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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一章所述，帝国初期的罗马军队由军团和辅助部队组成。罗马军团只招募罗马公民，每个军团都是一支由5000多人构成的远征军；辅助部队包括步兵大队和骑兵队，招募非罗马公民。到公元4世纪时，罗马军团被划分为更多更小的分队。此前，500人的大队通常都是脱离军团主体，各自独立行事，新分队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将罗马的这种实际做法变成一种正式行为。此外，分队类别也进行了重组。帝国后期的军队不再由军团和辅助部队组成，而是分成边界的常驻军（limitanei）和聚集在三条主要边界的地方野战军（comitatenses）：莱茵河边界、多瑙河边界和东部边界。野战军装备更齐全，薪水更高。但常驻军也同样难以对付，并不像通常刻画的那样只是兼营农业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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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战役中，他们通常协助野战军作战。从分队层面而言，分工也更专业：弓骑兵团（sagitarii）、重装投射兵团（ballistiarii）和铁甲骑兵团（clibanarii）。总体而言，当初恺撒依靠的基本上完全是军团步兵，而现在则更强调骑兵。帝国直接效仿打败戈尔迪安、菲利浦和瓦勒良的波斯敌人，发展重装骑兵。尽管如此，就人数而言，帝国后期的军队，尤其是野战军，依然以步兵为主。步兵不受草料供给的限制，并且能一边远行军一边有效作战，因此就战略而言实际上行动更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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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后期的军队规模现在仍备受争议。我们很清楚公元3世纪初萨珊王朝崛起之前塞维鲁王朝军队的纸面实力。罗马军队由30个军团（每个军团5000多人）和数量相当的辅助部队组成，总共约30万士兵。但是，尽管我们从《罗马帝国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参见本书第五章）中可以获得公元400年前后相当完整的分队列表，我们也无法以类似的方式计算出帝国后期军队的整体规模，因为重组后各种分队类别的理论实力显然各不相同，而且我们也不确定有些分队的具体规模。因此，争论转向了史料记载的士兵总数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64.5万人；另一种说法特别指出是帝国东部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公元284—305年在位）时代的389704人，再加上舰队45562人，共435266人。两种说法都存在问题。第一种说法出自史学家阿伽提亚斯（Agathias，写作时期处于公元6世纪70年代初）的一段文字。阿伽提亚斯将帝国后期64.5万人的军队和当时15万人的军队进行对比，以此来批评时任皇帝。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完全有可能夸大以前的数字。“435266”这个数字似乎更可信一些，因为首先它比较精确，其次历史背景也无可争辩。只是它也出自一位公元6世纪而不是公元4世纪的作者之手，文章写于戴克里先死后200多年。这就不尽如人意了。我们还知道戴克里先统治结束后，重大的军事重组仍在继续，到君士坦丁时代，野战军和常驻军的划分已经正式确立。那么，即便我们相信这个数字准确无误，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罗马军队后来仍在继续扩充。因此史学家估计士兵总人数在40万到60万之间。即便这个估值再少一些也能表明从公元3世纪初到4世纪中叶，30万强的罗马军队规模增加了至少三分之一，而且很有可能比这还多得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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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大幅扩军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因为不光战略形势发生了演变——罗马如今在东部面临超级对手，而且在公元3世纪末和4世纪初，帝国还经历了重大财政调整。一直以来，军费都是帝国最大的财政支出。据保守估计，军队规模即便是增加三分之一，也意味着罗马政府征收的税收总量要大幅增加。要是让一个现代国家将其最大的预算项目增加33％或更多，那些官僚很快就会愁白了头。为了应对萨珊王朝的崛起，帝国不得不彻底改变其财政模式。这同波斯威胁的规模和帝国后期扩充军队的做法完全相符。罗马应对公元3世纪的危机所采取的措施通常被认为是戴克里先皇帝所为。但是，虽然他在执政时期完成并推动很多实质性改革，这些变化大多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一人所为。军队的重组和扩充当然也是这样，与之相应的财政改革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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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世纪危机刚一爆发，皇帝们最先采取的财政措施是将所有已有的税收都纳入中央政府的旗下管理。首先，大约是在公元3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中央政府没收长期实行的城市税收——捐资、通行费和地方税收。城市官员必须继续筹集资金，管理捐资，但是这些收入不再用于地方开销。现在的史学家和研究者通常把这一变革归咎于戴克里先，但同时代的史学家虽然有很多对他的财政改革有所不满，在叙述中却都没有提及任何反对的意见。这是应对财政危机可能采取的措施中最简单的一条，因此也很可能是最先采用的措施之一。这些资金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公元4世纪时，皇帝们有时候还将一部分钱款退还给各城市，以拉拢地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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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收入仍不够支付重组后军队的所有开销。公元3世纪后期，皇帝们继而采用另外两个策略：其一，他们将货币贬值，降低军队通常用以支付军饷的第纳尔的含银量。例如，加里恩努斯（Gallienus，公元253—268年在位）时代的第纳尔实质上已经是铜币，含银量不到5％。这一策略的结果是钱币发行量增加，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戴克里先在公元301年颁布的限价敕令将一个单位的小麦价格定在多达100个新贬值的第纳尔，而在公元2世纪，一个单位的小麦价格约是半个第纳尔。我们通过对比史料发现，商人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意识到新币贬值，从而提高价格。因此每一次货币贬值都为窘迫的皇帝们赢得短暂的喘息机会。但货币贬值和价格限定都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商人们会干脆把商品拿到黑市上去卖。长远来看，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征税来攫取更大比例的帝国财富——帝国生产总值。