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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上天的恩赐，早期的基督教会被一层神秘的面纱罩住，在教徒的信仰成熟、人数增加之前，保护他们免于恶意的攻击，甚至完全不被异教徒知晓。他们逐渐抛弃摩西所规定的种种崇拜仪式，为最早皈依福音的人提供安全而无害的掩护。由于他们大部分都是亚伯拉罕的族人，割礼就是最特殊的标志，在耶路撒冷神殿被毁之前，他们一直在那里举行礼拜，并将律法和先知视为神的旨意在地上显现。就是在心灵上接受以色列应许之说的非犹太人，在改变信仰以后从外观上也被视为犹太人。[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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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教徒重视表面的祭典和仪式，更甚于信仰的实际内容。这个新兴教派有伟大的企图和期望，始终小心地加以掩饰，不动声色地私下传播，从罗马人对那个闻名的古老民族所抱持的宽容政策中，获得相当程度的保护。时隔未久，犹太人受到宗教狂热和对异端深仇大恨的刺激，慢慢觉察到他们的拿撒勒兄弟正在背弃犹太教堂的教义，一心一意要把异端邪说淹没在信奉者的血泊之中。但是上天的意旨，早已解除他们执行恶毒念头的武装能力。虽然他们有时还能无法无天，行使煽动叛乱的特权，但是已不再拥有审判罪犯的司法权力。同时犹太人发现，要在一个冷静的罗马政府地方官员的心中，煽起由狂热情绪和偏见引起的仇恨也确乎不易，何况各行省总督曾宣布，随时准备受理危害公共治安的案件。一旦罗马人听说问题的核心不是具体事件，而只是一些有关宗教的空话以及犹太教的律法和预言应如何解释所产生的争论时，罗马当局便觉得，认真研究在一些野蛮和迷信的人当中发生的不着边际的意见分歧，未免有损于罗马帝国的尊严。因此，第一批基督徒的清白无辜，倒是受到全然无知和不屑过问的保护，异教徒地方官的法庭常常变成躲避犹太会堂疯狂迫害最安全的庇护所。[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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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从古代遗留下来的传说，也会在这里重述十二使徒漫游异邦的行程，他们的种种神奇行迹，以及各自不同的死难情景。但是，经过一番更细腻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曾目睹基督创造各种奇迹的人，如何可能会被允许在巴勒斯坦境外，用自己的鲜血来证实他们所言不虚。[403]从常人的正常寿命来判断，就能知道，在因犹太人的不满而导致的那场以耶路撒冷的彻底毁灭而告终的疯狂战斗爆发之前，十二使徒中的大多数人都应该早已过世。从基督死亡到那场令人难忘的暴乱之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除了在基督死后第35年，也就是那场大暴乱发生之前两年，尼禄曾对帝国的基督徒突然进行过一次短暂而残酷的迫害之外，我们没有发现罗马政府改变宽容政策的任何迹象。后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这一独特事件的历史面貌，主要是依靠那位具有哲学头脑的历史学家，仅凭他的人品也足以使我们不能不对这段史料做一番最认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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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罗马大火引起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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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禄当政的第10年，帝国首都遭到一场大火，为祸之烈和受害之广都是前所未有。所有希腊艺术和罗马功勋的纪念物，布匿战争和征服高卢的全部战利品，最神圣的庙宇和最壮观的宫殿，都被凶猛的烈火吞噬。罗马城划分为14个区部或地段，只有4个区部完好如初，3个区部被夷为平地，其余7个地段在经历大火肆虐后，到处是断壁残垣的悲惨景象。[404]当局提高警觉，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不让这场重大灾害引起不良后果。皇家花园开放收容受难民众，迅速搭建临时房舍让灾民栖身，提供廉价的粮食和民生用品。从下达的诏书对市容重整和民宅建构所做的规定可以看出，罗马当局采用了一种最宽厚的政策。正如繁荣时期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罗马大火发生数年以后，反而建造出比过去更美丽整齐的新城市。尼禄在这段期间尽量谨言慎行，装出悲天悯人的仁慈态度，还是无法使他免于大众的猜疑。而且把罪名加在一个杀妻弑母的凶手身上，[405]是很自然的事。