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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耳曼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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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日耳曼延伸的区域极其广大，虽然不包括以莱茵河为边界、臣服于罗马的西部各省，占有之面积仍然超过欧洲的三分之一，几乎涵盖现在的日耳曼、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利沃尼亚和普鲁士的全部，以及波兰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广大的区域居住着一支由各个部落组成的庞大民族，从容貌、习俗和语言上可以看出他们共同的来源，显著的类似特征被一直保存下来。古代的日耳曼在西面以莱茵河与帝国的高卢行省相邻﹔南面以多瑙河与伊利里亚行省分界，起于多瑙河的一列山岭叫喀尔巴阡山脉，成为达契亚，或称匈牙利对抗日耳曼的屏障﹔东边与萨尔马提亚人处于相互防备的状况下，疆界的划分并不明显，这两个民族常因部落之间攻守联盟而纠缠不清；至于遥远而未知的北方，古代人依稀感觉到，在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群岛[446]之外，还有一个冰冻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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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识丰富的学者认为，以前的欧洲比现在要冷，古代日耳曼对天候的描述有助于证实他们的理论。一般对厚重浓雾和漫漫长冬的怨言，可能较少受到关注，因为我们没有方法定出精确的温度标准，去衡量那些生长在希腊或亚细亚温暖地区的抱怨者的感觉或说法，但我必须指出两种比较不含糊的特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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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莱茵河和多瑙河是屏障罗马行省的两条大河，经常在冰冻之后能够承载很大的重量。蛮族选择最寒冷的季节入侵，在宽广而坚实的冰桥上，[447]运送数量庞大的军队和骑兵，以及笨重的运输纵列，不至于有任何困难和危险。当前这个时代倒是没有发生类似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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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驯鹿这种用途广泛的动物经得住严寒，也唯有在这种气候才能生存，是北方蛮族荒寂生活最大的保障。有人发现它生长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岩石地区，此地离北极在十度之内。这些动物喜爱拉普兰和西伯利亚的雪地，无法在波罗的海以南地区生存，更谈不上饲养繁殖。但是在恺撒的时代，黑希尼亚森林遮盖着日耳曼和波兰大部分区域，[448]驯鹿、麋鹿和野牛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动物。近代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导致寒冷的天候减少的原因。广大的森林被逐渐砍伐，阳光可以照射到地面，[449]排放沼泽的积水使可耕种的土地增加，空气也更为温和。今天的加拿大就是古代日耳曼的缩影，虽然纬度与法国和英国气候最好的行省相当，但是冬季的酷寒实在令人无法消受，到处都有驯鹿生长，遍地覆盖又深又厚的积雪。在塞恩河和泰晤士河见不到冰雪的季节，圣劳伦斯河这条巨大的河流却已完全冻结。[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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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日耳曼气候对土著身心产生什么影响，现在很难了解清楚，也容易夸大其词。很多学者对此有共同看法，却谈不上有确切证据，就认为北方酷寒对增长寿命和促进生殖都有好处，北方的妇女比起温带环境的妇女更为多产，[451]人种繁殖会加速。我们也可断言，日耳曼寒彻心肺的空气，使得土著的四肢强壮、肌肉发达，身材也比南方人高大，适合担任发挥力量而非运用耐心的工作。他们因身体机能的强大而更加活跃，这也是天候使神经和心智受到磨炼的结果。冬季战争的严酷环境，会使罗马军队士气低落，但早已适应北方艰苦环境的青年丝毫不受影响；[452]反过来说，他们也无法适应夏季的炎热，在意大利阳光照射下，容易因生病和疲倦而衰弱不堪。[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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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耳曼人的性格特质与生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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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没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地区会缺少居民，而第一批人往往会成为历史对这些居民的固有认识。