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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哈德良的情绪平息下来，为了名留千古，泽惠子孙，他决定要选择最优秀的人物登上罗马皇帝的宝座。他的慧眼很快就发现一位50岁的议员，从事公职一生毫无瑕疵；还有一位17岁的青年，谨言慎行而且才华横溢。哈德良将年长者收为养子成为储君，条件是年长者要立即收养年轻人。这两位安东尼（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两位）才德兼备，统治罗马世界长达42年之久。虽然年长的皮乌斯有两个儿子[169]，却能以国事为念，不顾家庭私利，将女儿福斯蒂娜嫁给年轻的马可。他从元老院获得执政官和护民官的权力，毫无自满、猜疑的心理，真诚邀请马可共同处理国政。在另一方面，马可尊重恩人高尚的品格，爱之如父，敬之如君，[170]在皮乌斯崩殂后，他还是恪守前任的规范来治理国家。两位安东尼的共同执政获得了极大的成效，这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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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安东尼王朝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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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图斯·安东尼·皮乌斯被称为努马[171]第二，这两位都以爱好宗教、正义与和平为共同的特点，但是后者所处的时代，使其在履行这些美德时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努马只不过制止了邻近村庄相互抢夺收成而已，安东尼则使四境得到安宁和平。皮乌斯的统治有一个特色，就是能提供的历史材料不多。说得明白一点，历史往往就是人类罪恶、愚昧和灾祸的记录。他在私生活方面，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天性纯真朴实，无视虚荣做作，善处中庸之道，乐于正直无为，凡事均能适可而止，表露出安详善良生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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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安东尼更为严谨勤勉。[172]他经由无数次的凝神讨论、耐心听讲和通宵苦读，才获致丰硕的学养。他从12岁开始，奉行斯多噶学派的严格教条，被教导要让身体听命于心灵，感情服从理智，认为德行是至善，邪行是至恶，一切身外之物均无足轻重。他的《沉思录》[173]是在戎马倥偬之际撰写而成的，现在尚流传世间。他甚至不惜以帝王之尊公开讲授哲学，这种立德、立言的不朽功业，虽圣哲贤君亦不过如是。[174]他的生活，是对芝诺[175]教义最好的诠释，那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行事公正，处世仁慈。他因阿维狄斯·卡西乌斯在叙利亚叛变后畏罪自杀，无法化敌为友而感到悔恨不已。元老院为了声讨卖国贼群情激昂，却被他平息下来，证明其确实发自至诚。他厌恶战争，认为这是对人性的屈辱和摧残，但是一旦必须进行正当防卫，他就会义不容辞地披甲上阵。冬天，在冰冻的多瑙河岸边，他亲冒矢石进行了八场战役，严酷的气候使他原本虚弱的身体因不支而逝世。后代子孙无不感恩怀德，马可·安东尼去世100多年后，还有很多人把他的雕像供奉在神龛内，当作家神来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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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指出世界历史中哪一个时期，人类最为繁荣幸福，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说是从图密善被弑到康茂德登基的这段时间。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受到绝对权力的统治，其指导方针是德行和智慧。4位皇帝一脉相传，运用恩威并济的手段，统制部队使之秋毫无犯，全军上下无不心悦诚服。在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和安东尼小心翼翼的维护下，文官政府的形式得以保持。