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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百官志》有关西罗马弥补兵力损失的记录也值得注意。由于自公元395年以来新组建97个团，西罗马野战军的兵力在公元420年前后已经基本恢复。事实上，如果我们猜得没错，公元395年时东西罗马野战军的规模大体相当，那么西罗马的野战军甚至还增加了约20个团（12.5％）。但这97个新组建的团中有62个（64％）是由之前边境的常驻军充当。在《罗马帝国百官志》未修订的部分，这62个团中仍有许多还保留原来常驻军的官阶，因此一眼就能辨认。28个准野战军团都是常驻军，另外14个据说是更精锐的野战军团，也同样是常驻军。北非和廷吉塔纳（Tingitana）的20个骑兵团的情况也一样。除北非的军队之外，高卢的军队也损失严重。高卢的野战军在公元420年时的58个团中有21个是常驻军。因此，西罗马自公元405年以来因连年战乱而损失的野战军兵力不是通过新招募的精锐部队来填充，而是重组原有的战斗力一般的常驻部队。其中35个新组建的精锐部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军队名称［例如，阿特克提（Attecotti）、马可曼尼（Marcomanni）以及布里斯迦维（Brisigavi）等］是从蛮族部落的名称演变过来，表明这些部队至少原本是由蛮族兵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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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百官志》96看上去索然无味，却给我们呈现了一幅有趣的画面。从表面上看，与25年前的情况相比，西罗马野战军的规模扩大了。但规模的扩大掩盖了一些根本问题，尤其是这25年时间里，连年的战乱已经摧毁其原有兵力的一半。因此，虽然野战军的规模扩大了，但帝国的整体军事规模缩小了。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常驻军被用来充当野战军后，又招募了新兵来顶替他们守卫边界。公元411年至420年间，君士坦提乌斯利用这支军队取得巨大战绩。但我们只能断定，与公元395年的情况相比，西罗马的军队规模缩减了。军队的壮大有赖于其延续性。如此惨重的损失相当程度上降低了西罗马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尤其是高卢军队的战斗力。公元395年至420年间，除去那些被视作常驻军的部队，真正的野战军数量已经减少约25％（从约160个团减少到120个团）。我认为，此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帝国经济损失的影响其实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公元420年，君士坦提乌斯所面临的军事问题远比公元395年斯提利科面临的要紧迫得多。理论上而言，他本可以组建更大规模的军队，但税收缩水所带来的财政束缚不允许他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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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巨大成就背后，我们能清楚看到他也深受致使斯提利科倒台危机的影响。兵力大幅下降已经够糟糕的了，另一问题也开始出现，而且更严重。这在阿拉里克围攻罗马时就已经初现端倪。即便没有获得霍诺留和中央政权的批准，阿拉里克包围罗马后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元老院的配合——为自己赢得指挥官的职位，为部下谋得黄金，为整个哥特部落争取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虽然阿塔卢斯拒绝让哥特部队进攻阿非利加，但被哥特人推举为皇帝，他还是很乐意的。如果征服阿非利加的话，对西罗马帝国而言无疑会是釜底抽薪。公元414年后，同样的事情在高卢也发生了。阿萨尔夫恢复阿塔卢斯皇位后，高卢的一些贵族都纷纷支持他的统治。有关阿萨尔夫婚礼的记载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记录了婚礼的举办地点，还记录了愿意在婚礼上演唱以及愿意牵扯进这个建立在哥特部落基础之上政权的高卢贵族的人数。佩拉的保利努斯（Paulinus of Pella）接受阿塔卢斯政权神圣赠予伯爵的公职。他之后表示，自己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阿塔卢斯的政权具有合法性或是可行性，而是因为这似乎是保全自己的最佳选择。97许多元老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才愿意配合阿拉里克，但这个动机十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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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外部军事力量能够暴露罗马政治体系已有缺陷的早期例子。在哈德良堡战役（参见本书第四章）以及公元406年年底横渡莱茵河事件中，帝国社会地位较低的民众都愿意帮助蛮族入侵者，甚至是加入他们之列。如第三章所述，这些民众在这个由地主阶层统治并为其服务的政治体系中投入甚少。因此他们愿意帮助蛮族入侵者，甚至是加入他们之列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地主精英阶层愿意与蛮族人打交道就得另当别论了，而且对帝国而言，更加危险。但究其根源，也还是归结为帝国政治体系的本质。鉴于它幅员辽阔，但行政管理技术有限，罗马帝国只得允许地方自治，并通过构成复杂的军队和政治交易来维系帝国的完整。在这种政治交易中，地方向中央缴纳税收，地方的地主精英阶层便能获得中央的保护。外来军事力量在帝国中心的出现使这种政治交易呈现紧张状态。