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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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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断定，早在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只有配备武装家臣的贵族阶层才起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作用。但除了那些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之外，很多公元3世纪和4世纪的墓葬里都有一些随葬器物：男人的墓葬里有武器，女人的墓葬里有各式各样的精致珠宝。这些墓葬不计其数，不可能都是首领或封建贵族的墓葬。我们可以根据后来的文字史料推断出这些墓葬的主人。公元5世纪后期和6世纪初期，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日耳曼王国制定了大量法律。据这些法律文件描述，这一时期的日耳曼（和日耳曼人统治的）社会基本上由三个等级组成：自由民、解放奴隶和奴隶。在罗马，解放奴隶的后代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民。与之不同，在日耳曼地区，解放奴隶的身份是世袭的。三个等级之间禁止通婚。倘若有人要进入其他等级，必须公开举行复杂的仪式。这种法律分类的做法在哥特人、伦巴底人（Lombards）、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等日耳曼部落中相当普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自由民阶层，而非相对较小的封建贵族阶层，在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Ostrogothic）起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在法兰克王国和伦巴底王国拥有土地，起着重要的政治及军事作用。公元5世纪和6世纪，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的英格兰，用武器陪葬的墓葬里埋葬的可能也是一些自由民。这些墓葬显然是用来表明身份的，而非仅仅用来说明墓主曾经是名战士。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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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众多日耳曼部落在公元4世纪到6世纪占领罗马帝国的不同区域，更多财富涌向日耳曼社会，我认为公元4世纪时自由民的政治参与度不会少于公元6世纪时的。要是有什么不同的话，公元4世纪时自由民的政治参与范围应该更广。因此，如果公元6世纪仍然存在一个人数相对较多的自由民阶层，那么200年前的情况肯定也一样。换句话说，半封建的武士贵族阶层在帝国后期还没有统治日耳曼尼亚。虽然罗马史料关注的并非日耳曼社会的内部机制，但是依然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例如，公元4世纪的哥特首领不能只发号施令，他们还需要让相对广泛的拥护者接受自己的政策。公元400年前后的哥特军队中除了少数武士贵族之外，还有大量的精英战士——即自由民。这些精英战士有自己的作战随从。据后来的法规记载，解放奴隶（不是奴隶）可能是由自由民领导，跟随他们一起作战。54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民之间是平等的。他们有财富的差异，尤其是如果深受统治者宠爱的话，就会更富裕。但是社会权力还没有集中在一小撮贵族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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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无法清楚地解释首领和贵族连同他们的扈从同自由民之间的关系。罗马史料也没有多大帮助。但是，要供养、奖赏这帮自由民，那些配备大量武装扈从的贵族阶层——阿勒曼尼首领和瑟文吉部落的“士师”及首领——可能都已经确立了向自由民及其随从征税的权利。虽然没有史料显示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尼亚具有大规模征税所必需的官僚机构，但农产品肯定是常规的征税项目。因此，情况显然与公元1世纪时部落成员偶尔向卓越的首领捐资不同［如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里所记载的］。首领的职责无疑是代表他们的臣民与其他国家协商并制定“对外政策”，比如阿塔纳里克和瓦伦斯的会谈。由于对外政策通常只涉及决定和谁开战，因此他们肯定还有权要求臣民服兵役。首领还有一定的法律职责。至少，他们要审判级别稍高的臣民间的纠纷。相对裁定具体案件来说，他们不大可能有权制定一般性法律。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立法似乎在日耳曼王国还是一项新职责。而且即便是在当时，也只是在权贵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制定新法。权贵们在议会上策划法规，并以全体权贵的名义发布。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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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世纪的罗马史料没有说明首领及其扈从同自由民阶层之间的具体关系，但是《圣萨巴受难记》让我们对此有了更多了解。