然而，有些知名的学者，想要探索一个伟大民族的早期状况，不仅无法满足好奇心，一切努力也徒劳无功。塔西佗认为日耳曼人的血统纯正，国土的地势险要，但是他还是把这些蛮子称为印地基诺，意思就是“土著”。我们认为古代日耳曼在最早阶段，并不是由已形成政治社会的外来殖民所群居的地区，[454]而是某些在黑希尼亚森林流浪的野蛮人，逐渐融合成目前存在的民族且保有其名称。当然别有用心的人会抱持这样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蛮族是他们所居住土地上的自然产物，这是一项很大胆的推论，要是没有证据的支持，将会受到宗教界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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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性的怀疑态度固然可取，但是无法反驳宗教方面的信念。采用摩西世界史观的各民族当中，大家都相信诺亚方舟的故事，就好像特洛伊围城对以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真实无虚，在既成事实的狭隘基础上，树立一个神话式的巨大而粗俗的超级结构。野性未褪的爱尔兰人[455]和鞑靼人一样，都宣称雅弗的独子是他们一脉相传的祖先[456]。17世纪有几位饱学之士潜心研究古代文明，从神话、传统、臆测和文字考证的吉光片羽中，将诺亚伟大的子孙从巴比伦的通天塔[457]带到大地之上。在这些明智通达的论述中，以乌普萨大学的奥劳斯·鲁德贝克最富创见，[458]姑且不论在历史学或神话学方面他是否获得盛名，起码可以说他是一个爱国人士，要把对世界的一切贡献归于他的国家。他认为希腊人是从瑞典（形成古代日耳曼相当大的部分）获得字母架构、天文学认识和宗教信仰的。在那令人愉悦的地方（就当地人的看法而言），柏拉图的亚特兰提斯大陆、极北的乐土之乡、西方的金苹果花园、可爱的幸福群岛，甚至死后的极乐世界，都隐隐约约拿这里当作不完美的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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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上天如此垂爱的地方，不应在大洪水以后仍然一片荒芜。学识渊博的鲁德贝克认为，诺亚的家庭几年之间从8人增加到2万人，开始时应该散布在较小的殖民地，这样地球有了人类以后，才可以繁殖绵延下去。留在日耳曼或瑞典的这个分支[要是我没有弄错，那是在亚实基拿的领导下来到此地，他是歌蔑的儿子和雅弗的孙子]，在执行这件伟大的工作时，比别人更为勤奋，以至于在北方出现的人群，涌向欧洲的主体部分、非洲和亚洲，就像血液从四肢流向心脏（套用作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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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费尽心机构成的古日耳曼系统，却被一个简单的事实推翻了，而且不会引起任何质疑也没有商榷余地，那就是在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不懂得使用文字。[459]文字的使用将文明人和无知识的野蛮人区划得泾渭分明，若没有这种人工系统的帮助，人类的记忆就会消退，从而丧失处理事务的思考能力。更高层次的思维理则，得不到模式和材料供应，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判断力变得衰弱而麻木，想象力趋向萎缩或失常。要想完全明了像这样重大的真实状况，只须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计算受过教育的人士和目不识丁的农夫之间的巨大差距。前者借着读书和思考，倍增自己的经验，悠游在漫长的时光和遥远的国度中；而后者扎根在一个地方，生存于有限年岁之内，在心智能力的运用上，比起为他工作的公牛好不了多少。民族之间的差距，比起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可心平气和宣布，要是人类没有书写的能力，民族不会保存真实的历史记录，在抽象的学科上不会有显著的进步，也不会拥有极为重要而且使人快乐的谋生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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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些技艺，古代的日耳曼人真是匮乏到可怜的地步。他们在无知和贫穷中度过一生，亏得有些卫道士用甘于纯朴来大肆赞扬。近代日耳曼据称有2300座有城墙的市镇，古代地理学家托勒密在这样广大的国土上，只发现不到90个地点，够条件能称之为城市。[460]然而，根据我们的观念，这些城市不过徒具虚名而已，只是一些粗制滥造的堡垒工事，建筑在森林的中央，当部落的武士出动击退突然进犯的敌人时，可用来保护妇女、儿童和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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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塔西佗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日耳曼并没有城市，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耳曼人鄙视罗马人辛勤构造的建筑物，将这些看成监禁他们的牢笼而非安全的场所。