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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世纪史学家佐西姆斯（Zosimus）借鉴了公元4世纪的史学家尤纳皮乌斯（Eunapius），也对匈人做了形象的描述：“［匈人］完全不能，也不知道，如何徒步行军作战。但他们的骑兵通过适时迂回、冲锋、撤退以及射击，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杀敌无数。”16这些史学家的描述清楚明了。匈人军队由骑兵构成，尤其是弓骑兵。他们能够远距离作战，扰乱对方的阵形和军心，然后再发动近攻，用弓或刀屠杀敌人。匈人军队的关键在于其骑兵都英勇无畏，擅长骑射，能够以小分队的形式作战。正如许多评论指出的那样，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生活艰难，他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技能以及骏马成为他们作战的优势。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历史也反复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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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对于欧亚大草原上的所有游牧民族而言都是一样的，并不能解释匈人尤其强悍、所向无敌的真正原因。除了哥特族日耳曼人之外，他们也征服了伊朗语族的阿兰人等其他游牧民族。他们是如何制胜的呢？双方都擅长骑术，但作战的方式不同。匈人弓骑兵装备相对轻便，行动敏捷。而阿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一样，主要是重装骑兵——罗马人称之为铁甲骑兵。骑马者和坐骑都穿挂鳞甲，使用的兵器主要是长矛，辅以长的骑刀，以小队人马的形式作战。这样，答案就越来越清晰了。在帝国初期被萨尔马提亚人击败并夺走黑海北岸统治权的斯基泰人和匈人一样，都擅长骑射，并且采用的战术也非常相似，但在当时，他们使用的兵器主要是长矛，而非弓。那么，为什么弓会在三个世纪之后取代长矛，成为主要兵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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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并不在于匈人使用的弓的基本构造。匈人和斯基泰人使用的都是所谓的“草原上的秘密武器”。西方人谈到弓时，通常都会想到用整块木料制成、用力开弓即可形成简单凹形的长弓。但草原上游牧民族使用的弓截然不同。首先，他们使用的是复合弓。复合弓用木材做弓臂的主体，多层叠合，再在弓臂外侧贴装动物肌腱，内侧贴装用动物角做成的薄片，这样用力开弓时，筋可以伸展，角可以回缩。放箭后，复合弓还可以向反方向弯曲，因此又称作反曲弓。用来黏合木臂、筋和角的是用鱼骨和兽皮制作的黏合性极强的动物胶。全部工序完成后，制成的弓威力无比。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一带发现的随葬器物中就有这种复合弓的遗物，一般是做成薄片的动物角，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因此到公元4世纪，复合弓已不是什么新式武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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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制伏其他游牧民族的关键可能在他们使用的复合弓的一个细节上。一直以来这个细节都没有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当时，匈人和斯基泰人都使用复合弓，但斯基泰人的复合弓弓长约80厘米，而在墓葬中发现的少量匈人的复合弓要大一些，有130—160厘米长。当然，弓的威力与大小成正比。但骑兵适合使用的弓最大只能在100厘米左右。骑兵需要将弓竖直举在自己正前方，因此弓过长的话，会碰到马的头部，或绊到缰绳。但匈人弓的形状并不对称——这就是问题的答案所在了。弓把位置偏下。正是这种设计使得匈人能在马上使用较长的复合弓。当然，这种弓也有其弊端，灵活性降低，并且由于形状不对称，骑射兵在使用时需要校准瞄准偏差。但与斯基泰人形状对称的80厘米长的复合弓相比，匈人130厘米长的不对称弓的威力要大得多。和斯基泰人的弓不同，匈人的弓使骑射兵能在安全距离内放箭穿透萨尔马提亚人的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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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曲弓用起来和现代的土耳其弓有些类似。土耳其弓一般长110厘米，但由于主要用于步兵，而非骑兵，其形状对称。当然，土耳其弓也经历了1000年的发展，比基本设计相同的中国弓和亚洲弓威力更强。对于用惯长弓的欧洲人而言，土耳其弓的威力令他们咋舌。1753年，哈桑·阿贾（Hassan Aga）射出古代史和近代史上最远距离，总射程达584码1英尺，约534米。他是家喻户晓的冠军，但射程超过400米并不少见。土耳其弓威力无比。在100米范围内，土耳其弓可以放箭穿透1.25厘米厚的木板，箭头伸出5厘米多。由于匈人使用的复合弓形状不对称，并且骑射兵不像步兵弓箭手那样脚能站稳，因此公元4世纪匈人复合弓的威力应该略小于土耳其弓的威力。匈人骑兵没有马镫，但他们使用的木质马鞍很沉，这样骑马者在射箭时就能用双腿夹紧，保持身体平稳。尽管如此，匈人骑射兵很可能在150—200米范围内击败无护甲的哥特对手，在75—100米范围内击败重装阿兰骑兵。这些距离足以让匈人占据巨大的战术优势。据罗马史料记载，匈人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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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复合弓之外，匈人还有其他武器。匈人骑射兵从远处扰乱对方阵形后，再策马逼近，用剑同对手厮杀。