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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世纪40年代，匈人不断扩大对西罗马的战略影响已显露无遗，但阿提拉统治其他方面的影响就没这么明确了。公元4世纪70年代，匈人第一次入侵欧洲边界时还不具备读写能力。70年后仍然如此。因此匈人甚至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们最伟大首领的记录。而罗马史料则一如既往，更多的是关注外来部落对帝国的政治、军事影响，而非记录他们的事迹。因此，一些意义重大的内容，尤其是这些部落的内部历史，则很少或是没有被提及。同奥林匹奥多罗斯有关公元5世纪最初20年的记载一样，我们只能为来自色雷斯帕尼翁（Panium）的罗马史学家普里斯库斯作品的流失深感惋惜（上文已引用过他的记述）。然而，这次我们又很幸运，因为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的作品中保留了普里斯库斯作品的一些重要选段。这位公元10世纪的拜占庭皇帝不问国事，爱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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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衣贵族（Porphyrogenitus），希腊文指“生于紫室”，为我们了解这位中世纪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困境提供了有力线索。他生于公元905年，“智者”利奥六世（Leo VI“the Wise”）皇帝之子。利奥六世去世时，君士坦丁七世年仅7岁。公元10世纪是一个帝国扩张的年代。伊斯兰教世界政治统一的局面崩溃，小亚细亚和近东边境上的一些伊斯兰教地区被拜占庭军队轻易拿下。军事胜利使皇帝不断分发战利品，奖赏土地。这又相应地在君士坦丁堡内部催生了一个自信但又野心勃勃的军官阶层，为政治权力争夺不休。然而，君士坦丁七世最有利的资本是出生在皇宫的紫室。这使他成为赋予新近获胜的指挥官合法性的一个有力工具，或是联姻，或是升任他为共治皇帝。但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些受他提拔的人势力太过强大，以至于他只有在生命的最后14年里，即公元945年到959年，才在名义上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即便是那段时间，他也不过是一位有名无实的皇帝而已。8同霍诺留皇帝一样，君士坦丁七世漫长而无意义的统治偶尔也有闪光点。前者的事迹在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有所提及。不同的是，霍诺留全部精力都用于担心下一次篡位何时发生，而君士坦丁七世则全心投入文化事业。他最担心的是拜占庭会丧失它的传统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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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七世突发奇想，开始给古代所有的伟大作品编纂摘录，以保存古典文化。他在其中一卷作品的序言中写道：“需要收录的作品数量庞大，即便只是想象一下也是一件费神的事，而且这项工程规模浩大，任务艰巨。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摘取有用的内容，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可以扩大这些知识的流传范围。”他总共计划编纂53卷摘录，分别命名为《胜利篇》（Excerpts concerning Victories）、《国家篇》（Excerpts concerning Nations）等。我们知道其中23卷的名称，但现存有全本或残篇的只有其中的4卷。9单这些存本的现代版本就有厚厚的6部。据估计，这还只是君士坦丁七世原工程的三十五分之一。经过中世纪唯一存留下来的全本是第27卷手稿——《出使篇》（Excerpts concerning Embassies）。内容包含两部分：罗马派到外族的使节，以及外族出使罗马的使节。但这卷手稿也差点失传。最初的手稿毁于1671年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宫（Escorial Palace）图书馆的大火。幸运的是此前已存留了副本。10第27卷的两部分都广泛摘录了普里斯库斯的史料。我们还真得感谢君士坦丁七世。如果没有他，我们对阿提拉将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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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君士坦丁七世拟定的分卷名称虽然累赘，但十分精准。《出使篇》的内容确实都与使节有关。摘录主要集中在外交方面，同时也会偶尔提及军事等其他信息。因此，我们不光获知阿提拉和君士坦丁堡谈判的确切内容——我们稍后将会看到，普里斯库斯在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还了解了匈人的战争机器及其内部政治格局。这些内容大部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在普里斯库斯散佚的史料中有详细记载。但我们求而未得的是君士坦丁七世的《罗马对外重大战役篇》（Excerpts concerning Big Battles between the Romans and Foreigners），他应该写过这样一个分卷。失传的分卷中有一卷名为《胜利篇》。鉴于匈人屡战屡胜，这卷书里可能没有摘录多少普里斯库斯的史料。