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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舰队靠船帆航行的商船上船员被牢牢困住。他们能做的只有用绳索连到所有能找到的划艇上，将自己拖离险境——但过程太慢。靠桨划行的大型战舰虽然数量少，但停靠位置更有利。这种船只的主要优点就是它们在必要时能立刻顶风航行——至少是在水手们体力允许的范围内。普罗科匹厄斯接下来叙述了在邦角半岛外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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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火势蔓延，罗马战舰自然是一片混乱，还有一种更大的声响，盖过风和熊熊火焰发出的声音，那是士兵和水手一起在用他们的长杆推开火船和自己的船，但是所有的船都挤在一起烧毁了。汪达尔人及时赶到，他们撞沉战船，把试图逃走的士兵连同他们的武器都作为战利品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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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上去似乎汪达尔人公元468年的火船比1588年英国的火船在点燃敌舰方面更加成功。抵御火船的经典办法就是派出划桨的船只，用拖绳拉住火船离开自己的舰队。1588年西班牙就是这样对付八艘火船中的两艘，但是他们慌张起来，整支无敌舰队就在夜色中四散逃窜。在敦刻尔克（Dunkirk）以外，西班牙的确有顺风水域，他们至少可以扬帆逃走，这样整个火船事件的唯一直接损失就是一艘已经损坏的三桅军舰。这支军舰在试图进入加来港（Calais）避险时搁浅。但是，西班牙船只在逃跑时完全没有秩序，丧失了作为一支完整舰队的一切行动能力，将胜利拱手让给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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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68年，罗马商船没有机会扬帆逃走，因为反向的海风会把它们吹到岸上，而且那时的船只不够坚固，无法承受搁浅的损害。另外，盖萨里克的火船可能不止八艘。但是如果说公元468年的火船造成更多的直接损害，显然那种无秩序状态——就像1588年出现的状况——也和燃烧的罗马船只一样，使罗马舰队丧失了行动力。古代海战的关键在于以某种方式从敌人背后偷袭（或者从侧翼包抄，或者冲破一条防线），然后从后面攻击。如果正面进攻，冲击力会阻止自己继续进攻。分散并登上敌船是第二条攻击路线。尽管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载缺少细节，但依然能清楚看出，汪达尔人的舰队紧随火船之后迅速行动，在混乱的罗马人中大开杀戒。罗马船员们忙于躲避大火，很容易就成为他们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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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是灾难性的。不过还是有一些拜占庭舰队坚持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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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是巴西利斯库斯麾下的一位指挥官约翰……一大群人包围了他的船，他站在甲板上，左冲右突，杀死大量敌人。等他看到敌人已经攻占船只，他就带着所有武器从甲板上跳进大海……说……约翰绝不愿落入卑鄙小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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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激动人心，是典型的以记载少数精英行为为主的古代文字史料风格。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评估战争的其他方面，比如有多少船只毁于大火，有多少是在随后的进攻和登船时损失的。实际上也没有史料告诉我们罗马一共损失多少战船。在这方面，罗马后期和中世纪的历史不再是令人不忍释卷的字谜游戏，只会令人气恼。我们只能确定汪达尔人取得决定性胜利——他们每占领或击沉一艘罗马商船，都意味着罗马又损失一支军队，这使他们的胜利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古代海战血腥残暴，罗马可能损失超过100艘船和1万名以上的士兵。但是我的猜测是，实际损失可能不像普罗科匹厄斯的夸张言辞起初暗示的那么大，这场战役基本上和1588年的那次差不多。幸存的罗马人过于分散，无法形成进一步的威胁。因此巴西利斯库斯的远征军登陆后也算不上雄兵了。君士坦丁堡竭尽所能重新征服汪达尔王国，但远征以失败告终。五年后的公元474年1月18日利奥一世去世时，东罗马首都的国库依然空虚。他已经动用所有储备，一分一厘都不剩，无力进行第二次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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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普罗科匹厄斯记载，拜占庭舰队的失败要归咎于巴西利斯库斯的背叛：他收了盖萨里克一大笔钱，同意休战五天，唯一的目的就是等待风向转变为适合火船航行。但是罗马人编写的历史中，重大的失败往往都会推到背叛问题上——再一次证明当时人们寻求事件的原因时，总是倾向于将其归结为个人的美德或恶行。普罗科匹厄斯同样把公元429年汪达尔人占领北非归咎于伯尼菲斯的背叛，但这一指控无疑毫无根据。巴西利斯库斯于公元475年1月从利奥一世的继任者芝诺（Zeno）手中夺取东罗马帝国，一直统治到公元476年夏，然后芝诺重新夺回皇位。