他们喜爱自由的形象，愿意成为向法律负责的行政首长，在他们统治下的罗马人享有合理的自由，已经恢复共和国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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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君主勤劳国事，功成名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报酬，他们乐于见到治下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认为这才是真正令人骄傲的光荣。虽然他们享用着人类最高贵的令名，却时刻要怀着忧患意识，知道若只依赖个人品格，人民的幸福无法永葆。用来维护大众利益的绝对权力，一旦被放纵任性的幼帝或猜忌严酷的暴君滥用，必然带来破坏性的后果，立刻就会大祸临头。指望元老院和法律来约束皇帝固然理想，但只能彰显皇帝的德性，无法改正皇帝的恶行。军事武力是盲从和不可抗拒的压迫工具，罗马人的生活习性极其腐败堕落，使谄谀者急于歌功颂德。朝廷的大臣和官吏只会顺从主子的恐惧或贪婪，纵欲或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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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历史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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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极度令人战栗的忧虑，已经从罗马人的经验中获得证实。《罗马编年史》所叙述的皇帝，显示出人性的善变和难以捉摸，我们很难从现代历史中找到这种混乱而可疑的特性。在这些皇帝为善和败德的言行中，我们只能列举其中最关紧要者，上焉者是人类最高尚完美的典型，下焉者是人类最无耻堕落的范例。在图拉真和安东尼的黄金时代之前，是黑暗酷虐的黑铁时代。把奥古斯都不肖的继任者一一列举几乎毫无必要，他们无出其右的罪行与其上演的华丽殿堂，令人无法遗忘。像是提比略的睚眦报复、卡利古拉的杀戮狂暴、克劳狄的萎靡软弱、尼禄的放荡残酷、维特里乌斯的纵欲佚行[176]和图密善的怯懦无情，注定要祸延子孙，遗臭万年。在这80年当中（除了韦斯巴芗短暂的统治外，其实他的作为尚有商榷余地），罗马在永无宁日的暴君统治下痛苦呻吟，不仅灭绝了共和国的古老家族，并且只要有任何才德之士崛起，都会遭到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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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形同禽兽的暴君统治下，罗马人过着生不如死的奴隶生活，同时也基于两种特殊状况导致这种后果：一种是相较于他们在从前所拥有的自由；一种是来自对外的扩张和征服。这使他们比起任何时代和任何暴君治下的受害者，后果更为悲惨可怕。这种特殊状况造成的后果有两个：其一是受害者对巨大悲痛的自觉；其二是无法逃脱压迫者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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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塞菲后裔统治下的波斯，历代国王残酷暴虐。宠臣经常在宫廷的接待、用膳或陪寝时被杀。据记载，有位年轻贵族提到，每次退朝前都不知道是否能保得住脑袋。面对这种无时无刻无所不在的恐怖，波斯人几乎再现了罗斯坦[177]的冥想：纵使以丝线悬利剑于头顶，随时可以命丧黄泉，波斯人仍然憩睡如故，平静的心情丝毫不受干扰。国君蹙眉表示不满，臣下很清楚自己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但祸福无常，雷劈或中风，同样能取人性命，明智之士应及时行乐以忘却朝不保夕的生活。这些国王的宠臣由奴仆而晋身贵族，要知道他们被卑贱的双亲所卖，出身和家国一概不知，从小就在后宫严格的纪律中成长。[178]他们的姓氏、财富和地位都是蒙受主子的恩惠，当然主子也可收回赐予的一切，这是极为公平的事。要是他们具备罗斯坦的知识，就会用偏见来肯定他们的习性，除了专制君主政治以外，他们无法说出任何其他的政府形式。东方的历史告诉他们这就是人类必须接受的景况，[179]《古兰经》和这本圣书的诠释者，不断地灌输给他们，苏丹是先知的后裔和奉神旨意的人，忍耐是伊斯兰教徒的最高美德，无条件服从是人民的最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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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心智经由不同途径而被奴化。他们虽自甘堕落、承受着军方暴虐的重压，长久以来，却还保存着祖先那种生而自由的情操和理想。希尔维狄乌斯[180]、塞拉西[181]、塔西佗和普林尼所受的教育方式，跟加图和西塞罗完全相同。他们从希腊哲学中，吸收人性尊严和社会本源最正确公平的概念。