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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日耳曼地区几乎没有发现公元前当地生产的贵金属制品。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装饰品大部分仍只是青铜制品。到公元4世纪，各种复杂的银质搭扣已经成为日耳曼人常用的服装配饰；还有一些尺寸更大的银制品存留下来。例如19世纪后期在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Pietroasa）发掘出来的著名宝藏，里面就有一些银盘。彼拉德瓦拉色卡村（Birlad-Valea Seaca，位于现在的罗马尼亚境内）的发现至少显示了一部分商品的制作过程。彼拉德瓦拉色卡可能属于瑟文吉部落首领阿塔纳里克的领地。用鹿角拼接成的梳子是黑海北部哥特人的典型随葬品。一些日耳曼部落用发型来表示自己的部落身份［例如苏维比（Suebian）发结］，或自己的身份地位［例如法兰克的梅罗文加（Merovingian）统治者的长发］。发掘者在彼拉德瓦拉色卡发掘出近20个棚屋，里面有成品梳子和不同生产阶段梳子的组成部件。很明显，这整个村落都在从事梳子的制造。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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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情况我们都不了解。这些梳子是商业制品还是用来交换的？这是不是一个臣服的村落，每年都要进贡大量梳子？无论答案是什么，经济革命改变了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地区。毫无疑问，它的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新的技能逐步提高，产品的分销范围也渐渐扩大。一些产品可能不是商业制品，例如，用来当作首领相互赠送的礼物。但是据我们所知，瑟文吉部落以及莱茵河地区的一些部落和罗马有广泛的贸易往来。虽然日耳曼尼亚没有发行货币，但是罗马钱币大量流通，往往成为交换媒介。（据塔西佗记载，公元1世纪时，莱茵河地区的日耳曼人已经使用优质的罗马银币作为交换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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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变革。日耳曼地区并不是从来都有举足轻重的社会精英。或者，至少从墓地这一主要信息源来看，我们看不到社会精英的存在。公元前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欧洲中部和北部基本上普遍遵循的主要丧葬礼俗是火葬，并且各地的随葬品也差不多都一样：简陋的手工陶器和装饰古怪的搭扣。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出现厚葬（其中最宏伟的墓葬经常被称为“王侯之墓”，德语是“Fürstengraber”），但也十分罕见。在同一日耳曼居住区，用明显不同的物品给不同部落成员陪葬的做法最早始于罗马帝国时期。在西部，厚葬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些是公元1世纪末的，另一些是公元2世纪末的。但是“王侯”根本不可能只存在于这两个孤立的时间段。因此厚葬和社会地位之间没有简单的关联。更东边的地区，在整个罗马时期，随葬品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但是直到公元2世纪，日耳曼人才开始探索用其他方式来标志特殊地位，例如大石堆。当然，厚葬最能表明安葬者的派头和地位。还有人提出厚葬更多是社会竞争，而非财富的特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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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些更确凿的证据，有些还是文字史料，可以帮助阐释日耳曼地区社会变革的长远意义。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公元1世纪时部落首领可以世袭，并且即便是小部落也经常会由多位首领共同统领，但是公元4世纪时瑟文吉部落连续三任首领都来自同一家族：他们分别是阿塔纳里克、他做过人质的父亲和同君士坦丁谈判的瑟文吉部落首领。希腊语和拉丁语史料不断把这些首领称为“士师”，但我们不知道“士师”代表什么头衔。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这些至高首领之下、属于社会第二阶层的首领和小首领的权力也是世袭的。类似模式也普遍存在于阿勒曼尼部落中。我们之前特别提到至高首领不是世袭的，主要是因为罗马往往会消除那些获得至高首领地位的人；但是阿勒曼尼部落次级首领的地位显然是世袭的。以埃及神之名重新将儿子命名为赛拉比奥的梅德里库斯是阿勒曼尼部落提交的人质中地位极高的一个。他和公元357年率领阿勒曼尼人在斯特拉斯堡吃了败仗的切诺多玛是兄弟。赛拉比奥也是一位首领，在斯特拉斯堡战役中指挥军队的右翼——这也许表明他并不喜欢这个地中海名字。继承权不一定是由父亲直接传给儿子，但是切诺多玛、梅德里库斯和赛拉比奥代表一个宗室，能把权力世代传承下去。对于其他阿勒曼尼部落的首领而言，情况可能也一样。当罗马人认为至高首领瓦多马里乌斯对他们构成的威胁太大的时候，他们将他干掉，并且还杀死了他的儿子维提卡比乌斯（Vithicabius）。这表明父亲的权力至少有可能被继承。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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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考古发现还了解了公元4世纪日耳曼精英的情况。