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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利奥一世很高兴君士坦丁堡少了安提莫斯这样一个可怕的威胁，但这位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在帮助他收复汪达尔人控制下的阿非利加方面的付出非常慷慨。这很可能也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一笔交易。大量史料详细记载了其中涉及的开支。从当时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另一位史学家存留的著作片段中，我们找到了十分翔实的记载。这些文字的作者是公元5世纪晚期一位名叫坎迪杜斯（Candidus）的人，保留在公元10世纪晚期拜占庭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苏达辞书》（Suda）里。这里我们读到：“管理［财政］事务的官员统计，一共有4.7万磅黄金来自行政长官，1.7万磅黄金和70万磅白银来自伯爵的国债，还有一些是来自充公的财产和安提莫斯皇帝的资助。”281磅黄金大约相当于18磅白银，因此总数大约是10.3万磅黄金，而且是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凑起来的：总税收（行政长官的职责权限）、帝国资产（国库伯爵的职责权限），还有没收的财产和安提莫斯能从西罗马搜罗的一切。其他史料中，一个记载的数字与坎迪杜斯的大致相同，另外两个记载的还要多些：分别是12万和13万磅黄金。数字大体相同（坎迪杜斯的总数还没有包括另外一笔资金，他称这部分为安提莫斯自己在西罗马筹募的钱）。资金总量之庞大也完全说得通。例如，查士丁尼一世在公元6世纪30年代建造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时，花费东罗马国库1.5万—2万磅黄金。阿纳斯塔修斯皇帝（Anastasius，公元491—517年在位）的节俭是出了名的，幸运的是，他在位期间相对安定，死后留给继任者32万磅黄金的遗产。10.3万磅相当于46吨，这是个巨大的数字，但相当可信，充分说明利奥一世对西罗马尽心尽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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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钱调动起来的兵力同样可观。整个东罗马帝国召集1100艘战船组成舰队，几乎是墨乔里安当时舰队的4倍。这个数字同样可信。如果公元461年饱经战乱的西罗马帝国还能找齐300艘船30，那么为了这样一番大业召集1100艘是符合比例的。史料中没有记载公元468年远征队的战船吨位，但公元532年时东罗马的船只吨位在20—330吨之间。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大部分船只都很小。绝大多数都是仅靠船帆航行的商船，但可能也有专门的军舰，就是大型战舰，航行时用船帆，战斗时用船桨。31派出的军队人数也同样符合这个比例。普罗科匹厄斯给出的数字是10万人，但这个数字太大，而且正好是整数，令人怀疑。公元532年一支500艘船的舰队装载了1.6万人的军队，因此公元468年的1100艘船可能有3万多士兵（水手没有计算在内）。另外，马赛利努斯又像公元461年那样带了一些伊利里亚部队到西罗马来。这次他们先把汪达尔人赶出撒丁尼亚（Sardinia），然后武力占领西西里。同时出动的还有第三路军，是从埃及部队里招募的，由指挥官赫拉克里乌斯率领。他们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登陆后与当地部队会和，将汪达尔人从自公元455年就一直占领的城市里驱逐出去。加上水手和所有这些辅助部队，远征军投入的兵力肯定超过5万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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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远征军由利奥一世的姻亲、指挥官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cus）率领。他刚刚在巴尔干半岛大胜阿提拉的几个儿子，挫败他们在多瑙河南岸寻求避难所的最后一搏。到公元468年初，没有人会怀疑将会发生什么。因此当年1月1日安提莫斯就任执政官时，西多尼乌斯为他献上的赞美诗满怀期待。一位颇具影响的史学家称，西罗马的史料中从未提到过拜占庭的舰队，对此我不敢苟同。33西多尼乌斯开始是介绍安提莫斯，语言里充满对大海和航行的暗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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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人们，这个人具备了罗马的勇敢精神，也是你们渴望爱戴的人。我们的联邦就像一艘经历暴风雨又失去舵手的船，现在她把自己残破的身躯全部托付给这个人。有了这个熟练可靠的舵手，她再也不用惧怕风雨和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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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洋的比喻不时出现，演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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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海风正紧，把我的船吹得太快。哦，缪斯女神（Muse），拦住我卑微的躯体，在我寻找港口时，让我把歌声之锚抛到平静安宁的去处。至于您，我的王［安提莫斯］的战舰和军队，还有您即将展开的伟大事业，我祈祷上帝让我能及时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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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里表达了对出海远征的期待。