为现实。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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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分权而治此时已成为惯例——这样多位皇帝可以同时执政。在公元4世纪，帝国西部和东部处于各自皇帝的统治之下，但并没有完全分裂，而且还有皇帝曾试图独自统治整个帝国。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曾一度单独执政。他的继任者尤里安（Julian）和约维安（Jovian）在公元361年至364年间也独自统治了帝国。公元4世纪90年代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再次单独治理帝国。但是这些单独执政的尝试都不长久。在公元4世纪，帝国多数时候还是处于分权而治的状态。分权而治的形式各异。有些皇帝任命后代亲属——儿子，如果没有儿子的话，就是侄子——为副帝，共同治理帝国。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自公元4世纪10年代直至公元337年去世，一直沿用这一模式。公元4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君士坦丁一世的侄子尤里安及加卢斯（Gallus）共同统治帝国。公元4世纪90年代，狄奥多西一世也打算同他的两个儿子分权而治。虽然他们被授予奥古斯都的头衔，但狄奥多西一世去世时，他们还都年幼，不能真正行使职权。还有的皇帝和亲属（通常是兄弟）平分皇权。公元337年至351年，君士坦丁一世的几个儿子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公元364年后，瓦伦提尼安一世与瓦伦斯（Valens）分治了10年。此外，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初，皇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非亲属关系的人共享。公元3世纪90年代，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确立四帝共治制，作为主帝，同另一位主帝和两位副帝27一起分疆而治。到公元4世纪20年代初，皇帝更替，但是四帝共治的模式一直沿用下来。就这样，帝国后期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分权而治。但在公元4世纪基本上都是两位皇帝：通常是一位统治帝国西部，一位统治帝国东部。到公元5世纪，这种分疆而治的格局基本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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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光有了皇帝（通常还不止一位），而且还有另一个重大变化。叙马库斯的使团在瓦伦提尼安一世登基五周年纪念这样一个重大场合向北出行，去觐见瓦伦提尼安一世。这一事实体现了皇权的另一重大变化。在后期罗马帝国的研究中，学界有一个令人费解的争论，即公元4世纪时，皇帝访问罗马的次数是五次还是四次（每次大概历时一个月）。28这种争论耐人寻味。到底是四次还是五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公元4世纪，皇帝几乎不再访问罗马。虽然罗马依然是帝国的象征性首都，以免费食物和其他补贴形式享有相当比例的帝国税收，但是它已不再是重要的政治和行政中心。尤其是在公元3世纪末和4世纪初，新的权力中心已经形成。这些权力中心距离帝国的主要边界更近。在意大利本土，罗马向北几天行程即可到达的米兰（Milan）已经成为帝国实际政府的主要所在地。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摩泽尔河河畔的特里尔、沙费河（Save）和多瑙河交汇处的塞尔曼（Sirmium）、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以及靠近波斯边界的安条克（Antioch），这四个城市在不同时期也都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在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政体下，四位实际参与执政的皇帝各据一方进行统治。公元4世纪时，形势稍稍稳定下来：帝国西部的米兰和特里尔，以及帝国东部的安条克和新兴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逐渐成为帝国主要的行政和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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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64年，在一次对瓦伦提尼安一世之弟瓦伦斯的演说中，哲学家兼演说家德密斯修（Themistius）含蓄地将君士坦丁堡和罗马进行对比。他强调了后者作为帝国首都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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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连接欧亚两大洲，是海事需求的泊地、陆地和海洋贸易的市场、罗马统治的点缀。因为它不像某个神圣地区那样远离干道。如果皇帝因事待在君士坦丁堡，这也不会给他处理公务带来不便。相反，它是人们往来各地的必经之地。因此，如果皇帝立都在此，便是处于整个帝国的正中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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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干道”的“某个神圣地区”——到处都是神殿，供奉主宰古代胜战的诸神——基本上概括了公元4世纪时的罗马。德密斯修一语中的，皇帝出于行政需要放弃原有的帝都。那些迫切需要他们关注的外来威胁来自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以及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波斯边界。