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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罗马的地位与元老院权力的日趋衰落（303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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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继承大宝的伊利里亚农夫，将处于状况极度恶劣的帝国，从僭主和蛮族手里拯救出来，完成艰辛困苦的工作。戴克里先进入统治的第20个年头，举行了罗马凯旋式，用这种方式来庆祝值得纪念的节日，马克西米安是拥有同等权力的共治者，陪伴着他共享殊荣。两位恺撒也曾征战各地建立勋业，但是根据严格的古老规定，这分绩效要归功于身为父亲的皇帝对他们的指导和教诲。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凯旋式（公元303年11月20日），比起当年奥勒良和普罗布斯，在规模和华丽程度上或许有所不及，但是在另外几方面却享有更高的名声和气魄。阿非利加、不列颠、莱茵河、多瑙河和尼罗河这几处边疆，都送来各自的战利品。最突出的装饰品带有非常独特的性质，那就是在获胜的波斯战争中征服的重要地区的模型。士兵们抬着代表着河流、山脉和行省的模型，走在皇帝的前面。波斯国王被俘的几位妻妾、姐妹和儿女的画像，构成一番满足人民虚荣心的场面。然而在后代子孙的心目中，最重要的一点却不怎么光彩，那就是这是罗马城最后一次凯旋式，从此皇帝再也没有征服异域，罗马再也不是帝国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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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在台伯河选定的地点奠基以后，此地由于古代各种典礼仪式和不可思议的奇迹，成为一个神圣的场所。神祇的存在和英雄的往事，使得整个城市的每一部分都显得生气勃勃，而这个世界帝国也早已被奉献给了卡皮托神殿。[171]土生土长的罗马人，感受到这份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它来自他们的祖先，在他们最早期的生活习惯中得到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政治方面相关措施的有效保护。政府的形式和所在的位置密切结合，公认两者缺一不可。但是首都的统治权力，却随着征服区域的扩大而逐渐萎缩。行省的地位即将提升到同样水平，被征服民族获得罗马人的名分和权益，却没有接受罗马人的文化和偏好。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古代制度的残余和风俗习惯发挥了它们的影响作用，保住了罗马最后的尊严。无论是出生在阿非利加还是伊利里亚的皇帝，都尊重这个接纳他们的国家，愿意将罗马当成运用最高权力的法源基础，统治广大疆域的政治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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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紧急状况使得君王长驻前方，但是，只有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这两位皇帝，最早开始在和平时期也定居在行省的城市。这种做法无论出于何种私人的动机，就政策的考虑都很正确。位于西部的皇帝，大部分时间把宫廷安置在米兰，这个地点位于阿尔卑斯山的下方，为了伺察日耳曼蛮族的动静，显然要比罗马更为方便。米兰很快显现出皇城的气势，据说这里的房舍数量很多而且建筑优美，人民的言行举止不仅谦恭有礼而且风度翩翩。主要公共设施是一个竞技场、一所剧院，还有铸币厂和皇宫，以及以建造人马克西米安为名的浴场。柱廊里装饰着各种雕像，还建有两道城墙成为双层防卫，更增加这座新都城在外表上的美观，与邻近的罗马比较并不相形见绌。[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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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运用个人的闲暇时间加上东部的富庶和资财，大力整建位于欧亚交界处的尼科米底亚，此地离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距离概约相等，要与罗马的宏伟和尊严相抗衡。由于君王的倡导和民众踊跃出资，尼科米底亚在不到数年间，就实现了非数代工夫不能达成之宏伟壮丽，在面积和人口上，是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重要城市。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一生戎马倥偬，大部分时光是在军营和长途行军中度过，每当公余闲暇，都会回到位于尼科米底亚和米兰的居所，过着安逸的生活。