这下巴西利斯库斯在罗马历史上就被定性为篡位罪人，指责他造成公元468年的惨败也就顺理成章了。造成罗马战败的原因其实可能就是多重普通因素：在风向上走了霉运，战术上缺乏创新，登陆地点离迦太基太近毫无悬念，以及野心太大。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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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战败是因为战争初衷的缺陷早已注定，还是因为偶然遭遇不利天气，总之拜占庭舰队的失败导致半个罗马帝国的灭亡。不是所有人都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当一种政权形式持续存在500多年——我们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相隔也是500多年——很难相信它会在一夜之间消亡。然而局势的确无法挽回。君士坦丁堡再也没有财力再次挽救西罗马。安提莫斯和里西梅尔现在掌握的资源仅剩下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作为税收来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需要维持足够强大的兵力才能控制住西哥特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还有罗马本地的各色人等——实际上，所有分裂势力都在西罗马帝国境内为所欲为。巴西利斯库斯的失败毁掉了重整强大帝国军队的最后机会。公元468年之后的十年间，尽管政治和文化上的惯性使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罗马帝国的世界，各地的人民还是逐渐接受了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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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68—476年帝国解体：边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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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意识到帝国灭亡的是罗马在边境地区的行省居民。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让我们注意到一个特殊群体：诺里库姆的居民。这个行省包括阿尔卑斯山外侧山麓和多瑙河之间的丘陵地带，现在被称为下奥地利（Lower Austria）。这里有美丽肥沃的多瑙河支流河谷，一直延伸到欧洲最高的山脉，景色壮观。在这个拍摄过《音乐之声》（Sound of Music）的奇异国度，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期到晚期曾有一位神秘圣人在这里漫步，他名叫塞维林（Severinus，我们在本书第八章短暂地接触过他）。塞维林不愿提起自己的出身，只说他在遥远的东方沙漠里进行过苦修。但我们知道他的拉丁语说得相当好。42他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他死后大约过了30年，一个名叫欧基皮乌斯（Eugippius）的侍僧写了关于这位圣人的回忆录。塞维林死于公元482年1月，回忆录写于公元509年至511年间。欧基皮乌斯并不是这位圣人的亲密伙伴，但他在塞维林去世时在场，也可以从更了解塞维林的人那里得到更多信息。欧基皮乌斯记载的是塞维林的生平和神迹，没有时间顺序——算不上人物传记，但生动记载了帝国影响渐渐消失时边境地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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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里库姆原来的王国建立于约公元前400年，当时是凯尔特语族的诺里孔人战胜了伊利里亚语族的当地人。从战略角度讲，这其实算是倒行逆施。王国确实控制了一些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道路，但没有控制穿越尤利安阿尔卑斯山（Julian Alps）的东西方向主要道路，尤其是通向东方的主要道路。尤利安阿尔卑斯山的山坡较低，山口较宽阔，使得意大利和多瑙河中游盆地之间的交通更方便。不过王国境内有一些重要铁矿。自公元前2世纪起，王国和意大利北部，例如阿奎莱亚城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密切。这使得诺里库姆和罗马共和国的关系基本融洽，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王国统治中心——马格达伦斯贝格（Magdalensburg）——的王室宅邸总是有大批罗马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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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奥古斯都时代之前，诺里库姆都是罗马的盟国。公元前15年，诺里库姆和平并入罗马。因为这个王国对罗马没有敌意，也没有占据穿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主要道路，罗马化的进程在这里不同于罗马的其他多瑙河行省。比如说，这里没有驻扎罗马重兵，因此也就没有政府为了基础建设和军队支出而投资形成的温室经济。但是，这里修建了道路，罗马式的城镇也成长起来，就像我们在帝国其他地方看到的一样：中央计划和地方自主的比例大概是1
