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01650
1707401651
每位皇帝都采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说服人民接受他们的边防政策，但他们对征税基本目的的看法都一致。帝国钱币上最常见的是敌人跪拜在皇帝脚下的图案，这个形象每天都在提醒人民他们纳税的目的。另一方面，如果战败，军队会遭受浪费纳税人钱财的指责。例如，波斯人公元359年洗劫阿米达后不久，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财政大臣乌尔苏卢斯（Ursulus）造访阿米达废墟。他公开讽刺罗马军队的表现：“看看这些保卫我们城市的士兵吧，看他们有多勇敢。帝国财政为了支付他们的高额军饷已经捉襟见肘了。”军队指挥官们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君士坦提乌斯死后，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继任皇帝在标志政权更替的政治审判中判处乌尔苏卢斯死刑。然而，多数时候，利用军队为借口征税的效果还算不错。安条克抗议征税的暴动只是一个个例，是由强加的附加税而不是普通税引起的。当然很多地主想方设法尽可能降低自己需要缴纳的税款——存留的法律资料和书信中记载了大量降低税款的计谋和请求，但公元4世纪的皇帝确实成功地让人民相信征税是文明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基本上既筹集了资金，也没有让罗马社会走向分裂。28
1707401652
1707401653
在宗教方面，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无疑引发了一场文化革命。从外观上看，城镇的景观发生了变化。希腊罗马异教崇拜传统上将死者与生者分开的做法告一段落，墓地开始在城里涌现。教堂取代神殿。结果，自公元4世纪90年代起市场上出现大量廉价的二手大理石，致使一手大理石行业岌岌可危。正如吉本所称，教堂从政府和个人处获得大量捐赠。君士坦丁本人开启了捐赠先河，《教宗名录》（Book of the Popes）记载了他赠给罗马教会的土地。久而久之，帝国各地的教会都获得大量资产。此外，在某种程度上基督教是一股民主、平等的力量。它主张无论贫富贱贵，人人都具有灵魂，都可以得到救赎。一些福音故事甚至还暗示世俗的财富是获得救赎的障碍。这一切都有悖于希腊罗马文化中的贵族精英价值观。这种精英价值观主张只有拥有足够的财富和闲暇、能负担得起多年私人教育并实际参与市政事务的人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以文法学家使用帷幕这种做法为例。在古代，帷幕就是级别的标识，例如在大殿中，皇帝与廷臣之间通常会用帷幕隔开。在《忏悔录》（Confessions）中，圣奥古斯丁对文法学家用帷幕来遮挡学校入口的做法嗤之以鼻。对他和帝国后期其他基督徒而言，这是一种伪智慧的做法。
1707401654
1707401655
相反，公元4世纪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作品中确立一个与古典主义价值观相悖的反英雄。尽管他没有受过文法学家的教导，尽管他离开城镇前往沙漠，但是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基督教圣人却获得通过学习荷马（Homer）或维吉尔（Vergil），或是通过参与自治都无法获得的智慧和美德。这个圣人是修道院的最佳产物——如吉本指出，这一时期基督教修道制度吸引大量追随者。修士的生活方式受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高度赞扬，他们在这种禁欲生活中看到了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古代基督教殉道者的献身精神。史料中有很多关于身份显赫的基督徒舍弃罗马贵族生活的记载。公元5世纪初，意大利的保利努斯（Paulinus）和小梅拉尼亚（Melania）先后变卖家产，献身基督教。保利努斯是诺拉（Nola）的富人。他成为主教，信奉殉道者费利克斯（Felix）。小梅拉尼亚家世显赫，她的父亲是元老院元老。她离开意大利去了中东圣地。由此，基督教向罗马人一直以来都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提出质疑，带来根本性变化。29
1707401656
1707401657
但是，尽管基督教的兴起无疑是一场文化革命，吉本等史学家有关基督教严重影响帝国正常运转的看法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如吉本断言，基督教教会确实获得大量捐赠。另一方面，被教会取代的异教机构一直以来都非常富有，随着基督教的逐步兴起，它们的财富也渐渐被没收。我们不清楚向基督教捐赠是否涉及将全部世俗资产都转到教会名下。而且，虽然一些人选择修道院生活，但这顶多也只是几千人而已，相对当时维持不变甚至有所增长的人口规模而言，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同样，与公元400年罗马政府多达约6000名高级官僚相比，贵族阶层放弃财富和贵族生活而选择修道院生活的人数就相形失色了。公元4世纪90年代通过的法律规定，罗马政府的所有高级官僚都必须是基督徒。每出现一个诺拉的保利努斯这样的人，就会有更多的罗马地主成为基督徒，并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而且也丝毫没有什么良心不安。
1707401658
1707401659
