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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为阿萨尔夫的政策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对此渐渐心生不满。公元415年夏天，哥特人内部发生政变。阿萨尔夫被杀。9月24日，他的死讯在君士坦丁堡公布。阿萨尔夫死后，他的兄弟以及前一次婚姻所生的孩子都被西格里克杀害。西格里克出身于哥特贵族家庭。这个家族曾有人和阿拉里克争夺过哥特部落的领导权。但仅在七天之后，西格里克也被杀死，接任首领的是瓦利阿（Wallia）。这两个继任者和阿拉里克及阿萨尔夫都没有血缘关系。瓦利阿迫于罗马的压力，做出让步，把丧夫丧子的普拉西提阿送回霍诺留的皇宫。作为条件，君士坦提乌斯交给哥特人60万斗小麦。哥特人与罗马之间的新协议已经迈出头两步。在这个新协议中，哥特首领对罗马帝国的政治意义大大减弱。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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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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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协议的第三步在巩固同哥特人的和平之外，还解决了西班牙的紧迫问题。公元411年，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瓜分西班牙。他们霸占西班牙各行省的税收已长达五年之久。但现在，哥特人同罗马军队结成联盟，准备和他们一决高下。公元416年，行动开始了。伊达提乌在《编年史》（Chronicle）中记载了事情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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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提卡的斯灵族汪达尔人都被瓦利阿首领消灭殆尽。统治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的阿兰人遭受哥特人的攻击，损失惨重。他们的首领阿达克斯（Addax）死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无法顾及自己的领地，投靠盘踞在加利西亚的［哈斯丁族］汪达尔首领贡德里克（Gunderic），寻求庇护。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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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达提乌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公元416年至418年的三年战争。战争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君士坦提乌斯镇压篡位者、制伏哥特人之后，再利用这些人解决另一个重要问题。这次战役成效卓越！斯灵人被消灭殆尽，阿兰人损失惨重，残存人员只能依附哈斯丁首领。（据伊达提乌记载，阿兰人在此之前曾是莱茵河入侵部落的主要力量——这种说法与公元406年秋天阿兰人将汪达尔人从法兰克人手中解救出来的事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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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君士坦提乌斯召回西班牙的哥特人，在公元418年将他们安置在阿基坦，将图卢兹和波尔多之间的加伦河（Garonne）河谷（高卢西南部）划拨给他们。史学家和研究者们对这次安置的性质和目的做了大量论述。我们根据奥林匹奥多罗斯的记载获得的确切信息是81：哥特人获得“耕地”。我对此深信不疑。当然，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随后的日子里，罗马政府在税收方面给予哥特人任何直接支持。事实上，此前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已经说明在缺乏自己供给来源的情况下，哥特人在战略上处于极端劣势。阿萨尔夫的野心最终未能实现正是因为君士坦提乌斯断绝了哥特人的粮食供给，饥荒迫使他们发动叛乱。和公元382年签订的和约一样，给予哥特人耕地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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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史料并没有记载失去土地的罗马地主阶层提出任何抗议。这可能是因为划拨给哥特人的土地属于公有土地（皇室地产和地方捐赠之类的公有土地），因此不需要征用私人地产。我们在下一章中将看到，罗马政府在处理北非的类似问题时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同样，农民也极有可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只是哥特人替代原有地主，向他们收取地租。