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01450
很遗憾，这些论文和评论没有留存下来。乌尔菲拉最终在教义之争中败下阵来。他的作品及其教派中许多人的作品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我们通过奥森丢和其他史料了解到，乌尔菲拉受到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帝国东部的皇帝瓦伦斯的极力拉拢，最终分别在公元359年和370年签署了他们提出的教义协议。他还在巴尔干半岛（Balkan）培养了一批有权有势、拒绝接受尼西亚教义的主教。奥森丢和拉提亚里亚的帕拉迪乌斯都属于其中之列。乌尔菲拉最后一次出场是在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公会议，70岁的他再次投入教义之争。这是他的最后一搏。实际上，大公会议的决定使乌尔菲拉及其信徒的历史地位变得无足轻重。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情况截然相反。这个出身卑微的哥特臣服民在公元4世纪中叶的教义之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6
1707401451
1707401452
现实又一次与罗马的理念背道而驰。在罗马人眼中，蛮族人被认为是感性主义者，完全不会理性思考，也不会做计划。除了对下一个解决方案的强烈欲望之外，他们缺乏任何动机。但是公元4世纪的这两个蛮族人既不愚蠢，也不缺乏理性。在哥特社会的顶端，阿塔纳里克和他的议员们面临着想出办法应对强大的罗马帝国的残酷现实。他们既没有希望在公开对抗中打败它，也没有希望将自身和它隔离。然而，他们可以制定规划，执行计划，按照最有利的方式打造与帝国的关系，同时又能缓和罗马统治中过于苛暴的方面。他们还是罗马在战时和内乱时最可取的盟友，有时也能有效操控事态。比他们社会地位低的人中也有能读写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群体，传输足够的基督教文化，培养出像乌尔菲拉这样的人。
1707401453
1707401454
因此，罗马人和哥特人的现实关系并不是罗马理念里绝对优等的人和低等的人之间无休止的冲突。罗马人依然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是统治者，但是哥特人也可以派得上用场。他们之间的周期性冲突是外交运作的一部分，双方都设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蛮族人已经今非昔比。即便是被罗马人坚定不移地塑造成次要成员，哥特人也是罗马世界的一部分。
1707401455
1707401456
藩属国
1707401457
1707401458
这个观点也不是只局限于多瑙河地区的哥特人，尽管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部落大多都没有像瑟文吉部落这样被翔实地记录下来。对帝国领土的小规模入侵屡见不鲜。公元370年撒克逊人的来犯也许算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德密斯修在讲述公元367年至369年的哥特战争时，并没有歪曲事实，他在结尾处明确指出瓦伦斯加强多瑙河下游一些地区的防卫，而这些都是之前的皇帝从未涉及的地区。瓦伦斯和他的哥哥在建造防御工事和部署驻军方面都非常积极。但在公元4世纪，罗马的欧洲边界上每一代皇帝统治期间大约只发生一次重大冲突。公元4世纪10年代，君士坦丁皇帝采取第一批行动。其中之一就是大规模平定莱茵河边界法兰克人（Franks）和阿勒曼尼人的领地（地图4）。直到公元4世纪50年代初，我们都没有听说有其他严重的冲突。公元364年至365年再次爆发的动乱和罗马改变政策、单方面缩减外援预算有关。除此之外，直到公元4世纪70年代末，这一带都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在更东边的地区，公元4世纪30年代君士坦丁统治的较晚时期，罗马军队大举干预多瑙河中游边界对面的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夸迪人（Quadi）和马可曼尼人（Marcomanni）。公元357年和374—375年，这一地区又分别再次爆发冲突。如前文所述，公元4世纪30年代签订的和约使多瑙河下游哥特人居住的地区维持和平约30年之久。
1707401459
1707401460
1707401461
1707401462
1707401463
在这些战役中，罗马人克服各种困难，确立了他们的军事统治地位。他们有时大范围掠夺，迫使对方臣服，有时精心筹备，发动战争打败对方。例如，公元357年，尤里安皇帝率领一支1.3万人的罗马军队在莱茵河地区罗马境内的斯特拉斯堡附近向聚集在那的阿勒曼尼各部落发动进攻。尤里安取得重大胜利。阿勒曼尼人的至高首领切诺多玛（Chnodomarius）率领的3.5万敌军中约有6000人战死沙场，无数人在逃离时葬身于莱茵河。而罗马方面总计只有243名士兵和4名高官阵亡。37这次战役有力地证明了帝国后期罗马军队经过重组后依然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从在法国北部屠杀撒克逊入侵者，到君士坦丁征服瑟文吉，从各个层面而言罗马在其欧洲边界上都占据这种军事优势。