对瑟文吉部落的基督徒实行迫害是全体首领（包括阿塔纳里克和其他首领）一致决定的政策。然而，这一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是当地的村民，家臣不熟悉当地情况，只是偶尔被派去检查进度。在萨巴的村里，当地人显然不认同这项政策。他们完全有机会阻挠迫害行动。面对迫害基督徒的指令，他们发虚誓说村里没有基督徒。显然，村民们想保护基督徒免遭阿塔纳里克的迫害，他的家臣对此也无能为力。他们分辨不出谁是基督徒。萨巴最终殉道，是因为他不认同这种欺瞒的做法。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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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耳曼社会依然是一个基础广泛的寡头社会，仍有不计其数的自由民精英，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权力。日耳曼尼亚要成为卡洛林（Carolingian）时期的封建制国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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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波斯和日耳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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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公元1世纪到4世纪日耳曼地区变革的探讨，说明了帝国后期罗马始终密切关注波斯的原因。波斯崛起，成为超级强国，引发了公元3世纪大规模的危机。即便是在东方前线安定下来之后，波斯给帝国造成的威胁显然仍大于日耳曼尼亚的威胁。相比之下，即便是在公元4世纪，日耳曼尼亚仍不能在各部落中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也不能统一其政治结构。临时联盟被联系更紧密的团体或者联盟所替代。这种联盟标志着日耳曼尼亚已不再是公元1世纪时的那个反复无常、风云变幻的日耳曼尼亚。虽然当时统治权可以世袭，但即便是在公元4世纪，最卓越的日耳曼首领也没能像阿尔达希尔那样成功地联合近东各部落来对付罗马。根据沉积的武器遗物和文字史料判断，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各部落之间彼此争斗的几率仍然和他们与罗马作战的几率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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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公元1世纪到3世纪，日耳曼尼亚人口大规模增长，经济发展，政治重组。到公元4世纪，日耳曼尼亚对罗马在欧洲的战略统治地位构成的潜在威胁远远大于公元1世纪时期。我们还有必要记住日耳曼社会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平衡点。日耳曼藩属国的范围只延伸到莱茵河和多瑙河边界对面约100公里处。这样，日耳曼尼亚大部分地区就没有被卷入罗马为维持边境地区合理秩序而频繁进行的战争。因此，与藩属王周期性发动的战争相比，还有更危险的因素极易对边境的权力平衡造成影响。公元3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给帝国带来巨大冲击。藩属国处于罗马的严密控制之下，但其范围以外的日耳曼地区给帝国带来过类似的威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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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藩属国时不时会成为远离罗马边界的部落掠夺的对象。原因很简单。整个日耳曼尼亚在经历经济变革的时候，边境地区所受的影响尤其明显，特别是附近众多罗马士兵的消费刺激了它们的经济。因此，藩属国往往比日耳曼尼亚边远地区更富裕，也就成为边远部落攻击的对象。就我们所知，这种掠夺战争首先发生在公元1世纪中叶，一支来自北方的混合军队入侵马可曼尼人万尼乌斯（Vannius）统治的藩属国，抢夺他在位30年间积累的巨大财富。57公元2世纪时，挑起马可曼尼战争的就是这些寻求藩属国财富的北部边远部落。哥特人迁到黑海附近的动机也一样。公元3世纪中叶以前，这些土地由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部落统治，他们同罗马往来密切，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从公元1世纪到3世纪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即可看出他们的财富）。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来到这个地区，攫取当地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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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发展中的日耳曼地区缺乏统一，它所造成的危险依然还只是潜在的。实际上，与其说从莱茵河河口到黑海北岸大量日耳曼部落和联盟给罗马帝国造成了威胁，还不如说它们为后期罗马帝国提供了一批初级合作伙伴。在这种关系中，罗马帝国并不总能如愿以偿，而且为了维护这一体系，在每一代统治者执政期间，高级和初级合作伙伴之间，都会发生大规模冲突。