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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和奴隶火烧卡匹托尔山，执政官瓦莱里乌斯（Valerius）以身殉职。此刻［众神］在哪里？……饥荒日益严重，斯普里乌斯·梅利乌斯（Spurius Maelius）将谷物免费发放给饥饿的人们，并因此被指控图谋夺权而被杀害。此刻众神在哪里？……可怕的瘟疫爆发之时，众神在哪里？……罗马军队在维爱连续作战十年仍未取得胜利之时，众神在哪里？……高卢人夺取罗马，在城内烧杀劫掠之时，众神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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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的《罗马史》（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为奥古斯丁提供了足够事例，有力地回击了异教徒的攻击。但他属于古代思维最敏捷的人之列，并不满足于仅仅在现场反驳异教徒的观点。《上帝之城》成书耗费15年时间，涉及大量问题和主题。但前三卷就已经突出呈现一种全新的罗马历史观，完全不同于被罗马极权政治理念所塑造的僵化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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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基督徒都早已熟悉“双城”的概念。这个概念由《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中的景象演变而来——世界末日之时，神会进行最后的审判；之后，一个新的耶路撒冷（Jerusalem）将会出现，成为正直之人的永久居住地。不管基督徒今生属于哪座城市，这个神圣的耶路撒冷都是他们真正的归宿。在《上帝之城》的前三卷中，奥古斯丁选用基督教中这个已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并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其寻根问底，得出的结论令人有些不安。首先，虽然罗马新近表示支持基督教，不管它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利益，它都和其他世俗城市一样。人们没有理由仅仅因为罗马地域广阔、历史悠久就将它与神圣的耶路撒冷混为一谈。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奥古斯丁再次援引主要的罗马史学家，颇具说服力。他主张，如果仔细研究，便会发现罗马历史尤其不能说明帝国无可匹敌的成功应归功于任何特定的道德规范。因此帝国的成功也不是由帝国本身的合法性造成的。奥古斯丁援引属于拉丁语教育必读作者之列的撒路斯提乌斯，声称古罗马的所有道德规范都可归结于布匿战争带来的外力约束。罗马取得胜利后，这种制约力消失，腐败开始滋生。65整个帝国只是建立在统治欲望的基础之上：“这种‘统治欲望’66滋生罪恶，使全人类都恼火，精疲力竭。［罗马取得第一次胜利］征服阿尔巴（Alba），并称颂这种罪行为荣耀之时，她便被这种欲望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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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并没有声称整个帝国都是罪恶的，也没有否认世俗的和平是一件好事。但他极力主张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只是让基督徒有机会接近上帝，意识到自己真正效忠的是神圣的国度：“圣城无与伦比，让罗马无法企及。那里没有胜利，只有真理；没有等级，只有神圣；没有和平，只有欢乐；没有生命，只有永恒。”在世俗世界，圣城的市民属于不同政体。因此，即便是在洗劫罗马的哥特人中也有真正的朋友，而有些罗马同胞却有可能是敌人。67圣城的市民只需要短暂的效忠世俗城市，他们将在死后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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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赋予基督权力，谴责人类的罪行和扭曲的欲望，并对他们进行审判。这个世界因为罪恶而堕落。基督一一拯救身处各地的家人，共同建设真正“永恒”、“荣耀”的圣城，而非阿谀奉承之人口中的“永恒”、“荣耀”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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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罗马遭劫，奥古斯丁认识到所有世俗城市从根本上来讲都不具备合法性，呼吁圣城耶路撒冷的市民都寄希望于死后的永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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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后的今天，我们往往容易忽视奥古斯丁的观点革命性的一面。我们都已经知道罗马帝国将延续千秋万代的宣言——永恒的罗马——只是空谈而已。罗马的成功是因为它与众不同、受到神灵的庇佑这种想法在我们看来也是无稽之谈。然而，在阅读《上帝之城》时，我们必须暂时忘记我们对此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时，罗马帝国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而且没有什么强大的对手。长久以来，罗马一直宣扬自己是神（过去是众神，现在是上帝——信仰的过渡出人意料地顺利）教化人类的媒介。基督教的主教都主张基督和奥古斯都生活在完全相同的时代并非偶然。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罗马帝国注定要征服世界，引领全人类信仰基督教？皇帝的所有物品，从寝宫到宝库，都是神圣的，政府部门的繁文缛节都是为了表明皇帝受到上帝的指引，代替上帝统治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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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遭劫后，奥古斯丁无情地驳斥了这些观点。罗马帝国只是人类历史上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它既不是唯一有德行的国家，也不是唯一注定要世代延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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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罗马遭劫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人们对罗马失陷做出的反应从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诠释了公元410年8月罗马遭劫的意义。一方面，圣哲罗姆和奥古斯丁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生动地记录了罗马的陷落。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罗马遭劫仅仅是因为阿拉里克在振兴哥特部落的宏伟计划受阻后需要犒劳手下对他的忠诚。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奥古斯丁十分谨慎，并没有就罗马遭劫是否意味着帝国的终结这个问题明确表态。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帝国所处的战略形势，不能妄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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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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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17年10月至11月，鲁提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纳马提安努斯（Rutilius Claudius Namatianus）一路不紧不慢返回高卢。他出生在图卢兹（Toulouse），后来在意大利住了几年。公元412年，鲁提利乌斯在霍诺留的宫中担任执事官——奥林庇乌斯推翻斯提利科时就担任了同样的职务。然后在公元414年夏天，他担任罗马的首都行政长官，任期短暂。回到高卢后，鲁提利乌斯创作了一部史诗《归途记事》（De Reditu Suo/On His Homecoming），叙述他的返乡行程。第一卷由644行诗组成，但第二卷的手稿不全，只有前68行诗，讲述鲁提利乌斯抵达意大利的西北海岸。虽然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又发现一页诗稿——40多行诗［16世纪时被用来修补博比奥（Bobbio）修道院的藏书］，但我们仍不能确定他的确切目的地。69鲁提利乌斯取道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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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托斯卡纳和奥勒利亚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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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遭哥特人的烧杀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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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森林被毁，桥梁被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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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还是取道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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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西海岸的主干道奥勒利亚大道（Via Aurelia，罗马古道）上的马厩和客栈曾为狄奥法内斯（参见本书第二章）等官员的出行提供便利。自公元408年至410年哥特人占领该地区以来，这个公共交通系统一直都没有修复。但鲁提利乌斯并没有灰心丧气。史诗的开篇再现了遭劫后罗马依然如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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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生活在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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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什么可令人厌倦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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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快乐不已的自然不会令人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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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人们十倍的欢喜——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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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这片吉祥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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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他们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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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高贵子民以出生在罗马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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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地称自己是罗马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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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罗马遭劫也没有让鲁提利乌斯对帝国的命运、对其教化人类的使命有丝毫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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