他们还经常用套索将对手捆住，令其动弹不得。有证据表明地位较高的匈人还穿着甲胄。但反曲弓是他们的主要武器。到公元4世纪中叶，精心改进后的反曲弓能够抵挡萨尔马提亚铁甲骑兵的进攻。可以想见，如公元5世纪史料所说，匈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复合弓与众不同。据底比斯（Thebes）的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斯（Olympiodorus）记载，公元410年前后，匈人首领都对自己的高超箭术引以为豪。18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公元375年时情况就已经是这样了。最伟大的匈王阿提拉（Attila）突然逝世的当天晚上，罗马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梦到“神站在他身旁，告诉他阿提拉的弓在那晚折断了”。19同样，考古发现也表明匈人的弓是至高权力的象征。考古学家在四处墓葬发现的弓的残骸或完全或部分裹有黄金外壳，上面还雕刻了图案。其中有一把纯粹是象征性的——只有80厘米长，外面有黄金外壳，根本无法弯曲。另外三把是标准长度，很可能是装饰了黄金外壳的真武器。20弓作为匈人赖以夺取军事统治权的秘密武器，经过这样一番装饰就成为政治权力的有力象征。有了这样一件秘密武器，匈人便控制了欧亚大草原的西部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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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安·马塞林说得没错，发动战争、迫使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于公元376年夏末或初秋迁至多瑙河河畔的正是匈人。此时，受到匈人崛起影响的已不仅仅是黑海北岸的各部落，它还让帝国东部的瓦伦斯皇帝陷入两难境地。成千上万的哥特人失去家园，突然出现在帝国边境，请求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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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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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史料在叙述哥特难民的问题上呈现少有的一致性。当时根本没有人认为大批哥特难民突然涌现，意欲迁入帝国境内是个问题。相反，瓦伦斯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因为他在这批失去家园的难民身上看到巨大机遇。据阿米安记载（多数史料都有类似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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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哥特难民到来的欢喜胜过担忧。受过精英教育的官员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称赞皇帝有福气，这么多年轻的新兵自动送上门来，罗马军队联合外来力量后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此外，虽然失去了每年向帝国缴纳的行省税，但仍将会有大量税收流入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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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瓦伦斯一举两得，既扩充了兵力，又获得了黄金——通常情况下，二者不可兼得。也难怪瓦伦斯对此自鸣得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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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史料对哥特人渡过多瑙河（很可能是在杜罗斯托鲁姆要塞附近）（地图6）迁入帝国境内后出现的问题也做了大致相似的叙述。现代研究往往把问题归咎于当地行政官员欺诈敛财。移民中一出现物资紧张的情况，这些官员就利用黑市趁机敛财，以卖身为奴作条件交换粮食。可以想见，移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罗马军队，尤其是卢皮奇努斯（色雷斯伯爵）率领的色雷斯野战军的介入反而使事态愈加恶化。他先是从黑市牟取暴利，然后又逼迫哥特人迁往区域首府马西安诺堡（Marcianople）（地图6），并将他们拒之门外。后来，他设宴招待哥特人的首领，企图暗杀他们，但未遂。哥特人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发动暴乱。21把问题归结为瓦伦斯缺乏远见、罗马军队指挥官贪婪敛财和哥特人恢复野蛮本性看似环环相扣，浑然一体，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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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罗马对难民采取了一贯的移民政策。公元376年，自愿或非自愿移民对罗马帝国而言已经屡见不鲜了。纵观历史，罗马一直都在吸纳外来人口，既有人不断迁入罗马，寻求发迹机会（如前文所述，加入罗马军队），也间或有大规模的移民涌入。对于后者，还有一个术语称之为“接纳”（receptio）。据公元1世纪碑文记载，尼禄（Nero）时代的行省总督将10万（移民）“从多瑙河［北岸］”迁至色雷斯。公元300年四帝共治时期，罗马皇帝将成千上万迁入帝国境内的达契亚卡尔皮人沿多瑙河安置在匈牙利至黑海沿线。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初，罗马还经历了多次类似规模的移民涌入。虽然罗马没有出台任何移民政策，但也逐渐形成一定的惯例。