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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西班牙的斯灵人和阿兰人之后，君士坦提乌斯暂时中止战事，以便将西哥特人安置在阿基坦。26这给昔日的莱茵河入侵者提供了喘息之机。新建立的汪达尔－阿兰超级军团的首领贡德里克似乎趁机在公元419年发动战争，试图将苏维汇人及其首领赫尔墨里克（Hermeric）也纳入自己旗下。苏维汇人凭借加利西亚北部险要的山区地形发起反抗，但他们遭到封锁。接着在公元420年，罗马帝国反击战重新开始。罗马军官阿斯忒里乌斯（Asterius）突破封锁，估计是不想让贡德里克有更多的追随者。此时君士坦提乌斯去世，战事中断。公元422年，罗马人和西哥特人再次联手，对已退到贝提卡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发动进攻。鉴于罗马帝国组织任何行动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君士坦提乌斯在死前很可能就已经做好必要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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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两支庞大的罗马军队——一支由卡斯提努斯率领，可能是来自高卢的野战军，另一支由伯尼菲斯率领，可能来自北非——和西哥特人的一支大部队联合，共同攻打汪达尔人。但是，尽管宫廷政治的不确定性没有阻止战争爆发，它也的的确确破坏了战争的进程。可能是因为普拉西提阿被流放，伯尼菲斯和卡斯提努斯产生矛盾，把军队撤回阿非利加。战争仍在继续。卡斯提努斯起初对敌军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封锁，眼看就要再次取得胜利。据伊达提乌记载，敌军差点缴械投降。但伊达提乌又记载道，卡斯提努斯“鲁莽”地参与了一场常规战。由于西哥特人的“背叛”，他战败了。但伊达提乌没有详细描述背叛的细节，而且他本人憎恨西哥特人，因此我不能确定他此处的记载是否可信。27伯尼菲斯率军离开应该不是卡斯提努斯战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更有可能是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联手抗敌。仅在四年前，罗马和西哥特人的联合部队还有能力分别击败这两个民族，但现在新结成的联盟拥有更强大的抵抗力。战败后，卡斯提努斯向北退到塔拉戈纳。但是还没等到发起新的战役或是制定新的战略，霍诺留便去世了。如前文所述，卡斯提努斯又回到意大利，在篡位者约翰手下担任高级指挥官。政权核心的混乱使任何彻底消灭莱茵河入侵者余党的计划都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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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422年起，随着意大利局势的剑拔弩张，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又过上和平生活。此时宫廷内部的流血事件层出不穷，编年史作者们自然无意关注西班牙的情况。因此公元422年到425年间没有任何关于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记载。但接下来他们在富饶的西班牙南部又活跃了三年，占领了卡塔赫纳和塞维利亚两座城市。这是伊达提乌在史书中提到的重要事件。但自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5世纪10年代较晚时期崛起以来，这些部落从经验中总结出，每当一个新的首脑人物最终在宫廷掌权，他就会成为头号公敌。他们在西班牙靠武力生存，从未与帝国的中央政权签订任何和约。因此，尽管他们似乎在尽可能利用政权空白期大肆掠夺，他们也知道要为自己的将来做长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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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28年贡德里克去世，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首领变成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盖萨里克（Geiseric）。公元6世纪的史学家约达尼斯（Jordanes）在其作品《哥特史》（Getica）中，生动地将这位新国王描绘成一个罗马人眼中蛮族狡诈的典型：“盖萨里克……中等身材，曾从马上掉下来摔瘸了腿。他喜好沉思，沉默寡言，蔑视奢华，贪得无厌，愤怒时如狂风暴雨，精于拉拢蛮族人，善于制造不和，挑起仇恨。”28后来的新政策完全是他个人的主意，还是在公元5世纪2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我们无从得知。但现在盖萨里克确实盯上了阿非利加。这一举动理论上可以解决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问题。他们需要一个从战略上讲更为安全的地区，尤其是要离罗马－哥特部队越远越好。阿非利加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距离西班牙南部只有一步之遥，但要安全得多。然而，海上行动要比陆地行动困难得多。之前也不是没有人想到过这种迁徙。公元410年年末，阿拉里克在洗劫罗马之后，将部队转移到墨西拿（Messina）以南，打算全体迁往北非。公元415年，他之后的国王瓦利阿也考虑过从巴塞罗那出发进行同样的迁徙。两次迁徙过程中，西哥特人好不容易集结的船队都遭遇暴风雨袭击，被摧毁了。