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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仁慈使军队更加傲慢，军团也效法禁卫军，以同样的狂暴和固执，保障他们无法无天的特权。亚历山大的德政善行，无法对抗时代的腐化和堕落。在伊利里亚、毛里塔尼亚、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日耳曼，不断爆发新的叛变，他的官吏被杀害，他的权力被凌辱，最后他的生命也牺牲在军队的极端不满之下。有一特殊事例值得注意，因为它说明了军队的态度，显示出恢复责任感和服从心的状况。在远征波斯时，皇帝进驻安条克，有些士兵因在妇女浴室洗澡而受到处罚，导致他们所隶属的军团叛变。亚历山大登上将坛，以谦和稳重的态度向武装部队讲话，对于前任皇帝所引起的恶习，他痛下决心一定要予以矫正，只要稍为松懈，罗马的令名和帝国的前途，全部将因颓丧的军纪而覆灭。这时，下面叫嚣不断，一片喧闹声音打断他温和的劝勉。英勇的皇帝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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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样的喊叫，到战场上向着波斯人、日耳曼人和萨玛提亚人去吼吧!在你们的君王和恩主面前要保持肃静!因为是他给你们粮食、衣物和金钱。肃静!不然我不称你们是军人，要叫你们老百姓[331]，就像那些蔑视法律的人一样，要把你们当作贱民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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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种带有威胁的语气激怒整个军团，他们挥舞着武器想要杀他。亚历山大毫无畏惧之心，继续说道：“你们的勇气到战场上去表现吧!那会更高贵些。你们现在可以杀害我，但却吓不倒我!共和国的严刑峻法会惩罚你们的罪行，为我报仇。”军团仍然叫嚣不已，皇帝以坚决的口吻大声地说：“老百姓!放下你们的武器，安静地离开，回到你们的营房去吧!”暴风雨立即停息下来，士兵满面羞愧，默认处置的公正和军纪的权威，把武器和旗帜交了出来。大家在混乱中退开，并没有回到军营，而是在市内找几个旅店住下来。在这30天内，皇帝很高兴看见部队受到他的教化而幡然悔改，在处死几位纵容叛变的护民官之后，才恢复他们以前在军中的阶级。满怀感激的军团，誓以必死之心报效疆场，尽忠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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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通常在一念之间做出决定，瞬息万变的情绪可以让暴乱的军团在皇帝的面前将武器放下，或刺进皇帝的胸膛。或许，如果将这个非凡的和解事件交给哲学家深入研究，可以知道在那种情形下，赢得军队服从的原因，是皇帝大无畏的精神。然而，如果这件事要经由公正的历史学家来叙述，就会知道亚历山大·塞维鲁的举动可以与恺撒媲美，使他的品格也接近同样的水平。但是这位和蔼可亲的皇帝，他的能力无法处理当前困难的局势，他行为的坚定不及他动机的纯洁。他所具有的德行，就如同埃拉伽巴卢斯的恶习一样，在出生地叙利亚温暖的气候里，感染了东方那种软弱柔顺的色彩。虽然他因外国血统而感到羞愧，但是一位奉承的家谱学者，经过考证以后，认为他出自古代罗马的贵族世家，[332]让他听了非常满意。他母亲的骄奢和贪渎，为他登基以后的光荣投下阴影。当他是个不知世事的少年时，固然应该听从母亲的安排，但等到成年以后，竟还是同样的唯命是从，这就使得这对母子的人格[333]成为了公众冷嘲热讽的目标。令人疲倦的波斯战争引起军队的不满，屡次出师无功使得统帅的声望跌落到连低阶士兵都不如的地步。所有原因的形成和状况的发展，都像是要加速促成一场革命，使罗马帝国因持续的内乱而走向崩溃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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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罗马帝国的财政状况（222—23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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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茂德的荒淫暴虐以及因他死亡而引起的内战，再加上塞维鲁王朝奉行新的政策原则，这些因素使军队扩大了危险的权力，抹去了罗马人民铭刻在心中残留的法律和自由之微弱形象。我们尽全力合理而清晰地解释那些摧毁帝国基础的内部变化。每位皇帝个人的性格，以及他们的胜利、登基、愚昧和运道，与君主政体的衰亡息息相关，更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兴趣。我们一直留意这个重大的历史主题，所以不能对卡拉卡拉的诏书毫不理会，因为就是这份文件将罗马的公民权给予帝国所有的自由臣民。但是我们要知道，他那毫无限制的慷慨并非来自广阔的胸襟，而是基于贪财的动机所产生的卑鄙结果。