如果罗马和意欲迁入的难民关系良好，并且批准他们自愿迁入的话，移民中的年轻男子将被纳入罗马军队（有时组成一支新的分队），其余则迁往帝国各地，成为自由农民，辛勤耕作，缴纳税款。例如，公元359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利米甘特族（Limigantes）萨尔马提亚人就达成了这种协议。22如果罗马和迁入帝国境内的移民关系一般，尤其是，如果这些移民是战俘的话，他们的待遇就会严苛得多。适龄男子可能仍会被纳入军队，但罗马通常会采取更严厉的保护措施。例如，公元409年罗马俘获一群斯基利人（Sciri）后颁发的敕令表明，25年（即一代人的时间里）之内不得在这批战俘中招募新兵。其他人也同样成为农民，但条件更加苛刻。公元409年被俘的斯基利人中许多人被卖为奴，其余则成为佃农，按条款要求迁至巴尔干半岛——他们被俘的地方——以外的地区。当时的移民要么加入罗马军队，要么成为农民。但不管怎样，基本上都还是有办法让移民照办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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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史料记载的允许移民迁入帝国境内的例子都还有一个共性——皇帝都对移民存有戒心。他们无一例外都使用武力来确保自己对移民过程的掌控，要么先使意欲迁入的移民臣服，要么调配足够的军队来处理移民带来的问题。君士坦提乌斯和利米甘特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元359年，大事不妙。一如既往，阿米安把问题归结为萨尔马提亚人的背信弃义。但问题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不管怎样，局势在关键时刻变得混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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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出现在将坛上，把［萨尔马提亚人］看作即将归顺帝国的臣民，正准备发表一篇充满温语仁爱的演说。此时，有一个萨尔马提亚人突然失去理智，把他的鞋掷向将坛，大呼：“玛哈！玛哈（marha，利米甘特人作战时的呐喊）！”台下的群众突然跟随他一起举旗暴动，一拥而上，想要抓住皇帝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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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最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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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利米甘特人的暴动十分突然，罗马士兵也没有全副武装，但罗马军队大喊一声，便立刻冲向疯狂的利米甘特人……他们一路厮杀，毫不留情地将敌人践踏在脚下，不论死活，所到之处没有留下一个活口……暴动者被彻底击败，有的被宰杀，有的惊慌失措，四处逃散，还有的徒劳地乞求罗马士兵手下留情，结果还是被连砍数刀后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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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和利米甘特人就移民问题经过仔细协商后，君士坦提乌斯才现身。所以事情本该进展顺利。但如果出现不测，也有大量罗马军队近在咫尺，最后被彻底消灭的还是利米甘特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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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众多史料有关公元376年哥特移民问题大体一致的叙述中就有一个关键内容听起来并不那么可靠了。据记载，哥特人出现在多瑙河北岸时，瓦伦斯喜出望外。但在公元376年，罗马的军队明显没有控制当时的局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迁入帝国境内后，情况开始恶化，罗马军队没能恢复当地秩序。卢皮奇努斯虽然应为哥特人的暴乱负一定责任，但是他手头根本没有足够兵力维持治安。宴会之后，他立刻召集现有军队投入战斗，但还是被哥特人彻底击败了。25就普通的移民情况而言，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对罗马至关重要。如果在军事上没有占据绝对优势，那么史料有关瓦伦斯对哥特人出现在多瑙河河畔喜出望外的说法就不可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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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兵力紧缺的理由非常简单。公元376年夏，瓦伦斯正深受来自东部防线威胁的困扰，而且波斯威胁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如第三章所述，公元369年，瓦伦斯和阿塔纳里克议和，因为波斯对亚美尼亚和伊比利亚存有野心，他急于抽调兵力到东方前线对付波斯。自公元371年起，瓦伦斯趁波斯东部领土遭受侵袭取得一些重大胜利，重新任命高加索地区的统治者。但公元375年，波斯的“诸王之王”沙普尔卷土重来。瓦伦斯心意已决，于公元376年夏天派遣三个使团，要求沙普尔撤兵，否则罗马将出兵迎战。瓦伦斯摆出如此强硬的外交姿态，必然需要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为此，他不仅亲自赶往对波斯作战的地区总部安条克，而且还将大部分野战兵力也调配到东部防线。所以，当哥特难民出现在多瑙河北岸时，瓦伦斯已深深卷入东部的战事。