西多尼乌斯的演说体现了这个伟大计划：“安提莫斯给我们带来两个王国的协定，帝国的和平使他踏上战争的征途。”他带来的是保证对西罗马实行军事拯救的承诺。公元468年承诺如期而至。西多尼乌斯的演说恰逢其时。能够组织这样一支舰队，本身就是一个壮举。现在真正的考验到来了。战争风暴将再次在西地中海爆发。舰队作为帝国统一的最高象征踏上了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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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计划是要绝对避免海战。和公元461年一样，罗马希望军队一次性进入北非，然后打陆地战。战斗照计划展开。巴西利斯库斯的舰队从意大利出发，沿主要通商航线向南驶进。这是地中海中部在上古时期就依风向和洋流形成的航线。在这一带水域，正式通航时间是6月到9月，巴西利斯库斯可能是6月出发的。赶上顺风，只用一天就从西西里到达北非。舰队借邦角半岛（Cape Bon）为掩护抛下锚——据史料记载，距离迦太基只有250视距（大约60公里）远。也就是说，舰队停在现在突尼斯的艾尔玛尔岬（Ras el-Mar）和阿达尔岬（Ras Addar）之间的海面。这是一个理想之地，因为这里夏季主要刮东风。（如果舰队在半岛另一侧抛锚，就可能被吹到岸上。）接下来应该发生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舰队向部队计划的登陆点进发。附近的迦太基港为了防卫敌船拉上铁链，所以巴西利斯库斯的目标可能是尤蒂卡港湾，距离迦太基不远。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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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汪达尔人没打算照罗马人的计划打仗。公元439年攻占迦太基后，他们夺取罗马在地中海最繁忙的一个港口，并充分利用那里的海运技术。海上突袭在公元439年后就成为他们标志性的行为，海战也成为他们的特长。不过我们也不应认为精于海战的汪达尔恶棍是突然冒出来的。海上的事情还是由北非当地人来做，西多尼乌斯在一段献给墨乔里安的赞美诗里，拐弯抹角地指出这一点，并夸大他们的痛苦。阿非利加抱怨道：“现在他为了自己的目的，将我的血肉武装起来对付我。当了多年的俘虏，我在他的统治下分崩离析，被自己的英勇威力残酷地撕碎。我的人生充满苦难，又生出大批子孙来带给我苦难。”36这一现象是历史的重演。公元3世纪时，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占领黑海北岸后，就以分给战利品为条件，说服当地水手协助他们对南部的罗马城镇发动大规模海上袭击。《狄奥多西法典》中明确规定，任何教给蛮族人造船术的人都要被活活烧死，但显然有些人没有被吓到。37汪达尔人的海战策略大多是游击战，军队到了岸上就是进攻和破坏。到公元468年，他们和海上的帮手已经积累了30年海上军事行动的经验。有了这一有力武器，盖萨里克就像所有优秀指挥官一样，出其不意地开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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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罗马舰队仍停泊在岸上，汪达尔人的战舰就已经进入了视线。此时我们迎头遇上了一个决定很多战争成败的因素——机会。此刻风向一反常态，转为西北风。从迦太基起航的汪达尔人处于顺风，因此能够选择交战的时间和地点。而罗马人顶风前进，只能与风向成一个角度缓慢行驶。史料没有记载双方战船的优劣。不变的风向把罗马舰队牢牢困在邦角半岛西侧。汪达尔人抓住机会发动进攻。公元468年的情况和1120年后——1588年——的情况一模一样，当时英国人发现西班牙无敌舰队也处于同样境地。他们发出火船。古代海战没有多少提及火船的记载，但是这一策略在条件适宜的时候不时被采用，尤其是敌人舰队抛锚，或者在港口无法移动时。最早提到火船的是公元前413年雅典进攻西西里的时候，而罗马人和迦太基人用火船对付彼此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后者在公元前149年春曾用火船大胜罗马舰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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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明白火船会带来什么威胁，我们需要了解罗马军队使用的船只。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经典描述说得很简单：“在所有木质帆船舰队会遇到的危险中，火灾是最大的威胁；船帆、涂了柏油的绳索、阳光烤干的甲板和桅杆会立即着火，船上几乎没有什么不会燃烧。”391588年8月7日夜晚到8日凌晨，英国只发出了8艘火船。盖萨里克有多少火船，我们无从得知。但普罗科匹厄斯或许根据普里斯库斯的历史记载进行了发挥，生动地描述了火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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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达尔人］靠近后，就将拖船点燃，等风鼓起船帆，就让船驶向罗马舰队。因为舰队船只很多，这些小船碰到哪里，就在哪里燃起火来，与碰到的船只同归于尽。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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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舰队靠船帆航行的商船上船员被牢牢困住。他们能做的只有用绳索连到所有能找到的划艇上，将自己拖离险境——但过程太慢。靠桨划行的大型战舰虽然数量少，但停靠位置更有利。