基于这种种缘故，我们要从共和国的凯旋时代开始，到亚历山大·塞维鲁临朝为止，对帝国的财政进行研究并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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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伊特拉斯坎的维爱[334]是罗马人第一次重大的冒险行动，前后花了10年的时间。这并非因为城池的形势险要，而是围攻的部队缺乏攻城技术。虽然战地离本土不过[335]0英里，2但长年辛苦的冬季战争，需要特殊的鼓励。元老院替士兵建立一套定期酬金制度，所需经费来自一般的贡金，按照公民的财产公平分配来课税，很好地平息了沸腾的民怨。征服维爱以后的200多年，共和国虽然所向无敌，但只给罗马增加了权力，而没有创造太多财富。意大利各城邦仅缴纳军事服役的贡金，在布匿战争时代，所运用的庞大陆海武力，都由罗马人本身的经费来维持。那些斗志高昂的人民负担非常沉重，但却乐此不疲，认为努力之后，必然能迅速享有丰硕的成果。他们的期望终于达成，在这段期间内，叙拉古、迦太基、马其顿和亚细亚的财富，随着凯旋式带进罗马，仅战胜佩尔修斯[336]所获得的财富就有200万英镑。罗马人民成为各国的主人，从此不再受重税之苦。行省与日俱增的赋税和贡金，足以支付战争和政府的一般费用，多余的金条和银块储存在农神庙[337]，以备国家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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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呈送给元老院的遗嘱，附带其中的详尽记录已经遗失，这可能是历史上最难以估计的巨大损失。在那份遗嘱里，经验丰富的皇帝很精确地平衡罗马帝国的税收和支出。由于缺乏清楚而全面的估算，我们只好引用古人若干不完整的资料，他们刚好舍弃了抽象的文辞而注意较实用的细节。据称，亚细亚被庞培征服后，每年的税收从5000万德拉克马增加到1.35亿德拉克马，大约是450万英镑。在托勒密王朝昏庸统治的末期，埃及每年的税收据说已达1.25万泰伦，大约是250万英镑。后来，由于罗马人的俭省，以及与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贸易增加，在获利方面有很大的改善。在高卢是靠纵兵掠夺和贩卖奴隶发财，就像埃及是靠通商贸易一样，就帝国而言，这两大行省的贡金收入，几乎可说是不相上下。罗马征服迦太基后，要求对方在50年内赔偿1万优波克或称迦太基泰伦，[338]相当于400万英镑，就当时看来罗马可是发了横财。等到肥沃的阿非利加海岸成为罗马的行省，原先那点赔偿，跟之后从土地和居民那儿征收的税金来比，真是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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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状况非常特殊，等于是古代世界的秘鲁和墨西哥。这块富庶的西方陆地是腓尼基人发现的，单纯的土著受到迫害，被拘留在自己土地上的矿场，为外乡人的利益而卖命工作，与近代西班牙美洲的模式完全一样。[339]腓尼基人只熟悉西班牙的海岸地区，贪婪和野心使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带着武器进入这个国家的内陆，几乎所有的地点都能发现丰富的铜矿、银矿和金矿。靠近迦太基纳的一处矿场，每天生产2.5万第纳的银币，相当于一年300万英镑。每年却能从欧斯图里、加利西亚和琉息太尼亚这几个行省收到2万磅重的黄金。[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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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罗马帝国的税制及对后世的影响（222—23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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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那些有影响力的城邦之所以被消灭，我们需要时间和资料才能进行非常正式的探讨。不过要是看见他们为取得钱财，连荒芜贫瘠的地方都不放过，而行省的大量财富或来自于天，或成之于人，就会对税收有些概念。奥古斯都有次接到吉阿鲁斯居民的陈情，非常谦恭地请求他免除“三一税”的沉重负担。他们的税金总数不过150第纳，大约5英镑而已，但是吉阿鲁斯是爱琴海的一座小岛，也可以说只是一块岩石，缺乏清水和各种生活必需品，只居住着一些可怜的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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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资料来源有限而且残缺不全，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两点结论：首先，罗马行省的正常收入（时间和环境的差异可以略而不计）不会少于1500万英镑或2000万英镑。[341]其次，如此庞大的税收，对奥古斯都依据稳健原则所建立的政府，足够支付所需的费用。