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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马库斯通过婚姻获得其岳父的部分世袭财产。由于这部分财产已经转让给叙马库斯，所以他的岳父因欺诈被检举时没有被充公。51税收系统也涉及一些法律问题。为了减少税额，地主通常会寻找后台。已有史料中虽然没有关于地主凭借很广的人脉而被完全免税的记载，但有很多地主税费减少的案例。然而，减少税费的情况并不确定，因为如果后台失势，那么地主也会失去既得利益。因此，地主有很大的空间和禁卫军长官的下属官员争论可以减少哪些税费，减少多长时间，以及已经支付了哪些税费。尽管地主在处理遗嘱和婚姻财产转让契约时格外谨慎，后台失势也会引发所有权的争端。叙马库斯的书信，尤其是他担任罗马首都行政长官时写的公函，记录了大量这类纠纷的案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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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承担的一系列责任之外，地主也有很多乐趣可言。虽然从管理上而言，拥有多处宅邸可能是个负担，但只要他有收入，他就有机会改造和重新装修这些住宅。叙马库斯在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里津津乐道地讲述他家的新大理石护墙，说护墙铺得非常精巧，看上去就像是一整块大理石铺成的。他还对一些圆柱十分得意。它们看似昂贵的比提尼亚（Bithynian）大理石，其实很便宜，几乎没花什么钱。他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他在很多信里都提到西西里庄园的新浴室，在一些信里提到他一生中在各处宅邸零星进行的一些改造和装修工作。他还在一封信里抱怨提布尔宅邸的工人进度太慢。53有些事情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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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们把宅邸或多处宅邸改造得舒适惬意，按最新的时尚装修一新（例如在公元4世纪的英国，安装彩色的镶嵌画是一种最新时尚）后，就可以住在里面，享受各种快乐。叙马库斯格外喜欢那不勒斯湾巴亚的别墅。他在很多信里高度赞扬巴亚景色秀丽，食物鲜美，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公元396年4月至12月，他先后在福尔米亚（Formia）、库迈、波佐利（Pozzuoli）、巴亚、那不勒斯和卡普里（Capri）的几处房产度过一段快乐的日子。这些地方有些现在依然是名流度假的去处。他在台伯河河畔也有一处宅邸，从罗马顺河而下就可以到达。叙马库斯因公要去罗马时就住在那。和历史上各地方的士绅阶层一样，拥有土地的罗马士绅阶层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是狩猎。对狩猎而言，山麓或是森林边的一小块地是最理想的了。54因此，依山傍林的房产在不同季节都能给地主带来各种各样的乐趣。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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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阶层还可以在乡间宅邸，或多处乡间宅邸，享受贵族生活的其他乐趣。叙马库斯经常称颂在某处幽静的乡间宅邸读古代拉丁语书籍的惬意。他在一封信中声称自己忙于学习，无暇写信。他有时还写信给朋友，讲述自己的近况，并让对方把他想看而又找不着的作品寄给他。56有时，他的好友也在附近的乡间宅邸逗留，偶尔也有朋友在他家做客。这样他们就能频繁写信，相互恭维，还能一起野餐，举办晚宴。57他们在信里谈论最多的是朋友和亲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一方有人偶感不适，另一方则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多次写信嘘寒问暖。叙马库斯的女儿身体比较娇弱。他一度要求她每天汇报自己的健康状况，还在回信中给她推荐各种饮食疗法。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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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马库斯及其友人的生活方式为接下来1600年欧洲士绅和贵族阶层的生活奠定了基调。他们有闲，有教养，有土地。有的家财万贯，有的境况一般，仅能勉强维持贵族生活。大家都对彼此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之间就像在跳一场微妙且又不失优雅的舞，希望并期待通过婚姻财产转让和遗产继承获得大笔财富。叙马库斯等罗马贵族可能喜欢读读拉丁语，写写信，而非画水彩画或是学意大利语，他们对童年和性别的概念也可能和简·奥斯汀（Jane Austen）时代的截然不同，但罗马后期的贵族阶层很有点她笔下乡绅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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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清闲的特权阶层生活方式造成罗马帝国的另一局限性。这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地产分配极其不公的基础之上。我们之前提到，不到5％的人拥有超过80％的土地，可能还远不止这些。而这种不平等的核心就在于罗马政府本身，因为其法律规定并保护所有者阶层的所有权——叙马库斯属于所有者阶层的较高阶层。土地登记制度是仲裁土地归属的最终依据。刑事立法缜密，保护所有者免受穷人的危害。59公元5世纪史学家普里斯库斯（Priscus）记录了他与一个曾替匈人（Huns）作战的罗马商人的对话。该对话被多次援引，反反复复在讲罗马社会和匈人社会的优劣，直到普里斯库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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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享有各种给予的自由。