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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匈人的起源和西迁动机仍是未解之谜，但他们是哥特人公元376年夏天迁入多瑙河地区的根源，这一点毋庸置疑。人们普遍认为，当时哥特人迁入多瑙河地区是为了逃避突然出现在黑海北岸的大批匈人。他们仓促逃至多瑙河河畔，向罗马帝国寻求庇护，请求迁入帝国境内。匈人实际上一直紧随其后。一旦哥特人抵达罗马境内，匈人便立刻占领多瑙河附近地区。现代研究对当时情况的叙述大多归结为以下几点：匈人于公元375年至376年突然入侵欧洲；哥特人于公元376年仓皇逃往罗马帝国；自公元376年后，匈人统治了多瑙河以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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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的依据是阿米安的记载。他描绘了一幅哥特人仓皇逃生的生动画面：“消息传遍各哥特部落，迄今为止都尚未听说的一支游牧民族突然出现，有如高山上袭来的暴雪，势不可当，所到之处或被占领，或被摧毁。”然而，我们需要透过修辞看到阿米安实际传达的信息。匈人征服阿兰人之后，开始袭击格鲁森尼人。率领格鲁森尼人抵抗匈人的是厄门纳里克（Ermenaric）。他最终放弃抵抗，貌似牺牲自己，成为祭品，祈求神灵保护族人的安全。9阿米安措辞含糊，但在一些古代部落的文献记载中，将部落的命运归结为首领的举措这一点值得注意。在艰难时刻，部落深陷不幸被看作众神显灵，表明原首领冒犯了众神，应被当作祭品献祭给众神，以平息众神的怒气。厄门纳里克死后，维提米尔（Vithimer）担任首领，继续抵抗匈人，但最终战死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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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阿拉提（Alatheus）和萨伏拉克斯（Saphrax）以维提米尔之子维特里克（Vitheric）的名义统领格鲁森尼人。他们决定退到德涅斯特河附近。此时，阿塔纳里克率领的一支瑟文吉部落正遭受匈人的追击，也退至德涅斯特河附近。他们看到河岸已经聚集了一支部落，便撤回喀尔巴阡山附近的腹地。阿塔纳里克企图在此建筑防线，遏制匈人进攻的势头。在我看来，这道防线很可能是罗马在奥尔特河（River Olt）河边的防线——特兰萨鲁塔努斯防线（Limes Transalutanus）。10但阿塔纳里克的计划落空。瑟文吉在建筑防线时，遭受匈人连续进攻，摧毁了他们对阿塔纳里克的信心。就此，大部分瑟文吉脱离他的统治，在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的率领下迁至多瑙河河畔，请求罗马的庇护，允许他们迁入帝国境内。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率领的格鲁森尼人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跟随瑟文吉来到多瑙河附近（地图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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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展非常迅速。维提米尔战死后，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很快便来到多瑙河附近。事情前后经历的时间并不长。从维提米尔战死到哥特人公元376年夏末或是初秋到达多瑙河附近，总共可能不到一年时间。原则上，即便是几个月的时间，也足够他们迁到多瑙河附近了。那么维提米尔可能是在公元375年年中到376年年初战死的。鉴于对农民而言，逃亡的最佳时机是在收获之后，格鲁森尼人极有可能是在公元375年夏末或是初秋启程逃亡多瑙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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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鲁森尼人在匆匆逃离前还是做了拼死抵抗。我们无法确定战争的确切年代，因为阿米安并没有明确记载战争的时间。但他的记载也提供了一定线索。阿米安首先提到厄门纳里克抵制匈人的袭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继任者维提米尔多次被匈人打败，直到战死。我们无法确定格鲁森尼人和匈人抗衡了多长时间，但维提米尔死后，格鲁森尼人显然结束长期抗战，迅速退到德涅斯特河附近。正是他们撤退的决定加速了最后危机的到来。格鲁森尼人之前抵御匈人的进攻持续了多长时间还有待商榷，但时间的长短确实与匈人行动的性质存在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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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迁入帝国境内的许可，哥特人首先派特使离开多瑙河前往瓦伦斯皇帝的驻地，向他陈述情况。然而，瓦伦斯人在安条克。这意味着哥特特使需往返1000公里。即便这样，特使们也没有却步。