于是他们放弃计划。但汪达尔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开展计划。他们在西班牙南部时就已经和当地船主打好交道，袭击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除此之外还做了一些事情。这些袭击只是大规模行动的前奏。汪达尔人得以确定自己的方位，制定计划，集结所需的船队。公元429年5月，盖萨里克把他的手下聚集到塔里法港（Tarifa），就在现在的直布罗陀（Gibraltar）附近，开始向阿非利加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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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大量文字史料提到这一时期，但遗憾的是这些史料大多都在谴责而非描述汪达尔－阿兰超级军团的行动。其中有圣奥古斯丁的一些书信，还有他当时为迦太基教众写的一套布道词。当时汪达尔人正在围攻他在希波城（Hippo Regius）的主教教区。圣奥古斯丁深陷城中，随后去世。盖萨里克新近宣布信仰乌尔菲拉宣扬的基督教阿里乌斯派（参见本书第三章）。这一教派可能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就已经由西哥特人传给汪达尔人。汪达尔人不但像其他侵袭者一样烧杀劫掠，还把天主教机构作为目标，将一些主教逐出教区。因此很多史料表达的不是详尽的事实，而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面对异教徒的迫害萌生的满腔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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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尚未解决，即盖萨里克究竟是如何带领军队渡海的。过去曾有人认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从塔里法出发，向东航行很久，然后在迦太基附近登陆。如果真是这样，北非的罗马军队到哪里去了？根据《罗马帝国百官志》有关公元420年前后罗马野战军情况的记载，时任阿非利加伯爵的伯尼菲斯手下有31个团的野战军部队可供调遣（至少1.5万人），另外还有22支驻地部队（至少1万人）分布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到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一带。29通常海面部队如果想成功登陆，人数需要比地面防御部队多五到六倍。因此，如果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最多只能派出2万人作战，他们不可能有机会登陆，更何况他们还带着大批非战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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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的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曾试图解开这个谜。他猜测伯尼菲斯伯爵身为罗马驻阿非利加的高级指挥官，担心在三股势力争夺对小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控制权的斗争中，自己可能性命不保。因此他邀请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进入他的辖区。但普罗科匹厄斯也猜测他后来对此懊恼不已。30不过同时代的西罗马史料没有任何关于伯尼菲斯背叛的记载（甚至他被埃提乌斯打败后也没有过这类行为）。而且仔细想来，这种求援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到公元429年时，伯尼菲斯已经和帝国宫廷达成和解。因此他绝无理由在此时邀请这些人入侵阿非利加。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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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萨里克成功的真正原因有两个：首先，仅根据当时的后勤状况来看，他根本就不可能集结足够的船只带领所有部下一同过海。罗马时代的船只没有那么大。比如我们知道，在后来对北非的一次侵略战中，东罗马远征军平均一艘战船只能够搭载约70人（加上马匹和给养）。如果盖萨里克的全部人马有将近8万人，他就需要至少1000艘船才能一次性把人都运过去。但公元5世纪60年代，整个西罗马帝国最多也不过300艘船，东西罗马帝国加起来才可能凑足1000艘。公元429年，由于盖萨里克只控制了沿海行省贝提卡，他也没有这么大的水域供他使用。因此最有可能的是，他没有足够的船只一次性搭载所有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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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把敌对部队零敲碎打地运送到罗马帝国防御严密的北非核心地区无异于自取灭亡。就好比把第一批部队给罗马人全盘奉上，然后船只又返程去带第二批。所以盖萨里克没有让他的部队走遥远的海路，而是走捷径穿越地中海，从现在的塔里法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丹吉尔（Tangier）（地图10）。