这种船只的主要优点就是它们在必要时能立刻顶风航行——至少是在水手们体力允许的范围内。普罗科匹厄斯接下来叙述了在邦角半岛外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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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火势蔓延，罗马战舰自然是一片混乱，还有一种更大的声响，盖过风和熊熊火焰发出的声音，那是士兵和水手一起在用他们的长杆推开火船和自己的船，但是所有的船都挤在一起烧毁了。汪达尔人及时赶到，他们撞沉战船，把试图逃走的士兵连同他们的武器都作为战利品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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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上去似乎汪达尔人公元468年的火船比1588年英国的火船在点燃敌舰方面更加成功。抵御火船的经典办法就是派出划桨的船只，用拖绳拉住火船离开自己的舰队。1588年西班牙就是这样对付八艘火船中的两艘，但是他们慌张起来，整支无敌舰队就在夜色中四散逃窜。在敦刻尔克（Dunkirk）以外，西班牙的确有顺风水域，他们至少可以扬帆逃走，这样整个火船事件的唯一直接损失就是一艘已经损坏的三桅军舰。这支军舰在试图进入加来港（Calais）避险时搁浅。但是，西班牙船只在逃跑时完全没有秩序，丧失了作为一支完整舰队的一切行动能力，将胜利拱手让给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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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68年，罗马商船没有机会扬帆逃走，因为反向的海风会把它们吹到岸上，而且那时的船只不够坚固，无法承受搁浅的损害。另外，盖萨里克的火船可能不止八艘。但是如果说公元468年的火船造成更多的直接损害，显然那种无秩序状态——就像1588年出现的状况——也和燃烧的罗马船只一样，使罗马舰队丧失了行动力。古代海战的关键在于以某种方式从敌人背后偷袭（或者从侧翼包抄，或者冲破一条防线），然后从后面攻击。如果正面进攻，冲击力会阻止自己继续进攻。分散并登上敌船是第二条攻击路线。尽管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载缺少细节，但依然能清楚看出，汪达尔人的舰队紧随火船之后迅速行动，在混乱的罗马人中大开杀戒。罗马船员们忙于躲避大火，很容易就成为他们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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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是灾难性的。不过还是有一些拜占庭舰队坚持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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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是巴西利斯库斯麾下的一位指挥官约翰……一大群人包围了他的船，他站在甲板上，左冲右突，杀死大量敌人。等他看到敌人已经攻占船只，他就带着所有武器从甲板上跳进大海……说……约翰绝不愿落入卑鄙小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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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激动人心，是典型的以记载少数精英行为为主的古代文字史料风格。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评估战争的其他方面，比如有多少船只毁于大火，有多少是在随后的进攻和登船时损失的。实际上也没有史料告诉我们罗马一共损失多少战船。在这方面，罗马后期和中世纪的历史不再是令人不忍释卷的字谜游戏，只会令人气恼。我们只能确定汪达尔人取得决定性胜利——他们每占领或击沉一艘罗马商船，都意味着罗马又损失一支军队，这使他们的胜利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古代海战血腥残暴，罗马可能损失超过100艘船和1万名以上的士兵。但是我的猜测是，实际损失可能不像普罗科匹厄斯的夸张言辞起初暗示的那么大，这场战役基本上和1588年的那次差不多。幸存的罗马人过于分散，无法形成进一步的威胁。因此巴西利斯库斯的远征军登陆后也算不上雄兵了。君士坦丁堡竭尽所能重新征服汪达尔王国，但远征以失败告终。五年后的公元474年1月18日利奥一世去世时，东罗马首都的国库依然空虚。他已经动用所有储备，一分一厘都不剩，无力进行第二次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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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普罗科匹厄斯记载，拜占庭舰队的失败要归咎于巴西利斯库斯的背叛：他收了盖萨里克一大笔钱，同意休战五天，唯一的目的就是等待风向转变为适合火船航行。但是罗马人编写的历史中，重大的失败往往都会推到背叛问题上——再一次证明当时人们寻求事件的原因时，总是倾向于将其归结为个人的美德或恶行。普罗科匹厄斯同样把公元429年汪达尔人占领北非归咎于伯尼菲斯的背叛，但这一指控无疑毫无根据。巴西利斯库斯于公元475年1月从利奥一世的继任者芝诺（Zeno）手中夺取东罗马帝国，一直统治到公元476年夏，然后芝诺重新夺回皇位。这下巴西利斯库斯在罗马历史上就被定性为篡位罪人，指责他造成公元468年的惨败也就顺理成章了。造成罗马战败的原因其实可能就是多重普通因素：在风向上走了霉运，战术上缺乏创新，登陆地点离迦太基太近毫无悬念，以及野心太大。