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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前一年进军高卢一样，阿提拉攻占意大利的计划并没有全盘达成。教廷史料和好莱坞（Hollywood）编剧尤其喜欢专注于一个事件。米兰失陷后，教皇利奥（Pope Leo）作为议和使团的一员，与行政长官特里吉提乌斯（Trygetius）和前执政官阿维努斯（Avienus）一同会见阿提拉，希望劝阻他不再进攻罗马城。最后，匈人返程，再度回到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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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认为这次面对面外交对于教皇个人来说是种巨大的胜利。现实要乏味得多。除上帝指引的利奥之外，其他力量也在发挥作用。阿提拉的意大利之战实际上是一系列攻城战，他缺乏充分的后勤支持。匈人军队人多拥挤，在很多方面都很脆弱。编年史作者伊达提乌简明扼要地提到：“掠夺意大利、袭击众多城市的匈人受到神的惩罚，遭受着天赐的灾祸：饥荒和疾病。”米兰陷落之时，大批人染病，食物异常短缺。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有了一个新的统治者——马尔西安皇帝。他的军队连同埃提乌斯可召集的军队都没有闲着：“此外，［匈人］被马尔西安皇帝和埃提乌斯派遣的辅助部队屠戮。同时，在他们的定居地，匈人遭受天降灾祸和马尔西安军队的双重打击，被彻底制伏。”62看来，匈人的部队在意大利遭遇埃提乌斯指挥的东西罗马军队联合抗击的同时，其他东罗马的军队对多瑙河北岸发起一场突袭，直捣阿提拉的腹地。这种联合出击是致命的。和前一年的情况一样，阿提拉除了撤退，别无他法。议和或休战后，他的军队撤回欧洲中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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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元451年仅仅是个战术调整，那么两年内连续两次重大失败足以严重损害这位伟大征服者的声望。事实上，同阿提拉过去十年在巴尔干半岛的冒险相比，和西罗马的这几次战役要更加难以掌控。匈人帝国并没有对手罗马帝国那样的官僚机构，尽管这些机构可能十分笨拙。据我们所知，当时只有一名罗马的秘书官和一位名叫拉斯提修斯（Rusticius）的会用希腊文和拉丁文书写的囚犯。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匈人在大型战役中拟定计划、确保诸如粮草等必需的后勤保障等方面具备与罗马相当的能力。毫无疑问，战争的集结令一发出，每名战士都需要随身携带足够的粮食。但随着战事拉长，匈人的军队必定只能就地寻找可以果腹的一切食物。因此，在远征战事中，维持军队战斗力的难度成倍增加。疲劳、食物短缺和疾病爆发的可能性随着距离的拉长同步增长。还有可能的是，部队在陌生的环境里分散开去寻找补给，再要集中作战就比较困难了。公元447年，在巴尔干半岛作战范围最广的一次战役中，阿提拉的军队为了首次大战沿哈伊莫司山北麓向西行进，穿越山脉后向南直奔君士坦丁堡，随后又将西南的克森尼索作为他们的第二目标，全程约500公里。公元451年，他的部队需要从匈牙利行军到奥尔良，战线长约1200公里。然后在公元452年从匈牙利到米兰，大约有500公里，但这次他们采取的是围攻作战，这让他们更容易感染疫病。64许多史学家指出，在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深入西罗马帝国的作战中，阿提拉和他的军队几乎必然要经历巨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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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提拉没有吸取教训。公元453年初，在再次发动横跨欧洲的侵袭战前夕，“上帝之鞭”最终去见上帝了。他刚刚新迎娶一任妻子（他总共有多少位妻子我们无从得知）。婚礼当晚，他饮酒过量，血管爆裂而死。第二天一早，在尸体旁发现他的新娘时，她已经吓得发不出声音。葬礼是一场悲痛和赞颂的盛宴。约达尼斯这样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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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遗体被放置在……丝绸的帐篷中，庄严肃穆……匈人部落里最优秀的骑手骑着马环绕四周……讲述他的事迹［：］“匈人的首领，阿提拉王，蒙杜克（Mundiuch）之子，最勇敢的部落之主，斯基泰和日耳曼的唯一所有者——前所未有的权力——攻城略地，让东西罗马帝国都惊恐万分。他们恳切祈求，纳岁贡以期保住其他。完成这所有丰功伟绩后……他离去了，不是因为敌人的伤害，也不是因为朋友的背叛，而是在他的国家中，平静、快乐、喜悦、毫无痛苦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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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守灵仪式结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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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幕的隐蔽之下，他们将遗体葬入土中。他们用黄金、白银和强韧的黑铁包裹他的棺椁……黑铁代表他征服的各民族，黄金和白银代表他从两个罗马帝国获得的荣耀。他们还放入战斗中缴获的敌军武器、稀罕昂贵的服饰、光彩夺目的宝石和各式各样的饰物……随后……他们杀死负责埋葬的人。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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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和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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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帝国崛起对罗马帝国的全部影响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如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所述，在第一阶段中，罗马帝国的边境在公元376年至380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间经历两次巨大危机，迫使罗马接受尚未臣服的蛮族在其境内设立飞地。