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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在他们的宇宙观里对蛮族人有清晰的定位。他们主张人类是由智慧理性的灵魂和肉体这两种元素组成。宇宙中存在比人类高等的生物，虽然它们被赋予不同的力量，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完全由灵魂构成。比人类低等的是动物，完全由肉体构成。人类独一无二，结合了灵魂和肉体，由此就得出罗马人的理性观。对于罗马精英这样完全理性的人而言，理性的灵魂支配肉体。而对于蛮族人这样较低等的人而言，肉体支配灵魂。简而言之，蛮族人与罗马人正好相反，他们嗜好酒、性和世俗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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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人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只要看看一个人对机遇的反应，便不难判断这个人是罗马人还是蛮族人。如果意外走点小运，蛮族人便会以为自己已经征服天下。但同样，轻微的挫折也会让他深陷绝望，悲叹自己的命运。罗马人会算计各种可能性，策划合理的方案，在任何情况下都照计划行事。而不幸的蛮族人却被偶然事件左右。整体而言，蛮族社会也比罗马社会低等。在他们的世界里，权力代表正确，力量代表胜利。由此，蛮族人就是罗马人自我形象里那个至关重要的“他者”：一个低等社会，其失败突显了帝国统治的优越性和合法性。事实上，罗马政权认为自己不仅仅是比边界对面的那些政权要稍好一些——而是要完全好得多，因为它的社会秩序是由神规定的。这种理念不光让罗马的贵族阶层自我感觉良好，还是帝国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帝国为了应对公元3世纪的危机增加各种税收，但公元4世纪时，由于统治者频繁提及蛮族人造成的威胁，人民基本上都还愿意纳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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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策略奏效了，但是将边界对面的邻近部落塑造成罗马秩序的对立面，同时还利用他们作为自己征税的借口，这样做是有代价的。蛮族人的形象使帝国以外的所有人都成为一种威胁，被定义为蒙昧社会的低等人。这一态度意味着：其一，罗马人和其他人的冲突应该是一种正常关系；其二，不管罗马帝国想要做什么，它都应该成功。神的庇佑难道不是指在与不受神眷顾的人对抗时永远不败吗？皇帝的至高美德就是胜利——通常以神授予桂冠的画面形式呈现在钱币上。如果时任皇帝没能取得胜利，那便意味着他不称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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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皇家御用演说家的任务是调整边境战事的叙事角度，维护皇帝战无不胜的形象。例如，公元363年，尤里安皇帝率领军队进行了一次军事大冒险，穿过波斯领土500公里，直达首都泰西封（Ctesiphon）附近。波斯的“诸王之王”沙普尔任由他继续深入，然后突然布下陷阱。罗马士兵不得不边战边朝罗马撤退。6月底，尤里安在一次小冲突中战死，罗马军队陷入绝境。他们距离罗马边界还有250公里，且粮食告急，但由于波斯人的反复袭击，每天只能撤退约5公里。尤里安的继任者约维安在这次战役中被选为皇帝。约维安别无他法，只能和波斯讲和，以屈辱条件换取和平。罗马军队可以撤离，但必须把尼西比斯和辛格拉（Sangara）两座主要城市、多个战略据点和五个边境行省割让给波斯（地图3）。由于罗马人民迫切期望胜利，约维安无法承认这次战争失败，尤其是在统治初期神的认可还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他发行的钱币图案声称与波斯缔结和约是一次胜利，德密斯修也被推选出来去不断强调这一点。这位御用演说家显然很为难。他能想到的最可信的说辞是这样的：“波斯人一得知声明便放下武器，表示他们和罗马人一样愿意选［约维安为皇帝］，很快对这个他们从前并不畏惧的人也警惕起来。”接着他又根据公元前522年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诸王之王”大流士的著名故事说了一句显然有些荒谬的谐语，说波斯人通过马的嘶鸣声来选取他们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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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密斯修已经尽力了，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说法。到公元364年1月，约维安已经面临东部城市的抗议，控诉他向波斯投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德密斯修在元老院发表了至少45分钟的演说，其中大约只用了1分钟谈论波斯问题，然后他就巧妙地转向对约维安更有利的事情。27在这次战役中，约维安的决策和人民对胜利的期待相悖。不久，德密斯修就可以承认这一点了。公元364年2月，约维安去世。这年年末，德密斯修为继任者瓦伦斯发表了第一次演说。他抓住约维安仅当权8个月就早逝这一事实来证明他的统治没有得到神的认可。