1707401464
1707401465
一方面，这种胜利本身也是一种结束。它惩罚、威慑蛮族人。当然，史学家阿米安认为，罗马有必要定期打击蛮族人，让他们维持和平。但另一方面，军事胜利是建立更广泛的外交协议的第一步。斯特拉斯堡战役结束后的两年时间里，尤里安在莱茵河对岸逐个和阿勒曼尼的首领们签订和约。与此同时，共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也在多瑙河中游同各部落缔结和约。
1707401466
1707401467
如前文所述，这些和约基本上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呈献在罗马人民面前的：蛮族人彻底投降［在拉丁语中称为“归降”（deditio）］，然后罗马仁慈宽厚，和他们有条件缔结和约［在拉丁语中称为“联盟”（foedus）］，使他们成为帝国的臣服民。然而事实上，各部落被迫臣服的程度和实际约定的内容都各不相同。公元357年，君士坦提乌斯在多瑙河中游时，罗马人完全掌控局势。像这种情况，罗马很可能干涉对手的政治结构，从罗马的长远利益出发，废除那些显得过于危险的联盟，推动顺从的次级首领独立掌权。这些和约里都包括罗马从蛮族中招募新兵这项内容，有时还规定他们为特定战役提供更多军队。公元357年至358年，尤里安皇帝还让阿勒曼尼人赔偿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像这次一样，这种赔偿往往采用粮食供给的方式，但如果无法赔偿粮食，他们就得提供劳动力和建筑用木材，并支付运费。提交人质也是一种惯用做法，例如阿塔纳里克的父亲就是一名人质。有时这种方式收效颇大。阿勒曼尼的一个小首领在罗马境内接触了地中海地区的宗教，感触颇深，返回后根据埃及神塞拉匹斯（Serapis）把自己的儿子改名为赛拉比奥（Serapio）。罗马人没有完全掌控局势的时候，他们就要求蛮族人提供劳动力、原材料和兵力，并批准已经独立发展的政治结构。不管怎样，罗马的边界对面分布了众多主要由日耳曼人统治的藩属国，它们确确实实是罗马世界的一部分。38
1707401468
1707401469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藩属国完全由罗马控制，或者像我们在阿塔纳里克的案例中看到的那样，必然会乐意成为罗马秩序里的次要成员。如果罗马有其他当务之急的话，蛮族部落就会或暂时或长久地繁荣起来。例如，公元4世纪50年代初，帝国西部爆发一系列篡位行动。首先是帝国东部的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之弟君士坦斯（Constans）被杀。君士坦提乌斯的当务之急在于镇压篡位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切诺多玛才得以逐步建立起一支将在斯特拉斯堡和尤里安对阵的阿勒曼尼军队。然而，一旦篡位者被镇压，罗马便和阿勒曼尼人展开了持续两年的战争，控制并彻底击败他们。对于罗马人来说，切诺多玛太过挑衅，甚至还夺取罗马在莱茵河附近的领土，他们不会考虑同他交易。然而，大约十年之后，阿勒曼尼部落又出现了一位卓越的首领：马克里阿努斯（Macrianus）。瓦伦斯的哥哥瓦伦提尼安一世耗费五年时间，试图通过一系列的绑架和谋杀行动来抑制他的权力。但是，和切诺多玛不同的是，马克里阿努斯从未觊觎过罗马的领土。因此当动乱在多瑙河中游酝酿之时，瓦伦提尼安一世邀请他在莱茵河的船上会谈，就像瓦伦斯在多瑙河上接见阿塔纳里克那次一样，而且也不怎么失面子。瓦伦提尼安一世认可马克里阿努斯的杰出才能，马克里阿努斯也成为罗马的忠实盟友，终生未变。这些藩属国也有不涉及罗马的政治规划。阿勒曼尼部落之间的政治生活有其自己的模式，首领之间定期互相宴请。我们还知道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及勃艮第人（Burgundians）都发生过战争，但战争的原因和结果无从得知。39
1707401470
1707401471
那么从整体来看，罗马与公元4世纪欧洲边界对面的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很难与其理念中的蛮族人与罗马的传统关系完全相符。就各个层面而言，双方即便不是平等关系，也都享有互惠关系。藩属国和帝国有贸易往来，为帝国的军队提供新兵，定期受到帝国的外交干预和文化影响。反过来，他们每年基本上都能从帝国获得援助，（至少有时候）受到帝国一定程度的尊重。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和约通常是根据藩属国和罗马双方的规范正式确定下来的。即便帝国的政治精英在纳税人面前仍不得不假装日耳曼人没有取得什么进步，他们也已经远不再是罗马人想象中的“他者”了。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外交关系中的这种新秩序是建立在日耳曼社会的一系列深远变化之上。