如本书第六章所述，这些飞地的存在反过来又给帝国的政体内部带来极具破坏性的离心力。第二阶段中，阿提拉上任之前，匈人从入侵者转变成欧洲中部的帝国建造者，涌向罗马境内的难民潮也停止了。匈人利用臣服部落，努力控制潜在对手。与此同时，君士坦提乌斯和埃提乌斯能够借助匈人力量，控制那些早前为躲避匈人而移民帝国境内的部落。然而，由于这些部落实际上都未被彻底消灭，第二阶段匈人给罗马帝国所带来的缓和效应并没有超过第一阶段所造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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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阿提拉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标志着匈人与罗马的关系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影响自然相当深远。东罗马帝国的巴尔干地区遭到严重破坏，要塞接连沦陷，成千上万的人丧生。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鲁姆的遗迹生动表明，罗马政府也许能够迅速从打击中恢复，但最近四个多世纪才成长起来的说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地主阶层则未必。在公元451年的高卢战役中，尤其是在公元452年的意大利突袭中，匈人进军途经之地的不幸之人遭受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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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们置身于事外，从更广泛的角度审视罗马这个国家，阿提拉的战乱尽管破坏巨大，却没有伤及命脉。东罗马帝国主要依赖于小亚细亚到埃及这条弧形地带上富庶行省的税收，而匈人并没有触及这个地区。尽管后者攻城技术先进，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有三重陆墙防御，坚不可摧；而匈人也没有海军力量能横渡分隔巴尔干半岛和亚洲富庶行省的狭窄海峡。西罗马的情况类似。如前文所述，西罗马在阿提拉时代已经财政紧张，但匈人的战争机器受制于后勤补给能力，阿提拉无法征服西罗马。事实上，公元376年到408年间，武装移民的涌入对帝国体系所造成的间接影响要严重得多。此外，对西罗马造成真正威胁的也是阿提拉时代所带来的间接影响。因为埃提乌斯专注于对付阿提拉，他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来应对公元5世纪40年代西罗马面临的其他威胁。与公元451年和452年匈人入侵相比，这些威胁对西罗马帝国造成的损失更大。其中最严重的损失是被迫放弃夺回汪达尔人控制下的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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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遗憾的是埃提乌斯无法向伊比利亚半岛提供任何援助。公元429年汪达尔人离开时，伊比利亚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罗马秩序，公元5世纪10年代丧失的税收也被部分收回。西班牙各行省富饶发达，虽不及北非富庶，仍然是西罗马国库的重要财源。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都脱离罗马的直接掌控。除东北部的塔拉戈南西斯（Tarraconensis）仍受帝国统治外，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瓜分了半岛的其他地区。公元429年之后，仅有苏维汇人还有大量人口没有迁走，盘踞在西北部最落后的加利西亚丘陵地带。埃提乌斯和他的前任一样，乐于将他们留在那里，认为没必要浪费宝贵的兵力将其收复。66相反，他集中精力恢复秩序，确保汪达尔人和阿兰人遗弃的富庶行省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直到盖萨里克攻占迦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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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38年，雷基拉（Rechila）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王位。苏维汇人在新王的带领下，趁埃提乌斯忙于解决北非问题，扩展他们的领土。公元439年，他们踏出加利西亚，夺取相邻行省卢西塔尼亚的主要城市梅里达（Merida）。公元440年，他们捕获埃提乌斯的军事指挥官和半岛代理官员森索留（Censorius）伯爵。公元441年，他们占领塞维利亚，将控制范围拓展到整个贝提卡和迦太基尼西斯。埃提乌斯正忙于在西西里集结部队，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这给了当地的自助群体巴高达可乘之机，削弱中央对塔拉戈南西斯部分地区的控制，而这个地区当时仍是帝国掌控之中的行省。和高卢的情况一样，这些起义很可能是地方势力感受到帝国的控制力度下降时，为争取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至少在公元449年，由巴西利乌斯（Basilius）在提拉索［Tyriasso，提拉索那（Tirasona）］领导的起义似乎倾向于让苏维汇人接管，或许是因为这是确保和平的最佳途径，就像高卢的地主们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拥护西哥特王阿萨尔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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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公元439年到441年间，西班牙的事态日益恶化，税收来源几近枯竭。即便与汪达尔人议和后，埃提乌斯也无能为力。大规模干预是不可能的。指挥官们接二连三被派往西班牙：公元442年是阿斯图里乌斯（Asturius），公元443年是莫罗保蒂斯本人，公元446年是维图斯（Vitus）。阿斯图里乌斯和莫罗保蒂斯专注于镇压巴高达，也许是为了保住塔拉戈南西斯。维图斯短暂任职期间则更具野心，他照搬公元5世纪10年代的策略，率领一支罗马－西哥特联军，攻入迦太基尼西斯和贝提卡。