[461]他们并非比邻而居，或者聚合成正常的村落。[462]每个蛮子尽可能选平原、森林或靠近新鲜水源的地点，搭盖圆形的低矮茅舍，用不着石块和砖瓦，全部用粗木材建造，铺上干草当屋顶，上面留孔让烟气可以自由排出。在严寒的冬天，生活艰苦的日耳曼人只要有用兽皮制成的单薄的长袍，就能感到心满意足。住在更北边的民族则要穿着更厚的皮毛，妇女纺织很粗的亚麻布供自己使用。日耳曼森林里的猎物种类繁多，数量丰富，为他们供应所需食物，居民在不知不觉中锻炼出强壮的体魄。他们有庞大的牛群，外表看来不起眼但是蛮实用，成为他们主要的财产。少量谷物是他们取自大地的唯一产品，而对于栽培果树和种植牧草，则一窍不通。所有的土地每年要重新划分，个人的产业也随之改变，为了避免争执，大部分的土地保持荒废的状况，不加以耕作和使用。像这样一个民族，运用如此奇特的方式，真不敢期望他们在农业上能有多大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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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极度缺乏金、银和铁。野蛮的居民既无技术也没耐性去探勘蕴藏丰富的银矿矿脉。等不伦瑞克和萨克森[463]的国王发现以后，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报酬。瑞典现在以铁砂供应欧洲，过去也一样不知道自己有这样大的财富。铁这种金属对日耳曼人而言，最大的用途就是拿来制造武器，但从他们手中的这些武器可以知道，钢铁的产量实在太少。在处理平时和战争的各种事务过程中，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会出现一些罗马货币（主要是银币），但是遥远的部落完全不知道金钱的功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有限的商业行为，把粗糙的陶土器具，与罗马人送给他们国王和使者的银瓶，当作价值相等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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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只要有思考的能力，就能发现这些重要的事实，比无关紧要的细节可以提供更多的启示。金钱的价值在于用来表示人类的需要和财产，如同创造文字是用来表达人类的思想，这两种制度使得人性的力量和情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有助于达成预定的目标。金和银的使用大部分基于人为的因素，不像铁经过烈火的千锤百炼，经人类熟练的双手制造成形，对农业生产和各种技艺提供最大的贡献，效用之广已无法一一列举。总而言之，“金钱”是使人类勤奋工作最常用的“刺激物”，而“铁器”是使人类发挥工作效用最有力的工具。要是一个民族既没有“金钱”刺激，也得不到“铁器”支持，还能靠什么方法从极度野蛮的状态提升到文明的程度，实在令人难以想象。[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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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仔细观察世上的野蛮民族，会发现“因循怠惰”和“不思来日”是他们最大的通病。在文明国家中，个人的能力得到发展和训练，相互依存的巨大锁链，将社会上各种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人终生操劳以求一饱，极少数人受到神明垂爱，获得的财富超过他的需要，能有多余时间去追求乐趣或荣誉，增进财产或知识，基于责任对社会生活做出有益或愚蠢的事情。日耳曼人的社会架构并不复杂，照料房舍和家庭、管理土地和牛群，一概交给老弱残疾、妇女和奴隶。懒惰的战士不具备任何一种才艺让他消磨闲暇时日，就像动物一样满足于竟日竟夜的饮食和睡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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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然界会产生奇异的反常现象（根据一位作者的看法，他曾深入探讨最不为人所知的黑暗角落）。这样的蛮族既是人类中最懒惰的人，也是最心浮气躁的人。他们不爱工作，喜欢过懒散的生活，却又讨厌平静无事，萎靡不振的心灵像是被压制在重负之下，急需经由新鲜有力的感觉来发泄。战争和危险对他们而言是唯一的欢愉，能契合他们凶残粗暴的脾气。日耳曼人听到武装的召唤声就满怀感激之情，从不安稳的昏睡中醒转，产生积极的进取心，经由身体的剧烈操劳和心灵的极度刺激，恢复意识，感觉到自己还生存在人世。在得到和平后的无聊沉闷期间，这些蛮子毫无节制地沉溺于豪赌和狂饮。豪赌能激起斗志，狂饮则丧失理智，这两种不同的方式都能免除思考的抑郁。他们为夜以继日耗在赌桌上而感到自豪，朋友和亲戚的鲜血经常流在满是醉鬼的会场。他们对赌债很讲信用，不顾一切的赌徒将个人财产和自由全部押在最后一把骰子上，耐心服从命运的决定，让自己被体格虽然较弱小却幸运的赢家用绳索捆绑加以惩罚，卖到远地为奴隶。[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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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很重的啤酒，是一种技术含量很低、从小麦和大麦中提炼出来的饮料，经过“腐化”（塔西佗特别强调这一点）的程序，做成很像酒的东西，符合日耳曼人格调低劣的口味。饮过意大利和高卢葡萄酒的日耳曼人，都会为那天之美禄的香醇可口倾倒。