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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在多瑙河下游渡河三十来年后，危机再次显露出来。罗马防线在短时间内被攻破不下三次。只不过这次危机是发生在喀尔巴阡山西部，而非东部。拉达盖苏斯入侵、横渡莱茵河入侵、乌尔丁入侵和勃艮第人入侵这四次侵袭分别在不同地点攻破罗马的防线。拉达盖苏斯攻入意大利的南部和西部；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以及勃艮第人对莱茵河防线发动猛烈攻击，一举攻破防线；而乌尔丁则一路南下。这几次行动大体上发源于同一地区，在罗马的欧洲边境引起巨大骚乱。成千上万的战士，也就意味着总计十多万人（有可能十几万人）迁入帝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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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造英雄——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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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从史料中得知公元405年至408年危机的规模及其集中发生的地点。要重构其原因则更是难上加难。文字史料充其量也只是不完整的史料，基本上都没有提及危机的原因。据写于危机后一百多年的史料记载，促使汪达尔人迁出欧洲中部的是粮食短缺问题。但这并不可信。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而且公元400年前后，欧洲气候适宜，日照充足，夏季温暖。乌尔丁的大言不惭（参见本书第五章）可能表明他的动机纯粹是为了征服领土。不过，他轻易就被制伏又说明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成为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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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公元405年至408年的危机应被视为公元376年事件的重现，是由匈人游牧民的进一步西迁引发的。这一观点已经多次被提出，但由于尚未被明确证实，所以从未得到研究者的一致认同。22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大批匈人本身并没有直接参与公元376年的行动。23直到公元395年，即哥特人横渡多瑙河20年之后，大多数匈人仍在更东边一带活动。就在这一年，他们向罗马发动大规模袭击，但入侵地点是在高加索地区，而非多瑙河一带（地图7）。有学者认为这次袭击是驻扎在多瑙河一带的匈人军队从侧翼包抄罗马的妙计。但这样的话，这帮人马必定要沿黑海北海岸长途跋涉2000公里，他们甚至还没有发动进攻便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次袭击的方位表明，公元395年以前，匈人仍集中在更东边一带，可能是在伏尔加草原上。如第四章所述，公元376年后十多年间，罗马在多瑙河下游以北的对手仍主要是哥特人。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上述观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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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公元5世纪20年代，大批匈人已经在欧洲中部立足，居住在喀尔巴阡山以西的匈牙利大平原上。这一点在史料中能找到明确的记载。例如，公元427年，罗马将匈人逐出多瑙河中游南部最富裕的行省——潘诺尼亚（地图7）。25公元432年，罗马一名军队指挥官“横穿潘诺尼亚”，来到匈人的领地向他们请求援助。他的行走路线表明匈人被驱逐后仍没有离开喀尔巴阡山西部。26同样，公元5世纪40年代初以前，匈人首领死后都葬在与马尔古斯城（Margus）隔河相望的多瑙河北岸——同阿提拉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主要军事基地一样，毋庸置疑都在喀尔巴阡山以西。27因此，匈人的主体部分在公元395年至425年期间从高加索北部向西长途跋涉1700公里迁到匈牙利大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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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是否正好是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间西迁的，我们就没那么确定了。但一些不是特别明朗的线索表明情况可能会是这样。例如，奥林匹奥多罗斯带着他的鹦鹉在公元412年至413年出使匈人领地。他们在海上行驶一段路程，途中遭遇恶劣天气，停靠雅典。由于奥林匹奥多罗斯效力于东罗马帝国，因此他一定是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的。从他经由雅典出使匈人领地的路线来看，他可能希望从爱琴海北上至亚得里亚海，直到阿奎莱亚。由于阿奎莱亚港一直以来都服务于多瑙河平原中部，因此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出使路线说明该地区是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他要拜访的匈人居住地（地图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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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证据可间接证明公元410年前后欧洲中部正在酝酿令人极其担忧的事情。此时，东罗马当局意识到巴尔干半岛面临的威胁大幅升级。公元412年1月，他们实施了一项加强多瑙河舰队的计划。29一年后，由于面临敌人从北部穿过巴尔干半岛发动袭击的威胁，君士坦丁堡又加设新的防御工事。这个城市闻名遐迩的城墙正是这一时期兴建的。城墙三重设防，令人望而生畏，大部分城墙至今仍屹立于现在的伊斯坦布尔。30这些城墙坚不可摧，保护君士坦丁堡近千年，直到1453年才被入侵者从陆墙这面攻下。这已经是城墙兴建1040年后的事了。当时，土耳其人用大炮在现在的托普卡珀（Topkapi）长途汽车总站附近打通城墙，攻陷君士坦丁堡。有学者认为这两项防御措施都是为了应对公元408年至409年乌尔丁的袭击。但如果真是这样，乌尔丁早就已经被打得一败涂地，事后才实施这两项措施就有些说不通了。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它们同匈人的日渐逼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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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证据有时也不尽如人意。但如前文所述，可以确定的是，公元395年前后仍没有离开高加索地区的匈人在公元420年前，很可能是在公元410年前就已经向西迁到匈牙利大平原。