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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阿提拉暴毙之时，在匈人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这些独立政治单位早已有各自正常行使统治权的首领。据《哥特史》记载，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情况如此。《哥特史》称狄奥多里克的叔叔、阿马尔家族的法拉米尔（Valamer），曾是阿提拉的得力助手，深受其信任。《哥特史》还称阿马尔家族在部落1的地位显赫，无可匹敌。这两点都值得怀疑。约达尼斯自己在书中就提到在法拉米尔出现前、匈人霸权统治下的40年间，这个所谓的无可置辩的王朝实际上根本没有统治过任何哥特部落。他还讲述了一位名为巴兰比尔（Balamber）的匈人君主击败几位哥特首领——例如维尼塔里乌斯（Vinitharius）和乌尼蒙德（Hunimund）——的一些趣事。这些故事的时间混乱，前后矛盾。但如果我们意识到巴兰比尔的这些功绩可能是法拉米尔最初为巩固自己对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的统治所做努力的传讹，时间上的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其他史料都没有提及巴兰比尔，而且法拉米尔在希腊语中是写作“巴兰尔”（Balamer）。这些故事讲述了法拉米尔击败两位哥特首领维尼塔里乌斯和乌尼蒙德，以及后者的儿子坨里斯蒙德（Thorismund）。坨里斯蒙德的兄弟格西蒙德（Gesimund）放弃抵抗，接受法拉米尔的称霸。而坨里斯蒙德的儿子贝里蒙德（Beremund）则向西逃亡到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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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阿提拉暴毙之际，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无与伦比、德高望重的阿马尔王朝，而是几个领兵角逐的哥特小军阀。法拉米尔可能是将他们统一起来的第一人。他采用的手段不一，有些是直接军事行动（例如杀死乌尼蒙德），有些是和解（例如格西蒙德投诚），还有些则是双管齐下——法拉米尔先是杀死维尼塔里乌斯，然后再迎娶他的孙女。12我猜想，所有这些政治变革都发生在阿提拉暴毙之后。其结果是形成一支更加强大的哥特力量，能更有效地抵御匈人统治。很难想象，如果是在自己统治的鼎盛时期，阿提拉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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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显而易见，不是所有的匈人臣服部落都已经确立自己的首领，只等这位伟人一死就奋起脱离匈人统治。格皮德人可能确实已经有了自己的既定首领，这也许能说明他们为什么能很快获得独立。但阿提拉死后争取自治的其他部落都只是新近才刚形成的——可以说是围绕新首领草率集结的人马。例如，斯基利王国的兴起就不那么简单。公元5世纪60年代，斯基利人受埃德科统治。此人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过，是阿提拉的亲信，东罗马曾试图收买他，刺杀当时的匈人首领。埃德科深得两个儿子——奥多瓦卡（Odovacar）和奥诺尔夫（Onoulph）——的支持。随着匈人帝国的瓦解，埃德科显然成功地重塑自我，从匈王心腹摇身一变，成为斯基利人的国王。值得一提的是，他可能都不是斯基利人出身。他两个儿子的母亲据说是斯基利人，但他本人是匈人，或是图林根人。后者更具体一些，也许更有可能是真的。那么，使埃德科有资格成为斯基利人首领的并不是他的出身，而可能是与斯基利权贵之女的联姻，再加上他在阿提拉宫廷的显赫地位。其他部落的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我怀疑，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这种政治重组现象在继匈人帝国而起的王国出现之前十分普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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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细节综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匈人帝国的衰亡和约达尼斯的叙述大相径庭。如果至少有一些臣服部落在获得独立之前就已经发生重大政治重组，那就意味着匈人帝国是随着匈人逐渐失去对这些部落的控制而慢慢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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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新独立部落的兴起开启了匈人帝国消亡的最后阶段。匈人将大部分部落都聚集到匈牙利大平原。这种武装部落的集中前所未有，在匈牙利大平原形成一个威力无比的战争机器。15在罗马时期，这一地区仅生活着萨尔马提亚人、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罗马格外小心，不断采取措施，谨防边境地区聚集太多的武装部落，以免滋生战事。