虽然我们有很多普里斯库斯关于罗马－匈人外交的精彩叙述，但我们仍只能通过其他史料来拼凑出阿提拉的征战及其统治的其他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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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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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后勤补给比较落后，公元441年东罗马派往北非的远征军尽管当年就从西西里撤出，却没能及时赶回巴尔干半岛。公元442年纳伊苏斯失陷后，君士坦丁堡签订了屈辱的和平协议。由于君士坦丁七世的随从没有摘录普里斯库斯史料中的相关片段，我们不知道条约的确切内容。但后来几次谈判中也提到这个条约，因此我们仍能清晰了解其大致情况。可以想见，岁贡进一步提高：保守估计可能是每年1400磅黄金——在公元447年上升到2100磅黄金，1400磅是个折中值（公元441年至442年战争爆发之前是700磅）。这个数字还要足够庞大，否则截至公元447年拖欠的款项就不会达到6000磅黄金。除此之外，匈人首领继续就叛逃者和罗马囚犯问题施压。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向匈人倾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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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七世的摘录方法意味着，普里斯库斯对公元5世纪40年代的叙述脉络已难以恢复。因此我们需要对照其他史料来重新排序存留的外交片段。在这种情况下，重构这段历史就取决于拜占庭编年史作者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在公元9世纪所做记载的授信程度。如果我们大致接受他的叙述结构，并按照相应的时间顺序整理普里斯库斯的史料片段，就会发现，在公元441年至442年的战役之后，阿提拉在巴尔干半岛又向东罗马发动了两次进攻，并取得胜利。一次是公元443年，在克森尼索（Chersonesus）击败一支罗马军队；另一次是公元447年，匈人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然而，奥托·J.曼辰-海尔芬（Otto J. Maenchen-Helfen）提出可信的证据，推翻塞奥法尼斯的可信性。12这位非凡的匈人史学家曾于1929年在蒙古西北部与一群突厥语族的游牧民共同生活了数月。他还精通希腊语、拉丁语、俄语、波斯语和汉语。此外，他观察细致，逻辑缜密。曼辰-海尔芬并不是第一个挑战塞奥法尼斯可信度的人，但他确实完成了最终决定性的一击。他证明塞奥法尼斯在记录阿提拉治下的匈人时非常笼统，错误地将发生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所有事件都归在公元449年至450年间。透过曼辰-海尔芬的证据，结合我们所知道的信息，我们显然能够得出以下结论：公元442年之后，阿提拉和东罗马帝国之间仅在公元447年有过一次交战，而非两次（地图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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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演变过程显而易见。东罗马之所以做出让步，并签订公元442年至443年的条约，包括提高岁贡的黄金数目，仅仅是因为当时他们处于虚弱期，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军队都远在西西里。军队返回后，他们的态度立刻变得强硬起来。大约在公元443年或稍晚些时候，罗马当局就不再进贡。因此，直到公元447年，欠款累计达6000磅黄金。如果从公元442年拟定和约开始计算，每年的支付额的确是1400磅的话，东罗马只进贡不到两年就叫停了。14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应对措施。公元443年9月12日，一条关于确保军备的法令正式生效：“我们命令每位公爵［驻军指挥官］必须恢复士兵人数到以往水平……必须致力于加强他们的日常训练。此外，我们还委托各位公爵负责营地以及巡逻艇的保养维修工作。”15通过大量招募伊索里亚人（Isaurians，来自小亚细亚西南部的西里西亚高地，通常为盗寇），东罗马野战军的军力也有所提高。16万事俱备，东罗马对于瓦解匈人的优势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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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高层的一次骚动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信心。公元444年或445年，阿提拉谋杀自己的兄弟布勒达，独揽匈人大权。普里斯库斯有关此次谋杀的记载都悉数流失。因此我们只知道事件发生的年代，却无从得知其起因和经过。但这件事正巧发生在东罗马筹划推翻公元442年至443年签订的和约之际。显然，君士坦丁堡趁机中止岁贡，同时也不用担心立刻遭到报复。因为独揽大权的匈人新王正在忙于巩固自己的政权，无暇发动大规模战役。不过，双方都在为迎接一次实力的较量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公元447年，战争终于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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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发难的是阿提拉。他派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抗议他们拖欠岁贡以及并未移交叛逃者。而东罗马仅仅答复说他们已经做好会谈的充分准备，再无其他反应。于是阿提拉发兵横扫整个多瑙河流域，一路摧毁各边境要塞。