然而，哥特人是获得土地的全部所有权（可以买卖、遗赠所划拨的土地），还是只是使用权（在有生之年享有所划拨土地的收益），我们就无从得知了。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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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选择阿基坦，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从利用哥特人处理高卢西北部的分裂行动到应对撒克逊人的海上侵袭，各种观点都有。83在我看来，选择阿基坦有两个必要性：首先，哥特人需要安顿下来。关键在于安顿地点距离西罗马的政治中心该有多远。如前文所述，阿拉里克在自己统治的鼎盛时期曾要求将哥特人安置在拉文纳及其附近地区和阿尔卑斯山山口以南或以北地区。这样他们就可以不断干预皇宫的事务。后来，阿拉里克变得更加现实，准备放弃这种奢望——这些条件对于罗马而言完全无法接受，要求将哥特人安置在“边界附近”的地区。毗邻大西洋的加伦河河谷距离拉文纳1000公里，完全符合双方的要求，而且还紧邻经比利牛斯山通往西班牙的大道。罗马虽然已经着手处理西班牙的问题，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莱茵河入侵者中仍有一些残存部落没有被制伏。公元5世纪20年代初，哥特人再次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同罗马军队联手对抗哈斯丁族汪达尔人。我认为，哥特人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只是让哥特人返回西班牙干掉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计划中的一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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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提乌斯功不可没。公元410年，西罗马危机重重，哥特人在意大利肆意横行，君士坦丁三世坐镇阿尔勒，威胁霍诺留的统治，莱茵河入侵者瓜分西班牙。尽管如此，君士坦提乌斯利用残存的主要权力杠杆让一切又都恢复原状。高卢及意大利的军队——尤其是斯提利科用来打败拉达盖苏斯的意大利军队——仍是帝国强大的战斗机器。税收大基地北非也没有受到影响。公元408年至410年间，连续几任高级长官都没能利用意大利的军队解决哥特人或是君士坦丁三世的问题。原因在于意大利的军队无法同时对付两个敌人，与其中一个作战就会让另一个有机可乘。然而，阿萨尔夫率领哥特人离开意大利，打破这种僵局。拉文纳的中央政权坚持封锁哥特人的供给来源，他们迫于饥荒离开意大利。主动权又回到君士坦提乌斯手中。他还得到外援的支持。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在意大利肆意横行之时，东罗马帝国给予霍诺留大力援助。虽然史料没有记载，但此后东罗马帝国肯定还从精神上和经济上给予了大力支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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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是，虽然匈人是造成整个混乱局面的罪魁祸首，但君士坦提乌斯可能也利用他们替自己作战。公元409年，霍诺留召集1万匈人辅助兵协同作战。由于他们并没有赶来阻止哥特人洗劫罗马，现代的一些史学家认为匈人的辅助部队根本就没有前来助战。85如前文所述，不管他们有没有来助战，在公元411年的战季里，君士坦提乌斯的军队突然变得强大起来，自信满满地向高卢挺进，制伏篡位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他获得调配意大利强大军队的权力，但也可能还因为匈人的辅助部队最终赶来了。将哥特人逐出意大利的领土，再加上一些新老朋友的帮助，权力的平衡就偏向了君士坦提乌斯。难怪公元417年时，鲁提利乌斯和那个无名的基督教诗人会对罗马的未来如此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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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还需要更仔细地研究君士坦提乌斯的重建工作。尽管他成绩斐然，西罗马帝国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到原本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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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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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重建工作在公元418年时还没有完成。君士坦提乌斯也不会就这一点提出异议。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已经被消灭殆尽，但哈斯丁族汪达尔人的力量加强了，苏维汇人也仍未被制伏。这些部落依然对帝国构成潜在威胁。