而匈人统治的瓦解所造成的局面恰巧就是早前罗马苦心经营所要避免的——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内集中大量凶猛好斗的武装部落。因此，在公元5世纪60年代，独立战争必然演变成地区争霸的战斗，新兴王国彼此较量，角逐多瑙河一带的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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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只有在《哥特史》中才能找到脉络清晰的叙述。当然，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被刻画成角逐的大赢家。16约达尼斯称这些哥特人很快就和苏维汇人展开激战，并大获全胜。于是，苏维汇人又煽动这一带的其他势力，尤其是斯基利人，对抗哥特人。在与斯基利人的初次交锋中，法拉米尔被杀。但哥特人猛烈反击，斯基利部落作为一支独立势力被摧毁。结果苏维汇人、斯基利人余部、鲁基人、格皮德人、萨尔马提亚人等大多数部落都联合起来，一致对抗哥特人。这就导致潘诺尼亚的第二场大战，战场位于博利亚河（Bolia）河畔。这条河的确切位置也同样有待考证。约达尼斯做了以下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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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更加骁勇善战，平原上积满敌人的鲜血，仿佛一片猩红的海洋。武器和尸首堆积如山，横陈10余英里（约16公里）。哥特人见状，大喜。其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因为他们痛斩敌人，替首领法拉米尔报了杀身之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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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史料中可以找到足够信息来证实约达尼斯的说法。据普里斯库斯的残存史料记载，在最后决战前，斯基利人和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都派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试图争取东罗马的支持。18斯基利人的灭亡在其他史料中也有记载。但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是否屡战屡胜，以及获得多大规模的胜利，我们都无从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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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些角逐部落的灭亡，这一地区的暴力冲突和动荡局势开始稍稍缓解。公元5世纪60年代末，斯基利王国丧失独立。公元473年，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撤离多瑙河一带，打算去东罗马帝国碰碰运气。但这些都没能及时挽救阿提拉的几个儿子。随着公元5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事态的发展，他们的地位被彻底动摇。每当一个部落获得独立，就意味着停止缴纳岁贡的臣服部落又增加一个。这已经糟糕透了。但新王国随后都开始先发制人，以彼此和匈人为代价，寻求权势的最大化。据约达尼斯记载，阿提拉的几个儿子同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展开两次交锋。这两次交锋有力地体现了匈人从胜利者到战败者的转变。在第一个回合中，匈人袭击作为“逃亡奴隶”的哥特人，旨在重申匈人的霸权统治，并迫使哥特人继续纳贡。在第二个回合中，匈人试图阻止潘诺尼亚的一些小部落落入哥特人手中。19我们所知的其他主要部落基本上也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因此匈人的权力基础被一步步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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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阿提拉剩下的两个儿子丹克兹克和赫尔纳克都已经山穷水尽。臣服部落脱离统治，再加上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等部落日渐强大，使得他们在多瑙河北部的地位不堪一击。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和罗马帝国达成和解。但是，丹克兹克没能同罗马达成和解——可能是他要求过多。公元469年，他败在罗马指挥官阿纳伽斯特斯（Anagastes）手下，并在君士坦丁堡悬头示众。赫尔纳克及其追随者可能没有这么贪婪，最终被重新安置在多瑙河河畔多布罗加（现在的罗马尼亚）北部。还有一些匈人残部在厄斯克尔、乌塔斯和阿尔姆斯（Almus）这些要塞及附近地区安顿下来。多瑙河北部独立的匈人强权已经终结。