可怜的原驻地部队，自公元443年的法令颁布之后，本该士气大振，却不敌匈人。阿提拉遇到的第一座大型要塞是拉提亚里亚——达契亚行省拉提亚里亚河附近的重镇。很快它就沦陷了。之后匈人铁骑沿多瑙河西进，直指哈伊莫司山北部。在那里与罗马军队爆发第一场恶战。巴尔干半岛东部野战军的指挥官（色雷斯野战军主帅）是阿尔尼吉斯库鲁斯（Arnegisclus）。他们从马西安诺堡的指挥部倾巢而出向东北推进，在乌塔斯河（Utus）迎战。据说，罗马人在战斗中表现勇猛，但还是被击溃了，而阿尔尼吉斯库鲁斯本人也在他的坐骑被杀之后下马继续力战而死。胜利为匈人打通了哈伊莫司山的各山口。他们蜂拥南下，直到色雷斯平原。阿提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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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47年1月27日，凌晨两点多，君士坦丁堡突然发生地震。黄金门（Golden Gate）一带整个区域化为废墟。更糟糕的是，巨大的城墙也有一段倒塌了。当时阿提拉即将入侵，但地震的消息可能改变了他的进攻路线。等他赶到那里时，危机已经过去。东罗马的禁卫军长官君士坦提努斯已经动员各路人马清理护城河的瓦砾，并重建了城门和瞭望塔。截至3月底，地震造成的损毁不但已经修复完毕，而且如一纪念碑文所说：“即便是女神雅典娜（Athene）也不可能做得比这更快更好。”17阿提拉的军队还没有靠近君士坦丁堡，攻陷它的时机就早已经过去了。匈人军队的推进并未演变成围城战，而是引发了这一年的第二场大战。虽然色雷斯的野战军被击溃散逃，但东罗马仍然有中央野战军驻扎在首都周围，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两侧。随后这些部队在克森尼索集结，跟敌人再度激战，并且又一次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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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拉虽然没能攻入君士坦丁堡，但他已经打到黑海和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海岸，分别抵达西斯塔斯（Sestus）和卡利波利斯［Callipollis，现在的加利波利（Gallipoli）］（地图11），控制巴尔干半岛其他所有地区。随后，他利用自己的统治，在巴尔干半岛的各罗马行省造成了可怕影响。获胜后，匈人兵分几路，四处袭击，向南一直突袭到温泉关（Thermopylae），也就是近百年前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率领希腊军队抵抗波斯大军那场著名战役的战场。我们经常会看到匈人蹂躏巴尔干半岛的记载，比如在大约同时代的色雷斯人伊达提乌的生平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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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匈人蛮族……如此强大。他们攻占数以百计的城镇，几乎使君士坦丁堡陷入绝境，人心惶惶，争相逃命，甚至连僧侣们都想逃往耶路撒冷……他们摧毁色雷斯，使它再也无法复苏到之前的盛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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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并不可信。但毫无疑问，大量要塞被攻占和摧毁了。塞奥法尼斯称，除了哈德良堡和赫拉克利亚（Heracleia）之外的所有地方都落入匈人之手。而其他史料还列举了一些受害地区的名字：拉提亚里亚——战争的发源地、马西安诺堡、菲利波波利［现在的普罗夫迪夫（Plovdiv）］、留莱布尔尬兹（Arcadiopolis）以及康斯坦蒂亚（Constantia）。这份列表包括巴尔干半岛的大多数罗马重要城镇，显然还有很多小地方也毁于战火。我们还有一些确凿的证据来说明对于这样的罗马重镇而言，横遭匈人占领意味着什么。如前文所述，巴尔干半岛北部有一个差不多被完全发掘出来的罗马重镇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鲁姆，位于哈伊莫司山北麓。跟迦太基一样，这个地方在中世纪被遗弃，也没有在上面兴建新的城市，因此经过长期的发掘之后，我们得以一窥当时城市的原貌。在公元376年至382年的哥特战争期间，尼科波利斯周边乡村的富人别墅都被洗劫一空。很可能是哥特掠夺者所为。这些别墅再也没有被重建。但从公元4世纪80年代末起，大量富人在城市中心盖起了房子。到公元5世纪上半叶，已经占据城市的49%。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当地的罗马地主们在公元376年之后，由于日益加重的不安全感，纷纷搬进有高墙保护的城市里，同时仍然作为长期居住在外的地主经营着自己的地产。考古发掘发现，这些房子以及整个城市中心的最后一个地层显示出曾遭受过巨大破坏。发掘出的钱币按发行时间排序也大体完整，截止于公元5世纪40年代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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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显然我们在这座古老城市中所看到的破坏都是公元447年阿提拉的匈人军队袭击和洗劫的结果。稍晚一些时候，城市部分得以重建，但重建面积很小，整个地区也已面目全非。考古发掘显示，以往华丽的宅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教堂建筑群、一些简陋的小房子以及几座行政大楼。哈伊莫司山北麓的罗马式城市发展的成果，整个巴尔干半岛自公元1世纪和2世纪开始，历时三百来年罗马化的成果就这样被匈人毁灭了，再也无法重现。公元410年哥特人在罗马得到补偿就打道回府，是一次惬意的、小小的洗劫。