不仅生者而且逝者也都可以自由给予，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地产。不管他们怎样遗赠财产，他们的遗嘱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我的［投靠匈人的］同胞流泪了，感叹罗马法律公正，政体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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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最终达成两点共识：其一，罗马的法律造就了一个更优越的社会。其二，罗马法律的主要益处是保障产权人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60这个观点十分普遍。想想罗马元老在《狄奥多西法典》仪式上的欢呼。同样，这些元老也非常明白《狄奥多西法典》对社会的整体影响是它始终保护“地主阶层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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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有大量缜密的法律处理地产问题，包括基本所有权、土地利用形式（出售、长租或短租、简单的出租和佃农耕种），以及通过婚姻财产转让、遗产继承和特殊遗赠的方式在代与代之间转让地产。罗马刑法严酷，也保护了所有权。对偷盗的处罚主要是死刑。当然除了小偷小摸的行为之外，对其他罪行的处罚都是死刑。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罗马社会与之后的“士绅”社会有相似之处。在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环境下，这些“士绅”社会同样建立在地产分配不公的基础之上。简·奥斯汀的作品描述了贵族阶层爱情、婚姻和地产转让的优雅生活。但在她创作的年代，如果偷窃小于10便士的财物会被处以鞭刑，偷窃小于4先令10便士的财物会被处以烙刑，偷窃超过5先令的财物则会被处以绞刑。在18世纪的伦敦，平均每年有20人因偷窃被绞死。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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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政府需要促进和保护地主阶层的利益，是因为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罗马政治的主要参与者。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和个别地主之间，或是和整个地主阶层之间，不会偶尔产生冲突。例如，如果在政治争斗中失败的话，这些地主家族的地产有的就会被充公。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从此就一败涂地。和中世纪的情况一样，后来的统治者乐于将没收的地产物归原主，以赢取这个家族的忠心。62尽管如此，如前文所述，在政府机器的各个层面，政府都依赖行省地主阶层参与管理，尤其是收税。是否能有效收取税收也取决于地主阶层的纳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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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地主阶层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最明显的方面是，农产品税额不能提得太高，否则地主阶层会选择全体退出政府体系，使其不能正常运转。如前文所述，大量证据表明皇帝都意识到要赢取地主阶层的忠心，征税就不能太严苛。公元4世纪60年代中期，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和瓦伦斯开始分权而治，在财政上采取魅力攻势。税额连续三年没有变化，在第四年的时候降低了。他们的发言人说是因为“宽松的税制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恩惠”。他们还大张旗鼓地许诺（和现代的做法一样），“如果税收总额令人满意”，第五年还会再次降低税额。63另一个方面是，地主阶层的精英身份和生活方式取决于地产的不公平分配。地产分配极其不公，因而绝大多数人没有地产。如果没有第三方采取预防措施的话，这种状况必然会导致财富的重新分配。公元4世纪，这个第三方就是罗马政府。几个世纪以来，它就一直扮演这样的角色。大体而言，地主阶层可以依靠政府通过实施对他们有利的法律来弥补人数上的不足。如果政府失去这种能力，例如，如果它缺乏实施地产法律的强权，那么地主阶层将会别无他选，只能去寻求新的代理，取代它，继续保护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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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把地主阶层参与罗马体系看作一个成本效益方程式。他们的成本是每年向国库缴税，而回报则是他们的财富获得保护。这些财富是他们地位的基础。公元4世纪，他们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但我们稍后将会看到，一旦税务官征税过于严苛，或是政府不能提供保护的话，地主阶层可能就会另择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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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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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内容，讲述了罗马帝国从建国到公元300年前后的演变过程。一方面，我们讨论的是历史上的一个超级强国。帝国最初的建国根基是军事实力。它在西起哈德良长城、东至幼发拉底河的广袤疆域内统一了帝国优越性的理念。