鉴于他们在公元376年到达欧洲边缘时引发哥特人向多瑙河一带的大逃亡，他们向欧洲中部进一步西迁不可避免也会造成类似的、突如其来的间接结果。31还要考虑的一点是，我们也没有别的可信说法可以采用了。罗马对移民采取的总方针并没有改变。公元405年至408年间入侵的蛮族部落都被一一击退。他们都没有获准迁入帝国境内。此外，自公元376年起，罗马边境地区再次恢复安定（我们将会看到，公元405年至408年的许多移民都即将丧命）。公元406年8月，拉达盖苏斯大败后被处死。同年12月发生横渡莱茵河事件。在我们看来，两次事件间隔的时间足够让拉达盖苏斯溃败的消息传回边界对面。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新一拨移民的到来。所以，这些都表明，公元405年至408年间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由帝国边界对面的情况引起的，而不取决于帝国政策或实力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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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将这几次事件综合起来考虑，不过这些事件也确实彼此关联。其要点包括以下几点。匈人是分两步入侵欧洲的：第一步是占领黑海北岸，引发公元376年的危机。第二步是占领匈牙利大平原，促使并尾随拉达盖苏斯、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乌尔丁以及勃艮第人从匈牙利大平原迁往帝国境内。在史料记载大批匈人到来之前，所有这些部落都来自这个在接下来50年里即将成为匈人核心势力的地区。这当然不是纯属偶然。和公元376年的哥特人一样，喀尔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亚人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间纷纷选择逃离。在他们看来，匈人统治下的生活要比在罗马领土上创造新生活可怕得多。公元376年的危机表明，匈人出现在喀尔巴阡山以东、遥远的欧洲东部边缘，而公元405年至408年的危机则是由匈人西迁到欧洲中部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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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罗马在公元410年被洗劫的第一步发生在遥远的黑海北岸。两者可能看似关系不大。匈人的进一步西迁使喀尔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亚陷入危机，对罗马造成的主要影响便是武装移民大规模迁入帝国境内。对东罗马帝国而言，匈人的逼近使帝国高度焦虑，采取影响深远的新防御措施。但首当其冲、受到其直接影响的则是西罗马帝国。而且从长远来看，受其影响的也是西罗马帝国。入侵者和罗马中央政权及地方精英的碰撞将会产生重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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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与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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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次人口迁徙的直接后果不难想象。这些难民在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强行迁入帝国境内。他们表现得和敌人一样，因而也被当作敌人来对待。拉达盖苏斯率领的哥特人起初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当他们抵达佛罗伦萨（Florence）时，形势忽然恶化。哥特人封锁佛罗伦萨，全城被逼无奈，几近投降。此时，西罗马帝国的最高统帅弗拉维斯·斯提利科（Flavius Stilicho）率领大队增援人马及时赶到。斯提利科当时以狄奥多西一世的幼子霍诺留皇帝的名义统治西罗马。为了反攻，他集结大量兵力：从意大利野战军中调动30个团，可能还从莱茵河防线抽调一支军队32，还有阿兰人和匈人的辅助部队33。调动这么多兵力所造成的延误正是拉达盖苏斯能够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意大利北部为所欲为的原因。但罗马最后的反攻相当漂亮。拉达盖苏斯一行人不得不退至菲耶索莱的山城，被困在城内。这位哥特首领最终在逃跑时被俘，随后即被处决。如前文所述，他的手下四处逃散，有些被卖为奴隶。34在反攻过程中一些高层战士则被斯提利科纳入罗马军队。通过佛提乌斯保存下来的奥林匹奥多罗斯历史只是对此做了简单记载，并没有说明事情发生的时间。此次高层战士被纳入罗马军队可能是整个扫荡行动的一个结果，但更有可能是罗马在外交上的成功之举，彻底断绝拉达盖苏斯的后援，使其无法和斯提利科的军队抗衡。不管怎样，斯提利科挫败了公元405年至408年危机中的第一轮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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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面对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时，他就远没有这么高效了。斯提利科从高卢抽调军队前往意大利反击拉达盖苏斯。因此，从蛮族的角度而言，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进攻高卢会容易得多。我们已经知道，公元406年12月之前，在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间的地区就一直酝酿着可怕的事情。公元6世纪史学家图尔的圣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的作品《法兰克人史》（History）以及其他史料都保留了同时代作者雷纳图斯·普罗弗图拉斯·菲戈尔杜斯（Renatus Profuturus Frigeridus）作品的一些片段。这些片段表明，早在公元401年年底至402年年初，汪达尔人就已经在雷提亚行省的边境地区滋事。但如果这是他们迁入帝国境内所做的尝试的话，那么他们显然已经被罗马击退。汪达尔人接下来就改变了策略。到公元406年夏天或是秋天，哈斯丁族汪达尔人已经向北迁徙250公里，试图进攻莱茵河中游的法兰克人。据菲戈尔杜斯记载，他们遭受重创，后来阿兰援军加入才反败为胜。这次战斗的确切时间我们无从得知，但很可能此后不久便发生了公元406年12月31日哈斯丁族汪达尔人和斯灵族汪达尔人、阿兰人以及苏维汇人联合横渡莱茵河的事件。他们的渡河地点是在美因茨（地图8）这一点证明这些部落在南部碰完运气后又将他们的攻击点转向北方，似乎是绕阿勒曼尼人的主要领地兜了一圈后再进攻法兰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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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详细重现莱茵河入侵的情形。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大概的入侵路线（地图8）。此次入侵始于侵袭者的渡河地点美因茨。他们洗劫完美因茨后，便向西、向北进攻莱茵河防线后方的中枢城市特里尔（Triers）和兰斯（Rheims），接着又进击更远的图尔奈（Tournai）、阿拉斯（Arras）和亚眠（Amiens）。