戴克里先统治届满20年，曾到罗马参加凯旋式，以前是否到过帝国的京城颇成问题，即使在那次盛大的典礼中，他停留的时间也未超过两个月。他本来应邀到元老院致词，接受执政官的徽章，由于厌恶都城人民的放纵无礼，突然提早13天离开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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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对罗马及首都人士的纵情放荡表示不悦，并非一时的率性而为，乃是一种政治手腕的运用。这位高瞻远瞩的皇帝早已计划一套新的帝国政治体系，后来由君士坦丁王朝实施完成。元老院把老朽的体制视为神圣，还要恭谨地加以保存，戴克里先决心剥夺他们仅剩的权势和尊荣。戴克里先登基前八年，罗马元老院拥有为时短暂的崇高地位和伟大抱负，趁着这股兴奋的潮流，许多贵族得意忘形地表现重建共和的热忱。曾几何时，事过境迁，当普罗布斯的继承人撤销对共和派人士的支持，元老院掩盖不住无可奈何的愤慨。马克西米安统治意大利，负责铲除麻烦多过危险的风气，这个任务最适合他那残暴的性格。对元老院最有声望的成员，过去戴克里先对他们装出很尊重的样子，现在被他的共治者以莫须有的证据，指控犯下秘密谋反的罪行。持有一座上好的庄园或是一片耕种的田地，都被当成犯罪的物证。禁卫军在过去对罗马尽力压制，现在反而是多方保护，因为这些倨傲不逊的部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即将日薄西山，自然想与元老院的势力结合起来。但是戴克里先采取步步为营的做法，在不知不觉中减少禁卫军的员额，取消他们所具有的特权，职位也由伊利里亚两个忠诚的军团取代，分别命名为“约维乌斯军团”和“海克力乌斯军团”，指定担任皇帝的警卫任务。[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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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对元老院致命而难以发觉的伤害，其实是他们从不出席元老院会议的必然后果。只要皇帝居住在罗马，议会虽然受到压制，但是所具有的实力不容忽视。奥古斯都以后所有的皇帝，有权随心所欲制定法律，最后还是要得到元老院的批准，古代公民权的模式便保存在法律的审查和颁行之中。贤明的君王为了尊重民意，对于共和国的行政官员和执政官，在言行方面采取优容的态度。君王的威严尽可以在军队和行省显现，等到他们居住的位置离首都更远，就可把奥古斯都对继承人的告诫置之度外，也就不再用伪装来掩饰自己的行动。在行使法庭审判和施政作为的权力时，只要与大臣商量一下，无须像过去那样要咨询元老院的意见。当然，一直到帝国的末叶，提到元老院时仍能保持相当敬意，议员受到恭维感到沾沾自喜。多少年来元老院一直就是权柄的根源，又是运用权势的工具，如今终于遭到敬而远之的待遇，落得无疾而终的下场。既然已经与帝国宫廷和权力机构失去任何联系，就只会被视为卡皮托山上一个可敬而无用的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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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戴克里先提高君权的具体做法（303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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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君王只要看不到元老院和古老的都城，很容易忘记他们拥有的法定权力的来源和属性。像是执政官、前执政官、监察官和护民官等，基本上就是民选的官职，结合起来构成整体的权力，人民也通过这些职称看出共和国的由来。现在这些平民化的头衔弃而不用，如果还要用“统帅”和“大将军”等称呼，来表明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就要将这个名词赋予更新颖和更庄严的释义，不再是指罗马军队里的将领，而是主宰罗马世界的皇帝。“皇帝”一词原来含有军事性质，演变成为使人卑躬隶属的意义。“主上”或“主子”这个称呼，最早所表示的隶属关系，并不是指臣民对国君或是士兵对长官，而是自己的家养奴隶对操有绝对权力的主人。[174]如此令人厌恶的含意，难怪早期几位恺撒视为蛇蝎弃而不用。等到时日已久，后来的君王对这个称呼的抗拒缓和下来，听起来也不令人讨厌。到了最后，像“我主”和“皇帝”这些用语不但成为阿谀的口头禅，也渐渐用在法律的条款和纪念物的铭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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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崇高的称呼已足以满足最极端的虚荣心。而要是戴克里先的继承人还拒绝国王的称号，那倒不是真正的谦虚，只是感到有点难为情罢了。只要是使用拉丁语的地方（这是整个帝国的官方用语），罗马皇帝的头衔，比起无数蛮族酋长自称国王，可要尊贵得多。