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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暴力变得缓和了。如前文所述，尽管布勒达被除掉，但他的一个妻子保留了自己的封地。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遭遇暴风雨时，还受到她的热情款待。与我们在本书第五章中所见的斯提利科和费利克斯政治生涯结束时他们妻子的遭遇相比，阿提拉兄弟整个家庭的遭遇要好得多。或许从阿提拉的联姻策略中我们能找到原因。他娶了很多妻子，其中必定有政治联姻，利用联姻来笼络部落中重要的次级首领。布勒达大概也是这么做的。因此国王的妻子很可能有着深厚背景。即便国王下台，也不宜疏远她们。普里斯库斯的记载同样也显示阿提拉处事谨慎，尊重他的主要支持者们。他在正式晚宴开始时的祝酒环节不仅建立了尊卑关系，而且还给予每个人相应的尊重。作为使节，当普里斯库斯到达王宫时，见证的一件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阿提拉的得力助手奥尼吉修斯的妻子出来问候他：“带着食物和……葡萄酒（这是斯基泰人非常隆重的礼仪）迎接他，请他品尝她出于友好捧出的食物。为了取悦一个亲信的妻子，他坐在马上品尝了食物……”跟关键的支持者保持良好关系无疑需要大量诸如此类的行为。阿提拉也可以表现得不合情理，但那通常都是在他想找茬儿的时候。实际上，良好的关系还需要不时分享战利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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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都没能让我们深入了解阿提拉的思想，但让我们对他的成功秘诀有了一些了解：绝对的自信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魅力；必要时冷酷无情，但又不失节制和精明；尊重下属，因为他们的忠诚至关重要。阿提拉对亲信们的这种控制力在普里斯库斯此次出使结束时得到充分展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结束得像一枚哑炮。普里斯库斯给我们展示了一整幅跟随阿提拉踏遍多瑙河中游平原的画卷，让我们了解匈人帝国是如何运转的，甚至还有为了进入匈人宫廷所做的努力。如果要像戏剧一样满足观众，此时需要来一场雄辩，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设法说服阿提拉，然后像英雄一样凯旋。现实却要乏味得多。如此艰难地获得觐见机会后，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就只是在阿提拉给罗马皇帝写回信时陪同左右。他们唯一的收获是以500个苏勒德斯的代价赎回一位罗马贵妇西拉（Sylla）。匈人还归还了她的孩子们，以示友好。然后阿提拉派遣一名亲信贝里库斯（Berichus）同他们一起收拾行李返回。开始时贝里库斯非常友好，但在途中又莫名其妙地变得充满敌意，收回他送给使团的一匹马，并拒绝跟他们一起骑行、吃饭。因此，这次出使既没有带来和平，也没有挑起战争。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米努斯为罗马和匈人之间关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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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出使还有另一个更戏剧性的高潮，虽然这次跟普里斯库斯没什么直接关系。在那个乖戾的匈人陪同下，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一路跋涉穿过巴尔干半岛，途中和翻译维吉拉斯相遇。维吉拉斯正在重返北部的路上，表面上看是要带去皇帝关于叛逃者问题的答复。但维吉拉斯到达阿提拉的宫中之时，阿提拉的手下发现他的行李里藏着高达50磅黄金的巨款。维吉拉斯叫嚷着，坚持说这笔钱是用来赎回囚犯和购买优良的牲畜运载行李。但如前文所述，阿提拉曾下令说在和谈结束前，罗马使节不得购买除食物以外的任何商品。而50磅黄金足以买到喂饱一支小型军队的粮食。当阿提拉威胁说要杀死随行的维吉拉斯之子时，翻译官认罪了。事情是这样的。当初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还在君士坦丁堡做出使前的准备之时，幕后操纵者——宦官克里萨皮乌斯（Chrysaphius）已经跟匈人使节埃德科谋划好要刺杀阿提拉。这笔钱就是给埃德科的酬劳。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米努斯的真正任务，尽管他们并不知情，其实是充当外交幌子，以便幕后那些玩弄阴谋诡计的人干他们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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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还不够危险，那么实际经过还要复杂。在上一次北上的途中，他们一过多瑙河，埃德科就把一切都告诉了阿提拉。在事后回顾时，普里斯库斯发现原来这个阴谋就是他和马克西米努斯在旅途中遇到的所有蹊跷事情的原因。