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教育他们要尊重一个自由、和谐、胜利的共和国，声讨恺撒和奥古斯都所犯下的一连串罪行，内心鄙视那些用最卑下的奉承来表现对暴君的崇拜的人。其中有些人出任政府官吏和元老院议员，他们可以参加会议制定法律，却用自己的名字来替帝王的行动背书，把自己的权力出卖给居心险恶的暴君。提比略企图用法律程序来掩饰谋杀行为，因使元老院成为帮凶和受害人而暗自窃喜，他这种手法也被一些皇帝采用。在元老院会议中，正直的罗马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受到谴责。那些恶名昭彰的控诉人，满口大公无私的爱国论调，在法庭观赏审问所谓的危险公民。公职多作为有财有势者的酬庸。[182]有的法官充满奴性，嘴里宣称要维护共和国的尊严，但当国家的元首违犯法律[183]时，法官面对帝王的冷酷无情和残暴不仁，感到战栗害怕，[184]满口歌颂他的仁慈。暴君反而瞧不起这些人的奴性，知道他们表面装出一副很诚挚的样子，内心却希望看到他垮台，基于这种心理而迁怒整个元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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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相互之间因宗教、语文和生活习俗大致雷同而产生联系，结果反而对人类的自由有所助益。近代的暴君尽管率性妄为，无所惮忌，也会在对手的环伺、舆论的指责、盟邦的忠告和外敌的忧患中，稍为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些对暴君不满的人士，逃离狭小的领土，很容易在较为祥和的环境里得到安全的庇护。他的才华得以施展，可以自由抱怨所受的迫害，甚至可以诉诸复仇手段。但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则不然，全世界都在它控制下，要是帝国落入一个人手中，那么对他的仇敌而言，整个世界就成了坚固而恐怖的监狱。在帝国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不管是拖曳着镀金的锁链在罗马的元老院受到判决，或是被终身放逐于塞里法斯岛的荒岩或多瑙河冰冻的沿岸，[185]都只有在绝望中静待最终命运的降临。反抗只是自寻死路，也无处可以逃亡。四周被一片汪洋大海和广阔的陆地包围，在横越时，就会被发现并捉回，最后还是会被解送到愤怒的主子面前。即使逃离边界，焦急的眼睛所看到的除了辽阔的海洋、荒芜的沙漠和带着敌意的蛮族外，别无其他。这些蛮族不但态度粗暴，而且言语不通，他们的国王也很高兴牺牲一个讨厌的逃犯，来换取皇帝的保护。[186]所以，西塞罗对被放逐的马塞卢斯说道：“不管你在哪里，记住，你还是在罗马暴君的势力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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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四章 康茂德残酷而暴虐的愚行 佩尔蒂纳克斯被推举为帝，励精图治遭禁卫军所弑（180—19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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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可以私害公的传位安排（18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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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噶学派严肃的纪律，没有改变马可的温和敦厚，有时不免显得妇人之仁，这成为他性格上唯一的缺失。他虽然智力超凡，却常因赤子之心而受到蒙骗。别有企图的人士很了解皇帝的弱点，打着哲学的幌子作为晋身之阶，表面装出一副不求名利的样子，事实上却完全相反。[187]他对弟弟、妻子和儿子太过溺爱纵容，超出个人德行应有的范围，以致他们有恃无恐，胡作非为，祸国殃民，遗毒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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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乌斯的女儿福斯蒂娜是马可的妻子，素以风流韵事和容貌艳丽而著称当时。马可那种哲学家般严肃和简朴的气质，不可能和她过纵情声色的生活，更无法约束她那热情奔放的行为，因此她才为人所不齿。[188]丘比特[189]在古代是一位纵情声色的神祇，皇后也一样无所忌惮，身边蓄养面首，毫无羞耻之心。马可是整个帝国唯一不知福斯蒂娜奸情的人。皇后的败德行为影响世道人心，侮辱丈夫的名誉，马可却还将她的一些情人擢升到高官厚爵的地位。30年的婚姻生活证明马可的温柔体贴，对她的关怀尊重至死不渝。