身为国君，无视尊贵的地位，竟敢在剧院登台献艺，这种人还有什么蠢事做不出来。因而谣言到处流传，指控皇帝纵火烧毁自己的都城，愈是荒谬的传言愈容易迎合灾民愤怒的心情。当时竟有一种耸人听闻的说法，更是使人坚信不疑，说是尼禄欣赏他所引燃的大火，手里弹着七弦琴，高歌特洛伊的焚毁而发思古之幽情。[406]尼禄皇帝为了转移用专制力量也无法消除的嫌疑，决意要找一些人出来当替死鬼。塔西佗曾经这样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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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尼禄为了辟谣，将群众所称的基督徒抓来。这些人因作恶多端普遍受到厌恶，于是用各种残酷至极的手段来惩罚他们。教派因创始人基督而得名，在提比略当政时，被代行法务官头衔的庞提厄斯·彼拉多处死。[407]这有害的迷信虽一时受到抑制，但再度于发源地犹地亚传播，并蔓延到首都。须知罗马是当世最污浊放荡的罪恶渊薮，邪教在受到庇护之下，非常猖獗地流行开来。起初，当局将自认是教徒的人逮捕起来，继而根据他们的揭发，有大量人员被判罪，与其说是在城市纵火，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憎恨。[408]他们死于残忍的酷刑，临终还受到凌辱和讪笑。有些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些人全身缝上兽皮，让狗撕裂。那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后来身上浸着易燃物质，在夜晚点上当成照明的灯火。尼禄把自己的花园当成大型展示场所，到处是惨无人道的景象，还举行赛车活动，皇帝亲临主持，他有时还会打扮成赛车手的模样混杂在人群中。基督徒的罪过实在应予以严惩示众，但舆论认为这批可怜虫是死于暴君的残酷，并非为着大众的利益，因此群众由痛恨转为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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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用好奇的眼光观察人类变革的人，一定会注意到，尼禄位于梵蒂冈的花园和竞技场，受到首批基督徒鲜血的污染后，却因这个受迫害的宗教的一连串的胜利，以及代表的极大的特权而变得更为名闻遐迩。就在这块土地上，历代教皇修建了一座比古代朱庇特神殿更为壮观宏伟的教堂。他们从加利利海卑微的渔夫[409]手里，获得统治全世界的权力，所继承的是恺撒的宝座，为征服罗马的蛮族制定法律，把管辖心灵的统治范围，从波罗的海推展到太平洋的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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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尼禄的迫害活动，在此还要提出几点意见，希望能够解释若干疑点，为研究后续的教会历史提供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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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后世抱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也不得不相信上述离奇事件的真实性，以及塔西佗这段著名记述的可靠性。前一点已经为治学严谨的苏埃托尼乌斯所证实，他也提到过尼禄曾惩罚过一个新的邪恶的新兴教派。[410]可为后一点做证的则有：说法雷同的古老手稿；塔西佗为文那难以模仿的特殊风格；他那可以保证自己的著作不被狂热分子篡改的极高的声望；还有就是那段记述的主要精神，虽然指控首批受害基督徒犯了滔天大罪，但并未提到他们有任何超乎常人的神奇能力。[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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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塔西佗出生在罗马大火的前几年[412]，只能从阅读史料和与人闲谈中了解到幼年时代所发生的大事。他早年的生活平淡无奇，直到他的天才完全发挥出来以后才为公众所瞩目。他对高尚的阿格里科拉出于感激之情的怀念，写出使后人读之深受感动而有所启发的最早的一部历史作品，这时他已经40岁了。他以《阿格里科拉传》和《日耳曼志》一试身手以后，竟令人始料未及地完成了一部皇皇巨著——自奥古斯都崩殂至涅尔瓦继位的30卷本《罗马编年史》[413]。涅尔瓦的仁政创造了公正和繁荣的时代，使塔西佗的晚年可以用全副精力来治史。当他进一步研究所要著述的题材之后，考虑到自己的荣誉，避免让人作为笔诛的口实，认为与其颂扬在位帝王的德行，倒不如记录往日暴君的罪恶。他决定以编年史的形式，叙述奥古斯都以降相继四代帝王的行迹。