两地仅隔62公里，连罗马时代的船只也能在24小时内走个来回。自公元429年5月起的一个月时间里，直布罗陀海峡一定穿梭着各种船只，运送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渡过地中海。随后发生的战役从时间上证实了这一安排。足足12个月之后，即到公元430年6月，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才终于出现在奥古斯丁的希波城外。他们从丹吉尔出发，经罗马干道到达2000公里外的希波城（地图10）。同盟国部队在1942年年末和1943年年初发现，这一地区地形崎岖，除了已经有人踩出的小路以外根本无路可走。汪达尔人当时可能还拖着一个车队。法国史学家很快算出，公元429年夏天，汪达尔－阿兰联军终于聚齐之后，他们不紧不慢地向东方的希波城行进，平均速度大概是每天5.75公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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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解释了从海上登陆成功的原因。盖萨里克取道丹吉尔，相当于没有让部队在罗马的北非领土登陆。丹吉尔是罗马在北非最西端的领土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现在的摩洛哥）的首府。丹吉尔在罗马北非的核心地区以西2000多公里外，还相隔一道贫瘠的里夫山（Er Rif）。因此丹吉尔在行政上实际属于西班牙（地图1）。既然如此，保卫丹吉尔的重任就不属于阿非利加的伯爵，而是廷吉塔纳的伯爵。他手下有5个团的野战军部队，还可能有8支驻地部队前来增援，这样总共就有足足13个团，即约5000—7000人。但是，驻地部队的主要职责一直是管理来往的游牧民族，他们能否同盖萨里克久经沙场的军队进行部署严密的战争实在值得怀疑。盖萨里克的军队从莱茵河一路拼杀到西班牙，至少自公元418年各部落统一后，就显示出抵御罗马野战军主力的实力。事实上，两军的实力对比比看起来还要悬殊。如第五章所述，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405年西罗马的野战军遭受惨重损失后，将驻地部队提升为机动野战军团。廷吉塔纳伯爵能够调遣的军队里只有2个团是真正的野战军，另外3个都是提升上来的驻地部队。33所以他可能只有1000人至多1500人的精锐部队，可以用来挫败盖萨里克的计划。这种情况下，两军根本不可能交战。我们也就明白汪达尔－阿兰盟军是如何登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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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后，盟军缓慢向东推进。我们对他们的行军情况可以参考的佐证是阿尔塔瓦（Altava）的一处碑刻，落款时间是公元429年8月。碑刻记录当地一名重要居民被一“蛮族人”所伤，但没有说这名蛮族人是柏柏尔人（Berber）还是汪达尔人或阿兰人。阿尔塔瓦距丹吉尔700公里。过了阿尔塔瓦，只要再走1000公里左右，入侵者就可以到达北非最富饶的行省：努米底亚、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史料没有详细描述行军的细节，但用到不少谴责的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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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经发现一个行省和平安宁，美丽的土地鲜花遍开，就立刻用邪恶的力量将它摧毁。他们杀人放火，毁掉一切，整个地区遭受蹂躏，变成荒野。他们甚至连果园都不放过，以免躲藏在山洞里的人……在他们走后能有果子吃。因此他们所到之处，没有哪里得以幸免。他们残忍成性，心狠手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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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震撼人心，也许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但是无助于我们对历史的重构。最后，这群暴徒终于来到努米比亚边界，与伯尼菲斯的军队相遇。伯尼菲斯战败，退到希波城。随后自公元430年6月起，希波城被困14个月。盖萨里克的主力部队负责围城，外围部队四处打劫，很少受到罗马军队的有效阻击。他们抢劫富人的家产，折磨所剩无几的天主教士，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之后便向西深入到迦太基及其所在的阿非利加行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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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尼菲斯未能坚守阵地是因为他手头拮据。同样的财政困境也曾阻碍君士坦提乌斯在意大利以外地区的重建工作。公元4世纪时，北非并没有野战军，只有一支由公爵率领的驻军，必要时由意大利派出远征军支援。到公元420年或是更早时期，阿非利加才有了野战军指挥官（是伯爵而非公爵）和一支较大的野战军（参见本书第六章）。31个团里只有4个——大概是2000人——是一流的帝国野战军。奥古斯丁在公元417年的一封信里提到，当时还是团长的伯尼菲斯仅仅率领一支蛮族盟军组成的小部队就解除了北非各行省的新威胁。35我猜想，那4个团可能部分或全部都是由这些盟军组成。但军事增援只是小规模的。