此外，他们的存在还意味着被他们占领的西班牙地区仍在帝国的直接控制范围之外，因此也就不再向中央政权缴纳税收。事实上，公元405年至418年间，帝国损失大量税收。君士坦提乌斯至此都未能设法弥补这些空缺。比如公元418年将哥特人安置在加伦河河谷后，很难想象那里能向帝国缴纳什么税收。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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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重构公元5世纪10年代在不列颠发生的事件，或是其整体情况。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已经脱离帝国的统治。如前文所述，公元406年至407年的篡权行动起源于不列颠。君士坦丁三世的首个权力中心也是在不列颠。据猜测，君士坦丁三世前往欧洲大陆时带走了岛上大部分罗马军队。自此，除了佐西姆斯两处简要的记录外，不列颠就从我们的史料中销声匿迹了。在第一处记录中，不列颠在君士坦丁三世篡权后、罗马遭劫前脱离帝国的统治，“驱逐罗马的行政长官，建立自己的政府”。87第二处记录的事情仍发生在公元410年8月之前。霍诺留致信不列颠各城市，“敦促他们做好自我防卫”。霍诺留的意图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佐西姆斯认为，不列颠的这次叛乱是不列颠想要摆脱罗马性，回归当地传统。我认为，这是他身处公元6世纪、认识受限而产生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不列颠的罗马人不满君士坦丁三世把重心放在高卢，没有为他们提供防御，而开始着手自己解决防御问题。否则，霍诺留没有必要在公元410年致信他们，承认帝国无法保护他们。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在回归凯尔特传统，重新学习凯尔特语，还不如说是在尽力保卫自己免受海盗尤其是撒克逊人的海上侵袭。海盗问题一百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不列颠。罗马帝国在此建造大批要塞，有些至今还屹立在那里。公元410年至420年间撒克逊人侵袭的影响也饱受争议。各种史料都表明，真正的灾难还在这之后。但就现在讨论的问题而言，时间并不重要。不管是在撒克逊人还是在当地自我防卫力量的统治下，自公元410年前后，不列颠脱离帝国的统治，不再向拉文纳缴纳税款。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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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高卢西北部的阿莫利卡（Armorica）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就更难重构了。但据鲁提利乌斯记载，公元417年他从海路返乡时，他的亲戚伊克苏佩兰提乌斯（Exuperantius）正忙于恢复当地秩序。89因此，君士坦提乌斯的政权即便没有在不列颠，也有可能在阿莫利卡加紧恢复帝国秩序，重建税收体制。对于可能在篡权时期向君士坦丁三世缴纳税收的高卢中部和南部，情况显然也不例外。莱茵河边境地区的情况我们就没有确切记载了。君士坦丁三世将政权向南迁至阿尔勒后，特里尔不再是整个高卢地区的行政中心。但此时，特里尔地区并没有发生脱离罗马统治的重大事件。因此，该地区至少应该是在继续向拉文纳缴纳一定税收。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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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些彻底脱离罗马统治的领土之外，在过去十年间饱受战争和劫匪蹂躏的西罗马大部分地区的税收收入也大幅下降。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遭受哥特人洗劫，西班牙遭受莱茵河入侵者残余部落的蹂躏，高卢也遭到哥特人和莱茵河入侵者的摧残。我们很难确定这些地区具体有多少土地遭到破坏。当然农业会恢复生产，但有确切证据表明战争带来严重的中期损失。公元412年，霍诺留皇帝颁布法令，命令意大利的禁卫军长官连续五年在坎帕尼亚（Campania）、托斯卡纳、皮西努姆（Picenum）、萨莫奈乌姆（Samnium）、阿普利亚（Apulia）、卡拉布里亚（Calabria）、布鲁提（Bruttium）和卢卡尼亚（Lucania）这几个行省只征收正常税收的五分之一。罗马政府认为这些行省应该获得减轻税收的待遇。因为，哥特人于公元408年至410年间驻扎在罗马附近时，主要是从这些地区劫取给养的。公元418年，霍诺留又颁布新法令，将坎帕尼亚可征税财产的估值降低到之前的九分之一，其他几个行省的降到七分之一。这几个行省被哥特人占领两年左右，很少有地区遭受这么长久的破坏。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给西班牙当地的罗马人带来的破坏似乎没有这么严重。不管怎样，公元405年至418年，西罗马帝国彻底失去一些税基，其余税基也遭受严重破坏。这必定大幅降低西罗马帝国的年收益。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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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能发现帝国的另外两大支柱也遭受重创。其中一个可以在之前提到过的《罗马帝国百官志》中找到证据。