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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第三章 帝国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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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73年前后，由于煽动北非行省附近的柏柏尔（Berber）部落叛乱，北非罗马军队的指挥官（comes Africae）罗马努斯（Romanus）被革职。野战军主帅（magister militum）狄奥多西被派去处理这次突发事件。他在罗马努斯的资料中发现一份对罗马努斯非常不利的文件。这是一封写给第三方指挥官的信，信里传达了不久前还是帝国高级官僚的帕拉迪乌斯对他的问候：“帕拉迪乌斯向您表示问候，说他已经被免职，原因是在的黎波里人（Tripolis）的问题上，他对［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隐瞒了真相。”1就因为这，帕拉迪乌斯被免职，从他的乡间别墅被拖出来，押回特里尔。欺瞒皇帝是叛国行为。通常审讯叛国者都会使用严刑拷打的手段，帕拉迪乌斯不愿面对审讯，就在途中自杀了。整个事件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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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得回溯到公元363年罗马努斯刚被任命为北非罗马军队的指挥官那年。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行省的大莱波蒂斯（Lepcis Magna）周边的乡村被附近沙漠腹地的柏柏尔部落洗劫，当地居民要求罗马努斯反击这些部落。罗马努斯把军队召集到大莱波蒂斯，但要求当地居民提供后勤支持，供给共计4000头骆驼。居民们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罗马努斯就解散士兵，没有向柏柏尔人发动战争。居民们非常愤怒。第二年（可能是公元364年），他们召开行省代表年会，派代表向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陈情。罗马努斯试图从中阻挠，通过亲戚雷米吉乌斯（Remigius）按他的说法先向瓦伦提尼安一世报告情况。雷米吉乌斯当时是执事官（magister officiorum），相当于行政机构主管，属于帝国西部最高级别的官僚。听了双方的陈述后，瓦伦提尼安一世并没有立即做出判断，而是下令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迟迟没有动身。与此同时，柏柏尔部落又袭击了大莱波蒂斯，促使当地居民再次派代表，控诉罗马努斯继续不作为。听到大莱波蒂斯再次受到侵袭，瓦伦提尼安一世大怒，这时帕拉迪乌斯出场了。他被派去考察当地的实际情况，同时还负责给阿非利加的军队带去赏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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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迪乌斯遵从皇帝的旨意来到大莱波蒂斯，发现罗马努斯不作为的真相。然而，帕拉迪乌斯同时还和阿非利加军队的指挥官和军饷发放员做交易，自己克扣一部分皇帝的赏金。两人都握有对方的把柄。帕拉迪乌斯威胁罗马努斯，他已有确凿证据，要告发罗马努斯不作为，罗马努斯也提出帕拉迪乌斯侵吞皇帝赏金一事。作为交易，帕拉迪乌斯留下赏金，回到特里尔后向瓦伦提尼安一世报告大莱波蒂斯一切正常。皇帝认为大莱波蒂斯的居民浪费了自己的精力，便下令严惩。帕拉迪乌斯再次被派往阿非利加，主持审判。法官自身都危如累卵，那么对于那些被告来说，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证人都被贿赂，证明柏柏尔人没有侵袭大莱波蒂斯。整个事件在公元368年前后处理妥当，一名官员和三名代表因为向皇帝虚报情况被处死。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六年后帕拉迪乌斯写给罗马努斯的一封信被发现才再起波澜。当年，有两名代表有先见之明，被判处割舌的刑罚后就躲了起来，幸免于难。现在，这两名代表也突然出现，说出实情。这次事件的罪人最终被绳之以法：帕拉迪乌斯和罗马努斯，还有执事官雷米吉乌斯以及伪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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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整个事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失职，贪污，恶意掩盖实情。对于一个正在走向灭亡的帝国，我们还能指望什么？自吉本以来，公共部门的腐败就一直被看作罗马帝国瓦解的一个原因。虽然公元4世纪帝国确实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但是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妄下结论。当时的史料记载了从军队指挥官吃空饷到官僚侵吞资金等各种违法行为。