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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些角逐部落的灭亡，这一地区的暴力冲突和动荡局势开始稍稍缓解。公元5世纪60年代末，斯基利王国丧失独立。公元473年，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撤离多瑙河一带，打算去东罗马帝国碰碰运气。但这些都没能及时挽救阿提拉的几个儿子。随着公元5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事态的发展，他们的地位被彻底动摇。每当一个部落获得独立，就意味着停止缴纳岁贡的臣服部落又增加一个。这已经糟糕透了。但新王国随后都开始先发制人，以彼此和匈人为代价，寻求权势的最大化。据约达尼斯记载，阿提拉的几个儿子同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展开两次交锋。这两次交锋有力地体现了匈人从胜利者到战败者的转变。在第一个回合中，匈人袭击作为“逃亡奴隶”的哥特人，旨在重申匈人的霸权统治，并迫使哥特人继续纳贡。在第二个回合中，匈人试图阻止潘诺尼亚的一些小部落落入哥特人手中。19我们所知的其他主要部落基本上也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因此匈人的权力基础被一步步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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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阿提拉剩下的两个儿子丹克兹克和赫尔纳克都已经山穷水尽。臣服部落脱离统治，再加上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等部落日渐强大，使得他们在多瑙河北部的地位不堪一击。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和罗马帝国达成和解。但是，丹克兹克没能同罗马达成和解——可能是他要求过多。公元469年，他败在罗马指挥官阿纳伽斯特斯（Anagastes）手下，并在君士坦丁堡悬头示众。赫尔纳克及其追随者可能没有这么贪婪，最终被重新安置在多瑙河河畔多布罗加（现在的罗马尼亚）北部。还有一些匈人残部在厄斯克尔、乌塔斯和阿尔姆斯（Almus）这些要塞及附近地区安顿下来。多瑙河北部独立的匈人强权已经终结。阿提拉王国的消亡迅速而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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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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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哥特史》有众多的局限性，它的叙述仍使我们能够重构匈人帝国衰亡的一些关键环节。长久以来，人们为这一离奇现象做出各种解释。早期的史学家往往认为这说明阿提拉能力超凡——只有他掌舵，匈人帝国才能存在。相比之下，爱德华·汤普森则把匈人的消亡归结为他们从罗马帝国攫取的财富所带来的社会分化。20这两种理论各有千秋。如前文所述，匈王阿提拉精明圆滑，卓尔不凡，而且从罗马获得的黄金肯定没有完全平分给每个部落成员。但对匈人帝国的全面了解还取决于匈人与臣服部落之间的关系。这些臣服部落基本上都是日耳曼部落。如前文所述，公元5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匈人权力骤然爆发的原因是它能够吸纳大量武装部落。同样，阿提拉暴毙后，其继任者日渐丧失对这些部落的控制，招致他们自身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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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在于，总体而言，这些部落不是自愿被纳入匈人帝国的。我们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非匈人部落都是通过征服和恐吓这两种手段才被纳入帝国统治。在阿提拉时代，可萨人是最后一个被纳入帝国势力范围的。我们在本书第七章中已经了解到故事的前半部分，东罗马的使节没有把最好的礼物送给地位较高的首领。普里斯库斯记载了随后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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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较高的库里达契，［可萨首领］……招来阿提拉一起对抗其他首领。阿提拉迅速派去大队人马，消灭一些首领，并制伏其余首领。然后，他召唤库里达契一同分享战利品。但库里达契怀疑其中有诈，声称一个凡人很难接近神……这样，库里达契保住了性命，也保全了自己的王国。而可萨人的其他部落都被迫接受阿提拉的统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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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阿提拉派长子去统治这些臣服部落。这段文字显示，阿提拉能够在必要时迅速采取政治行动，但匈人帝国扩张的基本手段是军事征服。