一些地主迅速转向蛮族人组建的政权其实并不像有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是帝国后期道德缺失的表现，而是以土地形式呈现的财富所特有的现象。姑且不论遗嘱，在历史分析中，土地财富通常被视为不动产。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当地情况有变，地主不能像携带金银财宝那样将土地带走。他们离开便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财富来源及精英身份。因此，地主阶层别无选择，只得对当地变化的情况做出让步。公元408年至410年在罗马附近及公元414年至415年在高卢南部就逐渐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事态并没有发展得太严重，因为君士坦提乌斯很快就恢复中央政权的统治。他似乎也意识到了政治问题，并且迅速采取行动，加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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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18年，君士坦提乌斯的重建工作收尾，规定每年在阿尔勒召开高卢行省会议。不光是行省，阿尔勒附近的各城市也需要派贵族代表参加会议，讨论公众和私人事务，尤其是与地主阶层（拉丁语是possessores，所有者阶层）利益相关的事务。颁布此规定的时间与将哥特人安置在加伦河河谷的时间正好相符。几乎可以肯定，哥特人的安置问题是第一年会议议程的主要议题。显然召开高卢行省会议的初衷是为在地方贵族阶层中拥有广泛听众的富有地主提供定期与中央官员交流的平台。高卢行省会议也确实起到平台作用，自觉修复公元405年后十来年间高卢贵族和帝国中央政权之间的裂痕或摩擦。外来力量的出现使地主阶层和中央政权之间的利益产生裂痕，高卢行省会议的任务就是要修补这个裂痕。另一个凑巧的便是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抵达阿尔勒的时间。他在公元417年秋至418年初一路缓慢行进，抵达高卢时正好赶上第一次高卢行省会议的召开。他同霍诺留的廷臣有密切联系，了解事情的动向，正好属于会议必不可少的卸任官员。说不定霍诺留的这位忠臣在晚餐的时候还给与会的权贵们激情演绎自己的诗歌，期盼罗马和高卢在废墟中重新崛起。这种情绪也完全合乎情理。西罗马已经除掉篡位者，安顿好哥特人，高卢的地主阶层已经回归帝国的轨道，莱茵河入侵者的残余部落也已被镇压——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胜利者领取他们的奖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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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第六章 走出阿非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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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终将获得奖赏，君士坦提乌斯的功绩得到了回报。自公元411年起，他成为西罗马军队的最高统帅。继他的种种伟业之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公元414年1月1日，他获得罗马的最高荣誉——第一执政官的头衔。在早期的罗马共和国，每年一选的两位执政官握有实权。但执政官的头衔早已失去任何实际功能。尽管如此，由于所有官方文件都会记录在执政官名下，这种头衔可以确保其拥有者名垂青史。而且，因为两位执政官中有一位往往同时还是罗马皇帝，这种头衔仍旧保留着威信力。第二年，君士坦提乌斯的众多头衔里又多了一个“帕特里修斯”（patricius，贵族）的称号。这个头衔也同样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但人们还是不断搜寻新的头衔，以表彰他的丰功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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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17年1月1日，君士坦提乌斯再次当选执政官。更重要的是，他还迎娶了霍诺留皇帝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为妻。当初西哥特人正是迫于他的压力才归还加拉·普拉西提阿的。约一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这就是意志坚强的公主伊乌斯塔·格拉塔·霍诺里娅（Iusta Grata Honoria）。不久后普拉西提阿再次怀孕。这次是个男孩，于公元419年7月出生，起名为“瓦伦提尼安”。霍诺留皇帝仍无子嗣。此时人们也都确信他将终身无后。君士坦提乌斯、普拉西提阿和他们的孩子就成为西罗马帝国皇室的第一家庭。然而君士坦提乌斯还将获得更多荣耀。公元420年1月1日，他第三次当选执政官。公元421年2月8日，他登上自己政治生涯的巅峰。作为皇帝的姻亲、皇储的父亲和近十年来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君士坦提乌斯终于被霍诺留任命为共治皇帝。一个新的盛世似乎即将来临。然而造化弄人。同年9月2日，加冕还不到七个月的君士坦提乌斯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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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顶层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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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识君士坦提乌斯突然离世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我们有必要了解帝国后期的宫廷政治。