3但是这些行为在西罗马帝国的瓦解过程中是否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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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是纵观历史，权力一直都和谋取钱财紧密相关。不管是在大国，还是在小国，也不管是兴盛繁荣的国家，还是行将崩溃的国家，情况都一样。在多数社会，以权谋私并不是什么问题，当初努力获得权力的全部意义——而且是完全合法的意义——就在于为自己和同党谋取利益。我们的老朋友哲学家德密斯修有个教雄辩术的友人叫利巴尼奥斯（Libanius），他坚信古典教育的道德理念。在公元4世纪50年代初德密斯修开始受到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恩宠时，利巴尼奥斯写信给他：“您同［皇帝］共餐，表明您和皇帝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了……您所提到的人的财富会立刻增加……他从这种施恩过程中获得的快乐胜过您接受恩宠时的快乐。”对利巴尼奥斯而言，德密斯修受到皇帝的恩宠不是件坏事，而恰恰相反是件好事。事实上，帝国行政部门的整个任命体系都是以个人推荐为基础的。因为没有选拔考试，裙带关系和人脉就起到关键作用。德密斯修在对不同皇帝的演说中反复谈及“亲信”问题。这些“亲信”是指皇帝身边最亲近的高层官员，负责向皇帝推荐公职的合适人选。当然，德密斯修希望他们都能慧眼识英雄，这样就能推荐一流的人选，但是他也并不想对这个体系做任何结构上的调整。任人唯亲是整个体系的普遍做法，公职是公认的谋取私利的机会，适度的贪污也多多少少在意料之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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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谋私已经屡见不鲜，即便是在帝国积极向外扩张的征服时期，帝国初期也和后来一样，官员都是更高级别官员的同党，他们滥用——或者应该说是“使用”——权力，为自己和同党谋利。据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记载，随着公元前146年罗马的最后一个大敌迦太基灭亡，罗马的公共部门变得越来越腐败。然而，担任公职的权贵实际上一直都在致力于自身利益的提升，帝国初期也不例外。在帝国体系内，我们称之为“腐败”的大多数行为只是反映了权力和利益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已。和瓦伦提尼安一世一样，有些皇帝定期通过打击“腐败”捞取政治资本，但即便是瓦伦提尼安一世也没有尝试去改变这个体系。5在我看来，我们有必要对人类利用政治权力的方式采取务实的态度，不要过分强调特定腐败行为。既然当初权力－利益因素没有妨碍帝国的崛起，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它是帝国瓦解的根本原因。在大莱波蒂斯丑闻中，罗马努斯、帕拉迪乌斯和雷米吉乌斯突破了底线。经过仔细研究，“大莱波蒂斯门”对我们而言远不只是一件掩盖真相的丑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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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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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在颁布一般法规时皇帝拥有最高权力。在处理个案时，他有权修改法律，或者只要他愿意，可以违反法律。他只用说一个字，便可以处决或赦免一个人。表面上看，他是一位专制君主。但是外表带有欺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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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提尼安一世在升任皇帝前已经在军营服役很长时间，亲自监管过莱茵河防线。在特里尔的时候，他也离边界很近，可以及时调查任何意外情况。但是阿非利加出现的这个问题就得另当别论了。瓦伦提尼安一世是在两个完全矛盾的说法突然出现在宫廷时才知道大莱波蒂斯事件的：一边是行省代表年会第一支代表团的陈述，另一边是罗马努斯通过执事官雷米吉乌斯的陈述。瓦伦提尼安一世人在特里尔，离事发现场2000公里。由于他不能离开莱茵河防线，到北非一个相当偏僻的角落去调查一起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事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派一名代表去替他查明真相。就像这次大莱波蒂斯事件一样，要是这名代表给他提供错误信息并确保实际情况传不到他耳朵里，皇帝必然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大莱波蒂斯门”的根本问题在于，尽管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罗马的中央政府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只有从地方获得准确信息才能做出有效决策。瓦伦提尼安一世的政权乐于把自己塑造成纳税人的保护者，防止军队对他们提出过分要求。但是由于帕拉迪乌斯谎报实情，在这次大莱波蒂斯事件中皇帝所采取的行动反而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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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在罗马帝国收集准确信息有多难，我们需要发挥一点想象力。