公元376年夏天，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最初肯定就是为了逃避匈人的统治才来到多瑙河河畔。勃艮第人最终迁往罗马帝国也是因为在公元5世纪30年代曾遭受匈人的残暴虐待。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事实，即如前文所述，脱离阿提拉帝国的途径就是战争，而且别无他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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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于匈人征服者和各种臣服民之间关系的信息并不全面。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是普里斯库斯记载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通常被认为是可以说明匈人帝国中种族阶层的流动性。普里斯库斯在阿提拉营帐附近逗留时，遇见一个穿着讲究的匈人用希腊语向他问好。一问才得知这个“匈人”原来曾是个战俘，公元441年费米拉孔失陷时被俘的罗马商人。随后，他被分配给奥尼吉修斯，并参与之后对罗马和可萨人的战役。他表现出色，赢得大量战利品，并把这些战利品都上交给奥尼吉修斯，因此重获自由。他后来娶了一个匈人为妻，现在已深得从前主人的信任，陪同其左右，还经常和他一起同餐共饮。这样，一个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奴隶就可以获得自由，被地位相当显赫的匈人所接受。另一个援引较少的故事则揭示了匈人统治下主仆关系的另一面。还是在阿提拉宫廷逗留期间，普里斯库斯目睹了两个奴隶因作战时趁乱谋杀主人而被绞死。事实上，匈人的大多数臣服民都遭受各种方式的剥削，并受到严格管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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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斯库斯残存的史料中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事情发生在公元467年至468年丹克兹克与东罗马帝国交锋的最后一个回合期间。罗马人将哥特人从哥特－匈人联军中挑出，提醒他们匈人整体上到底是如何对待他们的：“这些人不事农桑，却像豺狼一般攫取哥特人的粮食。结果后者沦落为奴，忍受饥饿的煎熬。”24当然，攫取臣服部落的粮食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如前文所述，这些臣服部落还被派去替匈人作战。很少有平民俘虏会擅长作战，因此匈人战役很可能都伤亡惨烈。普里斯库斯记载的那个转投匈人的商人确实发达了，但显然，这种情况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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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显然，匈人帝国必定是一个不稳定的政治实体，因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间的矛盾四分五裂。即便在匈人出现前，其臣服部落间的相互争斗由来已久，彼此之间也存在矛盾。这种不稳定性往往很少受到史学家们的关注，因为我们的史料大部分来自普里斯库斯——一个罗马人，而且这些史料都是有关阿提拉鼎盛时期的。然而，广撒网的话，我们很快就获得更多佐证。匈人帝国的最大长处在于能够迅速利用臣服部落，增强自己的实力。但这也是它最大的弊端。例如，罗马一有机会就会利用匈人臣服部落参战实属被逼无奈这一事实。公元5世纪20年代，东罗马对付在潘诺尼亚逐渐崛起的匈人强权的办法就是促使大批哥特人脱离其统治，随后又将这些哥特人安置在色雷斯。25据普里斯库斯的残存史料记载：26“卢阿统治匈人期间，生活在多瑙河附近的阿米尔朱利人（Amilzuri）、埃提马利人（Itimari）、图恩苏勒斯人（Tounsoures）和布瓦斯基人（Boisci）都纷纷倒戈，和罗马人并肩作战。”这些都发生在公元5世纪30年代卢阿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表明即便是成功也不足以确保臣服部落风平浪静。政权交替的初始阶段，局势尤为紧张。公元440年，卢阿的继承者阿提拉和布勒达上台。两人首次战役的对手并不是罗马：“［在他们的统治初期，］同罗马达成和解后，阿提拉和布勒达领军横穿斯基泰，制伏当地各部落，并向索罗基斯人（Sorogsi）开战。”一旦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后就需要重申对臣服部落的统治权。这一点可能是匈人帝国每一位新即位统治者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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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阿提拉死后所产生的这些冲突并非异常，而是匈人及臣服部落之间关系的必然结果。只要有可能，匈人首领就会尽力确保罗马不会在这方面给他们惹麻烦。在同罗马缔结的首个和约中，后者希望多瑙河一带能够太平无事，以便集中兵力收复北非。阿提拉和布勒达得以确保“匈人准备和蛮族部落开战时，罗马不得同后者结盟”。罗马帝国耗费几个世纪消除征服所带来的矛盾，将臣服民——或者至少是其中的地主阶层——变成完完全全的罗马人。与之不同的是，匈人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来直接统治臣服民。