这说明为什么当时在君士坦丁堡，另一位匈人使者俄瑞斯忒斯没有跟埃德科一起被邀请赴宴——那正是这个阴谋最初成形之时。这同样也说明为什么匈人知道使团所有明面上的目的。埃德科当时就得知一切，并把相关细节报告给阿提拉。还有此后维吉拉斯和埃德科之间的私下谈话，普里斯库斯当时就觉得维吉拉斯给出的解释十分牵强，不可信，以及为什么阿提拉会对维吉拉斯充满敌意。更重要的是，这还解释了那条禁止罗马人购买食物以外任何商品的禁令。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维吉拉斯设下的陷阱，让他在被发现携带黄金时找不到任何借口。克里萨皮乌斯精心设计的阴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埃德科对阿提拉显然是既恐惧又钦佩，不会对自己的主君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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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整个事件跌宕起伏，但普里斯库斯的叙事出奇地平淡。阿提拉本可以随时把他们全体送上刺穿刑的木桩，因为罗马使节自己打破了所有保护外交使节的规则。幸运的是，阿提拉并未绞死所有人，而是深谋远虑，把这次阴谋看作加强他对东罗马心理支配的又一次机会。维吉拉斯得以再添50磅黄金赎回自己的儿子。而两位匈人使臣，俄瑞斯忒斯和伊斯劳，被派往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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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拉］命令俄瑞斯忒斯把维吉拉斯用来装收买埃德科的黄金钱袋挂在脖子上，去到皇帝［狄奥多西二世］面前。[1]他将向皇帝和宦官［克里萨皮乌斯］展示这个钱袋，并质问他们是否能认出这个钱袋。伊斯劳（Eslas）则直截了当地说，狄奥多西有一个出身高贵的父亲，而阿提拉同样也有高贵的血统……但阿提拉依然保持着他的高贵血统，而狄奥多西则已经落败成阿提拉的奴仆，缴纳岁贡。因此，狄奥多西不义，像卑贱的奴仆一样偷袭阿提拉。阿提拉成为狄奥多西的主人是天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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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场面一定很尴尬。满朝官员身着华服，位序分明，代表着维护罗马帝国至高无上地位的神的眷顾。而两位蛮族使者大步闯入，上演这出闹剧。普里斯库斯对罗马如何应对的叙述没有留存下来。但没有什么比这样正式羞辱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更能说明阿提拉的满满信心。凭借这种信心，阿提拉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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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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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的个人魅力和精明地展示出来的统治力相比，阿提拉对欧洲的统治要恐怖得多。这种统治力既是匈人两个重大变化的结果，也是其原因。仅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两个重大变化就把匈人从君士坦提乌斯和埃提乌斯的有力盟友转变为世界的征服者。普里斯库斯的叙述向我们含蓄地指出了这些变化的原因。没有发生这些变化的话，阿提拉的征服生涯也就不会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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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普里斯库斯并非第一个到访匈人的东罗马史学家兼外交官。公元411年至412年，奥林匹奥多罗斯带着自己的鹦鹉取道海路，冒着猛烈风暴驶离君士坦丁堡。他们随后绕过雅典，沿亚得里亚海北上，抵达北岸的阿奎莱亚。很遗憾，仅有一份有关这次出使的简要概述存留下来。但其中包含了一个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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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奥多罗斯讨论了多纳图斯（Donatus）和匈人，以及匈人众首领的箭术天赋。这位史学家描述了出使匈人领地的任务……讲述了多纳图斯如何被誓言欺骗并惨遭杀害，首领中资历最深的卡拉顿（Charaton）是如何对这起谋杀勃然大怒，以及他是如何平静下来的。他的怒火因华贵的礼物而平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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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摘录不无可疑之处，尤其是多纳图斯及其谋杀者的身份。