在他的《沉思录》中，他感激神明赐给他一位忠实温柔、天真烂漫的妻子。[190]当她死后，元老院在他诚挚的请求下，只好立她为女神，供奉在神庙里，和朱诺、维纳斯和克瑞斯[191]一样受到民众的膜拜祭祀。他还颁布诏令，令青年男女在结婚当天，必须在贞洁保护神的祭坛前面宣誓。[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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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滔天的儿子更使父亲的纯良德行蒙上一层阴影。马可因偏爱他的不肖子而牺牲百万人的幸福，没有从共和国里选择储君，反而传位自己的家人，引起公众反感。不过，焦虑的父亲一直期盼得位有人，他费尽心血，延请饱学名师和有道之士教导康茂德，期待借重他们的言行，扩展康茂德原本狭窄的胸襟，革除早已被宠坏的恶习，使其有能力和德操在将来接掌宝座。然而除了与他习性相近的嬉游项目外，其他方面的教导根本不能发挥作用。哲学家严肃讲授的枯燥哲理，在放荡玩伴的怂恿和引诱下，被遗忘得一干二净。马可本人也拔苗助长，竟在他儿子十四五岁时，就要他参与处理国政。马可后来又活了4年，对于轻率地将一个心浮气躁的年轻人推上理智与国法都无法约束的位置，他自己也难免悔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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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扰乱社会内部安定的罪恶，是基于人类有满足欲望的需求；而不公平的财产法，使大多数人所垂涎的物品，只为少数人所据有。在人类的欲望当中，对于权力的热爱，是最强烈而又不容共享的，那是由于人类尊荣的极致来自天下万众的臣服。在内战动乱时期，社会法律失去了效用，人道的法则很难填补上这个位置。争夺的激情、胜利的荣耀、失败的绝望、对旧恨的记忆以及对未来祸患的恐惧，全都促使人神智激愤与怜悯之声沉寂。每一页的历史记录，都因这种争夺权力的动机而沾满内战的鲜血。但这种动机对康茂德而言，并不足以解释他那毫无道理的残酷暴虐。因为他已享有天下，应再无所求。马可所宠爱的儿子，在元老院和军队的欢呼声中登基（180 A.D.）。[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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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幸运无比的青年即位以后，既无对手可供铲除，也没有敌人需要惩处，在这种四海升平的状况下，理应勤政爱民，效法前面5位皇帝的丰功伟业，而不是自甘堕落于沿袭尼禄和图密善可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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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康茂德并非天生嗜血的虎狼之辈[194]，从小也不是行为残暴的人，与其说他邪恶还不如说他懦弱。就是因为他的个性单纯畏怯，受到身边侍从的左右，逐渐心灵被腐蚀。他之所以残酷暴虐，开始是受到别人的摆布，逐渐堕落成为无法自拔的习惯，最后使得人格为兽性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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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茂德在父皇死后，发现自己对统率大军无所适从，也不知道如何指挥对抗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195]的艰苦战争。过去环绕他四周那群奴颜婢膝的儇薄少年，虽然遭到马可的斥逐，很快在新皇帝身边获得职位。他们对越过多瑙河在野蛮国家的战事，夸大危险和艰巨的程度，让荒淫怠惰的皇帝相信，凭着他的威名，只要交代部将率领军队出兵，就会使蛮族丧胆、迎风而降。他们还特别强调，用这种方式征战更为有效。他们用尽心机迎合他好色的欲望，将罗马的安逸舒适、富丽堂皇和精致优美的生活，拿来与潘诺尼亚军营中的忙乱辛苦和清寒单调做比较。康茂德受到花言巧语的蛊惑难免心动，但是在自己的嗜好和残存的对父亲所留的顾命大臣的畏惧之间举棋不定。夏天很快过去，他不得不将进入首都的凯旋式延到秋天。他有着优美的仪容，穿上讲究的服装，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大获公众的好感；他刚刚给予蛮族的体面的和平，使整个帝国都能感受到欢乐的气氛；他迫不及待进入罗马的心情，被认为是热爱他的国家；即使他纵情于歌舞升平，也因为他才19岁而几乎听不到责难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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