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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哥特人的协议被描述成是对哥特人的胜利这一事实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存在。从细节来看，协议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偏离了罗马的一贯做法。瑟文吉在公元376年获得的条款甚至比被当作朋友的移民获得的都优厚。因为在多瑙河防线缺乏足够的军事影响力，瓦伦斯不得不放弃久经考验的一贯做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在批准瑟文吉迁入帝国境内时小心翼翼。事实上，各种迹象表明他也确实非常谨慎。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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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瑟文吉暴乱主要是因为多瑙河一带粮食紧缺，黑市猖獗。哥特人可能在公元376年秋天和初冬一直滞留在多瑙河一带，直到那年年底或是来年初春才向马西安诺堡迁徙。即便发动暴乱，他们也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因为“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被集中在固若金汤的城市里。敌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围攻这些城市，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样进行围攻”。这里描述的是公元377年夏天的情形，距离作物收割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罗马人似乎早已特意把公元376年收获的粮食都转移到哥特人无法攻克的要塞里。鉴于罗马的行政局限性，对罗马中央政权而言，养活一大批瑟文吉难民并非易事。它必须周密规划，保证自己军队的粮食供给。当然，哥特人在这个关头也无法自己种植粮食，因为他们和罗马的协商还没有进展到确定安置地这一步。一旦他们储备的粮食耗尽，粮食供给就成为瓦伦斯控制他们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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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斯还迅速向他的侄子（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儿子）、帝国西部的皇帝格拉提安请求军事援助。我们的老朋友演说家兼哲学家德密斯修是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元老，瓦伦斯的心腹。他很可能是公元377年来到罗马，发表了他的第十三篇演说。德密斯修可能是在格拉提安登基十周年庆典上发表的这篇毫无创意、单调乏味的演说，称颂格拉提安是柏拉图式的理想君主。与演说本身相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德密斯修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在帝国的西部。而且，他自己也明确指出，他是从叙利亚快马加鞭赶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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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是日出而行，日落而歇，一路马不停蹄地从底格里斯河赶来大洋边［大西洋，即帝国西部］。我的旅程匆忙，跨越大地，正如您［苏格拉底（Socrates）］常说的厄洛斯（Eros）曾做到的那样日夜兼程。我风餐露宿，衣衫褴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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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密斯修赶往罗马的速度比这篇乏善可陈的演说听起来要快得多。这表明他的使团此次出使帝国西部还有一个更紧迫的任务。我们可以从公元377年夏天帝国西部的军队介入东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中找到一些线索。帝国西部的军队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肯定是在公元376年年底至377年年初事先协商好的，甚至有可能是在瑟文吉发动暴乱前就已经协商妥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密斯修一行人才马不停蹄、跋山涉水赶往罗马。他们身负重任，与格拉提安协商帝国东西部联手应对突如其来的哥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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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多瑙河一带上演的一系列事件也十分蹊跷，表明瓦伦斯实际上十分谨慎。我们前面谈到，粮食的紧缺状况日益严重，哥特难民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卢皮奇努斯逼迫瑟文吉迁往区域首府马西安诺堡。但为了监督瑟文吉，卢皮奇努斯不得不调动用于阻止格鲁森尼人渡河的军队。瑟文吉最终还是迁往了马西安诺堡，但格鲁森尼人也趁机渡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作为指挥官，卢皮奇努斯肯定是心急如焚。很显然，情况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据阿米安记载，更糟的是，瑟文吉只是慢慢地向马西安诺堡迁徙，好让格鲁森尼人能跟上他们。［格鲁森尼人渡河的地点可能是在萨西达瓦（Sacidava）或是阿克西欧波利斯（Axiopolis），位于瑟文吉渡河地点的东部。］（地图6）瑟文吉距离马西安诺堡还有大约15公里时，卢皮奇努斯设宴招待他们的首领。下面是阿米安叙述的宴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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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皮奇努斯设宴招待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然后派兵把守，禁止蛮族人进城……城中居民和城外的难民之间发生争执，最后愈演愈烈，引发冲突。