我们的主要信息源，主教兼编年史作者伊达提乌指责这支军队的“劫掠行径”，但他的态度可能受到远征结果的影响。维图斯的部队和苏维汇人交战时被击败。事实上，埃提乌斯给维图斯拼凑出的部队，借用伊达提乌的话来说就是“不算少”。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支军队有力说明收回西班牙地区的税收对埃提乌斯的重要性。然而，他显然无法调动西罗马野战军的余部来讨伐苏维汇人，因为他必须储备力量以抵御阿提拉对帝国的侵袭。这次失利巩固了苏维汇人在半岛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帝国再度失去西班牙的大部分税收。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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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也在垂死挣扎。尽管霍诺留皇帝在公元410年的书信中“敦促［不列颠人］做好自我防卫”（参见本书第五章），帝国并没有要求直接统辖不列颠，但不列颠行省的一些地区仍保留罗马的生活方式，不列颠的罗马人和欧洲大陆的罗马人之间非正式接触也十分密切。公元429年和5世纪40年代初，欧塞尔的格曼努斯主教（Bishop Germanus of Auxerre）前往岛上，帮助当地的基督徒抵制伯拉纠（Pelagian）异端的影响。68但异端并不是这最后一代不列颠罗马人需要面对的唯一问题：从爱尔兰（苏格兰人）和苏格兰（皮克特人）来的侵袭者困扰着这一地区的西部和北部边境，还有横渡北海而来的撒克逊人也利用罗马不列颠的孤立情况，肆意掠夺岛上的财富。至少自公元3世纪以来，后者就一直困扰着不列颠。他们的入侵促使不列颠在东部和南部沿岸建立大量的防御工事。其中一些防御工事今天仍然矗立在原地，例如波切斯特（Portchester）和卡利恩（Caerleon）。是谁在动荡的罗马不列颠行使着权力，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列颠的城市仍持续运作大约一代人时间，至少仍带来一定程度的税收。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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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世纪不列颠的僧侣吉尔达斯（Gildas）在他名为《不列颠毁灭记》（On the Ruin of Britain）的书中写到，权力最终落入一个不知名的暴君手中，比德（Bede）称呼他为沃蒂根（Vortigern）。他和“议会”（可能是来自剩下的市议会成员）决定，启用撒克逊雇佣军来应对罗马不列颠所面临的巨大威胁和频繁侵袭等诸多问题。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吉尔达斯只讲述了一个梗概，他主要在写那个时代的道德故事，但目前来说，这段史料十分可信：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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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克逊人］……要求获取给养，谎称自己作为士兵已经准备好替他们卓越的雇主承受巨大危险。获得给养后，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堵上了狗嘴”。后来，他们又抱怨每月的津贴不足……并赌咒若无法得到更慷慨的报酬，他们将撕毁协议，劫掠全岛。他们毫不迟疑，将威胁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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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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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主要城镇向敌人反复猛击的攻城槌低下了头。所有居民——教会领袖、牧师等——也低下了头，剑光和火焰遍布四周……广场的中央，高墙和塔楼的基石被掀翻，神圣的祭坛，布满结了紫色血痂的尸体残肢，看上去好像是在可怕的压榨机里搅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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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达斯没有记录暴乱的日期——实际上他没有明确的记录任何一个日期。但在两本成书于高卢的编年史中收录了有关海峡两岸继续往来的记录。这种往来关系在《圣格曼努斯生平记》（Life of St. Germanus）中也有体现。该记录指出，在公元440年前后，罗马不列颠的事态变得十分艰难。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不列颠的罗马人正式写信给埃提乌斯，发出最后请愿，希望重回帝国的羽翼之下。这封信的日期仍有争议，但吉尔达斯提到埃提乌斯“三度出任执政官”。埃提乌斯第三次成为执政官是在公元446年。所以如果吉尔达斯的描述是准确的，这封请愿信抵达时，埃提乌斯正在急切地巡视多瑙河地区，寻找正在酝酿中的匈人骚乱的先兆。然而，即便吉尔达斯是错的，事情大体上也仍然成立。埃提乌斯面对各地太多的威胁，无暇回应罗马不列颠最后绝望的呼唤。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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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况暗淡。截至公元452年，西罗马帝国已经丧失大部分的疆域（地图14）：不列颠全境、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北非最富饶的行省、割让给西哥特人的高卢西南部，以及割让给勃艮第人的高卢东南部。此外，余下的很多地方在过去的十来年中也经历了严重的战事，来自这些地区的税收肯定也会大幅缩减。72资金缩水已经成为普遍问题。在这个资金缩水的过程中，匈人最初驱使大量武装流民跨越边界间接带来的恶劣影响，远大于阿提拉直接造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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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也有史料称是挂在维吉拉斯脖子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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