它的表面形式是与“君权神授”相匹配的华丽外表。在合法皇帝统治下的帝国注定要将基督教文明带给整个世界。各种仪式恰到好处地配合起来，传达其参与者的一致信念，即他们是这个神圣的、无与伦比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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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也应该照礼数行事。异教徒阿米安·马塞林将同为非基督徒的尤里安皇帝奉为英雄，但同样也指责他违背这些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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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尤里安］正坐在法庭上审判……有人传报哲学家马克西姆斯从亚洲来了。他毫不庄重地跳了起来，忘乎所以地全速奔跑……然后……亲吻了哲学家……这种不合时宜的卖弄风头使他看起来像个贪图虚名的人，完全忘记了西塞罗批评这类人的精彩论述：“就是这些哲学家，一边著书蔑视荣耀，一边还要把自己的名字记在书上。这样一来，他们即便是在表达对荣誉虚名的斥责，也仍然希望得到赞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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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米安看来，背离礼节仪式就是刻意的做作。但尤里安不是唯一一个苦于皇室繁文缛节的人。据奥林匹奥多罗斯记载：“君士坦提乌斯……后悔自己地位的提升，因为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随心所欲，随时离席。而且作为皇帝，他也不再能够享受早已习惯的消遣方式。”2这些消遣无疑包括在用餐时同弄臣们插科打诨。这是君士坦提乌斯以前最喜欢做的。成为皇帝不仅意味着发号施令，也意味着墨守成规，保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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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说宫廷生活的表面如同一只优雅闲适的天鹅，在处理世界大事方面游刃有余的话，它的内部则是各种争端的温床。鉴于帝国之大，任何人都无法独自掌控，因此必须有下臣来实际管理帝国的事务。斯提利科和君士坦提乌斯先后在霍诺留宫廷实际掌权的巅峰时期，都曾掌握过文武高官的任命权。在官员升迁方面，需要在实际情况和政治之间取得平衡。恩宠的合理分配可以培养一批感恩戴德的支持者，保护处于顶端的领导者免受潜在对手的威胁。但有时对手很难识别。如前文所述，斯提利科的掘墓人奥林庇乌斯就是他本人一手提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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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职和权力钩心斗角的竞技场就是帝国的中央议会：御前会议。皇帝及其主要的文武大臣定期举行会议，有时会真的搞出些政治活动来。据阿米安记载，一位名叫马塞鲁斯（Marcellus）的指挥官曾指责副帝尤里安觊觎正帝的位置；还有一位名叫尤普拉修（Eupraxius）的财务官（quaestor），在瓦伦提尼安一世否认自己曾下令允许法庭对被控行使巫术的元老实施酷刑时，就十分勇敢地指出他确实下过此令。3但御前会议的流程通常都非常正式。接见外国使节时，所有宫廷显贵都会身着整套礼服与会，并依次排列。会上还通常会举行朝拜仪式——亲吻皇袍（adoratio）。整个御前会议的功能更多的是宣布决议，而不是讨论决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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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政治协商和政策制定过程则大多远离公众视线，主要是在仅有少数亲信参与的议会上，或在几乎无人知晓的密室里进行。例如，公元376年允许哥特人迁入帝国境内的决定便是瓦伦斯和他最亲信的幕僚们激烈讨论的结果。但御前会议颁布决议时展现给公众的则是全票通过的假象。同样，据普里斯库斯记载，东罗马的一名官员在御前会议的正式仪式结束后，将一名匈人使节请进自己的密室，意欲收买他谋害自己的君主。5帝国的宫廷在公众面前必须表现得团结一致，但私下里都在磨刀霍霍，借助不断的流言蜚语提携同党，诛除异己。赢取和利用权力后台是人皆参与的政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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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游戏的成功会带来丰厚的回报：个人财富激增，生活变得奢靡，同时还获得社会和政治的双重权力，能够左右日常事务，被下属前呼后拥。但失败的代价相应也会极其惨痛。罗马帝国的政治游戏就是一场“零和博弈”。高层的政治生涯会让人树敌无数，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在帝国后期的政权体系中，鲜有处于权力阶梯中最高层官员退休的记载。如前文所述，斯提利科唯一的退场方式就是死在大理石棺里。这也是其他很多领袖人物的结局。政权更替，例如某位皇帝离世之时，便是刀剑出鞘的最佳时机。