帝国在公元3世纪深陷危机时也推行了这一办法。在资金紧缺的时候，皇帝们以粮食的形式大量征税。这样虽然避开了货币贬值带来的问题，但由于征税的项目变化无常而极不得人心。最后，戴克里先全面规范了就经济产品固定征收的新税——军粮税（annona militari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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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公元3世纪时在东部突然出现的波斯强国促使罗马帝国进行大规模调整。帝国为了减轻威胁所采取的措施虽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种调整最终还是实现了既定目标。到公元3世纪末，罗马基本上控制了战略形势：供养足够的军队来维持东方前线的安定。公元298年，戴克里先时代的共治皇帝伽列里乌斯（Galerius）取得对波斯的一次重大胜利。自此，罗马几乎都有效地抵挡住了波斯帝国的威胁。公元4世纪时，罗马虽然又吃了几次败仗，偶尔还伤亡惨重，但也获得过一些胜利。总体而言，新的军事机构在维护东方前线安定方面起到了作用。此时，波斯不再像沙普尔入侵叙利亚时那样发动具有严重破坏性的战争，而主要是阶段性地围攻重重设防的罗马要塞。像公元359年的阿米达（Amida）要塞一样，一些要塞偶尔也会沦陷，但从规模上而言，这种失利远不能和公元3世纪的惨败相提并论。虽然当时的战略形势已经不可逆转，但是为了应对来自波斯的更大威胁，帝国已经合理扩充军事和财政结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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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罗马为实现这种状态付出了巨大努力。没收城市税收和改革整个税制并不是一件易事。自萨珊王朝崭露头角以来，罗马耗费50多年时间才整顿好自己的财政。这还要求大规模扩充中央政府部门来实行监管。如第一章所述，自公元250年起，帝国官僚机构的高级职位明显增加。因此，军事和财政的调整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权力在地理上不再集中在罗马和意大利。这在公元2世纪初就已经初现端倪，罗马应对波斯崛起所采取的措施大大加速了这一过程。虽然公元2世纪时就已经出现多位皇帝共同执政的情况，但到公元3世纪，出于政治和行政的需要，多位皇帝共同执政的现象在后期罗马帝国已经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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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3世纪30年代起，由于皇帝们不得不到东部去应对波斯人，帝国西部，尤其是莱茵河边境地区，便看不到皇帝的身影，结果很多军官和行政官员都得不到皇帝的恩宠。这在高层中引发了持久而严峻的政治动荡。公元235年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皇帝被杀。在此后被称为“军事无政府状态”的50年间，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几经易手，先后有不少于20位合法皇帝和一群篡位者掌权，人均执政时间不到两年半。这么频繁地更换皇帝真实地反映了帝国潜在的结构问题。此时，不论皇帝关注帝国的哪个地区，其他地区都会有一批军队指挥官和官僚心怀不满，滋生篡位的想法。从这个角度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高卢帝国”。公元259年瓦勒良被波斯人俘虏，莱茵河边境的文职官员和军官在一群军团长官的领导下建立自己的政权，统治高卢近30年。这个政权只是在确保高卢的这些人也能分得一块帝国大蛋糕，它依然属于罗马，并不是一个分裂政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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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两个最危险的近邻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给它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日耳曼人好战，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都相对较低，给帝国的扩张筑起一道屏障，屏障之外无利可图，没有再继续扩张的必要。因此，罗马在欧洲的边界大体上设在莱茵河和多瑙河附近。居住在近东的波斯人也同样好战，有过更强的政治合作史，经济上也能供养更多各行各业的人。萨珊王朝在这一地区催生了一个超级强国。它的崛起迫使罗马帝国全面审视自己。军队、税制、官僚和政治：一切都得适应新形势以迎接波斯的挑战。帝国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它的世界观和它对所有这些“蛮族”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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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和罗马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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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70年夏，一群撒克逊入侵者乘船偷偷从易北河驶出，沿欧洲大陆北海岸向西行驶。他们避开罗马的防线，最后在法国北部［可能是塞纳河（Seine）以西的某个地方］登陆。罗马很快集结足够兵力，迫使他们和谈。据公元4世纪罗马史学家阿米安·马塞林记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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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看上去对帝国有利，经过变化多端的持久讨论后，我们达成停战协议。根据协议规定，撒克逊人将能服兵役的年轻男子交给我们做人质后才允许离开，顺利返回他们的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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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和谈时，罗马在撒克逊人和他们的战船之间秘密部署了重装骑兵和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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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士兵更加英勇地从四面包围撒克逊人，然后抽出战剑将他们一一杀死；没有一个撒克逊人能回到他们的老巢，没有一个能幸免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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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