尽管如此，蛮族人多数时候还是安分守己的，最有力的例子就是公元357年向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求助的首领齐扎伊斯（Ziz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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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看到皇帝就把武器放在一边，趴在地上，像死了一样。他在提出请求时，害怕得都说不出话来，因此唤起了更大的同情；但他几次试图张口说话，都被自己的抽噎打断，后来好不容易说出话来，不过也没能把他所有的请求都说出来。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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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扎伊斯先是说不出话来，接着就是默默抽泣，然后再结结巴巴说出一些要求——目的达到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封齐扎伊斯为罗马的藩属王，其臣民受到帝国的保护。而忘记自己蛮族本分的蛮族人将遭受帝国的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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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罗马帝国在控制蛮族人方面做得还算不错。虽然它不得不倾其所有来应对波斯的挑战，但在欧洲边界上它基本上仍掌控大局。然而，长期以来传统上一直认为，抽取额外资源去维系这种统治给罗马体系造成的压力太大，所做的努力难以持久。这种观点认为，公元4世纪，罗马东部及欧洲的边境确实恢复了安定，但代价太大，导致帝国注定要衰亡。在探讨公元4世纪下半叶和5世纪之前，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公元4世纪中叶的帝国。它是一个注定要崩溃的体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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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日耳曼部落中卜茹克特累人的一位女祭司。她曾鼓动巴达威人于公元69年至70年进行反罗马的骚动，公元78年，被罗马所俘。日耳曼尼亚中部的一些部落把她奉为神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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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第三章 帝国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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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73年前后，由于煽动北非行省附近的柏柏尔（Berber）部落叛乱，北非罗马军队的指挥官（comes Africae）罗马努斯（Romanus）被革职。野战军主帅（magister militum）狄奥多西被派去处理这次突发事件。他在罗马努斯的资料中发现一份对罗马努斯非常不利的文件。这是一封写给第三方指挥官的信，信里传达了不久前还是帝国高级官僚的帕拉迪乌斯对他的问候：“帕拉迪乌斯向您表示问候，说他已经被免职，原因是在的黎波里人（Tripolis）的问题上，他对［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隐瞒了真相。”1就因为这，帕拉迪乌斯被免职，从他的乡间别墅被拖出来，押回特里尔。欺瞒皇帝是叛国行为。通常审讯叛国者都会使用严刑拷打的手段，帕拉迪乌斯不愿面对审讯，就在途中自杀了。整个事件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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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得回溯到公元363年罗马努斯刚被任命为北非罗马军队的指挥官那年。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行省的大莱波蒂斯（Lepcis Magna）周边的乡村被附近沙漠腹地的柏柏尔部落洗劫，当地居民要求罗马努斯反击这些部落。罗马努斯把军队召集到大莱波蒂斯，但要求当地居民提供后勤支持，供给共计4000头骆驼。居民们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罗马努斯就解散士兵，没有向柏柏尔人发动战争。居民们非常愤怒。第二年（可能是公元364年），他们召开行省代表年会，派代表向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陈情。罗马努斯试图从中阻挠，通过亲戚雷米吉乌斯（Remigius）按他的说法先向瓦伦提尼安一世报告情况。雷米吉乌斯当时是执事官（magister officiorum），相当于行政机构主管，属于帝国西部最高级别的官僚。听了双方的陈述后，瓦伦提尼安一世并没有立即做出判断，而是下令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迟迟没有动身。与此同时，柏柏尔部落又袭击了大莱波蒂斯，促使当地居民再次派代表，控诉罗马努斯继续不作为。听到大莱波蒂斯再次受到侵袭，瓦伦提尼安一世大怒，这时帕拉迪乌斯出场了。