然而，他们并不打算把葡萄树移植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过去做得很成功），也不愿意勤劳工作，来获得可以赚取厚利的原料。能用武力可以抢到手的东西却要用劳力去换取，这是对日耳曼精神的极度藐视。他们对烈酒产生无法克制的渴求，刺激着日耳曼蛮子侵入附近的行省，因为这些地方有上天赋予的最令人垂涎的礼物。托斯卡纳人将国家出卖给克里特民族，用温暖气候出产的鲜美水果和葡萄，吸引他们进入意大利。16世纪时日耳曼的外援部队受邀参加法兰西的内战，也是运用同样的手法，因为香槟省和勃艮第省是最著名的产酒地区，他们得到赠予美酒的承诺才参战。[466]酗酒虽然不是最危险的恶行，但却是最无教养的习性。在一个低度文明的国家，纵酒暴饮的行为经常会引起一阵搏斗、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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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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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开始，[467]经过10个世纪的努力，古代日耳曼的气候变得更温和，土地也更为肥沃，在同样面积的地区内，目前可以轻易维持100万农夫和工匠的人口，过去却无法用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供应10万名懒惰的战士。[468]日耳曼人将广大的森林弃而不用，除了狩猎以外，其余大部分的土地用来放牧，只有剩下很小的面积，进行毫不在意的粗放耕作，这样做之后却还埋怨国土的欠缺和贫瘠，无法维持为数众多的居民。他们没有维生的技艺，经常发生饥馑，只有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青年迁移出去，[469]减轻民族所遭遇的灾难。文明人拥有财产和享用财产，才能与国家的进步产生密切的联系，这是定居在一块土地上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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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随身携带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牛群和他们的妇女，欣然放弃沉静的森林，抱着无穷的希望去进行抢劫和征服。人数庞大的群众从这个民族的大熔炉中一拥而出，因为害怕被外人所奴役，他们的后裔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使得这种向外迁移的现象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有这样一种学说经过渲染逐渐成立，声誉卓著的学者也表示赞同，那就是在恺撒和塔西佗的时代，北方的居民要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数还要多。[470]经过深入探讨各时代的人口问题，证明这些现代的智者，他们的假定不但错误而且极不可能。马里亚纳和马基雅维利固然大名鼎鼎，但是罗伯逊和休谟在这方面更有成就。[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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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耳曼这样好战的民族，既没有城市、文字和技艺，也没有金钱，却能够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算是在野蛮状态下找到的一些补偿。就好像我们的欲望和财产，成为专制政治中难以解除的桎梏一样，只有贫穷能使他们保有自由。塔西佗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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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欧尼族当中，财富掌握在高阶人员的手里，因此他们臣属于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对人民毫无信任，甚至不让他们自由使用武器，就像通行在日耳曼其他地区那样。他们既不将武器交付给公民，也不交付给自由人，而是托付给奴隶。他们的邻居赛东尼族，人民的地位比奴隶都不如，全部要服从一个妇女的命令。[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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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到这些例外事件时，这位伟大的历史学者非常清楚政府机能的一般理论。我们唯一感到困惑的是财富和专制，用什么方法才能深入北方的遥远角落，浇熄在罗马边境熊熊燃烧的大火。再来是那些丹麦人和挪威人的祖先，他们的后代以顽抗不屈的精神著称于世，怎可能如此听命于人，放弃日耳曼人自主不羁的伟大个性？[473]或许，在波罗的海海岸的某些部落，虽然没有完全放弃个人的权利，但却承认国王的权威。不过，在日耳曼大部分地区，政府采用民主政治形式，与其说是经由普遍与明确的律法决定，不如说是由血统、勇气、辩才和迷信所形成的偶然优势来加以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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