要将80年的史料搜集、整理和修饰，使之成为一部不朽的名著，使每段文字都能发人深省而又栩栩如生，即使是对塔西佗这样的天才人物而言，也要耗尽他大半辈子的心力。战功彪炳的图拉真在当政末期，已将罗马的势力扩张到古老的限制范围以外，这位历史学家却在《编年史》的第二卷和第四卷中，描绘出提比略的暴政。等到哈德良皇帝继承王位，塔西佗按照预定的进度，还来不及叙述首都的大火以及尼禄对基督徒的残酷行为。这时候的间隔只有60年，身为编年史家，有责任要能容纳当代人的各种观念和看法。但是，塔西佗已跻身哲人之列，在悉心探讨这个新教派的起源、发展和性质时，很自然地抛开尼禄时代的偏见，而以哈德良时代的看法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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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塔西佗常常会考虑到读者的好奇和见识，将许多事件中间环节的状况和概念，留给读者自己补充，因此他的行文极为简洁，故意省略这些环节。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必然有特殊原因，导致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否则，照当时他们的隐秘生活和清白无辜来看，不太可能引起帝王注意，更不可能触怒当局。犹太人在自己的家乡受到压迫，现在大量聚居在首都，比起基督徒当然更会引起皇帝和民众的怀疑，何况一个对罗马的压迫感到忍无可忍的民族，不惜采取残暴的手段来报仇雪恨，倒是非常可能的事。但是犹太人在皇宫里有靠山，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暴君本人。美丽的波培娅是尼禄的皇后，也是皇宫的主宰，还有一位犹太血统的演员深受皇帝宠爱，都在为这个让人厌恶的民族说项讲情[414]。想要犹太人不受牵连，必须找出替罪的羔羊，于是有人提出，虽然真正的摩西信徒与罗马大火没有关系，但最近他们之中产生了一个有害的教派，像加利利派可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在加利利派这个称呼之下，有两类人被混为一谈，其实他们的行为和信仰根本风马牛不相关，一类是信奉拿撒勒耶稣的门人弟子[415]，另一类是投身到高卢人犹大旗帜下的狂热信徒[416]；前者是人类的朋友，后面这类人才是充满仇恨的敌人。他们之间唯一类似之处，是为了捍卫坚定的信仰绝不会让步，全然无畏于死亡和酷刑的威胁。犹大的追随者在煽动同胞全面叛乱以后，全部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中壮烈牺牲；但作为基督徒的耶稣信徒，则已经遍布在整个帝国。在塔西佗所处的哈德良时代，一个完全被人遗忘的邪恶教派，竟将它的罪行和祸害，归之于应公正对待的基督徒身上，倒是自然不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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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不管人们对这种臆测（这只是一种假定而已）抱持何种想法，事实非常明显，尼禄对基督徒进行迫害所产生的后果，包括引起的原因，都限于罗马城的范围之内。加利利派或基督徒所信奉的教义，从来没有成为惩罚的标的，也没有受到追究查禁。从此以后，他们在长时期内遭受苦难的概念，一直与残暴和虐待发生关联。后来几位较为温和的皇帝，将这个受到暴君压迫的教派，看成善良和无辜的被害人，尽量采取宽容的对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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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图密善当政对基督徒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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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值得注意，耶路撒冷的圣殿和罗马的朱庇特神殿，几乎同时毁灭于战火之中。[417]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信徒自愿向圣殿所做的捐献，竟然被暴虐的征服者抢走，拿来整修和装饰朱庇特神殿[418]。罗马皇帝向犹太人征收人头税，虽然每个人缴的税额有限，但是这笔钱的运用早已有所计划，征敛的手段非常严厉，让人认为是一项让民众不堪其苦的苛政。有些人与犹太人既无血统渊源，也没有宗教关系，税务官员还是可以任意课税。基督徒原来借着犹太人的会所当庇护，现在也无法逃脱贪婪的勒索。基督教徒一直不愿沾染上偶像崇拜的嫌疑，凭良知也不能为披着魔鬼外衣的朱庇特神庙尽力。由于基督徒当中尽管数目日减，却仍有相当数目的人依旧信奉摩西的戒律，他们想要极力掩盖犹太血统，却很不容易做到，只要检查是否行过割礼，马上就能揭穿身份。