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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地主阶层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最明显的方面是，农产品税额不能提得太高，否则地主阶层会选择全体退出政府体系，使其不能正常运转。如前文所述，大量证据表明皇帝都意识到要赢取地主阶层的忠心，征税就不能太严苛。公元4世纪60年代中期，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和瓦伦斯开始分权而治，在财政上采取魅力攻势。税额连续三年没有变化，在第四年的时候降低了。他们的发言人说是因为“宽松的税制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恩惠”。他们还大张旗鼓地许诺（和现代的做法一样），“如果税收总额令人满意”，第五年还会再次降低税额。63另一个方面是，地主阶层的精英身份和生活方式取决于地产的不公平分配。地产分配极其不公，因而绝大多数人没有地产。如果没有第三方采取预防措施的话，这种状况必然会导致财富的重新分配。公元4世纪，这个第三方就是罗马政府。几个世纪以来，它就一直扮演这样的角色。大体而言，地主阶层可以依靠政府通过实施对他们有利的法律来弥补人数上的不足。如果政府失去这种能力，例如，如果它缺乏实施地产法律的强权，那么地主阶层将会别无他选，只能去寻求新的代理，取代它，继续保护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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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把地主阶层参与罗马体系看作一个成本效益方程式。他们的成本是每年向国库缴税，而回报则是他们的财富获得保护。这些财富是他们地位的基础。公元4世纪，他们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但我们稍后将会看到，一旦税务官征税过于严苛，或是政府不能提供保护的话，地主阶层可能就会另择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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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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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内容，讲述了罗马帝国从建国到公元300年前后的演变过程。一方面，我们讨论的是历史上的一个超级强国。帝国最初的建国根基是军事实力。它在西起哈德良长城、东至幼发拉底河的广袤疆域内统一了帝国优越性的理念。到公元4世纪，臣服民族已经采纳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当初征服他们的国家已经演变成一个由罗马行省组成的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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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非凡的国家也有其主要弊病。距离、原始的通信手段和有限的处理数据能力降低了其运作效率。在征税以外的各领域，罗马从根本上来说都处于被动，通常被利益集团牵制。经济上，帝国的产出勉强满足社会需求。政治上，帝国的既得利益阶层人数极少。我们已对占人口比例少数的罗马地主阶层过着的特权生活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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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丝毫没有瓦解的迹象。波斯萨珊王朝的崛起造成帝国50年的动荡。帝国为此所做的调整既不简单，也不容易。但在军事、财政、政治和行政变革的共同作用下，国家机器扩张，能够同时应付波斯和帝国自身经过300年演变所产生的问题。帝国当然为此付出了代价。政府没收地方资金，打破原来自治城镇的统一性。它还证明分权而治的必要性，虽然这样做只会引发频繁冲突和周期性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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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期帝国基本上还算成功。乡村经济大多在蓬勃发展，并且热衷于在政府部门谋职的地主阶层人数也超过以往。帝国应对波斯的表现说明，帝国体系本身比较刻板，面对新威胁调动资源的行政、经济和政治能力有限，行动迟缓。但它成功打败了波斯，依然是个不可匹敌的强国。然而它也注定不能自行其是。公元4世纪，罗马人依然把波斯当作传统敌人之时，另一个重大战略变革即将在北部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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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第二部分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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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多瑙河上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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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75年年底至376年年初，黑海以北日耳曼尼亚东部爆发激战的消息传到多瑙河防线。据阿米安·马塞林记载：“一开始我方并没有在意。因为距离遥远，通常那些地区的战事传到这里时，战争要么已经结束，要么至少已经逐渐平息。”1这事儿也不能怪罗马当局没有重视。公元3世纪中叶，哥特人等日耳曼人迁到黑海北部，引发当地政治重组，并带来了100年的相对稳定。而且，当时的麻烦来自西北部（现在的波兰和白俄罗斯），而非东北部（现在的乌克兰）。东北部最近一次给帝国制造麻烦的是300年前，即约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间，所向披靡的萨尔马提亚人。