他要想策略性地抽调兵力，或是仅仅把兵力调回多瑙河，至少也得花一年时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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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斯可能一时仍在期望多瑙河危机可以应付得过去，自己仍能继续在高加索一带与波斯抗衡，甚至像史料记载的那样，还能招募到哥特新兵。然而，鉴于罗马不像往常一样在此次多瑙河移民事件中占据绝对的军事优势，我们也可以认为瓦伦斯行事谨慎，对潜在的问题心存戒备。现有证据表明他行事确实谨慎。如前文所述，可以明确的是，在到达多瑙河河畔的两支哥特部落中，只有瑟文吉获准迁入帝国境内。27格鲁森尼人被拒之门外，并且巴尔干半岛可调配的军队和舰船都被派驻在多瑙河对岸，阻止他们渡河。28因此，瓦伦斯并没有仓促批准所有哥特人迁入帝国境内，为他既提供新兵，又充实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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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仔细探讨一下瓦伦斯和瑟文吉的关系。没有史料详细记载瓦伦斯和瑟文吉达成的条款内容，而且由于瑟文吉的暴乱，这些条款也没能全面实施。双方的新关系肯定是以哥特人作为投降者——“归降”——的形式呈现在罗马公众面前，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君士坦丁和瓦伦斯此前与瑟文吉达成的协议也都被描述成是罗马对瑟文吉的胜利，尽管双方的关系并非如此（参见本书第二章）。一切迹象都表明公元376年达成的协议有不同寻常之处，严重向哥特人倾斜。首先，一反常态，哥特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定居地。通常情况下，由皇帝来决定移民的安置地点，而且往往会将移民分散安置在帝国各处。但公元376年，双方就瑟文吉只能迁入色雷斯一事达成一致，而且这是瑟文吉提出的要求。定居地的组建细节我们并不清楚，尤其是有关瑟文吉是否集中居住，仍保留其政治、文化身份的关键问题我们无从知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非常罕见的情况。但鉴于他们都能选择自己的定居地点，将允许瑟文吉集中居住写进协议的条款也完全有可能。除此之外，我们只知道瑟文吉向罗马提交人质，年轻男子加入罗马军队，以及协议还设想哥特人会像公元332年至369年期间一样，大量加入辅助部队，参加特定战役。此外还有增强信任的举措，例如瑟文吉首领还宣布愿意改信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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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哥特人的协议被描述成是对哥特人的胜利这一事实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存在。从细节来看，协议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偏离了罗马的一贯做法。瑟文吉在公元376年获得的条款甚至比被当作朋友的移民获得的都优厚。因为在多瑙河防线缺乏足够的军事影响力，瓦伦斯不得不放弃久经考验的一贯做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在批准瑟文吉迁入帝国境内时小心翼翼。事实上，各种迹象表明他也确实非常谨慎。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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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瑟文吉暴乱主要是因为多瑙河一带粮食紧缺，黑市猖獗。哥特人可能在公元376年秋天和初冬一直滞留在多瑙河一带，直到那年年底或是来年初春才向马西安诺堡迁徙。即便发动暴乱，他们也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因为“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被集中在固若金汤的城市里。敌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围攻这些城市，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样进行围攻”。这里描述的是公元377年夏天的情形，距离作物收割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罗马人似乎早已特意把公元376年收获的粮食都转移到哥特人无法攻克的要塞里。鉴于罗马的行政局限性，对罗马中央政权而言，养活一大批瑟文吉难民并非易事。它必须周密规划，保证自己军队的粮食供给。当然，哥特人在这个关头也无法自己种植粮食，因为他们和罗马的协商还没有进展到确定安置地这一步。一旦他们储备的粮食耗尽，粮食供给就成为瓦伦斯控制他们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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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斯还迅速向他的侄子（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儿子）、帝国西部的皇帝格拉提安请求军事援助。我们的老朋友演说家兼哲学家德密斯修是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元老，瓦伦斯的心腹。他很可能是公元377年来到罗马，发表了他的第十三篇演说。德密斯修可能是在格拉提安登基十周年庆典上发表的这篇毫无创意、单调乏味的演说，称颂格拉提安是柏拉图式的理想君主。与演说本身相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德密斯修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在帝国的西部。而且，他自己也明确指出，他是从叙利亚快马加鞭赶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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