该文献是帝国后期的文武官员官阶表，分为东罗马和西罗马两部分，由高级文官（primicerius notariorum，枢密大臣）记录。枢密大臣还负责颁发任命通知。随着帝国行政和军事结构的变化，文献也不断被修订。东罗马的官阶记录更新至公元395年前后，大约在狄奥多西一世病逝之时。但西罗马的官阶记录全部更新到公元408年。之后一直到公元5世纪20年代初还做了部分修订。与本节密切相关的是，《罗马帝国百官志》包含西罗马帝国野战军军事编制的两个记录：其中一个列出步兵和骑兵总指挥各自麾下的骑兵团和步兵团，另一个（人员部署）记录他们的战斗序列。92经过仔细分析，我们会从有关战斗序列的记录中看到公元5世纪20年代末西罗马野战军的概貌。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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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研究这两个记录，再和公元395年东罗马军队的记录做比较，我们会获得很多信息。首先，西罗马的军队在公元5世纪初的战争中损失惨重。这一点不足为奇。公元395年，东罗马的野战军总共有157个团。公元420年前后，西罗马的军队共有181个团，但其中有97个团是公元395年以来组建的。公元395年前的军队中只有84个团存留下来。公元4世纪时，帝国的野战军有时会分成几支军队，归不同的皇帝统领。但所有史料都表明，帝国东西部的军队规模大体相当。因此，西罗马的野战军在公元395年时和东罗马的一样，大约有160个团。那么从霍诺留继位到公元420年之间的25年时间里，至少有76个团（47.5％）被消灭。这个人员损耗非常严重，表明约损失3万兵力。94莱茵河地区的罗马军队损失最大。公元420年，该地区有58个团。但其中只有21个团是公元395年前组建的，另外37个团（或者说是64％的军队）是在霍诺留统治期间组建。这完全可以理解。高卢的军队首当其冲，迎击第一拨横渡莱茵河的蛮族人。接着，在君士坦丁三世的统治下，高卢军队又与遍布高卢直到比利牛斯山以南大片地区的入侵者对抗。之后，他们还遭到君士坦提乌斯的反击。也难怪高卢的军队最后支离破碎，原有的许多分队都被摧毁，只得解散了。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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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百官志》有关西罗马弥补兵力损失的记录也值得注意。由于自公元395年以来新组建97个团，西罗马野战军的兵力在公元420年前后已经基本恢复。事实上，如果我们猜得没错，公元395年时东西罗马野战军的规模大体相当，那么西罗马的野战军甚至还增加了约20个团（12.5％）。但这97个新组建的团中有62个（64％）是由之前边境的常驻军充当。在《罗马帝国百官志》未修订的部分，这62个团中仍有许多还保留原来常驻军的官阶，因此一眼就能辨认。28个准野战军团都是常驻军，另外14个据说是更精锐的野战军团，也同样是常驻军。北非和廷吉塔纳（Tingitana）的20个骑兵团的情况也一样。除北非的军队之外，高卢的军队也损失严重。高卢的野战军在公元420年时的58个团中有21个是常驻军。因此，西罗马自公元405年以来因连年战乱而损失的野战军兵力不是通过新招募的精锐部队来填充，而是重组原有的战斗力一般的常驻部队。其中35个新组建的精锐部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军队名称［例如，阿特克提（Attecotti）、马可曼尼（Marcomanni）以及布里斯迦维（Brisigavi）等］是从蛮族部落的名称演变过来，表明这些部队至少原本是由蛮族兵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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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百官志》96看上去索然无味，却给我们呈现了一幅有趣的画面。从表面上看，与25年前的情况相比，西罗马野战军的规模扩大了。但规模的扩大掩盖了一些根本问题，尤其是这25年时间里，连年的战乱已经摧毁其原有兵力的一半。因此，虽然野战军的规模扩大了，但帝国的整体军事规模缩小了。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常驻军被用来充当野战军后，又招募了新兵来顶替他们守卫边界。公元411年至420年间，君士坦提乌斯利用这支军队取得巨大战绩。但我们只能断定，与公元395年的情况相比，西罗马的军队规模缩减了。军队的壮大有赖于其延续性。如此惨重的损失相当程度上降低了西罗马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尤其是高卢军队的战斗力。公元395年至420年间，除去那些被视作常驻军的部队，真正的野战军数量已经减少约25％（从约160个团减少到120个团）。我认为，此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帝国经济损失的影响其实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公元420年，君士坦提乌斯所面临的军事问题远比公元395年斯提利科面临的要紧迫得多。理论上而言，他本可以组建更大规模的军队，但税收缩水所带来的财政束缚不允许他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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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巨大成就背后，我们能清楚看到他也深受致使斯提利科倒台危机的影响。