这次显然不同，我们在尼科波利斯看到的是一次大规模的破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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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是否所有被匈人袭击的地方都有这样的遭遇。在那些幸免于难的地方中，最有名的就是坐落在一座易守难攻山顶之上的艾西马斯（Asemus）小镇。凭借着武装和组织，镇上居民不仅挺过阿提拉的风暴，还俘获一批匈人俘虏。他们的城镇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还经受住了更多风暴的考验。20但毋庸置疑，公元447年的这场战役对于巴尔干半岛的罗马人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两支主力野战部队战败，大批要塞失陷，其中一部分甚至被摧毁。因此，在克森尼索再次战败之后，东罗马被迫求和也就不足为奇了。普里斯库斯史料的一份摘录让我们了解了和约的条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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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叛逃者必须移交给匈人，并支付6000磅黄金以补足之前拖欠的岁贡；从今往后的岁贡标准定为每年2100磅黄金；每一个在［与匈人的］战争中被俘，且没有支付赎金就逃回本土的罗马囚犯都需要支付12苏勒德斯［1/6磅黄金］赎金……以及……罗马不得接纳任何叛逃的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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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斯库斯接下来自嘲地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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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假装他们自愿签署了协议。但事实上是由于他们的指挥官们被巨大的恐惧攫住，出于对和平的渴望，才不得不欣然接受所有的强制条款，无论多么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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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宣传机器又开始解释罗马这次最新“胜利”的前因后果了。当税务官来敲门时，没有人还会对事情的真相抱有任何怀疑。普里斯库斯接下来描述了筹齐拖欠的岁贡是项多么艰难的工作：“甚至连元老院的每一位元老都根据自己的位次捐献了一笔定额的黄金。”同西罗马在迦太基失陷后一样，公元447年签订的这个和约条件苛刻，致使税收优惠政策至少是被部分取消。政府肯在金钱方面打击自己最重要的支持者，这清楚表明，同阿提拉的战争已经严重削弱君士坦丁堡当局，使他们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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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只从残存的史料片段来看，阿提拉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辉煌业绩也已显露无遗。但我们还远未能理解他为何如此成功，以及之前都一直满足于获取适量岁贡的他又为何彻底改变匈人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来审视这个恐怖统治背后真实的阿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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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阿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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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他公元4世纪晚期和5世纪的“蛮族”首领，我们对阿提拉了解更多。这是因为史学家普里斯库斯步奥林匹奥多罗斯及其鹦鹉的后尘，在他们出使匈人领地40年后，也踏上了匈人的领土，最终来到这位大人物面前。普里斯库斯完整地记录了他的出使经历。公元449年，普里斯库斯的朋友，一个名叫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的杰出幕僚，不幸抽到下下签，成为罗马使团的最新成员，跋涉北上试图平息阿提拉的怒火。马克西米努斯的任务是处理两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其一是长期以来的匈人叛逃者问题；而另一个则是关于多瑙河南部一片“五天路程范围”的领土——阿提拉在公元447年获胜之后就夺走了这片领土。匈人希望罗马人撤出这片地区，也许是想在罗马跟匈人领土之间制造一块缓冲区域。他们抱怨说一些当地的罗马人仍在那里耕种。而罗马的策略则是想让阿提拉的得力助手奥尼吉修斯（Onegesius）参与谈判，期望他对阿提拉有足够的影响力，说服阿提拉达成协议。然而，他们也很清楚，如果阿提拉一时兴起，这两个问题很可能会成为他再度开战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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