作为半个帝国的统治者，瓦伦提尼安一世统治的地区比现在的欧盟要大得多。现在在欧盟范围内要采取有效的中央措施就已经比较困难了，但与布鲁塞尔（Brussels）的欧盟委员会主席相比，瓦伦提尼安一世还面临通信问题，采取有效中央措施的难度就更是难以想象了。瓦伦提尼安一世面临的通信问题是双重的：古代通信不仅费时，而且信息渠道极少。大莱波蒂斯问题恶化不仅是由于通信速度缓慢，还因为信息不够全面：最初有两个联系人（代表团和代表罗马努斯的雷米吉乌斯），瓦伦提尼安一世派帕拉迪乌斯去查明真相时又增加一个。一旦帕拉迪乌斯证实罗马努斯的说法，就变成了二比一，而且瓦伦提尼安一世没有其他信息来源。在由电话、传真和互联网构成的现代通信世界，要想隐瞒真相就没有这么容易了。除了莱茵河边境的驻地附近，瓦伦提尼安一世同帝国其他的城市鲜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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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更晚时期的一批纸莎草纸文献在干热的埃及沙漠中经过一千多年留存至今，对我们深入了解罗马的通信问题提供了帮助。［也许造化弄人，这些文献最后大多被存放在素以降雨著称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存放在曼彻斯特的这些文献来自尼罗河（Nile）西岸上埃及（Upper Egypt）和下埃及（Lower Egypt）交界处的赫尔莫普利斯（Hermopolis），1896年由维多利亚（Victorian）收藏家A. S.亨特（A. S. Hunt）购买。还有一封重要书信没有买到，最后被存放在斯特拉斯堡。后来人们发现这封书信和曼彻斯特的那些文献都属于同一批文献，归狄奥法内斯（Theophanes）所有。狄奥法内斯是公元4世纪初赫尔莫普利斯的地主，罗马的高级官员。他在公元4世纪10年代担任埃及财政长官（rationalis Aegypti）维塔利斯（Vitalis）的法律顾问。作为财务官，维塔利斯掌管埃及行省的军工厂和罗马在埃及的其他事务。文献的主体部分提到大约是在公元317年到323年间，狄奥法内斯因公从埃及前往帝国东部的安条克［现在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基亚（Antakya），靠近叙利亚边界］。文献没有对行程进行详细描述，因此此次任务的可能目的我们并不确定。但文献记录了打包清单、财务账目和行程安排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生动地再现了罗马官员出差的情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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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出差，狄奥法内斯可以像叙马库斯当年去特里尔那样使用罗马的公共交通系统。这个公共交通系统每隔一定距离就设有驿站，可供公务人员更换驿马，有时还提供食宿。有关狄奥法内斯行程安排的文献尤其值得注意，记录了他每天行走的距离。狄奥法内斯4月6日启程离开上埃及的尼丘（Nikiu），车队在路上缓缓行驶三周半时间，于5月2日到达安条克。他们每天大约行走40公里。刚开始时他们需要穿越西奈（Sinai）沙漠，每天只能走24公里，但到达新月沃土后，他们加快速度，每天走65公里。行程的最后一天，狄奥法内斯一行人看到成功在即，便全速前进，走了100多公里。他们返回尼丘时花费的时间也差不多。鉴于狄奥法内斯能够利用他的官员身份随时更换驿马，不需要花时间让马休息，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行走速度代表罗马帝国官僚的工作效率。在紧急情况下，信差途中不断更换驿马，一路策马飞奔，每天最多跑250公里。但狄奥法内斯一行人在那三周半时间里的行走速度属于正常速度，即平均每天走40公里。这是牛车的速度。因为军队也是用牛车来拉载重型装备和行李的，所以这个速度不仅适用于行政工作，也适用于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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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法内斯行程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复杂性。不难想象，鉴于这种行走速度，只有帝国的高级官僚才会到自己行省以外的地方去，那么各地区甚至邻近地区的基层官吏就可能彼此互不相识。埃及在多数情况下都相对独立，所以通常而言，狄奥法内斯不需要结识安条克的权贵，而且他沿途也不认识任何权贵。于是维塔利斯就给他向途经地区的权贵都写了推荐信，其中有一些没有用上，因而被保留至今。鉴于当时的礼节，狄奥法内斯还得提前筹划，携带各种合适的礼物。出于礼貌，第一次见面要交换礼物，有的礼物还相当贵重。据狄奥法内斯的财务账目记载，其中有一样礼物是用来配制香水的麝香。7狄奥法内斯还需要携带大量现金。因为是出差，他可能还携带着从官方支取资金的授权书。因此有时候他还需要雇用卫队。据他的财务账目显示，他在穿越埃及西奈沙漠时雇用了卫队，还为这些士兵购买了食物和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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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包清单也很能说明问题。