然后，侵袭者向南、向东经巴黎（Paris）附近、奥尔良（Orléans）及图尔到达波尔多和纳尔博涅茨（Narbonnaise）。入侵者这一路花了近两年时间。高卢的一些基督教诗人从此次灾难中总结了各种道德教训，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动史料，让我们对此次入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其中最著名的是奥里恩提乌斯（Orientus）。他的经典名句被各种史书反复引用——“仅一个柴堆就让整个高卢弥漫着硝烟。”35阿基坦（Aquitaine）的诗人普罗斯珀（Prosper）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探讨了他们正在见证“一个岌岌可危的世界”的瓦解过程（这篇文章虽然有些矫揉造作，却也按照这种题材的规范，逐一列举了罗马社会各传统行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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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经用一百把犁犁田的农民现在只有两头耕牛可用。那些通常乘车在壮美城市中穿行的人现在也都厌倦了，徒步前往荒无人烟的乡村。一个个都精疲力竭。那些曾拥有十艘豪华商船的商人现在只剩一艘小船，而且还得亲自掌舵。城市和乡村都已今非昔比，一切都在迅速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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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更生动地描述道：“仅这一次侵袭，刀剑、瘟疫、饥饿、铁链、寒冷和燥热等夺走了可怜人的性命。”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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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09年洗劫完高卢后，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强行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在那里大肆破坏，造成更大损失。据西班牙编年史作者伊达提乌（Hydatius）记载，到公元411年，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伊比利亚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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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过抽签的方式瓜分行省作为各自的居住地：［哈斯丁族］汪达尔人占领加利西亚（Gallaecia）；苏维汇人占领加利西亚西部大洋的沿岸地区。阿兰人分得卢西塔尼亚（Lusitania）和迦太基尼西斯（Carthaginiensis）两个行省；斯灵族分得贝提卡（Baetica）［地图9］。城里和要塞残余的西班牙人都纷纷投降，屈从蛮族人在这些行省的统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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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半岛属于西罗马帝国最繁荣的地区。他们占领、瓜分完这一地区后便停下了掠夺的脚步。据公元6世纪中叶拜占庭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记载，此次移民的安置有时也被看作意大利罗马中央政权组织的。38但普罗科匹厄斯的写作时间距离事发时间较远，所处地点也远离事发地点。而事发后五年左右，西班牙编年史作者奥罗修斯明确指出此次移民根本没有获得帝国的批准。39相比而言，他的说法更可信些。到公元411年，即过了四年勉强糊口的日子后，莱茵河侵袭者已经厌倦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们需要的不再是在罗马境内的欧洲地区不断掠夺，而是找到能长久提供税收的地区，占为己有并定居下来。伊达提乌还是现在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Galicia）省一个小镇的主教。他没有详细说明当时具体发生的事情。但是不难想象，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将各自瓜分的行省中原本归罗马政府所有的税收都据为己有。40就这样，他们在高卢烧杀劫掠后又占领了西班牙。但这才只是西罗马帝国防线被突破后一系列灾难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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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蹂躏高卢和西班牙之时，西罗马帝国出现了新的问题，使其动荡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公元407年，霍诺留皇帝第七次担任执政官前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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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的部队发生兵变，拥立马尔库斯（Marcus）为不列颠的皇帝。然而，在他没有满足他们要求的时候，他们将他杀死，选出格拉提安，给他披上紫袍，戴上皇冠，配备护卫，俨然就是一位皇帝。四个月后，他们又对他心生不满，将他废黜并杀死，立君士坦丁为继任皇帝。他任命优士丁尼安努斯（Justinianus）和内彼欧伽斯特斯（Nebiogastes）为高卢的指挥官，随后离开不列颠，穿越海峡前往欧洲大陆。他抵达布伦（Boulogne）后……在那逗留数日，赢得高卢和阿基坦所有部队的支持，控制整个高卢至阿尔卑斯山一带。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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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在罗马的所有行省中，不列颠是帝国后期最容易发生叛乱的一个。这并不是因为不列颠的罗马官僚和军队指挥官更具有分裂倾向，而是因为他们通常觉得自己被排除在皇帝的恩宠范围之外，为寻求更公正的待遇而时常发动叛乱。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探求这次叛乱的动机。很显然，这次叛乱发生在公元406年秋天，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横渡莱茵河前不久。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两个事件相继发生，十分可疑。我猜想两者之间肯定存在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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