他是否是匈人还尚无定论。有观点认为，奥林匹奥多罗斯的使团抵达时，多纳图斯正好被杀。两者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普里斯库斯卷入的那场阴谋的早期成功版。33但关键是，在公元411年至412年，匈人是由多名首领共同统治（具体数字并不确切）。这些首领有不同的席次，而卡拉顿是其中最资深的。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另一个游牧民族的等级制度。这个游牧民族就是可萨人（Akatziri）。在普里斯库斯出使期间，可萨人的命运引起他的关注。当罗马使节抵达匈人营地之时，奥尼吉修斯和阿提拉的长子已经前去征服这个部落。据普里斯库斯描述，这次出征也是机缘凑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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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萨人］的各部落和宗族都有自己的统治者。狄奥多西二世给他们每个人都赠送了礼物，希望他们一致放弃与阿提拉联盟，并同罗马谋求和平。押运礼物的使节并没有依照这些首领的席次递送礼物。结果，地位较高的库里达契（Kouridachus）第二个才收到礼物。由于被忽视并辱没了他的荣耀，他招来阿提拉一起对抗其他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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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没有讲述有辱使命的罗马使节如何汇报情况的34，但向我们展示了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匈人所实行的政治制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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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来年后的阿提拉时代与之相比，情况迥异。普里斯库斯在匈人的宫中待了很长时间，留下许多关于其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记录。如前文所述，阿提拉十分尊重当时的内部核心领导者们——首先是奥尼吉修斯，还有埃德科、斯科塔、贝里库斯等。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拥有王室血统。所有这些信息都表明，匈人只有一位统治者，即阿提拉本人。公元441年多名首领共同统治匈人的情况已经被最高统治者的独权取代。史料并没有记载匈人的最高权力最终是如何逐渐集中于一人之手。但所有迹象都表明这并不是一次和平演变的过程。这场戏以阿提拉谋杀兄弟布勒达落幕。在此之前，权力已经聚拢到同一家族的两名成员手中。这表明卢阿（或卢嘉，阿提拉和布勒达从这位叔叔手中继承权位）在减少匈人王室族系上起到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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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布勒达的赤裸裸的暴行也许能说明其他首领是如何被排除掉的。在公元441年阿提拉和布勒达袭击费米拉孔前，他们与君士坦丁堡进行了首次谈判。如前文所述，谈判的结果是，君士坦丁堡归还匈人逃亡王族麻马和阿塔卡姆，两人被立即处以刺穿刑。他们有可能是阿提拉和布勒达的表亲，因为卢阿至少有两位兄弟，但也可能是卢阿之前所打压王族的后裔。在公元5世纪40年代一直困扰着匈人和罗马外交的叛逃者问题，显然与匈人王族和前王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面前宣读的是一个写有17名叛逃者的名单——这个数字非常小。显然，我们在此探讨的是那些高层中的危险人物。也有可能一些较为弱小的首领在危险面前选择放弃权力。（阿提拉死后的十年里，类似的事情在哥特人中也上演了，大部分中小王室成员在权力争斗中或被害，或背井离乡，但至少有一人甘愿被贬谪为贵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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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集权有悖于我们所知的游牧民人类学知识，是我们在此探讨的匈人两大变化之一。这有可能同匈人另一更加广泛的变化相关。在游牧部落中，权力下放是很自然的。因为为了避免过度放牧，他们无法把大规模的牧群集中在一起。在游牧世界，任何稍大的政体主要都只是为了临时集会商讨牧场分配，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将部队集中在一起对抗外来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稳定的政治集权表明匈人在经济上对牧业的依赖程度已经降低。普里斯库斯的记载有多处暗示了这些经济变化的本质。