27他们并没有对臣服部落进行社会政治结构的改革，也没有强制实行自己的社会政治结构，而是依赖原有的部落首领继续管理臣服部落的日常事务。结果，匈人只能行使适度的统治权和干预权，甚至连这些也是因部落而异。如前文所述，阿提拉暴毙之际，格皮德人已有自己的至高首领，因此很快就能获得独立。像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这样的部落，则需要先产生一位自己的首领，才能挑战匈人霸权。有些部落始终没能产生自己的首领，例如公元5世纪60年代入侵东罗马时受制于丹克兹克的哥特人。但即便是这些哥特人，尽管在公元468年仍处于丹克兹克统治之下，也已经有各自分支的小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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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的史料更丰富且更深入翔实的话，我想我们会看到公元453年后，匈人帝国分崩离析，各臣服部落像剥洋葱一样逐个获得独立，其先后顺序与之前匈人控制的强度成反比。其中有两个主要变量：一个是臣服部落政治结构受影响的程度；另一个是这些臣服部落距离匈人帝国腹地——阿提拉营地——的远近。我更倾向于认为后者是一个关键因素，但缺乏证据。有些部落紧邻匈人领土，受到严密控制，任何形成统一首领的苗头都被遏制。距离稍远的部落则更多地保留了原有的政治结构，更难控制。在阿提拉时代，法兰克人和可萨人从地理上来讲处于其统治的边缘，受影响最小。距离更近的图林根人、哥特人、格皮德人、苏维汇人、斯基利人、赫鲁勒人、萨尔马提亚人和阿兰人等部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更多的控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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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提拉帝国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其臣服民和统治者的关系有了更多的认识。如本书第七章所述，这些考古发现主要是日耳曼人或看似日耳曼人的墓葬。已发掘随葬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量墓葬随葬品稀少和少量墓葬随葬品丰富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少数墓葬的随葬品并非一般，而是出奇地丰富，包括各种黄金制品和其他饰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黄金和石榴石镶嵌的珠宝，这些宝石镶嵌在黄金托架上，产生一种类似镶嵌画的效果。这类制品后来成为罗马后期和后罗马时期各地精英的标志。例如，在英格兰东部发掘出公元7世纪初的萨顿胡（Sutton Hoo）船葬，船中镶嵌珠宝的款式让研究者首先想到的是匈人统治下的欧洲精英。29在阿帕希达［Apahida，现在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发掘的墓葬中有60多件黄金制品，包括安装在墓主马鞍上的一只实心黄金雄鹰。这个墓主的其他马具都同样是用黄金制成，他本人也从头到脚都装饰了各种黄金珠宝。有些墓葬也有同样丰富的随葬品，还有一些墓葬黄金制品数量略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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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中部和东部日耳曼人的居住地区发现这么多黄金制品意义深远。如果说到公元纪年开始以前，日耳曼世界的社会分化在墓葬中有所体现的话，也只是表现在一些墓葬的手工陶器数量超过平均水平，或是装饰用的青铜和黑铁制成的搭扣稍多一些。到公元3世纪和4世纪，一些家族在死者的墓葬中放置银质搭扣和大量珠子，可能还有一些陶轮制品。但此时，黄金还没有被用来区分精英墓葬——它们顶多会用到一点银制品。31匈人帝国改变了这一切，而且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多瑙河风格”的墓葬黄金随葬品丰富，标志着这一带黄金随葬品的数量骤增。这些黄金的来源毋庸置疑。我们眼前这些公元5世纪匈牙利的随葬器物就是普里斯库斯和其他史料提到的罗马帝国向北输送财富的物证。如上一章所述，匈人想从帝国获得黄金和其他能拿得动的财富——其形式是为雇佣兵支付的报酬、战利品，尤其是岁贡。很明显，大量的黄金被打造成墓葬中的这些珠宝和嵌花。许多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都属于日耳曼人。这一事实表明，匈人没有将黄金全部据为己有，而是将其中的一部分分配给日耳曼臣服部落的首领。因此，这些首领也变得十分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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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策略背后的考量是，如果日耳曼部落的首领在匈人帝国的成功中能够获利，那么意见分歧将会最小化，事情进展也会相对顺利。赠给臣服部落首领的黄金将会促进帝国政治，预防叛乱。由于有许多墓葬中都有黄金随葬品，这些部落首领肯定是将一部分黄金又分配给自己的心腹。32因此，黄金反映了阿提拉宫廷的政治。（把普里斯库斯遇到的那位贵族想象成阿帕希达墓葬的主人也未尝不可。）