狄奥法内斯需要准备适合不同季节和天气穿着的厚薄衣服、官服和浴袍。公共交通系统提供的住处条件显然相当简陋，狄奥法内斯随身携带着铺盖，不光是床单，甚至连床褥都带了。还有一整套厨具，以备万一。这表明狄奥法内斯不是独自一人去安条克的。有多少人一同前行，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有一批奴隶随行，料理起居。大体上，他在自己饮食上的花销要比花在奴隶身上的多一倍多。保存在曼彻斯特的文献里详细记载了这些账目。准备启程返回埃及前，狄奥法内斯的随行人员购买了160升葡萄酒准备在路上喝。同一天，狄奥法内斯在午餐的时候喝了2升上等的葡萄酒。购买那160升葡萄酒的钱还不够买这2升上等葡萄酒的。据狄奥法内斯的财务账目记载，他们有一次还买雪来冰镇狄奥法内斯的葡萄酒。罗马帝国公务旅行复杂而低效的本质就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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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与现在相比，公元4世纪时两个地区之间的距离要远得多。现在，哈德良长城距离幼发拉底河约4000公里，和狄奥法内斯时代两者之间的距离一样。但是，我们现在经由陆地横穿这片地区最多花两周时间，而以狄奥法内斯的行走速度来看——即便不考虑他花在沙漠里的时间，以每天50公里计算，在公元4世纪他也得花费大约三个月时间。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罗马帝国幅员辽阔，令人惊叹；从公元4世纪的角度来看，它却大得让人难以置信。以行走速度来衡量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说罗马帝国实际上有它版图面积的6倍大。也就是说，用当时可用的通信手段来管理罗马帝国相当于现在管理一个规模是欧盟5到10倍大小的实体。由于地区之间彼此相隔甚远，离首都也都很远，皇帝和帝国多数地区之间没有什么信息渠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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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便帝国各城市的地方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保持通信，皇帝也无能为力。这些信息都会以纸莎草纸文件的形式送到首都，皇宫很快就会堆满文件。要找到一份特定的文件有如大海捞针，尤其是罗马的文件似乎还只是按年份来归档的。8原始的通信渠道，再加上缺乏处理信息的复杂手段，说明各时期罗马皇帝制定及执行行政决策时的行政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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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问题带来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罗马政府无法系统地干预地方政府的日常运作。我们可以想见，罗马政府处理的事务只相当于现代政府处理事务的一小部分。即便有相应学说的支撑，罗马政府仍缺乏处理广泛社会议题的行政能力，例如医疗服务预算或社会安全预算。政府实际参与的工作就极其有限：维持军队战斗力和管理税收。即便在征税问题上，罗马政府的职能也仅限于向帝国各城市摊派税收总额和监督税收上缴。摊派税额和实际征收税款这些困难工作是在地方层面展开的。即便如此，我们在第一章里仔细探讨过的市政法规表明，只要地方按规定将税收收入上缴给中央国库，地方政府就可以有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9只要让中央政府满意，地方就可以实现自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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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对于了解罗马帝国的内部历史来说至关重要。“大莱波蒂斯门”说明的不是帝国后期的特定问题，而是影响各时期罗马中央政府的根本局限性。要想全面了解罗马政府的运作，我们在考虑皇帝在法律上的绝对权威和理念上的绝对统治地位的同时，还必须考虑从后勤角度而言，中央政府不可能对地方事务进行日常干预。正是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才形成帝国内部运转的动力。鉴于中央政府在行政上无法掌控所有事务，它施加权威进行干预的事情就具有极强的合法性。因此，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往往会利用皇权谋取私利。乍一看，这好像在说皇帝会经常插手地方事务，但这个印象会让人产生误解。除了征税之外，皇帝只有在地方官员，或是一部分地方官员，看到动用皇权有利可图时才会干预地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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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帝国初期的情况也不例外。如西班牙塞维利亚省发现的碑文所示（参见本书第一章），由于地方采用中央制定的市政法规，罗马式的城镇在帝国星罗棋布。尤其是地方较富裕的地主很快就认识到要是采用的宪法能赋予他们拉丁公民权，他们就有可能成为罗马公民，有资格进入帝国的中央体系，谋取更多利益。当然，故事还有其阴暗的一面。对他们而言，意大利的公民身份十分有用，他们会为此不择手段。