[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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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罗马当局的官员来说，他们可没有工夫去研究这两个教派在教义上的差异。在那些用皇帝名义设置在罗马的法庭或是以代行法务官名衔设置的犹地亚地方法庭上，有两位受审的基督徒，据说他们的出身甚至比伟大的君王还要高贵得多。他俩是耶稣基督的亲兄弟使徒圣犹大的孙儿，[420]本来具备继承大卫王的资格，受到全民的尊敬，从而引起总督的猜忌。但是他们的穿着褴褛而且答话很老实，很快让当局相信，他们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扰乱罗马帝国的安宁。他们很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皇室血胤，以及和弥赛亚的近亲关系，但是否认有任何世俗的企图，声称要建立纯粹属于精神和心灵的天国。当被问到财产和职业时，他们就伸出因每日辛勤劳动而长满老茧的双手，说是完全靠着耕种为生，在科卡巴村庄附近有一块面积约24英亩的土地，价值约9000德拉克马或300英镑。于是圣犹大的孙儿在总督既怜悯又鄙视的心情下，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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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王室的衰落使后代子孙免于暴君的猜忌，但是自己家族的兴旺使得怯懦的图密善皇帝提高警觉。只有他所恐惧、憎恨或尊敬的罗马人流血，才能消除他的不安。所以图密善对付自己亲叔叔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的两个儿子，老大很快以涉嫌谋叛而定罪，小儿子弗拉维乌斯·克莱门斯，由于生性懦弱无能，才幸免于死。皇帝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这位不会造成威胁的堂弟真是恩宠备至，把自己的外甥女多米蒂娜许配给他，收养他们所生的儿子，希望有一天让他继承王位，并赐予孩子的父亲执政官的高位。可是，连一年的任期都没有满，图密善就找了一个微小的借口，将堂弟判处死刑，多米蒂娜也被放逐到坎帕尼亚海岸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去。[421]另外一大批被牵连进去的人，不是被处死就是被判没收财产，被指控的罪名是“无神论者”和“认同犹太人”。[422]按照当时官府和舆论对基督徒模糊不清的了解，以此二者离奇结合而成的罪名，除了用于基督徒身上，对其余人员全都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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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凭着这种“莫须有”的解释，并由于过于迫切地希望拿一个暴君的多疑作为他们死得光荣的证据。于是教会便将克莱门斯和多米蒂娜列于第一批殉教者的名单之中，并将图密善的暴行称为“第二次大迫害”。但是，这次迫害（如果配得上这个称呼的话）的时期并不长，处死克莱门斯和放逐多米蒂娜后不过几个月，一名深得多米蒂娜喜爱的自由奴史蒂芬，虽然没有信奉她的宗教，却在皇宫里刺杀图密善。元老院对死去的皇帝加以鞭尸，废除他所下的诏书和判令，赦回被流放的人。在涅尔瓦皇帝温和的统治下，无辜的受害者恢复地位，发还所没收的财产，就连一些罪无可恕的人也都获得赦免，或者逃脱了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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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图拉真为基督徒建立合法的审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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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过了10年，图拉真在位时，小普林尼被他在元老院的同僚和皇帝任命为比提尼亚和本都的总督。他到任后不久就发现，对于这样一个和他仁慈心地完全不相容的差事，他完全不知道应依据哪些法令和规定来进行法院的审判工作。小普林尼从来没有参与过审理基督徒的案件，只知道有这个教派的名称，至于他们所犯的罪行属于哪种性质，按什么方式定罪，应给予何种惩罚，他根本一无所知。他在惶恐的状况下，就像以往惯常的做法，将这个新兴教派的状况写了一篇奏章，就他个人难免有点偏袒的看法，呈给图拉真裁定，请求皇帝以圣明的睿智解开他的疑惑、开导他的无知。小普林尼的一生汲汲求知，通晓政府事务，19岁的年纪就以出色的辩词，在罗马法庭初试啼声，[423]进入元老院占有一席之地。他也荣任过执政官，个人交游广阔，与意大利和行省的各阶层都有联系。如果说他对这方面无知，那倒是释放出来一些信息。我们因而可以断定，当他出任比提尼亚总督时，对于取缔基督徒并没有一般的法规和元老院的敕令。