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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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战败是因为战争初衷的缺陷早已注定，还是因为偶然遭遇不利天气，总之拜占庭舰队的失败导致半个罗马帝国的灭亡。不是所有人都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当一种政权形式持续存在500多年——我们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相隔也是500多年——很难相信它会在一夜之间消亡。然而局势的确无法挽回。君士坦丁堡再也没有财力再次挽救西罗马。安提莫斯和里西梅尔现在掌握的资源仅剩下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作为税收来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需要维持足够强大的兵力才能控制住西哥特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还有罗马本地的各色人等——实际上，所有分裂势力都在西罗马帝国境内为所欲为。巴西利斯库斯的失败毁掉了重整强大帝国军队的最后机会。公元468年之后的十年间，尽管政治和文化上的惯性使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罗马帝国的世界，各地的人民还是逐渐接受了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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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68—476年帝国解体：边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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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意识到帝国灭亡的是罗马在边境地区的行省居民。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让我们注意到一个特殊群体：诺里库姆的居民。这个行省包括阿尔卑斯山外侧山麓和多瑙河之间的丘陵地带，现在被称为下奥地利（Lower Austria）。这里有美丽肥沃的多瑙河支流河谷，一直延伸到欧洲最高的山脉，景色壮观。在这个拍摄过《音乐之声》（Sound of Music）的奇异国度，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期到晚期曾有一位神秘圣人在这里漫步，他名叫塞维林（Severinus，我们在本书第八章短暂地接触过他）。塞维林不愿提起自己的出身，只说他在遥远的东方沙漠里进行过苦修。但我们知道他的拉丁语说得相当好。42他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他死后大约过了30年，一个名叫欧基皮乌斯（Eugippius）的侍僧写了关于这位圣人的回忆录。塞维林死于公元482年1月，回忆录写于公元509年至511年间。欧基皮乌斯并不是这位圣人的亲密伙伴，但他在塞维林去世时在场，也可以从更了解塞维林的人那里得到更多信息。欧基皮乌斯记载的是塞维林的生平和神迹，没有时间顺序——算不上人物传记，但生动记载了帝国影响渐渐消失时边境地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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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里库姆原来的王国建立于约公元前400年，当时是凯尔特语族的诺里孔人战胜了伊利里亚语族的当地人。从战略角度讲，这其实算是倒行逆施。王国确实控制了一些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道路，但没有控制穿越尤利安阿尔卑斯山（Julian Alps）的东西方向主要道路，尤其是通向东方的主要道路。尤利安阿尔卑斯山的山坡较低，山口较宽阔，使得意大利和多瑙河中游盆地之间的交通更方便。不过王国境内有一些重要铁矿。自公元前2世纪起，王国和意大利北部，例如阿奎莱亚城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密切。这使得诺里库姆和罗马共和国的关系基本融洽，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王国统治中心——马格达伦斯贝格（Magdalensburg）——的王室宅邸总是有大批罗马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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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奥古斯都时代之前，诺里库姆都是罗马的盟国。公元前15年，诺里库姆和平并入罗马。因为这个王国对罗马没有敌意，也没有占据穿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主要道路，罗马化的进程在这里不同于罗马的其他多瑙河行省。比如说，这里没有驻扎罗马重兵，因此也就没有政府为了基础建设和军队支出而投资形成的温室经济。但是，这里修建了道路，罗马式的城镇也成长起来，就像我们在帝国其他地方看到的一样：中央计划和地方自主的比例大概是1
:8。这个行省在公元2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马可曼尼战争中毁损严重（参见本书第二章），后来就有了一支规模大得多的驻地部队，但这没有影响到该地的基本发展模式。到罗马后期，诺里库姆行省里分布着发展中等的小型农业城镇。地主阶层讲拉丁语，较大的城市可以提供适当的基础教育，这一地区仍可算是罗马帝国的主流。这一地区关于罗马后期最有价值的考古发现是公元4世纪后期和5世纪的基督教朝圣中心，发掘地点是西马伯格（Hemmaburg）山顶。近期在此发掘出三座大教堂，还有碑刻纪念当地捐资建造教堂的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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