狄奥多西伯爵（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之父）就是在瓦伦提尼安一世暴毙后送的命。之后，谋害伯爵的一派又被肃清。一个人送命还算是幸运的，有时候整个家族遭到灭门，财产也随之充公——斯提利科的妻儿在他死后不久就被杀害。即便是因失势而被迫离职，官员也未必能保住性命。例如，大莱波蒂斯事件中的帕拉迪乌斯（参见本书第三章）突然被逐出中央政府之时，也是对手开始搜集证据和窃窃私语的时刻。因此卸任官员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位官员拿着拘捕令来叩响他家的门。帝国后期的政权塔尖只适合敢下大赌注的人：如果不能在滑溜的顶端站稳脚跟，那就很可能会死得惨不忍睹。到公元414年为止，至少有六名篡位者的人头曾挂在迦太基城外：年代较早的有两名（狄奥多西一世时代的马克西姆斯和欧根尼乌斯），较晚的有四名——君士坦丁三世父子及约维努斯父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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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安以他传奇的笔触，刻画了帝国后期的显贵佩特罗尼乌斯·普罗伯斯（Petronius Probus）。此人在瓦伦提尼安一世统治期间（公元364—375年）和之后都地位显赫。阿米安完美地把握了政权顶端的权力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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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伯斯］慷慨大方，乐于提携同党，但有时又是个残酷的阴谋家。他的妒忌心足以致人死命。由于他不吝啬钱财，离职后又不断地官复原职，因此他终生都把握大权。但当有人勇于挑衅他时，他会显得怯懦，而对于惧怕他的人，他又十分傲慢……如同鱼离开水就活不长久一样，他没有了高级官职就会憔悴下去。他不得不追求官职，因为有些家族一直目无法纪，出于自身无休止的贪婪而经常犯下罪行，继而为了免于承担罪责，又把保护他们的贵族推上风口浪尖……但他总是疑心重重……有时为了伤害他人而阿谀奉承……尽管身处财富和荣誉的顶端，他经常忧心焦虑，因此总是小病不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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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傲慢又低三下四，大权在握而苦于焦虑和多疑，这似乎是在帝国后期政权中任职产生的正常反应。阿米安还准确指出另一个要素，即上层官员同样受到来自下层官员的重大压力。毕竟他们都是社会的调停者。他们能给他人带来各种小恩小惠，而他们的权力正是来自他人的这种认可。这些人知道他们的恩惠或多或少包含着权力。因此，受到贵族保护的人会经常向贵族请愿骚扰他们。如果得不到好处，这些人便会投靠他人。8一旦走上升官晋爵之路，便很难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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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共治皇帝、西罗马的实际统治者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421年9月暴毙的背景情况。如果认为他受到提拔是因为自约公元410年起，他迅速有效地领导西罗马帝国重归正轨，那也算合乎情理。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而言，这也的确属实。没有这项功绩，迎娶普拉西提阿和公元421年2月登上皇位的好事就绝不会轮到他。但光靠军事成就本身还是不够的。君士坦提乌斯还利用这个成就巩固了他在宫廷的地位。随着胜算的增加，他处置对手，把一个只能算重要的皇室地位变得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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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统帅斯提利科被害时，君士坦提乌斯只能算他的一个二流支持者，因为他没有死于那场流血冲突。他自己仕途的早期也同样不乏暴力冲突。斯提利科倒台后，一个又一个政客在霍诺留面前得宠又失宠，带来几次短暂的人事变动。凭借组织政变、推翻斯提利科的新星奥林庇乌斯冉冉升起，他的光芒由于抵抗阿拉里克不利而黯淡下去。在他之后是约维努斯。但在霍诺留破坏他正在协商的外交和议之后，他转而效忠阿拉里克和阿塔卢斯。继约维努斯之后出头的是皇室内庭的一个宦官——宫廷总管尤西比乌斯（Eusebius）。但他很快就被指挥官阿罗比库斯（Allobichus）取代。阿罗比库斯下令将他（和另外两名高级指挥官一同）处死——当着皇帝的面乱棍打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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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君士坦提乌斯闪亮登场。他大大得益于之前的诸多流血事件，因为这些厮杀使得权力集团的上层出现空缺，有待一个有胆识的人来填补。由于传闻阿罗比库斯和君士坦丁三世有瓜葛，君士坦提乌斯以此质疑前者的忠诚，并将其处死。有研究者认为阿罗比库斯被君士坦丁三世收买，但很可能只是他倾向于议和——这与君士坦提乌斯想要的暴力对抗相悖。君士坦提乌斯随后利用早期战胜君士坦丁三世和格隆提乌斯获得的政治资本，将斯提利科的头号敌人奥林庇乌斯“正法”：割下他的耳朵，然后像尤西比乌斯一样在皇帝面前杖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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