如第四章所述，游牧民始终需要与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建立经济往来。匈人肯定也不例外。直到公元5世纪40年代通商仍在进行。37但到阿提拉执政时期，匈人牧民和罗马农民之间的交易不是以用畜产品交换谷物为主，而是以各种军事援助交换现金。这种形式的交易源于更早时期，那时匈人以佣兵的身份受雇于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初，乌尔丁及其追随者是我们所知最早扮演这种角色的匈人。公元5世纪10年代，君士坦提乌斯得到更大规模匈人部队的援助。公元5世纪20和30年代，匈人还支援了埃提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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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付费的军事支援演变成勒索。我们很难界定转变发生的具体时间。但阿提拉的叔叔卢阿肯定为谋取钱财对东罗马帝国发动过进攻，尽管当时他还在向西罗马提供雇佣兵。到阿提拉执政时期，现金换取军事援助已经变成进贡。从普里斯库斯有关匈人和罗马的外交记录可以清晰看到，匈人从这些交易以及对边境的频繁入侵中，最想获得的是钱，更多的钱。如前文所述，阿提拉和布勒达与东罗马签订的首个条约规定罗马的岁贡是每年700磅黄金——自那以后要求不断攀升。匈人对罗马人的战争还带来另一种单向的经济流通——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米努斯谈判中涉及的战利品、奴隶和赎金。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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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到公元5世纪40年代，对罗马帝国的军事掠夺已经演变成匈人帝国不断扩大的收入来源。要推翻实力大体相当、不同等级的首领共同执政的体系，意欲成为最高统治者的首领就需要说服其他首领的追随者们投诚。而垄断来自罗马帝国的现金流成了将足够的恩宠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舍弃旧政体的理想手段。只有掌控这个新的财源，才能在与其他首领争夺拥护者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早在公元4世纪中后期，匈人可能已经侵犯和威胁黑海北部其他游牧民族和日耳曼农业生产者。但匈人只有在其主体进犯罗马帝国时才有可能发展出真正的集权。对哥特人的袭击和威胁或许能够获得一些奴隶、少量白银和一些农产品，但仅此而已，并不足以支持全面政治革命。但对罗马帝国做同样的事情，黄金就会滚滚而来，最初每年数百磅，随后是每年数千磅——这已经足以改变匈人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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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观点不容易被证明，我们仍可以将这些变化理解为一种适应，逐渐脱离游牧生活，而不是与过去决裂。如前文所述，通常情况下牧民饲养多种动物，充分利用不同的牧场。马主要是一种昂贵到近乎奢侈的动物，用于骑乘作战、运输和贸易。考虑到养马所需的牧场品质和规模，马肉和马奶是一种非常低效的蛋白质来源。因此，牧民通常只饲养少量马匹。然而，如果战争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经济主张，在匈人进犯罗马帝国之时，牧民会开始饲养更多马匹，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演变为以军事掠夺为主的游牧部落。这在草原上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可行的生存策略，因为战争的潜在收益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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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无法证实这一点，但可以参考一个相关因素，即公元5世纪匈人定居地——匈牙利大平原——的面积。匈牙利大平原有高品质的牧场，但比匈人之前生活的欧亚大草原小得多。例如，其面积有42400平方公里，占蒙古国牧区总面积不到4%。由于放牧条件如此受限，一些史学家怀疑公元5世纪时，匈人已经在朝着定居生活演变。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但不是非此不可。匈牙利大平原理论上可以放牧32万匹马。考虑到森林和其他动物的存在，这一数字需要调低。所以合理的假设是，它可能能够放牧15万匹马。鉴于一名游牧骑兵需要大约10匹马来轮替，以避免马匹过度劳累，匈牙利大平原足以为1.5万骑兵提供马匹。（如果定居假设成立，）我认为匈人部队从来就没有超过1.5万人。因此，截至阿提拉时代，没有确切的迹象表明匈人完全放弃了他们的游牧传统。39无论如何，关键在于，当匈人逼近罗马帝国时，他们发现一种更好的谋生方式。