因为无论是图拉真还是以前几位公正廉明的皇帝，他们的诏书和司法裁定，都会收入民法和刑法的法典之中。同时，当局并没有公开表明对这个新兴教派的意见，即使在法庭上有取缔基督徒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可以成为当局必须遵循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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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拉真的宗教政策在概念上或许会发生错误，但就他对小普林尼奏章的批示来加以对比，表现得还算公正仁慈。因而后来有一段时期，基督徒常用来为自己辩护。图拉真皇帝并没有表现出宗教法庭审判官那种狂热，要把异端查得水落石出，一点都不能放过，使判罪的人愈多愈好。相反地，他表示最关紧要之处，在于保护无辜者的人身安全，而不是防止犯罪者逃脱制裁。他承认要制定一套普遍适用的法律甚为困难，但在颁布两项较为宽大的法令后，对于受苦受难的基督徒，确实起了支持保护的作用。虽然他明令指示地方官员惩处已依法定罪的基督徒，但基于人道的考虑，还是提出非常矛盾的做法，那就是禁止对未定罪的嫌犯进行审讯，也不允许有一点风声就进行追究。皇帝对于匿名指控概不受理，认为这种可耻的行为损害政府信誉，因而严格规定，要以“信奉基督教”的罪名给人定罪，必须有合法的控告人公开出庭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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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的规定，任何人要想充当告发人这种引人怨恨的角色，必须公开说明产生怀疑的理由，具体提出秘密集会的时间和地点，列出大量内部情况的资料。而这些都是教徒严格保密，绝对不会让这些神圣的事物为基督教的敌人所亵渎。要是控告人的指控生效，必然遭到人数众多而又活跃的教派的仇恨，受到人群中思想开明分子的谴责，而且不管任何时代和国家，这种行径都被视为可耻的告密者。反之，若证明控告不实，按照哈德良皇帝所颁布的法令，凡诬告市民犯有信奉基督教的罪名者，会受到严厉处分，最高可判处死刑。个人之间的仇恨或者宗教信仰的冲突，可能会无视于遭受侮辱或危险所带来的恐惧，但是也可想象得到，罗马帝国的异教徒中，很少人愿意以身试法来指控敌人。[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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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避法律的限制所采取的权宜手段，对于制止私人仇恨或宗教狂热的害人计谋，确实发挥很大的功效。恐惧和羞愧的心理对个人行为产生制约，但在人数众多而喧嚣的集会中，这种影响力就会失去作用。虔诚的基督徒希望获得殉道的光荣，当然有更多人力求逃避，不是迫不及待，就是提心吊胆地等待按规定即将来临的节日庆典和竞技比赛。一到这种场合，帝国各大城市的居民都会聚集到竞技场或者露天大剧场去。那里所具有的特殊气氛以及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激发起他们狂热的情绪，让他们完全丧失人性。无数的观众头戴花环，满身经过香熏，要用牺牲的鲜血净化灵魂，置身于保护神的画像和祭坛之中，全部沉浸在宗教信仰所带来的欢乐之中。他们这个时候就会想到，只有基督徒憎恶全人类共有的神祇，怀着阴险的恶意拒不参加庄严的集会，就是在对公共喜庆活动进行侮辱或表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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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帝国最近遭到任何灾难，比如一场瘟疫，一次饥荒，或一场战争的失利；如果台伯河泛滥成灾，或者尼罗河河水没有漫进田地；如果发生地震或者季节的寒暑失调，这时，迷信的非基督徒认定这全是基督徒的过错，他们的罪孽和渎神活动，虽然因政府的过分仁慈而得到宽恕，终于还是引起上天的震怒。在一大群狂乱和被激怒的暴民环伺之下，诉讼案件不会按公正的法律程序进行。在一个被野兽和角斗士鲜血染污的竞技场里，不可能听到怜悯的声音。庞大人群不耐烦的怒吼声，指控基督徒是全体人类和神明的公敌，呼吁判处他们最残酷的刑罚。于是人们就会在这个新教派中挑出一两个出头最多的人物，带着无比激愤的情绪呼喊着他们的名字，要求把他们抓来扔进关着狮子的兽穴里。[425]主持这类集会的行省首长和地方官员，一般都会满足民众这种要求，牺牲几个最惹人痛恨的基督徒，来平息他们的怒火。但是，有一些明智的罗马皇帝保护基督徒，免遭暴乱群众任意指控所带来的伤害。他们很公正地谴责这类私刑，认为这既不符合巩固统治的要求，也有损帝国政府的公道立场。哈德良和安东尼·皮乌斯的诏书都明确宣布，集会上民众的呼喊，对热心信仰基督教的人，永远不能作为定罪和惩罚的合理见证。[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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