阿提拉王国的消亡迅速而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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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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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哥特史》有众多的局限性，它的叙述仍使我们能够重构匈人帝国衰亡的一些关键环节。长久以来，人们为这一离奇现象做出各种解释。早期的史学家往往认为这说明阿提拉能力超凡——只有他掌舵，匈人帝国才能存在。相比之下，爱德华·汤普森则把匈人的消亡归结为他们从罗马帝国攫取的财富所带来的社会分化。20这两种理论各有千秋。如前文所述，匈王阿提拉精明圆滑，卓尔不凡，而且从罗马获得的黄金肯定没有完全平分给每个部落成员。但对匈人帝国的全面了解还取决于匈人与臣服部落之间的关系。这些臣服部落基本上都是日耳曼部落。如前文所述，公元5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匈人权力骤然爆发的原因是它能够吸纳大量武装部落。同样，阿提拉暴毙后，其继任者日渐丧失对这些部落的控制，招致他们自身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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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在于，总体而言，这些部落不是自愿被纳入匈人帝国的。我们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非匈人部落都是通过征服和恐吓这两种手段才被纳入帝国统治。在阿提拉时代，可萨人是最后一个被纳入帝国势力范围的。我们在本书第七章中已经了解到故事的前半部分，东罗马的使节没有把最好的礼物送给地位较高的首领。普里斯库斯记载了随后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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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较高的库里达契，［可萨首领］……招来阿提拉一起对抗其他首领。阿提拉迅速派去大队人马，消灭一些首领，并制伏其余首领。然后，他召唤库里达契一同分享战利品。但库里达契怀疑其中有诈，声称一个凡人很难接近神……这样，库里达契保住了性命，也保全了自己的王国。而可萨人的其他部落都被迫接受阿提拉的统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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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阿提拉派长子去统治这些臣服部落。这段文字显示，阿提拉能够在必要时迅速采取政治行动，但匈人帝国扩张的基本手段是军事征服。公元376年夏天，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最初肯定就是为了逃避匈人的统治才来到多瑙河河畔。勃艮第人最终迁往罗马帝国也是因为在公元5世纪30年代曾遭受匈人的残暴虐待。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事实，即如前文所述，脱离阿提拉帝国的途径就是战争，而且别无他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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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于匈人征服者和各种臣服民之间关系的信息并不全面。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是普里斯库斯记载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通常被认为是可以说明匈人帝国中种族阶层的流动性。普里斯库斯在阿提拉营帐附近逗留时，遇见一个穿着讲究的匈人用希腊语向他问好。一问才得知这个“匈人”原来曾是个战俘，公元441年费米拉孔失陷时被俘的罗马商人。随后，他被分配给奥尼吉修斯，并参与之后对罗马和可萨人的战役。他表现出色，赢得大量战利品，并把这些战利品都上交给奥尼吉修斯，因此重获自由。他后来娶了一个匈人为妻，现在已深得从前主人的信任，陪同其左右，还经常和他一起同餐共饮。这样，一个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奴隶就可以获得自由，被地位相当显赫的匈人所接受。另一个援引较少的故事则揭示了匈人统治下主仆关系的另一面。还是在阿提拉宫廷逗留期间，普里斯库斯目睹了两个奴隶因作战时趁乱谋杀主人而被绞死。事实上，匈人的大多数臣服民都遭受各种方式的剥削，并受到严格管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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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斯库斯残存的史料中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事情发生在公元467年至468年丹克兹克与东罗马帝国交锋的最后一个回合期间。罗马人将哥特人从哥特－匈人联军中挑出，提醒他们匈人整体上到底是如何对待他们的：“这些人不事农桑，却像豺狼一般攫取哥特人的粮食。结果后者沦落为奴，忍受饥饿的煎熬。”