考古学家已经界定一些散布在日耳曼尼亚的精英统治者办公和居住的场所。乌拉赫（Urach）小镇是莱茵河河谷边典型的阿勒曼尼地区。在小镇被称为“圆山”（Runderberg）的山上发掘出大规模的公元4世纪木壁垒。壁垒围绕一块长70米、宽50米的圆角长方形地区，里面建有一座木会堂，会堂下方依山建了些较小建筑。这座会堂很可能是阿勒曼尼部落首领组织首领聚会的场所，当然也款待过他们的家臣。由于这次挖掘成果还没有完全发布，我们还不清楚居住在那些较小建筑里的是家臣、工匠，还是普通的阿勒曼尼人。在更东边的地区，考古学家已经在哥特人统治的地区发现亚历山德罗夫卡（Alexandrovka）等防御中枢，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研究。黑海北部大部分遗址上，罗马陶器的碎片占考古发现总数的15％—40％。在亚历山德罗夫卡，罗马双耳细颈陶罐（主要用来盛葡萄酒）的碎片总计达72％。很显然，这里招待了不少客人。在卡门卡-安特克拉克（Kamenka-Antechrak）发现一座别墅，可能归某位哥特首领所有。别墅由四栋石屋、附属建筑和庭院组成，占地面积3800平方米。别墅的贮存设施齐全，罗马陶器制品数量超过平均水平（超过50％，既有盛红酒的双耳细颈陶罐的碎片，又有精细餐具）。这表明卡门卡-安特克拉克也是一个主要的消费中心。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发现的陶器和贮存设施表明，公元4世纪的某位哥特首领利用原有的罗马要塞作为自己的别墅。这种独立的日耳曼精英住所是一个新现象。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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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日耳曼人经济革命带来的新财富最终没有平均分配，而是由特定群体掌控。所有新财富——例如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财富——都会引发人们对其掌控权的激烈争夺，如果掌控的新财富足够多，其掌控者就会建立全新的权力结构。例如在欧洲西部，地主阶层自中世纪起就一直是统治阶层，但工业革命最终摧毁了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统治，因为和工业创造的新财富相比，即便大面积耕种，所创造的财富也少得可怜。因此，日耳曼尼亚的经济革命促发社会政治变革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些相关的变革过程在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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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时期，水洼和泥炭沼在日德兰半岛（Jutland）的大部分地区星罗棋布，现在基本上都因开垦荒地干涸了。近期发掘的遗迹表明，由于水洼和泥炭沼能够吞噬体积庞大的物体，日德兰半岛和北海沿海腹地的水洼和泥炭沼一直以来都被附近的居民用来存放祭品。这片地区已经发掘出从战车到金质盘碟等不同时期的各种祭品。从公元2世纪后半叶到4世纪，日耳曼人还用武器献祭，在维莫斯（Vimose）、托尔斯比尔（Thorsbjerg）、乌斯特尔索鲁普（Ostersotrrup）附近的尼达姆（Nydam）和伊斯布勒-莫斯（Ejsbøl Mose）地区的水洼和泥炭沼里发现不少武器祭品。这些祭品很多都是扈从大队的武器和装备，有的甚至是整支军队的。作为祭祀行为的一部分，这些武器和装备都依照仪式被毁坏。在日德兰半岛南部伊斯布勒-莫斯发现的公元3世纪的遗物令人震撼，从侧面反映了这些武器原来所属军队的情况。在这次发掘工作中，考古学家发现一小支军队的武器，这支军队中有200人手持标枪、长矛和盾（至少有60人还佩带刀剑），人数不详的弓箭手（发掘出675个箭头），以及12—15人使用的更高级的装备（其中有9人骑马）。这支军队组织严密，等级分明，军事专业化程度相当高：包括首领和扈从，不是一群兼营农业的士兵。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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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部落首领为了确保权力世袭是如何拉开他们与普通部落成员之间的距离。公元1世纪，日耳曼地区权力的盛衰起伏，瞬息万变。但如果一个家族有一代人能够利用它的新财富招募一支像伊斯布勒-莫斯发掘出的军队那样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并将财富和扈从都传承给后代的话，这个家族在几代人中继承权力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通过厚葬想要表达的权力和地位实际上需要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来强化。到公元4世纪，拥有扈从成了权贵的一个关键特征。斯特拉斯堡战役中败在尤里安手下的阿勒曼尼首领切诺多玛有一支200名战士组成的个人扈从队。50这让人不禁想起伊斯布勒-莫斯那支军队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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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史料强调，这些扈从除了作战外还有很多用途。公元369年，哥特人阿塔纳里克率领瑟文吉部落部分脱离罗马的统治。之后他对基督徒进行迫害，催生了《圣萨巴受难记》（Passion of St Saba）。