同样重要的是，黄金的分配在应对地方性内乱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我们对这些黄金来源的认识，共同突显了维系匈人帝国的掠夺性战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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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累累战绩为时任首领树立了绝对强权的形象，见证了阿提拉获得玛尔斯之剑时的宣言。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军事胜利对于他之前的几任首领也同样重要。伴随强权的名声而来的是震慑臣服部落的能力。当然，为控制臣服部落的首领提供黄金和其他战利品的也正是军事胜利，尽管阿提拉死后，各臣服部落竞相脱离帝国统治，其速度之快说明支付的钱财不能补偿他们所受的剥削。如前文所述，罗马帝国试图将边境地区的人口控制在低水平状态，以便将潜在麻烦最小化。与之相反，匈人帝国却大量吸纳臣服部落。33如此庞大的人口集中一地，造就一个威力无比的战争机器。这个战争机器无法闲置，因为它包含太多的内部矛盾，容不得它闲置下来。匈人臣服部落的人数多于地道的匈人人数，前者可能是后者的几倍。让臣服部落终日忙碌十分重要，否则不安分分子将寻求发泄精力的渠道，摇摇欲坠的帝国可能就会开始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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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对匈王阿提拉有了迥然不同的认识。和通常情况一样，使他如此强大的因素同时也是他最大的负累。公元5世纪40年代轻易打败东罗马帝国军队的匈人军队本身也极不稳定。从短期来看，匈人军队取得的胜利巩固了阿提拉的统治。但这支军队因内部矛盾四分五裂。要维系阿提拉的统治，匈人军队还有必要取得更多胜利。如果他的威望开始下降，其臣服民将会投入罗马人的怀抱。阿提拉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蛮族征服者，但他是在骑虎，而且是一头无比凶残的猛虎。如果没有抓牢，他就会被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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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反过来也解释了他在公元5世纪40年代末原本蹊跷的举动——将目光转向西罗马。公元441年至447年间，阿提拉的军队洗劫巴尔干半岛，仅有一部分小的地区因两大障碍——位置孤立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陆地防御固若金汤的君士坦丁堡——而幸免于难。东罗马帝国已是深陷困境，它每年需要缴纳的岁贡增长了十倍，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匈人已经从君士坦丁堡榨取了所有他们有可能获得的财物。至少，继续对其发动战争必定会触及回报递减的法则。但阿提拉盘踞在匈牙利大平原上，身边庞大的战争机器无法闲置。巴尔干半岛已经没有什么可供侵袭的了，必须找到一个新目标。换言之，阿提拉转向西罗马是因为他已经穷尽东罗马可供侵袭的所有像样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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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对匈人帝国的又一评价。匈人帝国在政治上有赖于军事胜利和源源不断的黄金，注定要不断征战，直至战败，然后导致内部危机。公元451年和452年在高卢和意大利的失利肯定至少已经使阿提拉不可战胜的光环开始变得暗淡，也肯定减少了黄金的流入。一些远离匈人腹地的部落可能已经开始不服管束。阿提拉之死及其几个儿子的相互内战很可能为他们提供了期盼已久的机会。不管怎样，没有什么比阿提拉帝国的突然瓦解更能生动体现匈人统治者和被剥削的非匈人臣服民之间尚未解决的矛盾。然而，匈人帝国的意外灭亡也是西罗马帝国瓦解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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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权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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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匈牙利大平原为中心的一个超级强国衰亡了，东西罗马帝国发现自己现在面临着一群新兴王国，其势力范围向一方延伸到莱茵河地区，向另一方延伸到黑海一带。这些王国多数时候都在相互厮杀，偶尔也会进犯罗马边境。随着帝国逐渐深陷臣服部落脱离匈人统治的斗争之中，罗马在多瑙河防线的外交政策开始转变。面对新形势，罗马当局有两个首要任务：他们需要阻止多瑙河北部的争斗以入侵或突袭的方式蔓延到自己的领土之上，同时还需要防止这种混乱局势造就另一个庞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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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斯库斯的史料不全，使得我们无法完整地从罗马的角度了解事情的经过，但其实质还是不难提炼出来。