1707401472
1707401473
日耳曼地区的变迁
1707401474
1707401475
文字史料里确实包含一些重要线索，表明阿米尼乌斯和阿塔纳里克之间的三个半世纪里日耳曼地区经历了一些根本性变化。公元3世纪中叶，塔西佗作品里提到的西部地区一些著名的日耳曼部落突然消失了，再也没有在史料中出现过。切鲁西人、卡蒂人等被四支新部落替代：莱茵河边界的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以及更东边的撒克逊人和勃艮第人（地图4）。黑海以北的欧洲东南部此时也经历了重大政治变化。到公元4世纪，罗马多瑙河边界到顿河（River Don）之间的大片领土被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占据。这样，帝国后期日耳曼尼亚的面积比公元1世纪时的还要大。
1707401476
1707401477
黑海北部的新形势是由来自西北部的日耳曼移民造成的。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现在的波兰中部和北部。公元180年至320年间，他们通过一系列彼此独立的小规模行动已经迁到喀尔巴阡山附近。在黑海北部，这些迁徙中的部落彼此争夺，他们也和达契亚语族的卡尔皮人（Carpi）和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人等当地部落相互争斗，还和罗马驻军冲突。公元275年，帝国决定放弃多瑙河北部的达契亚行省，公元300年前后，大批卡尔皮人最终在罗马领土上重新安置下来。暴力争夺殃及了罗马，其领土频繁遭到侵犯，乌尔菲拉的父母便是在这样的突袭中被掳走。结果，这一带出现了一批主要由哥特人统治的政治单位，其中阿塔纳里克领导的瑟文吉部落离多瑙河最近。在他们的北部和东部还有一大批未知部落。40我们不知道这些政治单位人口构成的相对比例，但其人口构成肯定相当复杂，有大量达契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生活在哥特移民和其他日耳曼人的政治保护伞下，还有罗马俘虏。罗马史料的记载以及乌尔菲拉的《圣经》是用日耳曼语写成的这一事实都说明日耳曼移民的统治地位毋庸置疑。41
1707401478
1707401479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激烈争论莱茵河边界及其腹地部落名称变化的意义。这些变化十有八九都涉及移民。勃艮第人确实在塔西佗关于公元1世纪日耳曼尼亚的描述中出现过，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居住地位于公元4世纪的勃艮第人居住地的东北部。这种场所的变化完全有可能是迁徙造成的。但和东部的情况一样，这种迁徙可能没有采取完全替代已有人口的形式。42此外，我们知道一些原有的部落还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名称。据某一史料记载，卜茹克特累人、卡蒂人、阿姆普斯发里人（Ampsivarii）和切鲁西人都属于法兰克部落联盟。同时代记载翔实的史料表明，阿勒曼尼部落里总是有多位首领同时执政，每位首领都有其高度自治的势力范围。例如，在斯特拉斯堡战役中，尤里安面对的是七位首领和十位小首领。
1707401480
1707401481
然而，与此同时，阿勒曼尼社会不断产生至高首领：每一代首领中都有一位比其他首领掌握更大的权力。这些至高首领中有公元357年在斯特拉斯堡战役中被尤里安打败的切诺多玛，罗马政策接下来针对的新兴势力瓦多马里乌斯（Vadomarius），和瓦伦提尼安一世最终在公元374年被迫承认的马克里阿努斯。至高首领不能世袭，也没有资料记载他们是如何成为至高首领的，以及成为至高首领有何益处。罗马史料无意记录这些内容。然而，很有可能至高首领一旦提出要求，各联盟部落就得向他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这是一个重大发展，表明公元3世纪部落名称的变化具有真正的政治意义。在阿勒曼尼人的领地上，公元1世纪时的小部落仍是典型的独立政治单位，现在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已经渗入其中。虽然没有史料可循，但同时代的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完全有可能也发展了类似的统一机制和做法。更东边的多瑙河地区的瑟文吉族哥特人肯定已经发展了类似的统一机制和做法。阿塔纳里克就统治了数量不详的首领和小首领结成的联盟。43
1707401482
1707401483