但罗马人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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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76年夏天，大批难民突然出现在多瑙河北岸，请求在罗马境内避难。有史料称当时难民达20万人。但据阿米安记载，聚集在多瑙河河畔的难民不计其数。他们随行携带大量武器，很可能是用牛车拉载，就像历史上战乱时期难民结队逃难的场景一样。这些难民中，除了少数个人和家庭之外，大多数属于两支哥特部落。这两支部落都听命于各自的首领。据我猜测，这两支哥特部落各有1万名战士。其中一支是格鲁森尼人（Greuthungi），他们来自离多瑙河数百公里外的德涅斯特河（River Dniester）东部地区（位于现在的乌克兰）。另一支主要是当年阿塔纳里克率领的瑟文吉人，在阿拉维乌斯（Alavivus）和佛瑞提根（Fritigern）的带领下，脱离阿塔纳里克的统治，来到多瑙河北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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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难民的到来给罗马边境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但这些难民的身份为帝国埋下了更大的隐患。虽然之前接到的战报都来自遥远的黑海以北日耳曼尼亚的东部地区，但这两支安扎在多瑙河河畔、意欲迁入罗马境内的哥特部落都并非来自那么遥远的战区。尤其是瑟文吉。最迟自公元4世纪10年代起，他们就一直盘踞在多瑙河北岸，位于现在瓦拉几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的领土上。在遥远的东北部发生的可不是什么小冲突，其影响波及整个黑海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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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很快就弄清了这次骚动的罪魁祸首。据阿米安记载：“玛尔斯的怒火不可遏制，战争席卷各地，带来毁灭和灾难。这一切都是匈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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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安的记载距离事发当时已近20年。此时，罗马人对哥特人迁到多瑙河地区的缘由也有了进一步了解。但即便是在公元4世纪90年代，匈人的出现所带来的全面影响也才只是初现端倪。哥特人于公元376年夏天出现在多瑙河河畔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从匈人在欧洲边缘的崛起到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的废黜历时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这一切在公元376年时都还难以想象，其间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哥特难民在多瑙河地区的出现，标志着欧洲范围内权力重新洗牌的开始。本书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要讲述的就是罗马与匈人的故事。和阿米安一样，我们首先要讲述的就是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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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冰封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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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匈人起源的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3欧亚大草原横贯欧亚大陆，从欧洲边缘到中国绵延5500公里，其东端往北、往东仍有3000公里的草原。欧亚大草原南北纵深，最窄处在西部，约500公里，最宽处位于蒙古草原，约3000公里。地形和气候决定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总体而言，由于土地贫瘠，降水量少，草原地区不适宜树木和繁茂的植被生长，也不适宜作物栽培。因此游牧民族主要以畜牧业为生，放牧各种牲畜。其中，骆驼生存能力最强，依次是山羊、绵羊、牛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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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生活基本上是游牧民在固定的牧场之间迁徙、实现全年放牧的一种生活策略。通常，现代牧民会在夏季丘陵放牧地（冬季因为降雪和低温而缺乏牧草）和冬季低地放牧地（夏季因为降水量少而缺乏牧草）之间迁徙。就经济资本而言，放牧权和牧群同样重要，都要严加看护。由于携带牧群和年老体弱的牧民迁徙比较困难，冬、夏季放牧地之间的距离不宜太远。在斯大林（Stalin）强迫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的游牧民定居之前，他们通常都在相距75公里的牧场之间迁徙。游牧民还和当地定居的农民有密切的经济往来。虽然他们自己也种植谷物，但大部分粮食仍是从当地农民手中购得。在夏季，只有一部分游牧民放牧牲畜，其他人则从事各种农业生产。但各历史时期的游牧民族都需要用畜牧业产品（例如兽皮、奶酪、酸奶和牲畜等）同农业民族交换粮食。通常，这种交换是不对等的，当地农民用谷物换来的只是免受劫掠。但有时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也会进行互利互惠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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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语言群体，或文化群体。