由于宗教和帝国在思想上很快就达成一致，基督教也没什么迫切的理由让他们产生罪恶感。自奥古斯都起，罗马帝国就声称罗马的守护神注定罗马要征服并教化世界。众神庇佑帝国引领整个人类进入一种最佳状态，罗马皇帝由众神直接选定，受到众神的启示。自君士坦丁公开改信基督教后，帝国与神的关系很快就被重新定义，而且毫不费力。基督教的上帝被塑造成帝国的保护神，人类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信仰基督教和救赎。教育和自治暂时退居次位，但并没有被完全摈弃。帝国需要做的调整也就这些了，依然声称它是上帝的工具，执行上帝的旨意，只是名称变了而已。而且，虽然不能再神化皇帝，但是他们仍具有神性。基督教统治下的罗马宣称皇帝是由上帝选定的，和他一起统治人类，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统治人类。因此，皇帝以及所有与他相关的物品，从寝宫到宝库，都继续被看作“神圣的”。30
1707401660
1707401661
持这一立场的不仅仅是宫廷内外一些效忠皇帝的官员。公元438年12月25日，罗马的新法《狄奥多西法典》被引介给帝国旧都的元老。所有元老院会议都被详细记录下来，然后提交给皇帝。可以想见，这些会议记录没有存留下来，因为对中世纪，甚至帝国后期的僧侣而言，这些冗长的记录读起来并不扣人心弦。但《狄奥多西法典》会议的记录被编入序言出现在公元443年后的正式抄本里。米兰的安布罗斯图书馆（Ambrosian Library）保存了一个这个正式抄本的11世纪抄本。这个抄本独一无二，存留至今实属难得。31会议由意大利禁卫军长官格拉布里奥·福斯图斯（Glabrio Faustus）主持，他将元老们召集到自己的豪宅，会议一开始他便向他们正式引介《狄奥多西法典》。他提到皇帝授权立法的敕令，然后将《狄奥多西法典》呈献给他们。元老们立刻大声高呼：
1707401662
1707401663
“伟大的奥古斯都，最伟大的奥古斯都！”32（重复8次）
1707401664
1707401665
“你们是上帝所赐！是上帝的恩赐！”（重复27次）
1707401666
1707401667
“作为罗马皇帝，你们虔诚得体，愿你们长治久安！”（重复22次）
1707401668
1707401669
“你们造福人类，造福元老院，造福国家，造福所有！”（重复24次）
1707401670
1707401671
“你们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救赎！”（重复26次）
1707401672
1707401673
“皇帝万寿无疆！”（重复22次）
1707401674
1707401675
“愿你们征服世界，以胜利者的身份亲临这里！”（重复24次）
1707401676
1707401677
对我们而言，元老们的反复欢呼可能显得有些意外，但这种仪式传递的信息值得我们仔细斟酌。
1707401678
1707401679
最明显的信息是其统一性。罗马帝国的显贵们在帝国的象征性首都异口同声地夸赞他们的统治者。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另一略显隐晦的信息，即元老们都相信他们的社会秩序无可挑剔。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他们与皇帝是一种共生关系。如果他们没有这种绝对的完美感的话，就不会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意见不一是人类的正常状态，只有当事情本身明显达到最佳状态的时候人们才会统一看法。元老的开场欢呼表明，他们的社会秩序无可挑剔的原因很简单，完全是因为基督教的神——上帝。到公元438年，罗马元老院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基督教群体。因此作为罗马社会的顶层，元老院接受基督教并没有改变“帝国是上帝的工具”这一由来已久的观念。
1707401680
1707401681
在其他社会阶层，甚至在教会的类似仪式上，人们也都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市议会的会议往往都是以类似的欢呼开场；在城市，民众正式聚会时也会向皇帝、帝国官员甚至新皇帝的雕像致敬。（新皇帝被选定后，他的雕像就会被送往帝国各城市。）帝国每年都会有很多类似场合，同样的关键思想始终贯穿其中。33许多基督教主教和平信徒都乐于以基督教的新外衣重申罗马原有的帝国理念。早在君士坦丁执政时期，恺撒利亚（Caesarea）的尤西比乌斯主教（Bishop Eusebius）就已经提出基督现身于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时代并非偶然。他认为，尽管基督教早期受到过迫害，但基督在奥古斯都时代现身说明基督教和帝国注定不可分割，上帝赋予罗马无上的权力，以便全人类能通过它最终获得救赎。
1707401682
1707401683
当然，这种思想表明皇帝作为上帝选派的代表，应该掌握宗教大权。早在公元4世纪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不到一年，北非的主教纷纷请求他处理一起严重的主教纠纷。这就成为公元4世纪皇帝掌握宗教大权的先例，皇帝直接参与处理教会纠纷和管理新宗教的世俗事务。在处理纠纷时，皇帝会召开大公会议，允许主教使用特权阶层使用的交通系统——公共交通系统。更有甚者，皇帝还会制定会议议程，官员们再精心控制会议进程，利用国家机器强制实施会议形成的决议。通常，皇帝为教会制定宗教法规——《狄奥多西法典》第十六卷整卷都是有关这类事务的规定，还影响了高层神职人员的任命。
1707401684
1707401685