除去这4个团，迦太基只能凑合着依靠帝国一直在阿非利加派驻的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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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盖萨里克最终徐徐抵达努米底亚时，廷吉塔纳的旧事又重演了，但这次规模更大。伯尼菲斯已经尽力，但他的大部分部队只知道如何应对柏柏尔游牧民，而汪达尔－阿兰盟军要可怕得多。北非的主要行省现在受到直接威胁，西罗马帝国的命运岌岌可危。尽管远在西方的行省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算不上帝国的核心地区，但努米底亚及其东部两个相邻的行省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聚集在行政首府迦太基周围，这就得另当别论了。这些行省在政治经济上对帝国举足轻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旦希波城的围攻开始，盖萨里克的部队就成了架在西罗马帝国脖子上的一把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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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冠上的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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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后期表现北非的两幅画作在中世纪时的复制品仍存留至今。这两幅画向我们描绘了这一地区对于西罗马帝国的重要性。第一幅是波伊廷格地图（Peutinger Table），是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地图的副本，约于1200年在莱茵兰（Rhineland）的科尔马（Colmar）制成。图中展现了当时有人居住的地区，从西班牙和不列颠（但有部分地图遗失）一直到地中海地区，再延伸到印度。画卷有6.82米长，但只有34厘米宽，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展示了罗马帝国。画面被拉长，各地区之间的比例暗示了画卷的产地。六分之五的版面画的是地中海地区，仅意大利就占据了三分之一。北非只是底部的一条线，从意大利西海岸延伸出去。罗马被描绘得细致入微，同样描绘精细的是下面的奥斯提亚（Ostia）和波图斯（Portus）——罗马的两个重要港口。献给帝国的贡品都要经由波图斯运往首都。这里的灯塔、防波堤、码头和仓库都历历在目。紧挨着波图斯下面的是北非首府迦太基，描绘得粗略得多，只画了几座塔尖。但尽管不符合地理学常识，这幅地图还是能让我们注意到西罗马帝国至关重要的一个三角关系：罗马－波图斯－迦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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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百官志》中关于帝国后期北非的另一幅图画也清晰地显示了这种关系。除了军事名单，《罗马帝国百官志》还列出帝国的主要文职官员及其下属的工作人员，并配有插图。在阿非利加总督职位的配图上半部分画有墨水台和办公桌（桌上放着总督的委任状），两者之间还有一位手持几捆谷物的女性代表这个行省。36配图的下方是满载一袋袋谷物的船只在海上航行。到公元4世纪时，北非的谷物贡品正是通过迦太基港源源不断运往波图斯，再装到马车和小型船只上，通过短途的陆路，再经水路逆流而上，送到罗马。迦太基及其农业腹地承担的任务是养活过于臃肿的帝国首都。但给首都提供食物只是一项具体任务，北非实际上有更为广泛的职责。到公元4世纪，北非已成为帝国西部的经济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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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迦太基的过去，这种三角关系也不乏讽刺的意味。迦太基在公元前814年左右建城，当时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这个城市的实力足以控制其腹地后，便在随后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和罗马争夺西地中海的控制权，而且经常是通过暴力方式。公元前146年，迦太基遭受围攻三年后最终陷落。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整座城市被摧毁，遗址上还象征性地撒了盐，以防这个罗马的劲敌重新崛起。现在北非只处于西欧经济的外围，我们这些现代人很难想象它当年的核心地位。19世纪的欧洲殖民者来到这一地区时，他们对这里大量的罗马遗迹感叹不已——如今的旅游者也经常感到惊讶，尤其是这些遗迹还和它们周围的贫瘠荒凉形成鲜明对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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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地处北纬15度以北的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是沙漠，有1025万平方公里。这里每年的降水量只有100毫米，地下水位不断下沉。沙漠中零星地分布着一些绿洲。在古代，这片地区要湿润得多，地下水位也比现在高。