那就是说他的宫廷简单朴实一如议员的家庭，他的军事建设经过计算可用来防卫边疆，既没有激起征战的旺盛企图心，也没有外来侵略的严重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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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这两种结论从表面看好像很有道理，但至少后面一点，无论是从奥古斯都的言辞还是作为来看，都是绝对办不到的，也就是说收入不敷支出。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很难断定，他到底是罗马世界的国父，还是自由权利的压迫者；到底他是希望解除行省所受的各种不平等待遇，还是要让元老院和骑士阶级陷入赤贫的地步。从他一开始掌握政权，就经常暗示贡金不足，有必要以适当比例对罗马和意大利增加公共负担。在执行这些失去民心的方案时，他一直很谨慎，经过权衡轻重后，一步步实行，最先是实施关税，接着就是建立消费税，在查定罗马公民的个人实际财产后，再据以完成税务计划。要知道，这些人已经有150年未缴纳各种税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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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像罗马这样伟大的帝国，金融的自然平衡必须逐渐建立。征服者以强权为手段将行省的财富送到首都，其中大部分再借着商业和技术，用温和的方式反哺给勤劳的行省。在奥古斯都和后继诸帝统治下，各种商品均需课税，并经过1000种不同的路径，进入富庶和奢侈的帝国中心。不论法律怎样为之解释，支付税收的都是罗马的购买者，而不是行省商人，税率从商品价值的八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不等。若假定税率的变化是由政策中不可改变的原则所引导，像奢侈品比必需品要课更高的税，帝国劳动人民生产制造的产品，比从阿拉伯和印度运来的[342]无益但受欢迎的商品，所受的待遇要相对宽容。现仍存有一份商品目录，项目很多但不完整，在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必须纳税的物品有：肉桂、没药、胡椒、生姜、所有香料、各种宝石（其中以钻石[343]价格最昂贵而翡翠最为耀目）、帕提亚和巴比伦的皮革、棉花、生丝和丝织品、黑檀木、象牙以及阉人。[344]我们可清楚看到，用来侍候人的柔弱女性化奴隶，他们的用途和价值随着帝国的衰落而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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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奥古斯都在内战之后设立消费税，虽然全面实施，还算非常有限，很少会超过1%。但是项目却包罗万象，无论是市场出售或者公开拍卖，从土地和房屋的大宗买卖，到民生的日常用品，即使价值微不足道也都包括在内。像这样的税收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计，所以经常引起反感以致怨声载道。皇帝知道国家的需要和财源所在，只有公开发布诏书表示：军队的需求大部分要依靠征收消费税。[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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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奥古斯都为了使政府能够抵御内忧外患，决定成立一支常备军，就设立特定的财库，用来支付士兵的薪饷、退役老兵的酬金以及战争的额外费用。消费税是大宗收入，专门拨作这方面使用，但发现还是入不敷出，为了弥补其间的差额，皇帝建议对遗产课征5%的新税。但是罗马的贵族把金钱看得比自由还重要，奥古斯都听到愤愤不平的怨声，还是能保持平常心，公开将整个案件提到元老院来讨论，要求他们对于军中服役所需经费问题，提供不会引起反感的权宜办法。元老院各持己见无法做出决定，而且对整个问题感到非常困扰。奥古斯都对他们暗示，元老院要是冥顽不灵，他将不得不提出更高的土地税和丁税，这样一来，大家只有默然接受。对于遗产和继承的课税会因某些限制条件而予以减轻，缴税的对象除非继承的金额很大，可能要到达50或100个金币，否则不会进行征收，对于父亲一方的直系亲属[346]也不会强制索取。由于亲属及穷人的权利都受到保障，如果陌生人或者是远亲意外获得一笔财产，这时为了国家的利益，会很欣然缴纳二十分之一的遗产税，这似乎是相当合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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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的社会继承税收的金额非常庞大，看来最适合罗马人当时的情况。无论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或随心所欲，可完全依据自己的心愿写遗嘱，根本不受近代有关限定继承人和决定财产分授家属之限制等规定。基于各种原因，父亲的偏心与不公，对于共和国热心奉献的爱国人士，或是帝国生活放荡的贵族，都会失去影响力。只要父亲将财产遗留四分之一给儿子，那儿子就不应提出任何合法的诉求。但一个年老而无子女的财主，在家庭里是暴虐的主子，个人的权力随着年龄和日渐衰弱而增加。一大堆奴婢之辈围在身边，把他当作法务官和执政官来侍奉，希望博得他的微笑，赞美他那些愚蠢的行为，尽量满足他的欲望，然后焦急等待他的死亡。