过去罗马的国王源于罗慕路斯，或是来自塔昆文地方的用语。[175]但是，这个问题在东部的感受跟西部大不相同，在早期，亚洲的统治者习惯使用希腊语的头衔巴塞勒斯或国王，代表的意义是众人中最显赫者，而它立刻就为东部奴化很深的省民所引用，很谦恭地用它称呼罗马的君王。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甚至自认具有神明的属性，至少已僭用神明的称号，并且传给他们的继承人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不过这种过甚其词的恭维，由于并不代表特定的含义，也就谈不上亵渎神明的意思，只要习以为常，即使奉承过度得让人肉麻的用语，听起来也不过是含混表示敬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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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戴克里先，罗马皇帝会不拘形式地与市民交谈，这时市民为了表示敬重，所使用的礼节，与对元老院议员以及官吏没有多大差别。皇帝唯一特殊之处在于穿着紫色的长袍或军服，元老院议员的长袍用宽的绶带或袍边，骑士阶级比较窄，这些绶带和袍边都是尊贵的紫色。戴克里先出于自大的心理，或者是基于政策的考虑，这位手腕高明的君王把波斯宫廷的气派引用过来。他戴上皇帝的冠冕，并用这种服饰代表皇权，罗马人看到因而产生反感。卡利古拉戴上后，被人视为无可救药的疯狂行为，其实那不过是在白色的带子上面缀以珍珠再绑在头上而已。戴克里先和以后的皇帝全都穿着丝和金线织成的长袍，更让人气愤的是他们连鞋面上也镶上贵重的宝石。由于手续和仪式的增加，使得晋见皇帝极为困难。宫中各处通道全部派家臣严密把守，内部的寝宫由机警的阉人巡视，因而宦官的人数和权势日益增大，这是专制政体不可避免的现象。要是臣民终于可以面睹天颜，那么不论官职大小都应俯伏在地，仿照东方规矩口呼主上并顶礼膜拜。戴克里先是个非常理性的人，一生中对他自己以至整个人类，都有正确的评估和衡量，所以很难想象，他采用波斯的礼仪来取代罗马的成规，仅为了满足虚荣心而已。事实上，他自以为摆出高贵的气势就可杜绝一般人的非分之想。使公众难以见到君王，就可减少接触人民和士兵的机会，不会受到粗暴行为的伤害﹔而长期让人听命膜拜的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人们崇敬的心理。戴克里先就像奥古斯都假装谦卑一样，一直在演戏作秀。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两台喜剧表演，还是后者比前者高明，看起来奥古斯都也更有人情味。皇帝对罗马世界拥有无限的权力，奥古斯都的目的是要尽量遮盖掩饰，戴克里先是要全力展现，唯恐不被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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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戴克里先新体制的主要内涵（303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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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建立新体制的第一条原则是炫耀宫廷，第二条原则是政府分治。他将帝国、行省及军事和民政机构，再划分为若干区域或部门。政府的单位加多，行政效率必然减低，但职责功能更为明确。不论改革的利弊如何，都应由创始者负主要责任，但新政的成效将由继任者逐渐改善始能获得，未臻成熟及完备的阶段，不宜事先评论得失。因此，真正新帝国的准确形象，要等君士坦丁统治时才能知道。目前只能就戴克里先亲自规划的蓝图，来描述最重要的轮廓。他找到3个共治者和他一起行使帝权，主要是他深信，一个人的能力不足以应付国家防卫的需要。因此，他不认为四帝分治是临时权宜之计，反认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按照他的构想，两个年长的皇帝应头戴冠冕，使用奥古斯都的头衔以示尊贵，各自选择一位副手及继承人，给他们恺撒的名号。这两位恺撒在升到最高统治者位置时，再各选一位继承人接任恺撒，这样可以毫无间断地补充新一代的皇帝。帝国划分为4个部分，东部和意大利是重要地区，多瑙河和莱茵河是动乱地区，前者需要奥古斯都亲自坐镇，后者交由恺撒前往治理。军团的力量掌握在4个齐心协力的君王手里，任何人想要连续击败4个强大的对手，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这会使野心勃勃的将领望而却步。在政府的行政方面，两位皇帝以统一的权力管辖整个帝国，法令在会议里核定，经由两位皇帝的联名签署，颁布后各行省要遵照办理。纵使有这样多的预防措施，罗马世界的政治联合还是逐渐解体，分裂的作用愈来愈严重，以致在短短几年之内，竟会出现永久分离的东罗马和西罗马两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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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的体系还有一个很重大的缺失，就是政府机构的扩大以致支出增加，结果是加重税赋，人民的生计更加艰难。