现有史料都提到由于多瑙河对岸为争夺生存空间而爆发激烈争斗，不同蛮族部落的成员都涌向罗马境内。现在，大批难民涌入西罗马帝国，有的独自迁移，有的跟随部落一起。他们认定多瑙河南岸的生活看上去要比北岸的兵连祸结更可取。这些难民中最著名的当属斯基利人的首领、埃德科之子奥多瓦卡。他率领一队追随者先是前往高卢，后来又改道意大利，并在那里加入罗马军队。其他出身没有这么显赫的部落首领也纷纷效仿。到公元5世纪70年代初，意大利的罗马军队被来自欧洲中部的难民控制：被吸纳进来的蛮族兵中特别提到的有斯基利人，还有赫鲁勒人、阿兰人和托斯灵吉人（Torcilingi）。34现有史料没有给出这些人口迁入意大利的具体数字和确切时间。这也许意味着我们应该考虑的是移民和新兵持续不断地涌入，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地涌入，尽管斯基利人失去独立等因素可能会加快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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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个别迁来的部落只是要逃离多瑙河北部的大屠杀，其他的则是在寻求在罗马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飞地——他们似乎认为这比继续留在匈牙利大平原上竞争要容易些。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一些部落发现匈牙利大平原上的竞争过于激烈，无法应对，接连三次进犯东罗马。据约达尼斯记载，公元466年或其后不久，哥特王比格里斯（即本章开篇提到的部落4）率领其追随者进犯多瑙河南岸，但遭遇失败。35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个名叫霍米达克（Hormidac）的人率领一帮匈人来犯，深入达契亚，直抵塞尔迪卡，并在此被东罗马的指挥官安提莫斯（Anthemius）挫败。36同样也是在这一时期，阿提拉之子丹克兹克试图攫取东罗马帝国的一隅，但如前文所述，他也没能成功。这些武装团伙的到来大体上和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与其对手在多瑙河中游平原展开的战斗发生在同一时期。而且，和相比之下涌入西罗马帝国较少的难民一样，这些团伙迁入帝国可能是因为新的暴力冲突猛增造成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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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些新王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延续了匈人的做法。普里斯库斯史料的两个残篇中有一个涉及阿提拉帝国衰亡的后果。因此，我们得知为了获得岁贡，法拉米尔率领哥特人侵入东罗马帝国。据普里斯库斯记载，到公元5世纪60年代初，岁贡总计300磅黄金38——远远少于阿提拉在其鼎盛时期获得的黄金数量（2100磅），也不到阿提拉刚掌权时支付给匈人黄金数量的一半。然而，这笔金额也并非无关痛痒。如果法拉米尔成功扩大其权力基础，他很可能提高岁贡的金额，就像匈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君士坦丁堡当局可能还需要向其他新王国缴纳岁贡，因此他们不得不谨慎行事。这些新王国有可能合并成同阿提拉帝国一样棘手的对手。普里斯库斯史料中另一存世的相关片段使我们对罗马对这个潜在问题的态度有了深入了解。39在哥特人和斯基利人头两次交锋的间隔期间，双方都派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请求支援。没有人想援助哥特人，但大家就采取什么样的最佳行动产生分歧。有人提议罗马完全置身事外。但罗马最终决定给予斯基利人有限支援。约达尼斯忽视了后阿提拉时代的冲突，但各方显然都不仅在联合起来相互抗衡，而且也在努力争取罗马的支持。君士坦丁堡无人想要支持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这一事实证明他们日益强大，最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超级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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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把阿提拉之死看作新时代的曙光。伟大的阿提拉逝世的当天晚上，东罗马的皇帝马尔西安据说做了一个美梦，梦到自己看见阿提拉的弓折成两段。40然而，超级对手的消亡并没有终结所有麻烦，而是引发了各种新问题。帝国间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消失，结果却是引发许多错综复杂的区域性冲突，对东西罗马帝国产生严重影响。我更倾向于认为，我们从各种史料中了解的冲突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此外，与阿提拉帝国崩溃所带来的更加深远的影响相比，难民和入侵者所造成的多重问题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最重要的是，阿提拉帝国的崩溃打破了公元5世纪中叶以前西罗马帝国赖以为继的力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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