随侍和奉承的技巧成为最赚钱的一门学问，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宣称它完全配得上一个特殊的称号。根据讽刺诗的生动描述，整个城市分为两大部分，那就是猎人和猎物。每天都有这样多失去理性和毫无节制的人，受到狡诈之徒的摆布，非常愚蠢地在遗嘱上签名同意。当然，也有一些人抱着对理性的尊重态度，受到别人德行的感召，留下合理而公正的遗嘱。西塞罗在当律师时，用辩护来保障当事人的生命和财产，曾接受合法的遗产达17万英镑。小普林尼的朋友对这位和蔼可亲的雄辩家，在遗产的赠与上也一点都不吝啬。[347]不管立遗嘱的人有什么动机，国库全部一视同仁地索取他们财产总值的二十分之一，这样过了两三代以后，臣民的全部财产便逐渐落入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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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禄登基之初，皇帝渴望获得民心，或许是一念之慈的盲目冲动，希望能废除关税和消费税。聪明的元老院议员赞颂他的慷慨行为，但却转移计划执行的方向，因为这样做会扼杀共和国的财源，瓦解帝国的力量。如果这个美梦可以实现的话，像图拉真和安东尼这样仁民爱物的皇帝，早就热烈地把握如此光荣的机会，将重大的恩惠赐给帝国的臣民。他们以减轻大众的负担为满足，但还是不会将这些税收完全除去。他们用法律的温和与精确，以订出税务的原则和措施，保护各阶层的人民，防止任意的解释、过时的要求和租税承包商的肆意妄为。因而，在每个年代，即使是罗马最仁慈最明智的行省总督，也还是坚持贯彻租税承包商那有害人民的手段，至少也要用来搜刮主要的关税和消费税，这说起来真是一件怪事。[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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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卡拉的想法和做法与安东尼大不相同，他完全不顾国计民生的后果，甚至可以说是讨厌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发现必须满足自己在军队里引发的无穷贪婪。奥古斯都所设立的几种税制，以遗产税抽取二十分之一的金额最庞大，运用的范围也最广泛，影响力并不限于罗马和意大利。税捐收入随着罗马疆域的扩张而加剧，新的公民虽然在相同条件下缴税，[349]但可以因此取得阶级和特权，获得更丰富的补偿，像是地位和财富的光明远景，可满足他们出人头地的野心。但是这些显示着身份差别的好处，却在卡拉卡拉的奢侈浪费下完全丧失殆尽。毫无意愿的省民被迫接受罗马公民的头衔，得不到一点利益，却要承担罗马公民的实际义务。塞维鲁胃口奇大的儿子，对前任所制订的税务措施感到不满，认为其过于温和。他把遗产税从二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一，并且在统治期间（在他死后又恢复过去税率）施展铁腕强制执行，全帝国的臣民无不叫苦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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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省民以罗马公民的身份尽义务纳税时，对于过去以臣民的条件所奉献的贡金，应依法予以豁免。但卡拉卡拉和他的儿子并不采纳政府的税务原则，要求旧有的贡金和新加的税捐同时征收。到亚历山大当政，才大幅度解除省民的痛苦，将登基时所收税捐的总额减少到三十分之一。[350]虽很难了解他基于何种动机，愿将危害大众的残余罪恶予以铲除，但带有毒素的种子并未清理干净，还滋长蔓延开来，在后续朝代，为罗马世界投下了死亡的阴影。在本书中，我们经常提及的土地税、丁税及谷物、酒、油和肉类的大量征用，全部来自行省，供宫廷、军队和首都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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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罗马和意大利被尊为帝国的中枢，保存于古代公民的民族精神中，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灌输到新加入的公民身上。军队的重要指挥官由受过通才教育的人来充任，他们体会到法律和文学带来的益处，经历各种文官和武将的职务，[351]依据功绩逐渐向上升迁。在帝国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军团之所以听命行事，部分要归功于他们言传身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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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马制度最后一道藩篱被卡拉卡拉踩倒，职业的隔离逐渐成为阶级的区别。内部行省最有教养的公民，才够资格充任律师和行政官员。当兵吃粮的粗活丢给边疆的农民和蛮族，他们只知军营而不知国家，只懂战争而不懂学识，当然更不了解民法和军纪。他们以血腥的双手、粗暴的习性和搏命的决心，固然有时可以保卫紫袍，但是更多时候却颠覆了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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