当年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的家庭，非常简单地由奴隶和自由奴构成，一样有崇高的地位，他们也感到非常满足。但现在完全改观，帝国在不同的地方建立4个规模宏大的朝廷，这样多的罗马国君在追求虚荣，一味讲究廷仪的排场和生活的奢侈，要与波斯国王一比高下。众多的大臣、高级官员、一般官吏和各种奴仆，充满政府的各级单位，与过去相比，人数成倍增加。当时就有人说道：“当征收的比例超过负担的能力时，行省便会感受到税赋的沉重压力。”从这时起到帝国灭亡为止，随时可听到哀鸣和怨恨的声音。每位作家依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当时处境，分别挑选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瓦伦斯和狄奥多西作为诅咒谩骂的对象，但是他们对沉重赋税的深恶痛绝却完全一致，特别是过重的土地税和丁税，是那个时代无法忍受的苦难。有位公正的历史学家从这些论点中找出真相，赋税加重的责任在于皇帝，虽然不是个人的恶行所致，但行政机构的浮滥却难辞其咎。戴克里先是新制度的创始人，但在他统治期间，这个日趋严重的过失，还局限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他之所以受到指责是因为开创了带来祸害的先例，而不是实际对人民的压榨。还有一点要知道，他在国家岁入和支用方面一直本着节约的原则，何况在支付正常经费开支后，皇帝的金库里还有足够的储备金，可以供应合理的赏赐和国家紧急需要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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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禅退（304—30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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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在他统治的第21个年头，终于实践了禅位的重大决策。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两位安东尼皇帝的身上，看起来要自然得多，因为他在取得和行使王权方面，都没有领受哲学之教训。戴克里先为世界创下光荣退位的先例，只可惜后世帝王起而效法的为数不多。我们自然会想起查理五世的类似行径[176]，经由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生花妙笔，使得英国读者都熟悉他的名字。何况这两位皇帝的性格还十分相像，政治才能远在军事天分之上，品德方面有可议之处，言行多半出于做作并非天性使然。查理的逊位颇受时运枯荣盛衰的影响，心血凝聚的计谋不能实现，所带来的失望之情促使他宁愿放弃现有的权力，因为他已经无法实现他的雄心壮志。但是戴克里先的统治正处于无往不利的顺境，并非已击败所有敌人和完成全部计划以后，才很严肃地考虑禅退的问题。无论是查理或是戴克里先，都还没有到达衰老知命之年，前者59岁，后者仅55岁，但是这些君王过着繁忙的生活，长年栉风沐雨从事战争和巡视工作，再加上国事的忧虑和施政的操劳，很容易损害到身体的健康，以至于人未老迈就已衰弱不堪。[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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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朔风扑面、淫雨绵绵的冬季，戴克里先在凯旋式庆典刚结束，就离开意大利绕行伊利里亚各行省，向东部出发。恶劣的天候和旅途的劳累，使他感染慢性疾病，只有躺卧在密闭的舁床里，让人抬着缓慢行进。夏末（304 A.D.）还未抵达尼科米底亚，病情以惊人的速度严重恶化，那年整个冬天他都留在皇宫养病，危急的状况引起普遍关怀，都是人们出乎内心的真情流露。一般人只能从侍从人员的脸色和行动所表现的欣喜和惊惶，来判断病情和健康的状况。由于经常流传皇帝崩逝的谣言，戴克里先秘而不宣加以隐瞒，因为伽勒里乌斯没有赶来，生怕发生无谓的麻烦。直到3月1日他才再次公开露面，看起来是那样苍白和瘦弱，以至和他熟悉的人都认不出来。这一年多来，他担忧自己的健康和身为帝王的职责，很勉强地硬撑，在经过痛苦的挣扎之后，现在是到该做决断的时刻了。为了身体的健康，他必须丢开劳心费神的工作，完全放松以安静养病。但是他身负帝王之责，即使病倒在床，也要被迫推动一个庞大帝国的施政作为。他决定要在光荣的禅退生活中安享余年，使自己毕生戎马所获得的荣誉不再受命运播弄，把世界的舞台让给年轻更有活力的共治者。[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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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退仪式在离尼科米底亚3英里外一块开阔的平原上举行（公元305年5月1日）。