24当然，攫取臣服部落的粮食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如前文所述，这些臣服部落还被派去替匈人作战。很少有平民俘虏会擅长作战，因此匈人战役很可能都伤亡惨烈。普里斯库斯记载的那个转投匈人的商人确实发达了，但显然，这种情况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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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显然，匈人帝国必定是一个不稳定的政治实体，因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间的矛盾四分五裂。即便在匈人出现前，其臣服部落间的相互争斗由来已久，彼此之间也存在矛盾。这种不稳定性往往很少受到史学家们的关注，因为我们的史料大部分来自普里斯库斯——一个罗马人，而且这些史料都是有关阿提拉鼎盛时期的。然而，广撒网的话，我们很快就获得更多佐证。匈人帝国的最大长处在于能够迅速利用臣服部落，增强自己的实力。但这也是它最大的弊端。例如，罗马一有机会就会利用匈人臣服部落参战实属被逼无奈这一事实。公元5世纪20年代，东罗马对付在潘诺尼亚逐渐崛起的匈人强权的办法就是促使大批哥特人脱离其统治，随后又将这些哥特人安置在色雷斯。25据普里斯库斯的残存史料记载：26“卢阿统治匈人期间，生活在多瑙河附近的阿米尔朱利人（Amilzuri）、埃提马利人（Itimari）、图恩苏勒斯人（Tounsoures）和布瓦斯基人（Boisci）都纷纷倒戈，和罗马人并肩作战。”这些都发生在公元5世纪30年代卢阿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表明即便是成功也不足以确保臣服部落风平浪静。政权交替的初始阶段，局势尤为紧张。公元440年，卢阿的继承者阿提拉和布勒达上台。两人首次战役的对手并不是罗马：“［在他们的统治初期，］同罗马达成和解后，阿提拉和布勒达领军横穿斯基泰，制伏当地各部落，并向索罗基斯人（Sorogsi）开战。”一旦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后就需要重申对臣服部落的统治权。这一点可能是匈人帝国每一位新即位统治者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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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阿提拉死后所产生的这些冲突并非异常，而是匈人及臣服部落之间关系的必然结果。只要有可能，匈人首领就会尽力确保罗马不会在这方面给他们惹麻烦。在同罗马缔结的首个和约中，后者希望多瑙河一带能够太平无事，以便集中兵力收复北非。阿提拉和布勒达得以确保“匈人准备和蛮族部落开战时，罗马不得同后者结盟”。罗马帝国耗费几个世纪消除征服所带来的矛盾，将臣服民——或者至少是其中的地主阶层——变成完完全全的罗马人。与之不同的是，匈人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来直接统治臣服民。27他们并没有对臣服部落进行社会政治结构的改革，也没有强制实行自己的社会政治结构，而是依赖原有的部落首领继续管理臣服部落的日常事务。结果，匈人只能行使适度的统治权和干预权，甚至连这些也是因部落而异。如前文所述，阿提拉暴毙之际，格皮德人已有自己的至高首领，因此很快就能获得独立。像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这样的部落，则需要先产生一位自己的首领，才能挑战匈人霸权。有些部落始终没能产生自己的首领，例如公元5世纪60年代入侵东罗马时受制于丹克兹克的哥特人。但即便是这些哥特人，尽管在公元468年仍处于丹克兹克统治之下，也已经有各自分支的小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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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的史料更丰富且更深入翔实的话，我想我们会看到公元453年后，匈人帝国分崩离析，各臣服部落像剥洋葱一样逐个获得独立，其先后顺序与之前匈人控制的强度成反比。其中有两个主要变量：一个是臣服部落政治结构受影响的程度；另一个是这些臣服部落距离匈人帝国腹地——阿提拉营地——的远近。我更倾向于认为后者是一个关键因素，但缺乏证据。有些部落紧邻匈人领土，受到严密控制，任何形成统一首领的苗头都被遏制。距离稍远的部落则更多地保留了原有的政治结构，更难控制。在阿提拉时代，法兰克人和可萨人从地理上来讲处于其统治的边缘，受影响最小。距离更近的图林根人、哥特人、格皮德人、苏维汇人、斯基利人、赫鲁勒人、萨尔马提亚人和阿兰人等部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更多的控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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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提拉帝国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其臣服民和统治者的关系有了更多的认识。如本书第七章所述，这些考古发现主要是日耳曼人或看似日耳曼人的墓葬。