他被派去考察当地的实际情况，同时还负责给阿非利加的军队带去赏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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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迪乌斯遵从皇帝的旨意来到大莱波蒂斯，发现罗马努斯不作为的真相。然而，帕拉迪乌斯同时还和阿非利加军队的指挥官和军饷发放员做交易，自己克扣一部分皇帝的赏金。两人都握有对方的把柄。帕拉迪乌斯威胁罗马努斯，他已有确凿证据，要告发罗马努斯不作为，罗马努斯也提出帕拉迪乌斯侵吞皇帝赏金一事。作为交易，帕拉迪乌斯留下赏金，回到特里尔后向瓦伦提尼安一世报告大莱波蒂斯一切正常。皇帝认为大莱波蒂斯的居民浪费了自己的精力，便下令严惩。帕拉迪乌斯再次被派往阿非利加，主持审判。法官自身都危如累卵，那么对于那些被告来说，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证人都被贿赂，证明柏柏尔人没有侵袭大莱波蒂斯。整个事件在公元368年前后处理妥当，一名官员和三名代表因为向皇帝虚报情况被处死。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六年后帕拉迪乌斯写给罗马努斯的一封信被发现才再起波澜。当年，有两名代表有先见之明，被判处割舌的刑罚后就躲了起来，幸免于难。现在，这两名代表也突然出现，说出实情。这次事件的罪人最终被绳之以法：帕拉迪乌斯和罗马努斯，还有执事官雷米吉乌斯以及伪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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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整个事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失职，贪污，恶意掩盖实情。对于一个正在走向灭亡的帝国，我们还能指望什么？自吉本以来，公共部门的腐败就一直被看作罗马帝国瓦解的一个原因。虽然公元4世纪帝国确实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但是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妄下结论。当时的史料记载了从军队指挥官吃空饷到官僚侵吞资金等各种违法行为。3但是这些行为在西罗马帝国的瓦解过程中是否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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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是纵观历史，权力一直都和谋取钱财紧密相关。不管是在大国，还是在小国，也不管是兴盛繁荣的国家，还是行将崩溃的国家，情况都一样。在多数社会，以权谋私并不是什么问题，当初努力获得权力的全部意义——而且是完全合法的意义——就在于为自己和同党谋取利益。我们的老朋友哲学家德密斯修有个教雄辩术的友人叫利巴尼奥斯（Libanius），他坚信古典教育的道德理念。在公元4世纪50年代初德密斯修开始受到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恩宠时，利巴尼奥斯写信给他：“您同［皇帝］共餐，表明您和皇帝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了……您所提到的人的财富会立刻增加……他从这种施恩过程中获得的快乐胜过您接受恩宠时的快乐。”对利巴尼奥斯而言，德密斯修受到皇帝的恩宠不是件坏事，而恰恰相反是件好事。事实上，帝国行政部门的整个任命体系都是以个人推荐为基础的。因为没有选拔考试，裙带关系和人脉就起到关键作用。德密斯修在对不同皇帝的演说中反复谈及“亲信”问题。这些“亲信”是指皇帝身边最亲近的高层官员，负责向皇帝推荐公职的合适人选。当然，德密斯修希望他们都能慧眼识英雄，这样就能推荐一流的人选，但是他也并不想对这个体系做任何结构上的调整。任人唯亲是整个体系的普遍做法，公职是公认的谋取私利的机会，适度的贪污也多多少少在意料之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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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谋私已经屡见不鲜，即便是在帝国积极向外扩张的征服时期，帝国初期也和后来一样，官员都是更高级别官员的同党，他们滥用——或者应该说是“使用”——权力，为自己和同党谋利。据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记载，随着公元前146年罗马的最后一个大敌迦太基灭亡，罗马的公共部门变得越来越腐败。然而，担任公职的权贵实际上一直都在致力于自身利益的提升，帝国初期也不例外。在帝国体系内，我们称之为“腐败”的大多数行为只是反映了权力和利益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已。和瓦伦提尼安一世一样，有些皇帝定期通过打击“腐败”捞取政治资本，但即便是瓦伦提尼安一世也没有尝试去改变这个体系。5在我看来，我们有必要对人类利用政治权力的方式采取务实的态度，不要过分强调特定腐败行为。既然当初权力－利益因素没有妨碍帝国的崛起，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它是帝国瓦解的根本原因。在大莱波蒂斯丑闻中，罗马努斯、帕拉迪乌斯和雷米吉乌斯突破了底线。经过仔细研究，“大莱波蒂斯门”对我们而言远不只是一件掩盖真相的丑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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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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