兵力大幅下降已经够糟糕的了，另一问题也开始出现，而且更严重。这在阿拉里克围攻罗马时就已经初现端倪。即便没有获得霍诺留和中央政权的批准，阿拉里克包围罗马后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元老院的配合——为自己赢得指挥官的职位，为部下谋得黄金，为整个哥特部落争取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虽然阿塔卢斯拒绝让哥特部队进攻阿非利加，但被哥特人推举为皇帝，他还是很乐意的。如果征服阿非利加的话，对西罗马帝国而言无疑会是釜底抽薪。公元414年后，同样的事情在高卢也发生了。阿萨尔夫恢复阿塔卢斯皇位后，高卢的一些贵族都纷纷支持他的统治。有关阿萨尔夫婚礼的记载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记录了婚礼的举办地点，还记录了愿意在婚礼上演唱以及愿意牵扯进这个建立在哥特部落基础之上政权的高卢贵族的人数。佩拉的保利努斯（Paulinus of Pella）接受阿塔卢斯政权神圣赠予伯爵的公职。他之后表示，自己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阿塔卢斯的政权具有合法性或是可行性，而是因为这似乎是保全自己的最佳选择。97许多元老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才愿意配合阿拉里克，但这个动机十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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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外部军事力量能够暴露罗马政治体系已有缺陷的早期例子。在哈德良堡战役（参见本书第四章）以及公元406年年底横渡莱茵河事件中，帝国社会地位较低的民众都愿意帮助蛮族入侵者，甚至是加入他们之列。如第三章所述，这些民众在这个由地主阶层统治并为其服务的政治体系中投入甚少。因此他们愿意帮助蛮族入侵者，甚至是加入他们之列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地主精英阶层愿意与蛮族人打交道就得另当别论了，而且对帝国而言，更加危险。但究其根源，也还是归结为帝国政治体系的本质。鉴于它幅员辽阔，但行政管理技术有限，罗马帝国只得允许地方自治，并通过构成复杂的军队和政治交易来维系帝国的完整。在这种政治交易中，地方向中央缴纳税收，地方的地主精英阶层便能获得中央的保护。外来军事力量在帝国中心的出现使这种政治交易呈现紧张状态。一些地主迅速转向蛮族人组建的政权其实并不像有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是帝国后期道德缺失的表现，而是以土地形式呈现的财富所特有的现象。姑且不论遗嘱，在历史分析中，土地财富通常被视为不动产。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当地情况有变，地主不能像携带金银财宝那样将土地带走。他们离开便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财富来源及精英身份。因此，地主阶层别无选择，只得对当地变化的情况做出让步。公元408年至410年在罗马附近及公元414年至415年在高卢南部就逐渐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事态并没有发展得太严重，因为君士坦提乌斯很快就恢复中央政权的统治。他似乎也意识到了政治问题，并且迅速采取行动，加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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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18年，君士坦提乌斯的重建工作收尾，规定每年在阿尔勒召开高卢行省会议。不光是行省，阿尔勒附近的各城市也需要派贵族代表参加会议，讨论公众和私人事务，尤其是与地主阶层（拉丁语是possessores，所有者阶层）利益相关的事务。颁布此规定的时间与将哥特人安置在加伦河河谷的时间正好相符。几乎可以肯定，哥特人的安置问题是第一年会议议程的主要议题。显然召开高卢行省会议的初衷是为在地方贵族阶层中拥有广泛听众的富有地主提供定期与中央官员交流的平台。高卢行省会议也确实起到平台作用，自觉修复公元405年后十来年间高卢贵族和帝国中央政权之间的裂痕或摩擦。外来力量的出现使地主阶层和中央政权之间的利益产生裂痕，高卢行省会议的任务就是要修补这个裂痕。另一个凑巧的便是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抵达阿尔勒的时间。他在公元417年秋至418年初一路缓慢行进，抵达高卢时正好赶上第一次高卢行省会议的召开。他同霍诺留的廷臣有密切联系，了解事情的动向，正好属于会议必不可少的卸任官员。说不定霍诺留的这位忠臣在晚餐的时候还给与会的权贵们激情演绎自己的诗歌，期盼罗马和高卢在废墟中重新崛起。这种情绪也完全合乎情理。西罗马已经除掉篡位者，安顿好哥特人，高卢的地主阶层已经回归帝国的轨道，莱茵河入侵者的残余部落也已被镇压——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胜利者领取他们的奖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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