他们一到安条克便和瓦伦斯商谈，双方形成决议，然后向多瑙河边界的罗马指挥官发出公文。这一切很可能发生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与此同时，大批的哥特人继续驻扎在多瑙河附近，耐心等待罗马允许他们迁入帝国境内。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表明此时匈人对哥特人发动攻击。而且，袭击阿塔纳里克的是一些匈人小部落。他们有时掠夺财物太多，不便追击。13因此，这群匈人只是一群劫匪，而非征服者。此时的匈人在政体上没有拥有独断权的领导人物，只有各种等级的首领，他们独立行动的可能性非常大。例如，维提米尔在率领格鲁森尼人抵抗匈人时，他也能招募其他匈人部落的成员替他作战。14公元375年至376年，并没有大批匈人紧追仓皇逃亡的哥特人。相反，独立的匈人部落之间却在千方百计地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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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匈人并没有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征服”哥特人，而是哥特人决定撤离日渐危险的居住地。直到20多年后，即公元395年，大部分匈人仍停留在黑海以东地区，实际在高加索北部一带，不在多瑙河河口附近。15而且公元376年后的10多年里，在多瑙河下游继续侵扰罗马边境的既不是瑟文吉部落，也不是格鲁森尼部落，而是其他哥特部落。公元386年，奥德提乌斯（Odotheus）率领的另一支格鲁森尼部落在多瑙河下游向罗马发起猛攻。大约在同一时期，没有跟随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迁至多瑙河附近的瑟文吉部落的剩余人员则在喀尔巴阡山一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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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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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匈人的到来依然给罗马带来了深远影响。虽然多瑙河边界和其他边界一样，经常遭受小规模侵袭，但很少发生战略性变革。在黑海北岸，罗马帝国仅经历过两次战略性变革。气候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特征。喀尔巴阡山和顿河一带降水充足，尤其是河谷地区，适宜农业耕种，但顿河以东地区种植谷物需要灌溉。而这一带南部、黑海海岸附近的地区则比较干燥，形成大片草原。因此，从生态角度而言，欧洲边缘的这些邻近地区适宜游牧民族和农耕人口的居住。在古代，这一带先后由不同民族占领。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斯基泰游牧民、日耳曼语族的农耕人口和巴斯塔奈人等都在此不断繁衍。公元元年前后，他们的统治被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游牧民中断。200年后，农耕民族哥特人向喀尔巴阡山以东、以南推进，将统治向东扩张到顿河一带，制伏残留的萨尔马提亚人。那么，是什么使匈人得以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恢复这一带的军事平衡，让游牧民族重新统治该地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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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很快就认识到匈人的军事实力。虽然阿米安没有详细记载对匈人的战役，但对匈人的作战做了大致描述，切中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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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作战时呈楔形阵形……他们装备轻便，行动敏捷，出其不意，总是突然分散成小队人马，四处进攻，杀人如麻……他们远攻时使用的箭矢与众不同，箭镞用兽骨制成，打磨得非常尖锐，灵巧地安装在箭杆上。他们擅长马上作战，近攻时执剑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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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世纪史学家佐西姆斯（Zosimus）借鉴了公元4世纪的史学家尤纳皮乌斯（Eunapius），也对匈人做了形象的描述：“［匈人］完全不能，也不知道，如何徒步行军作战。但他们的骑兵通过适时迂回、冲锋、撤退以及射击，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杀敌无数。”16这些史学家的描述清楚明了。匈人军队由骑兵构成，尤其是弓骑兵。他们能够远距离作战，扰乱对方的阵形和军心，然后再发动近攻，用弓或刀屠杀敌人。