随后，蛮族人……杀害大量士兵。卢皮奇努斯秘密得知此事后……处死在外等候的瑟文吉随从。围在城外的［哥特人］听闻消息，以为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被强行扣留，怒不可遏，渐渐越聚越多，要为他们的首领报仇……佛瑞提根机智过人，担心自己会和其他人一起成为人质，便大声喊道，如果不让他们出去平息瑟文吉的怒火，［罗马人］将会损失惨重……一获得卢皮奇努斯的同意，他们便离开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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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知晓事情的详细经过。从表面来看，卢皮奇努斯袭击瑟文吉首领是因误会和恐慌而起。但在宴会上劫持人质是罗马在处理边境问题时的惯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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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危险或是具有潜在危险的首领是扰乱敌军军心的绝佳手段。阿米安还记载了在短短24年内发生的另外4起罗马指挥官在宴会上趁机扣押敌军首领的事件。其中一起是地方指挥官自作主张，另外三起则都是皇帝直接授意。在其中一起事件中，莱茵河的指挥官收到一封密函，并要求他在阿勒曼尼首领渡河进入罗马境内之前不得拆封。等阿勒曼尼首领渡河后，指挥官拆开密函一看，是命令他将阿勒曼尼首领转移到西班牙的密令。我怀疑卢皮奇努斯也收到类似的指令。瓦伦斯人在安条克，多瑙河的指挥官从提出请求到接到指令要花几周时间，因此他们没法事事都向瓦伦斯请示。所以，在处理瑟文吉的问题上，卢皮奇努斯接到的指令肯定给他留有很大余地。尽管如此，我觉得在哥特人问题上，如果没有悉心指示卢皮奇努斯在各种情形下该怎样采取行动，瓦伦斯是不会听任他不管的。一大批没有臣服的哥特人在罗马军队的主力被调离多瑙河时出现在帝国领土之上，这个潜在危险太大，瓦伦斯不得不深思熟虑。我猜想卢皮奇努斯接到旨意，如果形势失控，他应该尽力扰乱哥特人的军心。我们已经说过，扣押敌军首领是罗马的惯用手段。但一切都取决于卢皮奇努斯。结果，他选择最不明智的做法，接连两次都是这样，而且都半途而废。因此，换来的不是与瑟文吉的和睦相处（即便得借助武力），也不是他们群龙无首的反抗，而是颇有声望的领导率领的有组织暴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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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斯正深陷对波斯的战争中，他会乐意看到多瑙河防线混乱不堪吗？与帝国批准的其他移民情况相比，很显然，瓦伦斯不可能像史料中一致叙述的那样，对大批哥特难民出现在多瑙河河畔喜出望外。我们已经知道，在帝国的理念里，蛮族人必须以恭敬顺从的姿态呈现。无论公元376年发生的事情背后存在多大的恐慌，皇帝的政策都必须以对帝国有利而非迫不得已的政策的形式呈现在纳税人面前。阿米安的记载给了我们强烈的暗示。他在叙述中提到“受过精英教育的奉承者”（eruditis adulatoribus）极力夸赞瓦伦斯对哥特人的政策。33我们立刻会联想到为公元369年瓦伦斯与阿塔纳里克和谈做粉饰的德密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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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76年夏天，他也在叙利亚，之后才突然启程前往帝国西部。我猜想他也发表了类似公元369年发表的演说来说服帝国东部的宫廷，批准大批尚未臣服的哥特人迁入帝国境内实际上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糕，反而是件好事。因此，史料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致叙述体现的是瓦伦斯为自己政策所做的开脱，而非采用该政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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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匈人的入侵，罗马帝国和大批哥特人之间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这当然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愿，至少他并不想让两者的关系以这种形式呈现。哥特人也有他们的顾虑。他们并非轻易决定迁入帝国境内，寻求庇护。瑟文吉是聚集在一起经过仔细讨论才决定脱离阿塔纳里克的。34我们不难想象他们犹豫不决的样子。要做出移民这样一个强大邻国的决定并非易事。鉴于边境信息灵通，他们很可能已经得知瓦伦斯正深陷波斯战争，因而多瑙河一带兵力紧张。他可能暂时愿意做出让步，但不能确保之后会不会改变态度。因此，哥特人从长计议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既要为眼下也要为将来应对强大的罗马帝国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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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马已经对他们区别对待，但瑟文吉仍和格鲁森尼人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如前文所述，卢皮奇努斯强迫他们迁往马西安诺堡时，瑟文吉已经知道格鲁森尼人已渡过多瑙河，因此放慢了迁徙速度。35瑟文吉正在朝着虎穴迈进。即便他们受到的待遇看上去比格鲁森尼人的要优厚，联合尽可能多的哥特人对付在兵力和资源上都占绝对优势的罗马帝国也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当然，这样一来，他们就违背了和瓦伦斯达成的协议精神。但从长远来看，如果瓦伦斯可以改写公元376年协议的话，哥特人也可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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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才是故事的真实一面。匈人使哥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双方都彼此猜忌，没有完全遵守公元376年被迫达成的协议。