这样就可以圆满地解释被波斯打败一事，罗马也保全了因神的庇佑而永远不败的自我形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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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即便是与波斯作战，这样惨疼的失败在当时也比较罕见。整体而言，罗马在欧洲的边境地区仍占有军事优势。偶尔来个善意的谎言，罗马通常还是能够满足人民对胜利的期待，一时的失败也不会影响罗马人对自我和蛮族的定位。边界对面的蛮族在罗马秩序里没有一席之地，罗马不负众望，正不断地歼灭他们。激烈冲突确实是罗马在各边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元素，但不管是在莱茵河边界及多瑙河边界，还是在东部边界，现实都比“他们和我们”这一简单观点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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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现实，我们可以聚焦罗马位于多瑙河下游的一段边界。这段边界一边是罗马的色雷斯教区，另一边是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语族的哥特人统治的喀尔巴阡山和黑海之间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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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雷斯：最后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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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69年，叙马库斯率领使团向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进献冕金（参见本书第一章）。同年，在多瑙河中游临近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要塞处进行了一次首脑会谈。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弟弟、统治帝国东部的瓦伦斯皇帝乘坐御船驶离多瑙河南岸。在河的北岸，他和阿塔纳里克（Athanaric）会面。阿塔纳里克是紧邻边界的瑟文吉（Tervingi）部落——日耳曼语族的哥特人——的首领。他和瓦伦斯交战近三年时间。这一次，我们终于有了第一目击者的描述。德密斯修为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记录了事情的经过。他以元老院派到皇帝身边的使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谈。据德密斯修记载，瓦伦斯使敌人完全迷惑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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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斯比蛮族人的首领要聪明得多，让蛮族人对他们的首领完全丧失信心。他［在船上］的口水仗比［之前三年的］武力交锋更有力。尽管如此，他把对手打败后，又将他扶起，朝着迷惑不解的对手伸出手，在众人面前和他结为朋友……［阿塔纳里克］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但心情矛盾：他自信满满，同时也畏惧担忧，对他的臣民既蔑视又警惕，因协议中的不利条款而心情沮丧，又因有利条款而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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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纳里克的追随者的情况也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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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胜枚举，驯服顺从，成群地沿河散开……我环顾河的两岸，［看到罗马这边的河岸］闪烁着士兵秩序井然的身影，他们平静而又自豪；河的对岸却到处是乱作一团、跪地求饶的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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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密斯修的记载，阿塔纳里克和他带领的哥特人就这样完美地扮演了蛮族人的角色。德密斯修提到的和平协议的具体内容完全印证了瓦伦斯的统治地位。他终止一直以来赏给哥特人的岁赐，将边境贸易限制在两个指定的贸易中心，并且启动一个建筑防御工事的项目，以确保哥特入侵者无法再造成任何麻烦。瓦伦斯出色地满足了人民对罗马统治低等的蛮族人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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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仔细研究便会发现，德密斯修的故事不大合乎情理。双方的战争不是瓦伦斯首先发动的，而是由阿塔纳里克挑起。公元364年至365年，罗马情报表明哥特人已经开始不受管束。