基督教教会的等级制度也反映了帝国的行政和社会结构。主教的教区反映了城市的范围（虽然有些教区早已失去其他意义，但依然保留至今）。行省首府主教的地位更高，是大主教教区的大主教，拥有干预下属新主教教区事务的权力。君士坦丁死后，继任皇帝也是基督徒。在他们的统治下，之前还默默无闻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被提拔为大牧首。因为君士坦丁堡是“新罗马”，所以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和罗马主教不分轩轾。很快，地方的基督教教区失去选举自己主教的权利。自公元4世纪7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主教来自地主阶层，他们通过内部讨论掌控主教的继任问题。现在，教会成为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教甚至被赋予处理一般法律纠纷之类的行政职责。成为一名基督教主教并不意味着退出公共部门，而是找到一种进入公共部门的新途径。如果说罗马社会的基督教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那么基督教的罗马化也同等重要，但研究得较少一些。新宗教的推广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强化了有关皇帝和帝国的主张。34
1707401686
1707401687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帝国的基督教化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冲突，或是基督教和帝国彼此非常合适。和诺拉的保利努斯及小梅拉尼亚一样，一些主教和基督教知识分子，尤其是圣徒，或直接或间接地否认帝国代表一个尽善尽美、受到上帝庇佑的文明。但对帝国的这种态度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思想家中只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一时期还是基督教教义形成的关键时期。教义形成过程中基督教内部产生众多冲突，各皇帝的立场也不尽相同。然而，多数时候教义之争只是限于主教之间。虽然有几次争论发展成大规模暴动，但波及范围有限，持续时间不长，不足以说明基督教内部意见不一，会严重影响帝国的运行。35
1707401688
1707401689
和官僚机构的扩充一样，基督教的兴起表明中央依然能吸引地方精英遵从自己的统治。正如近年来有关基督教化的作品表明，宗教革命是通过涓滴效应而非正面冲突来实现的。直到公元4世纪末，君士坦丁宣布改信基督教70年后，罗马贵族阶层意识到皇帝可能更倾向于提拔基督徒，便纷纷改信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受到主教的极力游说，也都时不时地制造一些动静。他们从一开始就禁止基督徒深恶痛绝的血祭行为。但他们没有禁止其他异教活动，也没有利用帝国机器在地方层面强制推行基督教。这意味着，公民可以根据各自的偏好决定征税以外的所有事情。在基督教占主导或逐渐成为主导的地方，异教神殿被关闭，有的被拆除。仍然信仰旧神的地方，宗教生活照旧不变，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也都允许异教存在。直到公元4世纪末，经过三代皇帝扶植，地方决策者中绝大多数都成为基督徒后，皇帝才能安全制定更强硬的基督教化措施。36
1707401690
1707401691
这样，几乎连续三代或四代统治者都信仰基督教，他们保留足够的思想力量和赐予恩宠的实际权力，大体上在地方推广新宗教（“背教者”尤里安统治整个帝国不到两年时间）。在我看来，基督教化过程和早期罗马化过程的动力相似。中央政权无法简单地强迫地方精英接受它的思想体系，但如果它自始至终都将顺从作为晋升条件，地主们就会就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元4世纪“基督徒和罗马人”取代“别墅和城里的宅邸”，越来越被看作成功的先决条件。地方和中央的显贵都渐渐适应新的现实。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充，中央政权成功地利用新机制将地主阶层的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1707401692
1707401693
人民纳税，精英阶层担任公职，新宗教也被有效纳入后期帝国的体系。帝国的基督教化和官僚机构的扩充并不是灾难的前兆，反而表明中央仍然能够获得各行省的支持，对其行为习惯施加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必须通过劝诱而不是高压手段来实现。一直以来，帝国采用的也都是劝诱的方式。同样的纽带经过重新协商后，依然将中央和地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707401694
1707401695
罗马政体
1707401696
1707401697
罗马帝国的仪式，例如将《狄奥多西法典》引介给罗马元老院的仪式，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样一个能召集最富有的地主齐声欢呼、称颂统治者的国家机器不可小觑。但引介《狄奥多西法典》的仪式以及《狄奥多西法典》的接受情况让我们对帝国的政治局限性有了颇为不同的洞察。尽管罗马帝国依然具有影响力，但其帝国体系的核心存在政治局限性。
1707401698
1707401699
召集来的元老们激动地称颂完统治者后，就开始讨论实质问题了：
[
上一页 ]
[ :1.7074016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