协议没有奏效其实并不意外。现在，双方的军事较量显然势在必行，其结果将决定哥特移民与罗马帝国间更持久的解决方案走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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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良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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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皮奇努斯在宴会上谋害瑟文吉的首领未遂。第二天清晨，武装冲突爆发了。由于卢皮奇努斯的暴行，佛瑞提根返回后，在马西安诺堡附近实施第一轮劫掠。对此，卢皮奇努斯召集所有兵力，朝城外15公里处的哥特营地进军。很快，他的军队败下阵来。除了卢皮奇努斯外，只有极少人逃生。公元377年初，战争正式开始，持续至少6个战季，直到公元382年10月3日才恢复和平。37阿米安·马塞林详细记载了战争头两年到哈德良堡战役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讲述了所有实情）。哈德良堡战役之后的记载就没有那么翔实了。然而，可以明确的是，整个战争，即持续6个战季的战争，都仅限于帝国境内巴尔干半岛的各行省。纵观历史，这一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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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北部大体呈矩形，北部和西部较南部和东部略宽（地图6），地形以山地为主。半岛偏东地区有巴尔干山脉（Stara Planina，即哈伊莫司山，Haemus Mountains），平均海拔为750米，最高峰达2376米；更西边的罗多彼山（Rhodopes）则更加险峻，海拔略高，多个山峰高度超过2000米。最西边的是南北走向的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Dinaric Alps）。长期以来，这些山脉的石灰岩被侵蚀，形成石林和残峰，通常布满多刺的灌木，是巴尔干西部典型的喀斯特（Karst）地貌。沿山脉还分布着三片广阔的平原：北部的多瑙河平原、东南部的色雷斯平原以及罗多彼山和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之间的马其顿平原。半岛的另一地形特征是冲积丘陵盆地，由于降水和融雪侵蚀，在山间盆地形成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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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的地形特征塑造了该地区的历史。显然，平原和丘陵盆地提供了彼此独立的可耕地，可能集中大量人口。这一地区山势险峻，再加上冬季严寒，只有两条主要道路联通各地：其中一条自北向南贯穿摩拉瓦河（Morava）河谷和瓦尔达尔河（Vardar）河谷，连接多瑙河、斯库皮（Scupi，现在的斯科普里，Skopje）和爱琴海（Aegean）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另一条自西北向东南走向，也是从摩拉瓦河河谷开始，但在纳伊苏斯（Naissus，现在的尼什，Niš）左拐，一路穿过肥沃的丘陵盆地，途经塞尔迪卡（Serdica，现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Sofia），越过苏西山口（Succi Pass），连接富饶的高地平原斯雷德纳哥拉（Sredna Gora），向色雷斯平原延伸。在罗马时期，这是一条军事要道。巴尔干半岛的地形也给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带来困难。例如，罗多彼山东北和西南的交通极其不便，哈伊莫司山只有五个主要山口联通山脉的南北地区：西部的伊斯克尔河（Iskar）河谷，中部的特洛伊山口（Trojan Pass）和希普卡山口（Shipka Pass），东部的科泰尔（Kotel）和里斯基（Ri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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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76年，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已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统治长达300多年的罗马帝国。公元前146年，罗马征服马其顿，将半岛南部变成罗马的行省，统治了近500年。大体而言，罗马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地形是加以利用，而非改造。但有一个特例。除了两条联通各地的主干道之外，他们还修建了两条东西走向的道路，横贯巴尔干半岛。在半岛南部，早在公元前130年就已铺设的埃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久负盛名，自君士坦丁堡沿爱琴海一路向西到达塞萨洛尼基（这段路线的修建还算容易），然后直穿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的群峰和山谷，抵达底耳哈琴（Dyrrhachium，现在的都拉斯，Durres）。在埃格纳提亚大道北部，公元1世纪末，罗马军团在多瑙河切断喀尔巴阡山处的铁门峡谷（Iron Gates），凿开岩石辟出一条道路，连接多瑙河中游和下游地区。巴尔干半岛连接帝国东西部，罗马在修建干道问题上毫不敷衍了事。即便是在公元376年，对帝国皇帝而言，巴尔干半岛仍主要是连接帝国东西部的桥梁。众多资源被用于维护该地区的道路以及沿途的城镇和驿站。这些城镇和驿站为旅行者提供庇护，还为狄奥法内斯文件中记录的高速旅行提供后勤支持（参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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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帝国的需求，政府资金还被用于巴尔干半岛的另外两个地区。在匈人入侵黑海北岸之前的三个世纪里，哈伊莫司山北部的多瑙河平原一直是帝国的边境。罗马很早就在厄斯克尔（Oescus）和诺瓦埃（Novae）设立了重要的军团基地。到公元4世纪，方圆70公顷的区域首府马西安诺堡负责监督多瑙河边境的军事行动，沿河一带以及附近乡村还设有大大小小的要塞，戒备森严。此时，较大的平民聚居地也都筑墙加以保护，并且都具有协助作战的功能。