该文献生动地讲述了哥特殉道者萨巴所受的迫害和死亡。萨巴不是罗马俘虏的后代，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瑟文吉。《圣萨巴受难记》写于罗马境内圣萨巴受难的地方。该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众多宝贵信息，其中之一便是瑟文吉部落的中层首领都有自己的扈从，并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意愿。萨巴最终就是死于阿塔里德（Atharid）的扈从之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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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从还有助于解释公元4世纪权力中心的性质。如前文所述，这些权力中心是作消费中心用的（例如圆山和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据中世纪初的史料记载，日耳曼首领需要宴请忠心耿耿的部下。这种做法完全有可能自古就有。宴请不仅需要大会堂，还要有固定的食物供给和采购罗马葡萄酒这类非本地经济产品的手段。专业工匠的存在还说明，日耳曼尼亚的经济已经充分发展，超出原有的亚斯多夫常规，足以供养更多的非农业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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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沼沉积的遗物还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作为献给神灵的祭品，它们很可能是为战争胜利而献的感谢祭。伊斯布勒-莫斯的沉积遗物是某部落在庆祝歼灭200名敌人时被沉到泥炭沼深处的敌军武器。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我们无从得知。是不是被另一支日耳曼部落打败的日耳曼部落？据塔西佗记载，一支卡蒂（Chatti）部落在争夺盐矿的斗争中被一支厄尔门杜累（Hermenduri）部落打败。他对这两支部落的评论很能说明问题：“双方都发誓，如果取得胜利，就把敌人献祭给玛尔斯（Mars）和墨丘利（Mercury）。这个誓言意味着将战败的整支军队连同他们的马匹和所有财物都作为祭品献祭。” 52显然，在祭祀仪式中用战败的敌人献祭已经屡见不鲜。公元1世纪的一支小部落就能打败200多名敌人，因此伊斯布勒-莫斯的沉积遗物有可能是庆祝歼灭一群袭击日德兰半岛南部的战斗人员，他们突袭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取战利品，也可能是为了确立统治地位，确保他们源源不断地获得贡品和食物。无论如何，这些遗物表明新财富通常会分配不均，但这也必定会引起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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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时期日耳曼尼亚大部分地区的另一个特征是用武器陪葬的墓葬数量明显增加。军事扈从不仅是社会政治变革的结果，还是社会政治变革的手段。从公元2世纪到4世纪，部落内部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可能是日耳曼地区的一个特征。阿勒曼尼联盟、法兰克联盟和撒克逊联盟，这些新联盟的世袭统治者很可能是通过激烈的斗争才确立他们的统治地位。在更东边的地区，哥特人统治的地区情况也类似，只是涉及更多的迁徙成分。但要想建立阿塔纳里克领导的瑟文吉那样的联盟，他们还得制伏当地人，确立可以世袭的新等级制度。在西部和东部，地区财富的增长导致权力争斗，促使专业军事力量的出现，成为赢得权力的手段。这些过程导致一个结果，即更大规模的政治联盟成为公元4世纪日耳曼尼亚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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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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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断定，早在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只有配备武装家臣的贵族阶层才起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作用。但除了那些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之外，很多公元3世纪和4世纪的墓葬里都有一些随葬器物：男人的墓葬里有武器，女人的墓葬里有各式各样的精致珠宝。这些墓葬不计其数，不可能都是首领或封建贵族的墓葬。我们可以根据后来的文字史料推断出这些墓葬的主人。公元5世纪后期和6世纪初期，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日耳曼王国制定了大量法律。据这些法律文件描述，这一时期的日耳曼（和日耳曼人统治的）社会基本上由三个等级组成：自由民、解放奴隶和奴隶。在罗马，解放奴隶的后代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民。与之不同，在日耳曼地区，解放奴隶的身份是世袭的。三个等级之间禁止通婚。倘若有人要进入其他等级，必须公开举行复杂的仪式。