瓦伦斯派遣援军前往多瑙河前线。公元365年，前任皇帝尤里安的叔叔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贿赂援军，拉开他篡位的序幕。阿塔纳里克向这位意欲篡权的普罗科匹厄斯派遣了一支3000人的哥特军队。如果哥特人像德密斯修所记载的那样满足于以钱财换取和平的话，那么阿塔纳里克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挑衅行为呢？虽然持续交战三年，瓦伦斯也没能在战场上实际打败哥特人。公元367年和369年，瓦伦斯的军队在哥特人的领地上恣意洗劫。他们的行动只是在公元368年，由于阿尔卑斯山和喀尔巴阡山的冬雪提前融化而受到牵制。多瑙河泛滥，罗马士兵无法将通常用来运送重型装备到河对岸的浮桥串联起来。阿塔纳里克采取撤退的战略，才免于被困。等到缔结和约时，哥特人已经深陷困境，粮食紧缺，但他们并没有像30年前君士坦丁时代那样被逼得无条件投降。既然罗马人并没有像德密斯修描述的那样对哥特人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么公元369年缔结的和约条款比公元332年的还要苛刻，这就显得有些蹊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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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密斯修在演说里“忘了”提及一个关键信息。瓦伦斯在同哥特人作战时，波斯前线的局势恶化。与约维安缔结和约后，波斯“诸王之王”沙普尔在美索不达米亚收复大片地区。他现在又将注意力转向高加索（Caucasia）。公元367年至368年，他罢黜罗马同盟国亚美尼亚（Armenia）和格鲁吉亚（Georgia）东部的统治者后，任命了新的统治者。对于瓦伦斯来说，保卫波斯前线远比逼迫哥特人彻底投降要重要得多。所以这个新威胁迫使他从巴尔干半岛抽调兵力，将他们派往东边。但是瓦伦斯已经动员了多瑙河的军队，纳税人正期盼他获胜，而且他还要报复哥特人支持普罗科匹厄斯篡位。就这样，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369年。但当全面胜利再次变得渺然无望时，他只能做出让步，与哥特人言和。瓦伦斯和阿塔纳里克的会面确实达成了妥协。这一点毋庸置疑。德密斯修特别提到哥特人“因有利［条款］而兴高采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谈的地点也同样说明瓦伦斯做出了妥协。通常罗马皇帝会打着军旗在蛮族人的领地上得意扬扬地游行，并就地逼迫蛮族首领归顺他们。公元4世纪的史料仅记载了两次水上首脑会谈，另一次是在莱茵河。同样，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需要确保一方防线的安全，以便处理另一防线的问题，最终也是让步言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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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说服元老院把与哥特人达成的和议看作一种胜利，德密斯修需要做的就显而易见了。他把终止赏给哥特人的岁赐说成是罗马政府的一大收益。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小便宜而已。罗马政府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用岁赐来笼络藩属王。我们可以称之为“外援”。德密斯修并没有提及罗马的巨大损失，即取消了在和波斯作战时要求哥特军队支援的权利。德密斯修特别能巧言善辩。元老们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哥特人投诚、瓦伦斯在和谈时无所不能的生动场景。据同时代两个史料的叙述，议和是这次战争的合理结果。由此看来，这位演说家的精彩演说似乎奏效了。瓦伦斯成功地保全了面子。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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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德密斯修的障眼法背后潜藏的问题虽然鲜为人知，但十分重要。由于罗马史料里没有记载阿塔纳里克缔结和约的确切目的，我们无法得知他的所有想法。但是他显然不是罗马理念里那个简单地代表“他者”的标准蛮族人。30年来，他和他领导的瑟文吉部落一直接受罗马的岁赐，但是为了避免替帝国作战，他们愿意放弃这些岁赐，选择在开放边界进行贸易的特权。这些开放边界是根据之前与君士坦丁缔结的和约设立的。考古证据显示这些特权确实存在，而且归哥特人所有。公元4世纪的哥特遗址上到处都是罗马双耳细颈陶罐的碎片，其中大多数是破碎的葡萄酒罐。（到公元6世纪，“biberunt ut Gothi”——“喝得像个哥特人”——这一说法已经家喻户晓。）尽管如此，阿塔纳里克还是有明确的规划，要让瑟文吉脱离罗马的统治。他能够召集支持这一立场的哥特人，运用精明的策略达到目的。起先，他准备和帝国直接对抗。但普罗科匹厄斯篡位的计划给他提供了干预罗马内政的机会，他转而又选择这条途径——也许是希望普罗科匹厄斯成功后会主动给予哥特人他们从瓦伦斯那里可能要用武力才能得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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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现实与罗马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尽管无可否认，阿塔纳里克只是一个次要盟友而已，但普罗科匹厄斯的篡权是一个罗马人与蛮族人结盟去对抗另一个罗马人。