匈人军队的关键在于其骑兵都英勇无畏，擅长骑射，能够以小分队的形式作战。正如许多评论指出的那样，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生活艰难，他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技能以及骏马成为他们作战的优势。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历史也反复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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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对于欧亚大草原上的所有游牧民族而言都是一样的，并不能解释匈人尤其强悍、所向无敌的真正原因。除了哥特族日耳曼人之外，他们也征服了伊朗语族的阿兰人等其他游牧民族。他们是如何制胜的呢？双方都擅长骑术，但作战的方式不同。匈人弓骑兵装备相对轻便，行动敏捷。而阿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一样，主要是重装骑兵——罗马人称之为铁甲骑兵。骑马者和坐骑都穿挂鳞甲，使用的兵器主要是长矛，辅以长的骑刀，以小队人马的形式作战。这样，答案就越来越清晰了。在帝国初期被萨尔马提亚人击败并夺走黑海北岸统治权的斯基泰人和匈人一样，都擅长骑射，并且采用的战术也非常相似，但在当时，他们使用的兵器主要是长矛，而非弓。那么，为什么弓会在三个世纪之后取代长矛，成为主要兵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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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并不在于匈人使用的弓的基本构造。匈人和斯基泰人使用的都是所谓的“草原上的秘密武器”。西方人谈到弓时，通常都会想到用整块木料制成、用力开弓即可形成简单凹形的长弓。但草原上游牧民族使用的弓截然不同。首先，他们使用的是复合弓。复合弓用木材做弓臂的主体，多层叠合，再在弓臂外侧贴装动物肌腱，内侧贴装用动物角做成的薄片，这样用力开弓时，筋可以伸展，角可以回缩。放箭后，复合弓还可以向反方向弯曲，因此又称作反曲弓。用来黏合木臂、筋和角的是用鱼骨和兽皮制作的黏合性极强的动物胶。全部工序完成后，制成的弓威力无比。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一带发现的随葬器物中就有这种复合弓的遗物，一般是做成薄片的动物角，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因此到公元4世纪，复合弓已不是什么新式武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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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制伏其他游牧民族的关键可能在他们使用的复合弓的一个细节上。一直以来这个细节都没有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当时，匈人和斯基泰人都使用复合弓，但斯基泰人的复合弓弓长约80厘米，而在墓葬中发现的少量匈人的复合弓要大一些，有130—160厘米长。当然，弓的威力与大小成正比。但骑兵适合使用的弓最大只能在100厘米左右。骑兵需要将弓竖直举在自己正前方，因此弓过长的话，会碰到马的头部，或绊到缰绳。但匈人弓的形状并不对称——这就是问题的答案所在了。弓把位置偏下。正是这种设计使得匈人能在马上使用较长的复合弓。当然，这种弓也有其弊端，灵活性降低，并且由于形状不对称，骑射兵在使用时需要校准瞄准偏差。但与斯基泰人形状对称的80厘米长的复合弓相比，匈人130厘米长的不对称弓的威力要大得多。和斯基泰人的弓不同，匈人的弓使骑射兵能在安全距离内放箭穿透萨尔马提亚人的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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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曲弓用起来和现代的土耳其弓有些类似。土耳其弓一般长110厘米，但由于主要用于步兵，而非骑兵，其形状对称。当然，土耳其弓也经历了1000年的发展，比基本设计相同的中国弓和亚洲弓威力更强。对于用惯长弓的欧洲人而言，土耳其弓的威力令他们咋舌。1753年，哈桑·阿贾（Hassan Aga）射出古代史和近代史上最远距离，总射程达584码1英尺，约534米。他是家喻户晓的冠军，但射程超过400米并不少见。土耳其弓威力无比。在100米范围内，土耳其弓可以放箭穿透1.25厘米厚的木板，箭头伸出5厘米多。由于匈人使用的复合弓形状不对称，并且骑射兵不像步兵弓箭手那样脚能站稳，因此公元4世纪匈人复合弓的威力应该略小于土耳其弓的威力。匈人骑兵没有马镫，但他们使用的木质马鞍很沉，这样骑马者在射箭时就能用双腿夹紧，保持身体平稳。尽管如此，匈人骑射兵很可能在150—200米范围内击败无护甲的哥特对手，在75—100米范围内击败重装阿兰骑兵。这些距离足以让匈人占据巨大的战术优势。据罗马史料记载，匈人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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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复合弓之外，匈人还有其他武器。