在更南边的地区，决定政府财政支出的是政治需求，而非军事需求。在半岛的东南部，君士坦丁皇帝将古希腊城邦拜占庭（Byzantium）改建成君士坦丁堡。到公元4世纪中后期，君士坦丁堡已经完全成为帝国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有宏伟的城墙和漂亮的公共建筑，还获得大量投资，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建设港口设施和粮仓，处理埃及运来的粮食，以及引水渠，从100多公里外的山脉引水供给这片干燥地区上迅速膨胀的人口。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需求中心，除政府资金外，还居住着大批富裕的居民。贵族们不仅在城里建有宅邸，还在乡村拥有幽静、凉爽的住所，而且他们还需要各种服务设施。公元4世纪，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的经济空前繁荣，君士坦丁堡的现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位于色雷斯平原的邻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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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罗马居住区都经历长期发展，一点一滴逐步演变成具有“罗马性”的城市。有些建立在古老的城市之上。亚得里亚海（Adriatic）海岸的许多居住区在罗马时期以前就早已存在。马其顿和黑海沿海地区更是如此。塞萨洛尼基、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阿其亚努斯（Anchialus）和奥德修斯（Odessus）等都是基于之前的希腊城市建成。这些地区不仅有名副其实的罗马式城市，各式各样的标准公共建筑一应俱全，还有欣欣向荣的乡村，随处点缀着地主阶层的豪宅。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也有“严格意义上”的罗马式城市。公元4世纪，在多瑙河平原，罗马式城镇和别墅仍错落其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居住区可以被看作罗马防御工事的派生品。巴尔干半岛的地方议会中众多议员都是军团老兵的后代，很多别墅也都建在政府通常给予退伍士兵的土地上。许多人也因士兵的各种消费需求发家致富。但该地区罗马式城市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动力，那些历史遗迹数量繁多，工程浩大，光靠政府支出是难以实现的。从菲利波波利经斯雷德纳哥拉（Sredna Gora）和塞尔迪卡直通摩拉瓦河谷的干道也同样不是仅靠政府支出就能修建起来。当然，政府支出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为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可能。这在丘陵盆地的大部分地区也不例外。地形和气候是巴尔干半岛发展的两大障碍。与帝国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的城市数量要少得多，集中耕种的耕地比例也相应较低。但这两大因素并没有妨碍该地区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罗马世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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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时，哥特人面对的巴尔干半岛大体就是这种情况。一切迹象表明，战争一爆发，格鲁森尼人便加入了战斗。39此时，他们已抵达马西安诺堡附近，处于罗马多瑙河沿线的军事防御带之中。考古学家在一些较小规模的要塞遗址发掘出的地层表明，要塞遭受损毁，时间可追溯到此次战争期间。但文字史料和考古发现都证明，哥特首领佛瑞提根像阿米安强调的那样，“没有攻城”。40公元4世纪初，罗马边境的要塞大多都建有巨大的U字形堡垒，用于发射投弹，杀伤力极强。哥特人要进攻要塞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驻军人数颇多，斯基泰行省有23支分队，下默西亚（Lower Moesia）有27支分队，重点部署在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阿克西欧波利斯（Axiopolis）、特洛斯米斯（Troesmis）、特兰斯马里斯迦（Transmarisca）、杜罗斯托鲁姆（Durostorum）和诺瓦埃（Novae）（地图6）。但驻军接受的训练主要是针对巡逻和小规模侵袭，而不是为大规模野地作战提供机动部队。尽管如此，卢皮奇努斯仍抽调大部分驻军兵力来拼凑自己的军队。因此，哥特人打败卢皮奇努斯时就已经摧毁了这一地区唯一的野战部队。如果剩余的驻军冒险单独行动的话，将遭受重创。这些军事基地不会对哥特人造成直接威胁，因此可以不予理睬。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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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哥特人还有其他当务之急。他们还有很多旧账没算。多瑙河平原1月、2月白天的平均气温不会超过0℃。如前文所述，哥特人被迫在户外过冬，再加上黑市猖獗，他们的不满情绪高涨。而且，他们还迫切需要粮食。哥特人可能至少随身携带一部分公元376年收获的粮食，同时还从罗马获得一定量的食物，但不可能种植当年的作物。因此，哥特人洗劫完马西安诺堡的附近地区后，便将目光转向主干道连接的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繁华的大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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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的下一站是哈伊莫司山南的哈德良堡，距马西安诺堡约200公里。卢皮奇努斯在马西安诺堡溃败后，罗马已经没有任何机会阻止哥特人越过哈伊莫司山。有一支哥特人组成的部队驻扎在哈德良堡，一直属于罗马军队，由苏里德阿斯(Sueridas)和柯里阿斯（Colias）领导。当北部暴乱的消息传到哈德良堡时，这群哥特人与市民之间发生冲突，决定与佛瑞提根为伍。据阿米安的记载，就在此时，佛瑞提根“建议他们袭击并摧毁哈德良堡附近的富裕乡村，因为这些地区依旧没有士兵把守，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抢劫”。从罗马的角度而言，袭击的结果令人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