阿塔纳里克也不是一个漫无目的、决心只是掠夺周边领土的蛮族人。相反，他已经运用各种手段重新协商君士坦丁于公元4世纪30年代彻底击败瑟文吉后强加给他们的义务和特权。君士坦丁还采用惯用的外交手段——扣押人质，试图让瑟文吉部落的统治家族谨记罗马文明的好处。依照和约，瑟文吉部落向君士坦丁堡上交人质，其中就有时任首领的儿子。如果违反和约，被扣押的人质可能会被处死，而且也确实有过人质被处死的例子。但是，一般来说，人质是用来让蛮族的下一代掌权人明白与罗马对抗毫无意义，他们最好欣然接受帝国的统治。这种人质策略有时会奏效。但是这一次没能成功。交到君士坦丁堡当人质的瑟文吉部落的小首领是阿塔纳里克的父亲。虽然罗马在元老院后面给他立了雕像，但是也没有赢得他的支持。（或许他们应该把雕像立在元老院的前面。）他最终传位给儿子阿塔纳里克时，绝对禁止他踏上罗马的领土。阿塔纳里克继续努力，尽力推动瑟文吉部落从罗马独立出来。32他和瓦伦斯的会谈是在船上进行的。这一点间接承认哥特人对多瑙河对面的土地享有主权。新和约的后果是阿塔纳里克可以随意迫害信仰基督教的哥特教徒。我们不久将看到，之前的皇帝在哥特人中大力推行基督教。因此现实和理念再一次背道而驰。阿塔纳里克不是一个低水平的蛮族人，而是一个有清晰规划、重新协商他和罗马帝国关系的藩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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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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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德密斯修歪曲事实的演说部分还原了阿塔纳里克的真实一面，那么下面将提到的两个抄本则让我们更直接地了解公元4世纪的哥特世界。一个是《银色圣经抄本》（Codex Argenteus）。这件从古典时期保留至今的珍宝现在存放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Uppsala University Library），是一册“四福音书”哥特译文的豪华抄本。这个抄本公元6世纪时在意大利成书，最初共有336页，保存在乌普萨拉的只有187页。1970年在德国西南部施派尔（Speyer）大教堂存放圣骨的地方又发现一页，当时人们兴奋不已。经文是用金色和银色墨水写在染成紫色的上乘羊皮纸上的——这些羊皮纸是用初生羊羔（甚至还没有出生的羊羔）的皮制成。墨水、染色和羊皮纸都表明这是一本极其昂贵的书，由具有最高地位的人委托抄写。这个人很可能是公元6世纪意大利东哥特王国的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Theoderic the Amal）。另一册抄本没有这么豪华，非常简朴，破损严重，但也同样有其非凡之处，是公元5世纪的抄本，通常被称为《拉丁文巴黎本8907》（Parisinus Latinus 8907）。该抄本主要包括公元381年的阿奎莱亚公会议（Council of Aquileia）的记录和米兰的安布罗斯主教（Bishop Ambrose）的名作《论信仰》（Bishop Ambrose/On the Faith）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安布罗斯主教坚决拥护的教义后来成为基督教的正统。在这次大公会议上，安布罗斯主教击败对手，其中有一个是拉提亚里亚（Ratiaria）的帕拉迪乌斯主教（Bishop Palladius）。他在《论信仰》的页边上写下关于阿奎莱亚公会议的评论。除了这个破损的抄本，该评论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过。评论中有一封杜罗斯托鲁姆的奥森丢主教（Auxentius of Durostorum）写的信。这封信和《银色圣经抄本》都体现了阿塔纳里克的一个地位卑微的臣服民的非凡成就。此人就是乌尔菲拉（Ulfilas），哥特人的“小狼”（Little Wolf of the Goths）。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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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菲拉生于公元4世纪初，是生活在瑟文吉部落的罗马俘虏的后代。他们是在公元3世纪后期随大批俘虏一起被哥特人掳走。当时哥特人从俄罗斯南部经黑海向小亚细亚的罗马人发动海上进攻。乌尔菲拉的家人从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帕纳萨斯（Parnassus）附近一个叫做萨达哥尔提那（Sadagolthina）的小村庄［位于现在土耳其中部塔图湖（Lake Tattu）的北岸］被掳走。他的名字是“小狼”的意思，很明显是哥特语，表明这些俘虏在语言上已经适应新环境，但他们也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除了哥特语之外，乌尔菲拉还能用拉丁语和希腊语读写，其中他可能最喜欢希腊语。他的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当时罗马俘虏的生活状况。他们很可能形成一个有相当自治权的农耕团体，需要向掌管他们的哥特人缴纳大部分生产品，但除此之外基本上就可以听任自便了。乌尔菲拉就在这样一个多语言的环境下长大成人，成为一名初级牧师，在这群流亡者的教会里担任诵经员。古典时期后期其他蛮族人的领地上也存在这样的臣服民群体。他们中有些经过几代后还保留与蛮族的差异感。就乌尔菲拉而言，当时帝国正忙于推行基督教，这个第二代非自愿移民相对默默无闻的生活将被瑟文吉碰巧是离罗马边界最近的哥特人这一事实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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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世纪40年代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决定增加阿塔纳里克的父亲等人质的筹码。