安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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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些公正的法官会谴责这次行动背信弃义，恶毒可憎，但是仔细考虑之后，他们便会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歼灭一伙有害的强盗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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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米安而言，在对付蛮族的时候，搞两面派也不是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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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仍然以观看处死蛮族人为乐。罗马各地的圆形竞技场都亲历了角斗士格斗和别出心裁的行刑等各种暴力行为。据估计，仅在罗马竞技场就有多达20万人死于暴力。在帝国的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有类似的竞技场，只是规模要小一些。观看处死蛮族人是罗马人的一种标准娱乐方式。公元306年，为了庆祝平定莱茵河边境，君士坦丁皇帝让人在特里尔的竞技场将俘获的两个法兰克族日耳曼首领——阿斯卡里克（Ascaricus）和梅洛盖斯（Merogaisus）——喂了野兽，并派人把这个消息散布到帝国的其他地方。22即便没有蛮族首领可供消遣，罗马人也总能找到一些替代品。公元383年，我们的老朋友叙马库斯已经是罗马的首都行政长官，他在写给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的信中提到罗马观众大饱眼福，观看了角斗士屠杀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士兵。叙马库斯的评论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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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您的战果丰硕，但亲眼见到后，我们就更加深信不疑了……当这些战果被大声宣读出来时，我们惊诧万分，而现在我们已经亲眼看到这些战果：一队战俘身戴镣铐……排成一列。他们那曾经凶煞的面孔如今已经吓得惨白，十分可悲。一个曾经令我们畏惧的人现在［成了］我们取乐的对象。他那训练有素、用来挥动古怪兵器的双手现在也不敢迎击角斗士了。愿您轻而易举地获得更多的胜利……让我们勇敢的士兵俘获［蛮族］俘虏，在城里的竞技场里把他们干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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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叙马库斯而言，这些蛮族人的死意味着文明的罗马秩序将继续战胜混乱的蛮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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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善于言辞的罗马人而言，他们在竞技场里堂而皇之地表达对蛮族人的憎恶，这不仅仅是因为蛮族人是他们的敌人。大约在撒克逊人在罗马的西北防线被伏击的同时，作为御用演说家兼哲学家的德密斯修正站在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前为瓦伦斯皇帝的政策辩护。演说中有一段评论尤其能说明问题：“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存在一支蛮族部落，盛气凌人，难以驾驭——我指的是我们的暴躁脾气和那些永无止境的欲望。它们和理性相对立，就如同斯基泰人（Scythians）及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势不两立一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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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在他们的宇宙观里对蛮族人有清晰的定位。他们主张人类是由智慧理性的灵魂和肉体这两种元素组成。宇宙中存在比人类高等的生物，虽然它们被赋予不同的力量，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完全由灵魂构成。比人类低等的是动物，完全由肉体构成。人类独一无二，结合了灵魂和肉体，由此就得出罗马人的理性观。对于罗马精英这样完全理性的人而言，理性的灵魂支配肉体。而对于蛮族人这样较低等的人而言，肉体支配灵魂。简而言之，蛮族人与罗马人正好相反，他们嗜好酒、性和世俗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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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人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只要看看一个人对机遇的反应，便不难判断这个人是罗马人还是蛮族人。如果意外走点小运，蛮族人便会以为自己已经征服天下。但同样，轻微的挫折也会让他深陷绝望，悲叹自己的命运。罗马人会算计各种可能性，策划合理的方案，在任何情况下都照计划行事。而不幸的蛮族人却被偶然事件左右。整体而言，蛮族社会也比罗马社会低等。在他们的世界里，权力代表正确，力量代表胜利。由此，蛮族人就是罗马人自我形象里那个至关重要的“他者”：一个低等社会，其失败突显了帝国统治的优越性和合法性。事实上，罗马政权认为自己不仅仅是比边界对面的那些政权要稍好一些——而是要完全好得多，因为它的社会秩序是由神规定的。这种理念不光让罗马的贵族阶层自我感觉良好，还是帝国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帝国为了应对公元3世纪的危机增加各种税收，但公元4世纪时，由于统治者频繁提及蛮族人造成的威胁，人民基本上都还愿意纳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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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策略奏效了，但是将边界对面的邻近部落塑造成罗马秩序的对立面，同时还利用他们作为自己征税的借口，这样做是有代价的。蛮族人的形象使帝国以外的所有人都成为一种威胁，被定义为蒙昧社会的低等人。这一态度意味着：其一，罗马人和其他人的冲突应该是一种正常关系；其二，不管罗马帝国想要做什么，它都应该成功。神的庇佑难道不是指在与不受神眷顾的人对抗时永远不败吗？皇帝的至高美德就是胜利——通常以神授予桂冠的画面形式呈现在钱币上。如果时任皇帝没能取得胜利，那便意味着他不称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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