:8。这个行省在公元2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马可曼尼战争中毁损严重（参见本书第二章），后来就有了一支规模大得多的驻地部队，但这没有影响到该地的基本发展模式。到罗马后期，诺里库姆行省里分布着发展中等的小型农业城镇。地主阶层讲拉丁语，较大的城市可以提供适当的基础教育，这一地区仍可算是罗马帝国的主流。这一地区关于罗马后期最有价值的考古发现是公元4世纪后期和5世纪的基督教朝圣中心，发掘地点是西马伯格（Hemmaburg）山顶。近期在此发掘出三座大教堂，还有碑刻纪念当地捐资建造教堂的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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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诺里库姆和西罗马其他很多地区而言，公元5世纪的到来犹如一场巨大的灾难。诺里库姆似乎在一些大规模的侵袭战中都能全身而退。公元5世纪初，阿拉里克曾企图将诺里库姆作为哥特人理想的安置地（参见本书第五章），但一直没有实现，西哥特人转而去了阿基坦。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诺里库姆两边都有更合适的路线，诺里库姆人才能够冷眼旁观蛮族大军滚滚而过。公元406年的入侵者沿多瑙河河谷北上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公元451年阿提拉也选择了同样的路线。拉达盖苏斯和阿拉里克带着哥特人取道潘诺尼亚涌入意大利北部，为的是占据穿越尤利安阿尔卑斯山的山口。阿提拉在公元452年也做了同样的选择。然而，公元5世纪上半叶，诺里库姆的行省居民一直享有的安全保障大规模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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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里库姆的居住模式和秩序——即城镇和农业的分布——是罗马帝国军事力量的产物。据《罗马帝国百官志》记载，公元400年前后，这个行省有庞大的驻地部队守卫。两个军团的支队成为防卫的中坚力量：第二意大利军团驻扎在劳里亚库姆（Lauriacum，洛尔施，Lorsch）和伦蒂亚（Lentia，林茨，Linz），第一诺里库姆军团驻扎在阿迪乌文斯（Adiuvense，伊布斯，Ybbs）。两支军团都包含水警（liburnarii），驻扎在河面上三个不同地点，另外还有舰队。此外，三支步兵大队、四支普通骑兵队和两支骑射兵队都驻扎在这个省，总共将近1万人，可使用多种武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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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林生平》（Life of Severinus）是从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晚期开始的，所以没有这些军队部署的记载。书中提到一支军队驻扎在法维亚纳（Faviana），即现在的毛特恩（Mautern），但没有说明是哪一支（《罗马帝国百官志》提到在这里驻扎着第一诺里库姆军团的水警）。还有一支在巴达维斯（Batavis，帕骚，Passau），就在诺里库姆边境、雷提亚行省境内（《罗马帝国百官志》记载这里有一支步兵大队）。尽管《塞维林生平》叙述了很多诺里库姆人同境外各蛮族的战争，全部兵力就是这些，和1万人相差甚远。我们有理由怀疑，书中描写的正规兵力明显不足，与史实不符。既然《塞维林生平》的主旨在于颂扬塞维林如何阻止蛮族对诺里库姆居民的残酷迫害，行省里如果再有大部队，就会破坏书中的叙述主线。而且我更倾向于认为，至少在塞维林住在这个行省的早期，驻扎的兵力要多于《塞维林生平》中一笔带过的两支部队。不过，大量证据显示，阿提拉死后，诺里库姆的军队大幅缩减。一些证据也给出了军队缩减的过程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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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古发现——特别是来自军事基地的考古发现——显示，公元400年后，这个行省的钱币流通系统很快开始崩溃。只有曾经在劳里亚库姆的军团基地部分幸免。我们知道，罗马帝国铸造钱币的首要目的是支付军费，因此钱币供应的混乱很可能反映了军饷的中断。幸免的地区也反映出相同的问题：因为劳里亚库姆是行省的军事指挥中心，所以即便其他地区都没有军队了，这里也必须保留。考古证据还显示不安定迹象的增加，同样反映出驻军的缩减。公元400年后不久，诺里库姆的所有别墅（至少是到目前为止挖掘出来的）都遭到废弃或毁坏。独立、富有、毫不设防的乡村庄园本是别墅应有的样子，却成为侵袭者的首选目标，没有一定的安全保障是不可能保留下来的。如前文所述，在公元376年至382年哥特战争时期，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的别墅也同样迅速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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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一定表示别墅的原主人被杀，地主阶层被消灭。相反，在诺里库姆乡村地区的调查显示，公元5世纪的建筑风格转变为讲德语的考古学家所说的“Fliehburgen”——避难中心。这些建筑有坚固的围墙，有些可能是为永久居住而建，所处位置适合防御，通常在山顶，中心往往还有一座教堂。北部几个热点地区有一些避难中心，在多瑙河附近，但大部分都在南部，坐落在阿尔卑斯山麓，东蒂罗尔（East Tirol）和卡林西亚（Carinthia）境内的德拉瓦河（River Drava）以南。最大的建筑在拉万特-基希比希尔（Lavant-Kirchbichl）。这里曾是古罗马时期的城镇阿宫图（Aguntum），强大的防御工事围绕着2.7公顷的区域，位于几乎无法攀登的岩崖顶端，内部有房屋、仓库和一座40米长的主教教堂。45《塞维林生平》写到塞维林这样忠告公元5世纪60年代住在劳里亚库姆附近乡村的居民：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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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神圣预言头脑的上帝使者，告诫人们把为数不多的财产全都搬进城里，这样敌人残暴的远征部队找不到任何给养，就会立刻因饥荒而不得不放弃残酷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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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显示诺里库姆人其实不需要塞维林的忠告，就已经在该世纪初开始建造避难中心了。