但是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并不仅仅是在政治结构上有别于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大量考古证据使我们对成就阿塔纳里克联盟的更深层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有了新的认识。故事开始于罗马莱茵河北部边界以东的泥田里。20世纪60年代初，在荷兰的韦斯特（Wijster）和德国的费德森-维尔德（Feddersen Wierde）挖掘出两处乡村遗址。这次挖掘发现具有突破性意义。两处遗址结果都是始于公元1世纪的农耕居住地，其居民既从事农业又从事畜牧业。这一发现的突破性在于，韦斯特和费德森-维尔德基本上一直都是村落，有大量房屋，并且同时都有人居住：韦斯特有50多座房屋，费德森-维尔德有30多座。此外，一直到公元5世纪以前，这两个居住地都一直有人居住。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说明了日耳曼地区农业活动的情况。
1707401484
1707401485
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日耳曼地区盛行的农耕方式是粗放型的，而非集约型的，耕作期短，休耕期长，二者交替，需要相对较大面积的土地来供养一定的人口。这些铁器时代的民族缺乏维持耕地肥沃、进行长期生产的技术，只能利用这些土地耕种几年，就得迁到别的地方去。犁地一般是刮出窄的、纵横交错的土沟，而不是翻出较深的犁沟，让杂草腐烂后将养分保留在地里。他们的主要肥料是草木灰。
1707401486
1707401487
韦斯特和费德森-维尔德两个居住地在耕种类型上存在差异。罗马时代初期，西部的日耳曼人形成全新技术，用动物的粪便作肥料，可能还采用了更复杂的两作轮种制，以增加产量，延长土地的生产期。于是，在欧洲北部，人类第一次有可能在几乎固定的居住地集中［或者“聚集地”（nucleated）］生活。在更北边和更东边的地区，用动物的粪便作肥料的技术传播得要慢一些。在威尔巴克（Wielbark）文化和普沃斯基（Przeworsk）文化地区（位于现在波兰境内），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日耳曼人居住地依然规模小，居住时间短，并且位置分散。然而到公元4世纪，新技术已经在这里牢牢扎根。黑海以北哥特人统治地区的居住地规模可能十分庞大，其中最大的布德斯提（Budesty）面积有35公顷。人们还发现一些犁耕设备，足以证明当时在哥特人统治下，人们已经使用铁制犁刀和铧头来正确地翻土——可能犁得不是很深。近期研究表明，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地区也出现了村落。集约型的耕种业正在发展。花粉分析证实，从公元纪年开始到公元5世纪，在现在的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德国这片广阔地区，谷物花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而草类和树木花粉在减少。大片的新土地被用来进行更集约型的耕作。44
1707401488
1707401489
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在罗马时期的几个世纪里，日耳曼地区人口大幅增长。粮食供给是人口规模的基本约束。日耳曼人的农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粮食供给量。墓地的发现也证明了人口的增长。罗马时期一直持续使用的墓地都表明帝国后期埋葬人数急剧上升。
1707401490
1707401491
其他经济部门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无法对此做全面的综述，但是日耳曼尼亚的铁矿生产有了大幅增长。在罗马时期，波兰位于圣十字山（Swietokrzyskie Mountains）和南马佐维亚（Mazovia）的两个最大的铁矿中心产出800万—900万公斤生铁，远远超出普沃斯基当地人口的消费能力。我们还发现许多规模较小的采矿遗址和冶炼遗址，例如在斯尼西（Sinicy，位于乌克兰，由哥特人统治）一条河边发现约15座公元4世纪的铁铺遗址。陶器的情况也十分相似：罗马时代初期，日耳曼人的陶器都是手工制成，显然多半是在当地专门制作的。到公元4世纪，这种陶器逐渐被陶轮制品替代。陶轮制品由技艺精湛的工匠制成，烧制温度更高，因此更精致耐用。日耳曼尼亚的制陶工人是否能以此为生，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日耳曼尼亚的经济已经开始多样化。这种变化在针对精英消费的生产领域最为明显。随葬器物显示公元纪年的最初几个世纪里，玻璃制品受到日耳曼人的青睐。直到公元300年前后，在日耳曼尼亚发现的玻璃遗物都是从罗马帝国进口的。这大概是它们之所以宝贵的原因——就像现在的意大利手提包。然而，20世纪60年代，发掘者在喀尔巴阡山附近的科马洛夫（Komarov）发掘出一个公元4世纪的玻璃铸造厂。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分销范围广泛［从挪威（Norway）一直到克里米亚（Crimea）］，品质上乘，以至于人们之前一直以为这些产品都是从罗马进口的。这个铸模齐全的玻璃铸造厂确切表明那些产品的产地是在日耳曼尼亚。
1707401492
1707401493