在各历史时期，欧亚大草原上生活着众多不同的游牧民族。公元1世纪至3世纪，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人和阿兰人（Alan）控制了多瑙河至里海的西部草原。他们将自公元前3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起就生活在此、同样属伊朗语族的斯基泰（Scythian）游牧民驱逐出境。此后一直到公元6世纪，突厥语族的游牧民控制了多瑙河至中国的大片草原。中世纪中期，蒙古语族的游牧民入侵欧洲，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游牧民族。公元9世纪末出现在欧洲中部的马扎尔人（Magyars）和他们的匈牙利后裔一样，讲的是芬兰－乌戈尔语（Finno-Ugrian），说明他们可能起源于欧洲东北部的森林地区。因为除欧洲中部之外，东北部的森林地区是唯一讲芬兰－乌戈尔语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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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到底起源于哪支游牧民族，我们并不清楚。和其他罗马史料相比，阿米安·马塞林有关匈人的记载最为翔实，但他也没有说明匈人的起源问题。阿米安只是提到匈人起源于黑海对岸“冰封的海洋附近”。他们不具备读写能力，因此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甚至连他们的语言至今还系属不明。即便没有其他线索，语言学家通常也能根据人名来确定系属关系，但这种方法在确定匈人语言的系属关系时也行不通。他们很快便开始采用日耳曼人的名字（或者也许是史料记录的是他们的日耳曼语名字，或是日耳曼邻近部落或臣服民对他们的日耳曼别称），因此留下来的匈语人名寥寥无几，无法形成可信结论。他们很可能不属于伊朗语族，但是否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属于最早入侵欧洲的突厥语族游牧民还有待证实。4由于信息不足，匈人的起源问题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一直就匈人是否就是古代中国史料中记载的匈奴（Hsiung-Nu）游牧民族的问题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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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匈奴人在单于5的率领下进犯中国汉朝的西北边境，以贡品的形式获得大量丝绸、贵金属和谷物。他们还争夺中国汉朝西部的重要领土，例如中国境内丝绸之路途经的塔里木盆地（丝绸之路始于公元前1世纪）。由于受到东汉军队的攻击，匈奴于公元48年分裂成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随后被同化，成为中国帝国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北匈奴则留居漠北，不断袭扰东汉边境，直到公元93年，东汉政府利用鲜卑人——另一游牧民族——发动攻击，在漠北击败北匈奴。大量北匈奴投靠鲜卑人（据说有10万户），其余则“向西”逃亡。此后，在中国史料中再也没有看到关于北匈奴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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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罗马帝国历史的这部分匈人是在公元4世纪中后期突然出现在罗马史料中的。从表面上看，人们很容易就将这部分匈人等同于西迁的北匈奴。但这样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从北匈奴在中国史料中消失到匈人在罗马史料中出现之间间隔近300年（从公元93年到公元370年前后），而且中国与罗马之间相距3500公里。此外，罗马史料中记载的匈人与匈奴人的政体形式完全不同。自公元48年起，后者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都有各自的单于。但入侵欧洲的匈人只有各种等级的首领，没有拥有独断权的领导人物。留存下来的人种描述也对此提出质疑。北匈奴人通常蓄长辫，而入侵欧洲的匈人则没有蓄发。两者使用的武器类似，考古发现的遗物中也都有青铜水壶。鉴于这种情况，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关联，但入侵欧洲的匈人是公元93年开始西迁的北匈奴的后裔这一说法显然行不通。欧亚大草原虽然一望无垠，但即便是在当时，横穿草原也不需要花300年的时间。此外，同多数游牧民族的政权一样，北匈奴是由匈奴部落和其他臣服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因此，入侵欧洲的匈人的祖先即便属于这个部落联盟，也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北匈奴。所以，即便公元4世纪的匈人和公元1世纪的北匈奴彼此存在什么联系，他们之间也已经历了300年的历史，早已是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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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料也只是记载了匈人入侵欧洲边缘的大致原因。据阿米安所称，匈人“极其野蛮”，“心中充满着掠夺他人财物的欲望”。罗马史料通常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最终到达欧洲边缘实属偶然。一天，一些匈人外出狩猎，他们跟随一头雌鹿穿过沼泽，踏上一片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土地。受这一观点的影响，20世纪初有学者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匈人一直在欧亚大草原的不同地区游牧，然后机缘凑巧，来到欧洲边缘。7但之后，人类学家发现游牧民族并非随意迁徙，而是周期性地在相对固定的牧场之间流动放牧。鉴于放牧权对游牧民族而言至关重要，并受到严密看护，在牧场之间的迁徙绝对不会具有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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