这恰好说明行省的驻军已经无力保护当地的罗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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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林生平》记载的事件大部分以有围墙的小型居住区为背景，当时叫做“castella”（堡垒）——相当于考古学家所说的“Fliehburgen”（避难中心）——这些村落为罗马人提供了基本的住所和庇护。《塞维林生平》还明确提到，到公元5世纪60年代，这些小城镇的市民只能寻求自我保护，他们组织小型军队守卫城墙——实际上就是民兵。城墙和民兵也出现在科马基尼斯（Comagenis）、法维亚纳、劳里亚库姆、巴达维斯和昆泰尼斯（Quintanis）。另一种防御措施——不列颠的罗马人在类似情况下也采用过——就是市民雇用蛮族军团替他们守卫城镇。这种办法只有诺里库姆边境上的科马基尼斯采用过，而且和不列颠一样，也引发了问题。《塞维林生平》开篇部分描写科马基尼斯人痛苦地忍受着保护者的欺压。他们后来幸运地将蛮族人赶走，这要归功于圣人塞维林借助的一些神力。47（如果不列颠的罗马人当时也能这样，那么现在成为计算机语言和世界交际语言的就会是威尔士语而非英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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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世纪60年代早期，这个行省还保留了一些罗马军队，但远不是《罗马帝国百官志》里所说的大军。该书也给出了诺里库姆军队缩减的一个原因。公元420年前后，即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时代，伊利里亚野战军将两个团的长矛轻骑兵（lanciarii）纳入其准野战军团。这些轻骑兵原本驻扎在劳里亚库姆和科马基尼斯。他们从该地撤离，是君士坦提乌斯应对公元406年后西罗马野战军的重大损失而采取的措施之一。48公元420年后就没有西罗马军队的详细记录了，而北非的损失显然迫使埃提乌斯再次勒紧裤腰带，因此意大利的中央政权很可能从诺里库姆的驻地部队中抽调了更多的兵力。其他危机时期一定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中央政权的税收减少严重影响了各地方——诺里库姆和其他地区都一样。《塞维林生平》中有一段文字精彩简洁，反复被引用。这段文字描述了某支边境驻地部队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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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还在的时候，很多城镇的士兵靠政府拨款守卫城墙［多瑙河边界］。这种秩序不复存在后，军队解散，城墙也被攻破。但巴达维斯的驻地部队仍然坚守着。他们有些人远赴意大利为战友索取最后的薪水，但在途中被蛮族人击败，杳无音讯。一天圣塞维林正在小屋里阅读，他突然合上书本，长叹一声流下眼泪。他告诉身边的人立刻赶往［因河，Inn］河边，因为河水已被鲜血染红。就在那时，人们得到消息说，前面提到士兵的尸体已被河水冲上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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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塞维林生平》记载的所有事件一样，这件事的发生时间已不可查。不过当中央政权的资金用尽后，剩下的驻地部队就自行解散了。随着资金的渐渐断流，士兵拿到薪水的次数越来越少（导致巴达维斯部队自行讨薪，发生不幸），武器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也减少了。我们从另一件事得知，指挥法维亚纳残余部队的司令官在遭受蛮族掠夺后不愿追击，因为他的部下人数不足，武器也很少。塞维林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转，他们只要用战败的蛮族人的武器就可以了。49这使我们了解了那些既没有重新编入野战军团又没有在作战中被消灭的边境驻地部队的境况。随着财政危机的加深，薪水和装备供应最终完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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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里库姆部队解散的时间大约在公元5世纪60年代，我认为最有可能是在拜占庭舰队战败后不久。但是驻地部队随军带着妻儿，因此即便解散也还是住在原处。原有的部队没有战死，只是渐渐变成民兵组织，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行省内罗马正规军撤离或解散后，还继续守卫他们城墙内的居住区。这就是根据《塞维林生平》中大部分事件推测的情况。但因为诺里库姆文化落后，远离主要社会变革，因此罗马的行省生活在这里照旧进行。我们从《塞维林生平》了解到，道路仍然会及时维修，与意大利和多瑙河沿岸近邻的贸易关系继续维持。罗马的地主阶层仍然待在居住区的高墙后经营自己的土地。与此同时，书中也提到匈人帝国和罗马帝国灭亡后，统治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的新生政治力量：赫鲁勒人、阿勒曼尼人和东哥特人，最主要的是鲁基人，因为他们离行省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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