到公元4世纪，臣服民族已经采纳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当初征服他们的国家已经演变成一个由罗马行省组成的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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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非凡的国家也有其主要弊病。距离、原始的通信手段和有限的处理数据能力降低了其运作效率。在征税以外的各领域，罗马从根本上来说都处于被动，通常被利益集团牵制。经济上，帝国的产出勉强满足社会需求。政治上，帝国的既得利益阶层人数极少。我们已对占人口比例少数的罗马地主阶层过着的特权生活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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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丝毫没有瓦解的迹象。波斯萨珊王朝的崛起造成帝国50年的动荡。帝国为此所做的调整既不简单，也不容易。但在军事、财政、政治和行政变革的共同作用下，国家机器扩张，能够同时应付波斯和帝国自身经过300年演变所产生的问题。帝国当然为此付出了代价。政府没收地方资金，打破原来自治城镇的统一性。它还证明分权而治的必要性，虽然这样做只会引发频繁冲突和周期性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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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期帝国基本上还算成功。乡村经济大多在蓬勃发展，并且热衷于在政府部门谋职的地主阶层人数也超过以往。帝国应对波斯的表现说明，帝国体系本身比较刻板，面对新威胁调动资源的行政、经济和政治能力有限，行动迟缓。但它成功打败了波斯，依然是个不可匹敌的强国。然而它也注定不能自行其是。公元4世纪，罗马人依然把波斯当作传统敌人之时，另一个重大战略变革即将在北部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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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第二部分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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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多瑙河上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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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75年年底至376年年初，黑海以北日耳曼尼亚东部爆发激战的消息传到多瑙河防线。据阿米安·马塞林记载：“一开始我方并没有在意。因为距离遥远，通常那些地区的战事传到这里时，战争要么已经结束，要么至少已经逐渐平息。”1这事儿也不能怪罗马当局没有重视。公元3世纪中叶，哥特人等日耳曼人迁到黑海北部，引发当地政治重组，并带来了100年的相对稳定。而且，当时的麻烦来自西北部（现在的波兰和白俄罗斯），而非东北部（现在的乌克兰）。东北部最近一次给帝国制造麻烦的是300年前，即约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间，所向披靡的萨尔马提亚人。但罗马人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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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76年夏天，大批难民突然出现在多瑙河北岸，请求在罗马境内避难。有史料称当时难民达20万人。但据阿米安记载，聚集在多瑙河河畔的难民不计其数。他们随行携带大量武器，很可能是用牛车拉载，就像历史上战乱时期难民结队逃难的场景一样。这些难民中，除了少数个人和家庭之外，大多数属于两支哥特部落。这两支部落都听命于各自的首领。据我猜测，这两支哥特部落各有1万名战士。其中一支是格鲁森尼人（Greuthungi），他们来自离多瑙河数百公里外的德涅斯特河（River Dniester）东部地区（位于现在的乌克兰）。另一支主要是当年阿塔纳里克率领的瑟文吉人，在阿拉维乌斯（Alavivus）和佛瑞提根（Fritigern）的带领下，脱离阿塔纳里克的统治，来到多瑙河北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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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难民的到来给罗马边境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但这些难民的身份为帝国埋下了更大的隐患。虽然之前接到的战报都来自遥远的黑海以北日耳曼尼亚的东部地区，但这两支安扎在多瑙河河畔、意欲迁入罗马境内的哥特部落都并非来自那么遥远的战区。尤其是瑟文吉。最迟自公元4世纪10年代起，他们就一直盘踞在多瑙河北岸，位于现在瓦拉几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的领土上。在遥远的东北部发生的可不是什么小冲突，其影响波及整个黑海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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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很快就弄清了这次骚动的罪魁祸首。据阿米安记载：“玛尔斯的怒火不可遏制，战争席卷各地，带来毁灭和灾难。这一切都是匈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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