19世纪的欧洲人最初猜测，罗马时代的北非农业之所以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农业条件更加适宜。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片土地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就已经干涸，即远在罗马崛起之前。到了罗马时代，这里的生态环境已大为不同，过去的时代只遗留下生活在地中海附近的狮子、大象、长颈鹿和其他一些物种。现在这些动物只栖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38北非的山坡地带当时可能有森林覆盖。但除此以外，罗马时代的北非和现在的北非环境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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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北纬15度以北也不全是干旱地区。例如埃及有尼罗河的灌溉。罗马北非行省的核心地区马格里布（Maghreb）可以从附近的高地获得雨水。39现在的马格里布包括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是位于阿特拉斯山和地中海之间的广阔地带，由南到北的距离由300到500公里不等，西起大西洋东至加贝斯湾（Gulf of Gabes），横跨2200公里。这里是丘陵地带，零星分布着小块沙漠。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完全取决于降水的分布。年均降水量超过400毫米的地区小麦就很容易生长。属于这种土地类型的有突尼斯宽阔的河谷地带、阿尔及利亚北部的大平原和摩洛哥西部的一些地区。降水量在200—400毫米的地区需要一些人工灌溉，但仍可实现地中海地区的旱作农业。而降水量在100—200毫米的地区可以种植橄榄树——橄榄树比棕榈树还要耐旱。北非过去的气候和现在的一样，常年保持不变，可以种植很多种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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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在非洲的第一块领地是在公元前146年迦太基被毁之后产生的，由罗马直接统治。这片领地仅占马格里布的一小片地区，即突尼斯北部和中部约1.3万平方公里，周围环绕着“皇家运河”（fossa regia），从萨布拉卡（Thabraca）延伸至哈德鲁梅［Hadrumetum，现在的苏塞（Souss）］。这片领地被分隔成700平方米一块的小块。除去在罗马与迦太基交战时支持过罗马的6个小城镇，其他小块大多都成为公有土地，以长期租约的形式租给殖民者，有些则被卖给有钱的罗马权贵。大量土地的廉价出售造成直到公元4世纪还有很多罗马早期的元老家族（例如叙马库斯家族）在这一地区仍然持有庞大地产的局面——他们的土地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多年来以遗产继承和联姻的方式不断倒手。马格里布的其他地区仍掌握在当地统治者手中。但在下一个世纪里，随着罗马殖民者开始把手伸向皇家运河以外的地区，这些当地统治者也不断被纳入罗马的势力范围。与占据大片地中海地区一样，这些变化也同样为罗马对该地区的直接统治铺平了道路。罗马先是在尤里乌斯·恺撒时代（公元前46年）入侵努米底亚（现在的阿尔及利亚东部），借口是当地的末代国王支持恺撒的大对头庞培。然后在克劳狄乌斯执政时期，又在毛里塔尼亚（西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建立两个行省。自此，整个马格里布都归罗马帝国所有。但由于地理原因，马格里布在行政上划分为两个区：由西班牙管理的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以及由迦太基管理的毛里塔尼亚－斯提非斯（Mauretania Sitifis）、努米底亚、阿非利加以及拜扎卡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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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政权很早就意识到，沿海水源充足的地区具有为罗马提供粮食的潜力。恺撒在阿非利加扩张建立的行省——新阿非利加——当时每年已经向首都输送5万吨谷物。100年之后，随着罗马直接统治区的扩大，谷物输送总量达到50万吨。北非取代埃及成为首都的粮仓，输送量达需求量的三分之二。帝国需要极大地发展这一运输渠道，以确保并方便谷物的运输。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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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解决的是安全问题。法国考古学家的观点深受19和20世纪经历的影响，尤其是他们有一些还是军人。他们认为，这一地区“文明”罗马人的生活一定经常受到当地过着游牧生活的柏柏尔人威胁。20世纪30年代的空中侦察显示，在半沙漠化地区有两道防御工事，还有一系列设防的房子和仓库。他们认为这些就是当时双方经常发生冲突的证据。毫无疑问，罗马的各边界上都经常发生小规模的袭击事件，有时也会演变成较大规模的冲突。如前文所述，大莱波蒂斯事件（参见本书第三章）是由于附近一个部落的首领没有定罪就在城中被活活烧死引起，随后升级为更严重的冲突。但这种事显然并不频繁，而且所谓较大规模的冲突其实也不是十分严重。阿非利加在其存在的前300年里只需要一个军团和一些辅助部队（不超过2.5万人），就足以维持广大领域的和平稳定。而当时的不列颠还需要四个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