他们通常会讨好中央的政府高官，替他们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帝国的基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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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也适用于那些使用“敕答书”（rescript）系统的个人。民众就法律问题向皇帝——实际上是皇帝的法律顾问——提交书面请求。他们可以把希望皇帝裁定的事情写在纸莎草纸的上半页。然后皇帝把自己的回复写在下半页。民众不能利用这个系统让皇帝处理整个事件，只能就关键的法律问题提出请求。我们从一份留存至今的纸莎草纸文献可以看出这个敕答书系统的使用规模。公元200年春，塞维鲁皇帝和卡拉卡拉（Caracalla）皇帝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安顿下来。据现在存放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一份纸莎草纸文献记载，两位皇帝在3月14日回复五封敕答书（皇帝的回复都会公布于众），3月15日回复四封，3月20日回复四封。11因此，即便皇帝有很多机会度假，每年也至少有1000例个人法律纠纷需要他来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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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一旦敕答书被送回行省，它便不再受皇帝的掌控。因此民众怎样使用这张带有皇帝名字和权威的纸就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外了。敕答书被挪作他用也就不足为奇。据公元5世纪的《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Codex Theodosianus）描述，这些欺诈行为中有把皇帝的回复剪下来用于回复其他问题的，也有用皇帝的敕答书处理其他纠纷的，更有甚者，还有人用虚假名义获得皇帝的敕答书。12罗马的律师和现代的律师一样极具创造力，但所受的限制要少。敕答书系统表明皇帝对民众的问题基本上会做出实际反应，但是对这个系统的滥用又说明距离让这些请愿者可以将带有皇帝名字的裁定这样一件有力武器挪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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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敕答书之外，皇帝还收到大量的普通请求，但他们的反应有时就没有敕答书这么明确。他们要么启动调查，当然速度会很慢，要么接受请愿者有失偏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皇帝多多少少会滥用皇权，皇帝可以决定信任或是不信任请愿者，然后采取相应行动。由此，地方日常事务的处理取决于地方公民在利用皇权方面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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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涉及罗马中央政府时，我们都必须谨记，虽然皇帝在法律和理念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的统治仍有其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是权力的垄断者，公民还是经常向他们请求批示。结果，皇帝既拥有强大的权力，又受到严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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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世纪中叶，由于波斯萨珊王朝的崛起，这个具有内在局限性的政府机器突然不得不面对各种全新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最迫切的问题是通过帝国的军事、财政和政治重组来解决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帝国实施的这些变革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是从长远来看则使它注定要衰落、瓦解。据这一观点看来，自戴克里先后，罗马对农业经济明显征税过重。农民被迫上缴大部分农产品，致使有些农民饿死。有人认为新的税率还摧毁了一直以来建造和管理帝国各城镇的地主阶层。某权威观点认为，以供养很多“闲人”的官僚机器为代表，整个帝国实际上开始变得处处受限。这些“闲人”又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在军事方面，从短期来看，军队的扩充达到了目的；但由于帝国境内缺少兵力，公元4世纪的几任皇帝不得不从边界对面招募越来越多的“蛮族人”。结果，罗马军队的忠诚度和战斗力都下降了。总而言之，这个观点认为，虽然帝国克服了最初的波斯危机，但是帝国的财政、政治甚至军事力量都因此明显消耗殆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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