这意味着帝国的战略轴线从北海沿莱茵河和多瑙河向下，到达位于多瑙河切断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的铁门峡谷，然后再经由陆路穿过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直到可以监视东方防线的安条克。公元4世纪时，所有首都都在这条权力轴线（地图1）上，或其附近。而罗马却远离这条权力轴线，无法有效行使其职能；信息传递到罗马要花很长时间，指令传达出去然后再生效，也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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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单单行政需要还不是罗马现在被完全忽视的关键原因。尤里乌斯·恺撒每年夏天出于同样的后勤和战略需要向北到过阿尔卑斯山，向西到过西班牙，还去过地中海东部地区。尽管如此，多数时候他会在冬天回到意大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向支持者赠送礼物，并震慑反对者。恺撒不得不回到意大利，是因为在他那个年代，当他和其他寡头为政治权力斗争耗尽主要精力时（在他们没有忙于征服地中海其他地区时），罗马元老院是参与这些斗争的唯一的政治听众。恺撒的主要政治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是元老院元老，多数高级军团军官和指挥官都具有元老身份，并且主要的权力斗争都在元老院展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本人也正是在元老院的台阶上被刺身亡的。相反，公元4世纪的皇帝不需要待在罗马，因为除了行政压力迫使他们离开意大利之外，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群不同的政治听众。在这个世纪，皇帝不常去罗马，是因为他们出于政治需要在其他地方进行统治。理解帝国演变过程中这一关键性变化的基础在于，认清宫廷——不管它位于何处——是雄心勃勃的罗马人所渴望得到的一切事物的分配中心这一事实。财富、尊严、宠幸和晋升都来自皇帝，因为他是整个欧亚大陆西部税收的重新分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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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世纪的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元310年，有人向君士坦丁一世简要地做了以下概述：“不管是哪儿，只要您经常造访，它便会脱颖而出，一切都会增加——人口、围墙、宠幸；城市和神殿在您脚步所及之处迅速涌现，远远多过大地为朱庇特（Jupiter）和朱诺（Juno）休憩而绽放的花朵。”31在恺撒时代，所有的财富都只在罗马城内重新分配，以便赢取这个关键地区的支持者，并影响那里的民众。但是如果在公元4世纪采用同样的策略，在政治上无异于自取灭亡。自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遇刺后的400年里，皇帝的恩宠范围不得不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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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世纪时帝国的关键政治听众不再是罗马元老院，而是另外两个团体。其中一个一直以来都是帝国政治游戏的重要参与者——军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军官。传统上会把“罗马军队”当作政治力量来看待，但在正常情况下，普通士兵并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所有较为详尽的记载中，一般都是高级军官参与决定皇位的继任人选，或组织政变。军队的战斗序列自尤里乌斯·恺撒以来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然也就影响到担任政治主角的军官人选。在恺撒时代，军队由军团组成，一个军团有5000多人，构成一个主要的军事编队。因此，每个军团指挥官——军团副将（通常还具有元老身份背景）——本身就举足轻重。到公元4世纪，军队的关键人物是高级将官和地方野战军（comitatenses）的军官。一般来讲，三条主要边界上每一条都会有一支重要的野战军防守：一支在帝国西部（聚集在莱茵河边境和意大利北部——通常在意大利北部），一支在巴尔干半岛掩护多瑙河，还有一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保护帝国东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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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后期的另一支关键性政治力量是帝国的官僚机构（通常被称为廷臣，palatini：来自palatium，“皇宫”一词的拉丁语）。虽然行政官员不具有高级将官所拥有的军事影响力，但是他们掌控财政以及立法和司法过程。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帝国的任何政权都无法正常运转。行政官员时刻伴随在皇帝左右，一直都享有很大的权力。帝国初期，皇帝身边的解放奴隶是一支令人畏惧的力量。帝国后期的不同在于中央官僚机器的规模激增。公元249年以前，整个帝国只有250名高级官僚。在仅仅150年之后的公元400年，高级官僚人数达到6000名。他们大多在帝国的主要指挥中心任职（从这些指挥中心即可监视主要边界）。因此，他们不在罗马，而是跟随皇帝，或在莱茵河边境的特里尔或米兰，或在多瑙河边境的塞尔曼（或越来越多的是在君士坦丁堡），或在东方边境的安条克。决定帝国政治命运的不再是罗马元老院，而是会集在主要边境的野战军指挥官和聚集在管理这些边境的首都的高级官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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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位基本上是依据王朝继承权来传递的，但前提是要有合适人选，能够赢得将官和行政官员相当程度的认可。例如，公元364年约维安去世时留下的幼子就没能继承皇位；公元378年，没有亲属关系的狄奥多西一世升任皇帝，因为虽然瓦伦提尼安一世的两个儿子已经被任命为皇帝，但是次子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还乳臭未干，不能有效治理帝国的东部。