贵金属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日耳曼地区几乎没有发现公元前当地生产的贵金属制品。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装饰品大部分仍只是青铜制品。到公元4世纪，各种复杂的银质搭扣已经成为日耳曼人常用的服装配饰；还有一些尺寸更大的银制品存留下来。例如19世纪后期在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Pietroasa）发掘出来的著名宝藏，里面就有一些银盘。彼拉德瓦拉色卡村（Birlad-Valea Seaca，位于现在的罗马尼亚境内）的发现至少显示了一部分商品的制作过程。彼拉德瓦拉色卡可能属于瑟文吉部落首领阿塔纳里克的领地。用鹿角拼接成的梳子是黑海北部哥特人的典型随葬品。一些日耳曼部落用发型来表示自己的部落身份［例如苏维比（Suebian）发结］，或自己的身份地位［例如法兰克的梅罗文加（Merovingian）统治者的长发］。发掘者在彼拉德瓦拉色卡发掘出近20个棚屋，里面有成品梳子和不同生产阶段梳子的组成部件。很明显，这整个村落都在从事梳子的制造。45
1707401494
1707401495
还有很多情况我们都不了解。这些梳子是商业制品还是用来交换的？这是不是一个臣服的村落，每年都要进贡大量梳子？无论答案是什么，经济革命改变了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地区。毫无疑问，它的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新的技能逐步提高，产品的分销范围也渐渐扩大。一些产品可能不是商业制品，例如，用来当作首领相互赠送的礼物。但是据我们所知，瑟文吉部落以及莱茵河地区的一些部落和罗马有广泛的贸易往来。虽然日耳曼尼亚没有发行货币，但是罗马钱币大量流通，往往成为交换媒介。（据塔西佗记载，公元1世纪时，莱茵河地区的日耳曼人已经使用优质的罗马银币作为交换媒介。）
1707401496
1707401497
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变革。日耳曼地区并不是从来都有举足轻重的社会精英。或者，至少从墓地这一主要信息源来看，我们看不到社会精英的存在。公元前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欧洲中部和北部基本上普遍遵循的主要丧葬礼俗是火葬，并且各地的随葬品也差不多都一样：简陋的手工陶器和装饰古怪的搭扣。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出现厚葬（其中最宏伟的墓葬经常被称为“王侯之墓”，德语是“Fürstengraber”），但也十分罕见。在同一日耳曼居住区，用明显不同的物品给不同部落成员陪葬的做法最早始于罗马帝国时期。在西部，厚葬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些是公元1世纪末的，另一些是公元2世纪末的。但是“王侯”根本不可能只存在于这两个孤立的时间段。因此厚葬和社会地位之间没有简单的关联。更东边的地区，在整个罗马时期，随葬品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但是直到公元2世纪，日耳曼人才开始探索用其他方式来标志特殊地位，例如大石堆。当然，厚葬最能表明安葬者的派头和地位。还有人提出厚葬更多是社会竞争，而非财富的特征。46
1707401498
1707401499
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些更确凿的证据，有些还是文字史料，可以帮助阐释日耳曼地区社会变革的长远意义。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公元1世纪时部落首领可以世袭，并且即便是小部落也经常会由多位首领共同统领，但是公元4世纪时瑟文吉部落连续三任首领都来自同一家族：他们分别是阿塔纳里克、他做过人质的父亲和同君士坦丁谈判的瑟文吉部落首领。希腊语和拉丁语史料不断把这些首领称为“士师”，但我们不知道“士师”代表什么头衔。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这些至高首领之下、属于社会第二阶层的首领和小首领的权力也是世袭的。类似模式也普遍存在于阿勒曼尼部落中。我们之前特别提到至高首领不是世袭的，主要是因为罗马往往会消除那些获得至高首领地位的人；但是阿勒曼尼部落次级首领的地位显然是世袭的。以埃及神之名重新将儿子命名为赛拉比奥的梅德里库斯是阿勒曼尼部落提交的人质中地位极高的一个。他和公元357年率领阿勒曼尼人在斯特拉斯堡吃了败仗的切诺多玛是兄弟。赛拉比奥也是一位首领，在斯特拉斯堡战役中指挥军队的右翼——这也许表明他并不喜欢这个地中海名字。继承权不一定是由父亲直接传给儿子，但是切诺多玛、梅德里库斯和赛拉比奥代表一个宗室，能把权力世代传承下去。对于其他阿勒曼尼部落的首领而言，情况可能也一样。当罗马人认为至高首领瓦多马里乌斯对他们构成的威胁太大的时候，他们将他干掉，并且还杀死了他的儿子维提卡比乌斯（Vithicabius）。这表明父亲的权力至少有可能被继承。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