这种谋生方式是建立在对相对富裕的地中海地区进行军事掠夺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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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斯库斯的记录还暗示了使得阿提拉帝国成为现实的另一根本变化。在阿提拉的宫中，与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打交道最多的并不是阿提拉本人，而是权力中心的二号人物们。通过古代人名来界定语族满是陷阱，但这些人的名字非常有意思。毫无疑问，奥尼吉修斯和埃德科是日耳曼或日耳曼化的名字，斯科塔和贝里库斯可能也是如此。阿提拉［“小爸爸”（Little Father）］和布勒达也都是日耳曼名字。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就必定是日耳曼出身而非匈人出身（尽管有可能如此），因为就我们所知，在公元5世纪中叶，“哥特语”——可能是欧洲中部和东部使用的接近日耳曼方言的统称——是匈人帝国使用的主要语言之一，而且阿提拉的宫中也使用这种语言。因此，匈人帝国的重要人物除了匈人名字之外，还有日耳曼或日耳曼化的名字（匈人最初使用何种语言仍饱受争议）。40为什么日耳曼语在匈人帝国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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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阿提拉帝国的演变。早在公元4世纪70年代，在黑海北岸与哥特人作战时，匈人已将被征服的部落编入军队。他们进攻格鲁森尼人，引发雪崩般猛烈的战争，最终以哈德良堡战役结束（参见本书第四章）。他们最初进攻格鲁森尼人时，已与伊朗语族的阿兰游牧民结成联盟。随后无论匈人何时在史料中出现，我们都能发现他们始终有异族盟友与其并肩作战。如本书第五章所述，尽管乌尔丁不是一个能与阿提拉相提并论的征服者，但被东罗马帝国击败后，有待重新安置的乌尔丁追随者中多数是日耳曼语族的斯基利人。41同样，公元5世纪20年代初，参与干预喀尔巴阡山西部匈人势力的东罗马军队发现他们面对的是大量日耳曼哥特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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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提拉崛起之前，兼并过程仍在飞速进行。到公元5世纪40年代，有数量空前的日耳曼部落被纳入匈王阿提拉的势力范围。例如，他的帝国包括至少三支独立的哥特部落：其中一支由阿马尔（Amal）家族及其对手统治，这支部落后来成为建立另一支哥特超级军团——东哥特人——的中坚力量。另一支是在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由比格里斯（Bigelis）率领的哥特部落。还有一支则始终在阿提拉几个儿子的严密控制下，直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中后期。此外，日耳曼语族的格皮德人（Gepids）、鲁基人（Rugi）、苏维汇人（公元406年后存留下来的）、斯基利人和赫鲁勒人（Heruli）此时也都在匈人的直接控制之下。伦巴底人和图林根人（Thuringians）以及一些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的子部落也可能在匈人霸权的遥控之下。43我们无法统计这些日耳曼部落的庞大人数，但光是阿马尔家族领导下的哥特人就能集结1万人以上战斗人员，即5万人左右的总人口。其他部落即便比这少，也没理由会少太多。因此，到阿提拉执政时期，已有几万也可能是几十万日耳曼人被并入匈人帝国。事实上，到公元5世纪40年代，很可能日耳曼人比匈人还要多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哥特语成为帝国的通用语。除上面提到的日耳曼部落外，阿提拉的匈人还征服了一些其他部落。如前文所述，伊朗语族的阿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长期与匈人结盟。阿提拉仍在抓住机会不断获得新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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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名录清楚地表明，匈人帝国旨在兼并人，而非领土。因此，可见阿提拉实际上对于吞并罗马帝国大片领土并没有兴趣。如本书第六章所述，作为同埃提乌斯结盟的代价，他拿走西罗马帝国多瑙河中游的两个行省。但除此之外，他只对在自己与东罗马帝国之间建立封锁线感兴趣。虽然有很多编年史简要地将阿提拉的军队称为“匈人”或者（如果用古体写的话）“斯基泰人”，但从各种史料的详细描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军队明显跟之前那些不那么强大的首领的军队一样，都是混编的，由匈人军队和并入匈人帝国的其他部落派出的军队组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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