有时朝代也会中断。公元363年至364年，君士坦丁王朝没有可任命的继承人，促使一些高级将官和官僚勾结，推举各种可能人选。实际上，在这种时候，军官往往会被选中。（首先是公元363年，约维安被选中；接着在公元364年他早逝后，瓦伦提尼安一世又被选中。）但是高级官僚也参与其中，很可能也会考虑争夺权力。公元363年约维安升任皇帝时，一位同名的官僚因为可能对约维安构成威胁而被扔到井里。公元371年，由于密谋反对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弟弟瓦伦斯，一位名叫狄奥多鲁斯（Theodorus）的高级文书被处死。在这次密谋中，狄奥多鲁斯及其支持者举行降神会，询问继任皇帝的名字。灵应牌上写出“狄—奥—多……”。这时，他们停了下来，打开一瓶法兰娜（Falernian，一种古老的白葡萄酒，非常昂贵）庆祝。要是他们将灵应牌上的名字写完，就不会心存幻想，也可以避免悲惨的下场，因为瓦伦斯的继任者叫做狄奥多西（Theodosius）。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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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和政治的有效结合就这样使得权力在地域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军队、皇帝和行政官员都迁出意大利。这一过程还解释了帝国为什么比以往需要更多的皇帝。从行政上来讲，一位皇帝要想有效控制三条主要边界的话，安条克或君士坦丁堡都距离莱茵河太远，特里尔和米兰距离帝国东部也都不近。同样，在政治上，一个恩宠分配中心也不足以满足所有高级将官和官僚的需求，也就不足以防止篡权。三支主要军队都要求分得相当比例的战利品，每年以金币的形式相对少量发放，皇帝重大周年纪念时则要发放得多一些（例如叙马库斯北上庆祝的五周年纪念）。这些军队的将官还喜欢伴随皇帝左右，这样能给他们带来各种升迁机会和荣誉——还有与皇帝共进晚餐的荣幸。文官也不例外。任何政权都不能把所有的恩宠只集中在一个首都，否则会有大批显贵被排除在外。公元4世纪时，统治者们普遍认识到这种政治需求。帝国如果长期处于一位皇帝的统治之下便会陷入困境。公元4世纪晚期，狄奥多西一世常驻君士坦丁堡，出于对自己王朝的考虑（他打算让两个儿子最终各继承一半帝国），拒绝任命一位公认的皇帝人选来统治帝国西部，结果引发不满，并且使他面临被篡位的危险。官僚和军队将官感觉帝国这块蛋糕分配不均，纷纷支持这些篡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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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在政治上和行政上的衰落并非一时所致。早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皇帝出行就已经渐趋频繁，有时候还和另一位皇帝分权而治，共同处理问题。35公元161年到169年间，路奇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共同享有奥古斯都的称号。到公元4世纪，共和时期的辉煌早已成为历史，罗马不再有值得一提的派别和阴谋，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元老院的决策也不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元老院此时在帝国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在权力的获取和行使方面，其行为和成员的作用早已被边缘化。个别元老依然富埒陶白，可能在政治上担任要职。36但即便这样，他们也有一个重大局限。帝国后期罗马元老院元老的升迁（cursus honorum，荣誉体系）只涉及文职，不涉及任何军事指挥权。这样就不利于元老迈出获取皇权至关重要的一步。如前文所述，皇权往往成为将官的专利。元老院的会议记录被转交给皇帝审阅（皇帝当然会翻阅这些记录……），皇帝的急件也让元老院随时了解重大事件（宣读急件是一种荣耀，叙马库斯就曾有幸做过这样的事），元老院还可以就事关元老的重大事情选派使节觐见皇帝。但是元老院并不实际参与政策的制定，而且除了决定元老院每年“自愿”向帝国财政捐款的数额外，皇帝很少征求它的意见。元老院里有很多家财万贯的元老，只要缴纳足够税款，就能担任要职。但它——作为一个团体——已不再是权力和政策斗争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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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元老的地位理所当然地降低了。在公元4世纪之前，罗马的元老［称为“杰出者”（clarissimi），“最杰出的”］享有独特地位。他们没有在其他市政机构任职的义务，也没有在财政和法律上享有各种特权。然而到公元4世纪，一系列变化改变了这种状况。皇帝首先缓慢而稳步地将大批新官僚提拔为元老。起先，这还只是零星进行的，但在公元367年，瓦伦提尼安一世推行了一项重要的勋位改革，将帝国所有可能表明社会地位的文职和军职加以匹配和结合，形成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成为杰出者成了所有人的奋斗目标。从这以后一直到公元4世纪末，杰出者群体显著膨胀，大批官僚获得杰出者身份。公元400年，帝国6000名最高级别的官员所从事的工作都要求任职者是在任或卸任的元老。罗马传统的元老家族就这样失去了独一无二的社会地位。更糟糕的是，新的杰出者人数众多，使得皇帝有必要细分元老阶层，建立两个更高的等级——显赫者（spectabiles）和光荣者（illustres）。总体而言，这两个等级不能世袭，只能通过实际参与行政工作而获得。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公元4世纪30年代到4世纪末，皇帝们通过各种措施，在帝国东部的新首都设立一个对等的元老院。这主要是通过提拔新人来实现，但也会调动已经住在帝国东部的原罗马元老院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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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50年至400年，贵族出身的罗马元老院元老见证了他们所珍视的地位因一个庞大的元老阶层的出现而被吞噬，目睹一个姊妹团体在君士坦丁堡缓慢而又稳健地成长。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