已发掘随葬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量墓葬随葬品稀少和少量墓葬随葬品丰富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少数墓葬的随葬品并非一般，而是出奇地丰富，包括各种黄金制品和其他饰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黄金和石榴石镶嵌的珠宝，这些宝石镶嵌在黄金托架上，产生一种类似镶嵌画的效果。这类制品后来成为罗马后期和后罗马时期各地精英的标志。例如，在英格兰东部发掘出公元7世纪初的萨顿胡（Sutton Hoo）船葬，船中镶嵌珠宝的款式让研究者首先想到的是匈人统治下的欧洲精英。29在阿帕希达［Apahida，现在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发掘的墓葬中有60多件黄金制品，包括安装在墓主马鞍上的一只实心黄金雄鹰。这个墓主的其他马具都同样是用黄金制成，他本人也从头到脚都装饰了各种黄金珠宝。有些墓葬也有同样丰富的随葬品，还有一些墓葬黄金制品数量略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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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中部和东部日耳曼人的居住地区发现这么多黄金制品意义深远。如果说到公元纪年开始以前，日耳曼世界的社会分化在墓葬中有所体现的话，也只是表现在一些墓葬的手工陶器数量超过平均水平，或是装饰用的青铜和黑铁制成的搭扣稍多一些。到公元3世纪和4世纪，一些家族在死者的墓葬中放置银质搭扣和大量珠子，可能还有一些陶轮制品。但此时，黄金还没有被用来区分精英墓葬——它们顶多会用到一点银制品。31匈人帝国改变了这一切，而且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多瑙河风格”的墓葬黄金随葬品丰富，标志着这一带黄金随葬品的数量骤增。这些黄金的来源毋庸置疑。我们眼前这些公元5世纪匈牙利的随葬器物就是普里斯库斯和其他史料提到的罗马帝国向北输送财富的物证。如上一章所述，匈人想从帝国获得黄金和其他能拿得动的财富——其形式是为雇佣兵支付的报酬、战利品，尤其是岁贡。很明显，大量的黄金被打造成墓葬中的这些珠宝和嵌花。许多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都属于日耳曼人。这一事实表明，匈人没有将黄金全部据为己有，而是将其中的一部分分配给日耳曼臣服部落的首领。因此，这些首领也变得十分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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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策略背后的考量是，如果日耳曼部落的首领在匈人帝国的成功中能够获利，那么意见分歧将会最小化，事情进展也会相对顺利。赠给臣服部落首领的黄金将会促进帝国政治，预防叛乱。由于有许多墓葬中都有黄金随葬品，这些部落首领肯定是将一部分黄金又分配给自己的心腹。32因此，黄金反映了阿提拉宫廷的政治。（把普里斯库斯遇到的那位贵族想象成阿帕希达墓葬的主人也未尝不可。）同样重要的是，黄金的分配在应对地方性内乱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我们对这些黄金来源的认识，共同突显了维系匈人帝国的掠夺性战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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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累累战绩为时任首领树立了绝对强权的形象，见证了阿提拉获得玛尔斯之剑时的宣言。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军事胜利对于他之前的几任首领也同样重要。伴随强权的名声而来的是震慑臣服部落的能力。当然，为控制臣服部落的首领提供黄金和其他战利品的也正是军事胜利，尽管阿提拉死后，各臣服部落竞相脱离帝国统治，其速度之快说明支付的钱财不能补偿他们所受的剥削。如前文所述，罗马帝国试图将边境地区的人口控制在低水平状态，以便将潜在麻烦最小化。与之相反，匈人帝国却大量吸纳臣服部落。33如此庞大的人口集中一地，造就一个威力无比的战争机器。这个战争机器无法闲置，因为它包含太多的内部矛盾，容不得它闲置下来。匈人臣服部落的人数多于地道的匈人人数，前者可能是后者的几倍。让臣服部落终日忙碌十分重要，否则不安分分子将寻求发泄精力的渠道，摇摇欲坠的帝国可能就会开始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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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对匈王阿提拉有了迥然不同的认识。和通常情况一样，使他如此强大的因素同时也是他最大的负累。公元5世纪40年代轻易打败东罗马帝国军队的匈人军队本身也极不稳定。从短期来看，匈人军队取得的胜利巩固了阿提拉的统治。但这支军队因内部矛盾四分五裂。要维系阿提拉的统治，匈人军队还有必要取得更多胜利。如果他的威望开始下降，其臣服民将会投入罗马人的怀抱。阿提拉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蛮族征服者，但他是在骑虎，而且是一头无比凶残的猛虎。如果没有抓牢，他就会被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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