这种法律分类的做法在哥特人、伦巴底人（Lombards）、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等日耳曼部落中相当普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自由民阶层，而非相对较小的封建贵族阶层，在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Ostrogothic）起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在法兰克王国和伦巴底王国拥有土地，起着重要的政治及军事作用。公元5世纪和6世纪，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的英格兰，用武器陪葬的墓葬里埋葬的可能也是一些自由民。这些墓葬显然是用来表明身份的，而非仅仅用来说明墓主曾经是名战士。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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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众多日耳曼部落在公元4世纪到6世纪占领罗马帝国的不同区域，更多财富涌向日耳曼社会，我认为公元4世纪时自由民的政治参与度不会少于公元6世纪时的。要是有什么不同的话，公元4世纪时自由民的政治参与范围应该更广。因此，如果公元6世纪仍然存在一个人数相对较多的自由民阶层，那么200年前的情况肯定也一样。换句话说，半封建的武士贵族阶层在帝国后期还没有统治日耳曼尼亚。虽然罗马史料关注的并非日耳曼社会的内部机制，但是依然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例如，公元4世纪的哥特首领不能只发号施令，他们还需要让相对广泛的拥护者接受自己的政策。公元400年前后的哥特军队中除了少数武士贵族之外，还有大量的精英战士——即自由民。这些精英战士有自己的作战随从。据后来的法规记载，解放奴隶（不是奴隶）可能是由自由民领导，跟随他们一起作战。54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民之间是平等的。他们有财富的差异，尤其是如果深受统治者宠爱的话，就会更富裕。但是社会权力还没有集中在一小撮贵族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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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无法清楚地解释首领和贵族连同他们的扈从同自由民之间的关系。罗马史料也没有多大帮助。但是，要供养、奖赏这帮自由民，那些配备大量武装扈从的贵族阶层——阿勒曼尼首领和瑟文吉部落的“士师”及首领——可能都已经确立了向自由民及其随从征税的权利。虽然没有史料显示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尼亚具有大规模征税所必需的官僚机构，但农产品肯定是常规的征税项目。因此，情况显然与公元1世纪时部落成员偶尔向卓越的首领捐资不同［如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里所记载的］。首领的职责无疑是代表他们的臣民与其他国家协商并制定“对外政策”，比如阿塔纳里克和瓦伦斯的会谈。由于对外政策通常只涉及决定和谁开战，因此他们肯定还有权要求臣民服兵役。首领还有一定的法律职责。至少，他们要审判级别稍高的臣民间的纠纷。相对裁定具体案件来说，他们不大可能有权制定一般性法律。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立法似乎在日耳曼王国还是一项新职责。而且即便是在当时，也只是在权贵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制定新法。权贵们在议会上策划法规，并以全体权贵的名义发布。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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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世纪的罗马史料没有说明首领及其扈从同自由民阶层之间的具体关系，但是《圣萨巴受难记》让我们对此有了更多了解。对瑟文吉部落的基督徒实行迫害是全体首领（包括阿塔纳里克和其他首领）一致决定的政策。然而，这一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是当地的村民，家臣不熟悉当地情况，只是偶尔被派去检查进度。在萨巴的村里，当地人显然不认同这项政策。他们完全有机会阻挠迫害行动。面对迫害基督徒的指令，他们发虚誓说村里没有基督徒。显然，村民们想保护基督徒免遭阿塔纳里克的迫害，他的家臣对此也无能为力。他们分辨不出谁是基督徒。萨巴最终殉道，是因为他不认同这种欺瞒的做法。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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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耳曼社会依然是一个基础广泛的寡头社会，仍有不计其数的自由民精英，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权力。日耳曼尼亚要成为卡洛林（Carolingian）时期的封建制国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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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波斯和日耳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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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公元1世纪到4世纪日耳曼地区变革的探讨，说明了帝国后期罗马始终密切关注波斯的原因。