戴克里先登上高大的宝座，在洋溢着理性和庄严的演说中，对聚集在此一场合的民众和军人，宣告他禅位的意图。等他脱下紫袍后，在众人关怀的眼光下离开，坐上一辆挂着帷幕的车子，穿过市区，毫不耽搁向自己所选的退休地点──家乡达尔马提亚前进。就在5月1日同一天，马克西米安按照早已取得的协议，也在米兰辞去帝位。[179]甚至在罗马凯旋式的华丽盛会中，戴克里先已经思考要辞去政府职务，同时希望马克西米安也遵从他的安排。可能那时马克西米安已有承诺，一定会按照恩主的意思去做，很明确地保证只要戴克里先提出劝告或做出榜样，无论在什么时候，马克西米安都会照样步下皇帝宝座。双方曾经在朱庇特神殿的祭坛前，立下神圣的誓词。但是对性格凶狠的马克西米安来说，他平生喜爱权势，既不图眼前的安宁也不求身后的虚名，这种没有约束力的誓言，到底能发生多大作用可想而知。然而，不管马克西米安多么不情愿，对这位明智的同僚所凌驾于他的威势，最后只有勉强屈服，他禅位以后立即退隐到卢卡利亚的庄园。像他那样脾气暴躁的人，不可能长期过平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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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戴克里先的退隐生活与身后哀荣（305—313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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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奴隶家庭，登上九五之尊的戴克里先，以平民身份度过生命中最后9年时光。他遵从理性的指示，满足于退休的生活，一直受到在朝君王无比的尊重，因为他把世界交到他们手中。一辈子忙于国事的心灵，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失去权力以后，最大的烦恼是无事可做。为了排除无聊的时光，许多人向他提供了休闲活动，像读书写信和拜神许愿，但戴克里先并没有产生多大兴趣。他自己保留一些最合乎自然的嗜好，建筑、耕种和园艺占用去他大部分的闲暇时间。他对马克西米安的回答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从而得到启发。那位浮躁不安的老人，请求戴克里先再度穿上皇帝的紫袍，重新握住驾驭政府的缰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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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展现出同情的笑容，丝毫不为诱惑所动，很冷静地回答说，要是马克西米安看到他在萨洛那亲手种植的包心菜，就不会要他为追求权力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了。他在和朋友的谈话中经常提到，人类最难精通之事莫过于治国之道。凡是谈及他最喜爱的这个主题时，因为亲身经历的关系未免产生激动的心情。他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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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有多少次，四五个大臣为了本身的利益，情愿抛弃相互的心结，联合起来欺骗他们的君主。皇帝具有崇高的地位，却与臣民隔绝，无法了解事物的真相。他能看得到的东西有限，只能听他们歪曲事实的报告。结果，他把最重要的职位交给罪孽深重和软弱无能的庸才，罢黜臣民中操守最佳、才能最好的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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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接着说：“这些下流无耻的伎俩防不胜防，就是最英明的皇帝也会被朝臣出卖，以至于身败名裂。”一个人在盖棺论定后，历史会评估他的功业和名声，这样才能享受到退休生活的乐趣。但这位罗马皇帝在当时的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很难完全以平民身份去享受生活的舒适和安全，退位以后对帝国所面临的困难，知道以后也不可能不闻不问，这些困难所带来的不幸后果，他也不可能漠不关心。这样一来，恐慌、悲痛和疑惧就会接踵而至，干扰他在萨洛那与世无争的生活。他的妻子和女儿的不幸，对他的爱心和尊严造成极大的伤害。戴克里先在临终（313 A.D.）前受到侮辱，感到更大的痛苦。他是现任皇帝的养父，对他们有栽培玉成之恩，照说李锡尼和君士坦提乌斯要有图报之心。现在还可以看得到留存的信件，说戴克里先情愿自杀，也不想再受他们的迫害。[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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