当然，如果没有他父亲君士坦丁于公元4世纪30年代在瑟文吉部落确立的军事统治，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也无法以他即将采取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政治力量。为了表示他笃信基督教，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策划了一系列行动。其中一项便是要改善处于异教徒统治的基督徒的命运。于是，公元341年，他将已在俘虏群体中脱颖而出的乌尔菲拉召回君士坦丁堡，任命他为“哥特人之地基督徒”的主教。随后，乌尔菲拉回到多瑙河以北，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为他的教徒服务，乐此不疲。但是公元347年年底至348年年初，麻烦出现了。乌尔菲拉发现自己深陷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外交危机之中，和大批信仰基督教的哥特人一起被瑟文吉统治者逐出哥特人的领地。史学家猜测，他可能向俘虏群体以外的哥特人传播了教义，但也可能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到公元348年，由于罗马和波斯之间最近一个回合的交锋，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打算从瑟文吉部落再抽调一支军队，停止推广基督教的行动也许是他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尽管如此，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还是去了多瑙河迎接乌尔菲拉，“仿佛他就是摩西（Moses）本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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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看似已经结束，但它只不过才刚刚开始。乌尔菲拉及其信徒在多瑙河边界附近的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鲁姆（Nicopolis ad Istrum）定居下来，和留在哥特人领地的基督徒仍然保持联系。乌尔菲拉就是在这里把《圣经》翻译成哥特语的——这个哥特译版通过《银色圣经抄本》保留下来。乌尔菲拉的方法很简单，他将公元4世纪通用的希腊文《圣经》逐字翻译成哥特语。相比哥特语，译文受希腊语语法和句法的影响更多。这是一个惊人壮举。乌尔菲拉认为《旧约》中的《列王记》会促使哥特人变得更加好战，因此根据惯例，除了《旧约》中的《列王记》之外，他翻译了所有内容。瑟文吉族哥特人的一个地位低下的臣服民已经创造出第一部日耳曼语的文学作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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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关乌尔菲拉的一个故事。《拉丁文巴黎本8907》里奥森丢在信里讲述了他的另一个故事。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给基督教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之一是，基督徒不再因罗马政府的反对而不得不分散居住，他们有必要规定一套教义。这一过程始于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会议规定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是“本体相同”（homousios）。教义之争拉开序幕。直到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后，几经争论，尼西亚公会议上对基督教教义的定义才完全被人们接受。其间5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的基督教正统一直坚持更传统的立场，认为基督和圣父“相似”（homoios）或“本体相似”（homoeus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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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渡时期，牧师们花费大量精力建立联盟。他们中许多人迄今为止只是简单地以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现在，他们不得不做出抉择，众多宗教立场中到底哪一个才能最好地体现自己对信仰的理解。公元348年之后，乌尔菲拉出场了。奥森丢在信中提到乌尔菲拉在遗嘱中所做的信仰声明，并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声明背后的考量。乌尔菲拉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基督徒。他认为尼西亚公会议对基督教教义的定义与《圣经》的内容相悖，似乎也不能区分圣父和圣子，因而无法接受。据奥森丢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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