波斯崛起，成为超级强国，引发了公元3世纪大规模的危机。即便是在东方前线安定下来之后，波斯给帝国造成的威胁显然仍大于日耳曼尼亚的威胁。相比之下，即便是在公元4世纪，日耳曼尼亚仍不能在各部落中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也不能统一其政治结构。临时联盟被联系更紧密的团体或者联盟所替代。这种联盟标志着日耳曼尼亚已不再是公元1世纪时的那个反复无常、风云变幻的日耳曼尼亚。虽然当时统治权可以世袭，但即便是在公元4世纪，最卓越的日耳曼首领也没能像阿尔达希尔那样成功地联合近东各部落来对付罗马。根据沉积的武器遗物和文字史料判断，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各部落之间彼此争斗的几率仍然和他们与罗马作战的几率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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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公元1世纪到3世纪，日耳曼尼亚人口大规模增长，经济发展，政治重组。到公元4世纪，日耳曼尼亚对罗马在欧洲的战略统治地位构成的潜在威胁远远大于公元1世纪时期。我们还有必要记住日耳曼社会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平衡点。日耳曼藩属国的范围只延伸到莱茵河和多瑙河边界对面约100公里处。这样，日耳曼尼亚大部分地区就没有被卷入罗马为维持边境地区合理秩序而频繁进行的战争。因此，与藩属王周期性发动的战争相比，还有更危险的因素极易对边境的权力平衡造成影响。公元3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给帝国带来巨大冲击。藩属国处于罗马的严密控制之下，但其范围以外的日耳曼地区给帝国带来过类似的威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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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藩属国时不时会成为远离罗马边界的部落掠夺的对象。原因很简单。整个日耳曼尼亚在经历经济变革的时候，边境地区所受的影响尤其明显，特别是附近众多罗马士兵的消费刺激了它们的经济。因此，藩属国往往比日耳曼尼亚边远地区更富裕，也就成为边远部落攻击的对象。就我们所知，这种掠夺战争首先发生在公元1世纪中叶，一支来自北方的混合军队入侵马可曼尼人万尼乌斯（Vannius）统治的藩属国，抢夺他在位30年间积累的巨大财富。57公元2世纪时，挑起马可曼尼战争的就是这些寻求藩属国财富的北部边远部落。哥特人迁到黑海附近的动机也一样。公元3世纪中叶以前，这些土地由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部落统治，他们同罗马往来密切，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从公元1世纪到3世纪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即可看出他们的财富）。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来到这个地区，攫取当地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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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发展中的日耳曼地区缺乏统一，它所造成的危险依然还只是潜在的。实际上，与其说从莱茵河河口到黑海北岸大量日耳曼部落和联盟给罗马帝国造成了威胁，还不如说它们为后期罗马帝国提供了一批初级合作伙伴。在这种关系中，罗马帝国并不总能如愿以偿，而且为了维护这一体系，在每一代统治者执政期间，高级和初级合作伙伴之间，都会发生大规模冲突。尽管如此，蛮族人多数时候还是安分守己的，最有力的例子就是公元357年向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求助的首领齐扎伊斯（Ziz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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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看到皇帝就把武器放在一边，趴在地上，像死了一样。他在提出请求时，害怕得都说不出话来，因此唤起了更大的同情；但他几次试图张口说话，都被自己的抽噎打断，后来好不容易说出话来，不过也没能把他所有的请求都说出来。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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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扎伊斯先是说不出话来，接着就是默默抽泣，然后再结结巴巴说出一些要求——目的达到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封齐扎伊斯为罗马的藩属王，其臣民受到帝国的保护。而忘记自己蛮族本分的蛮族人将遭受帝国的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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