匈人骑射兵从远处扰乱对方阵形后，再策马逼近，用剑同对手厮杀。他们还经常用套索将对手捆住，令其动弹不得。有证据表明地位较高的匈人还穿着甲胄。但反曲弓是他们的主要武器。到公元4世纪中叶，精心改进后的反曲弓能够抵挡萨尔马提亚铁甲骑兵的进攻。可以想见，如公元5世纪史料所说，匈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复合弓与众不同。据底比斯（Thebes）的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斯（Olympiodorus）记载，公元410年前后，匈人首领都对自己的高超箭术引以为豪。18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公元375年时情况就已经是这样了。最伟大的匈王阿提拉（Attila）突然逝世的当天晚上，罗马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梦到“神站在他身旁，告诉他阿提拉的弓在那晚折断了”。19同样，考古发现也表明匈人的弓是至高权力的象征。考古学家在四处墓葬发现的弓的残骸或完全或部分裹有黄金外壳，上面还雕刻了图案。其中有一把纯粹是象征性的——只有80厘米长，外面有黄金外壳，根本无法弯曲。另外三把是标准长度，很可能是装饰了黄金外壳的真武器。20弓作为匈人赖以夺取军事统治权的秘密武器，经过这样一番装饰就成为政治权力的有力象征。有了这样一件秘密武器，匈人便控制了欧亚大草原的西部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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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安·马塞林说得没错，发动战争、迫使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于公元376年夏末或初秋迁至多瑙河河畔的正是匈人。此时，受到匈人崛起影响的已不仅仅是黑海北岸的各部落，它还让帝国东部的瓦伦斯皇帝陷入两难境地。成千上万的哥特人失去家园，突然出现在帝国边境，请求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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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史料在叙述哥特难民的问题上呈现少有的一致性。当时根本没有人认为大批哥特难民突然涌现，意欲迁入帝国境内是个问题。相反，瓦伦斯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因为他在这批失去家园的难民身上看到巨大机遇。据阿米安记载（多数史料都有类似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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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哥特难民到来的欢喜胜过担忧。受过精英教育的官员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称赞皇帝有福气，这么多年轻的新兵自动送上门来，罗马军队联合外来力量后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此外，虽然失去了每年向帝国缴纳的行省税，但仍将会有大量税收流入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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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瓦伦斯一举两得，既扩充了兵力，又获得了黄金——通常情况下，二者不可兼得。也难怪瓦伦斯对此自鸣得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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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史料对哥特人渡过多瑙河（很可能是在杜罗斯托鲁姆要塞附近）（地图6）迁入帝国境内后出现的问题也做了大致相似的叙述。现代研究往往把问题归咎于当地行政官员欺诈敛财。移民中一出现物资紧张的情况，这些官员就利用黑市趁机敛财，以卖身为奴作条件交换粮食。可以想见，移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罗马军队，尤其是卢皮奇努斯（色雷斯伯爵）率领的色雷斯野战军的介入反而使事态愈加恶化。他先是从黑市牟取暴利，然后又逼迫哥特人迁往区域首府马西安诺堡（Marcianople）（地图6），并将他们拒之门外。后来，他设宴招待哥特人的首领，企图暗杀他们，但未遂。哥特人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发动暴乱。21把问题归结为瓦伦斯缺乏远见、罗马军队指挥官贪婪敛财和哥特人恢复野蛮本性看似环环相扣，浑然一体，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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