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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觐见后退出，感受到友情的温暖，怀着感激和钦佩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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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尤里安三渡莱茵河战胜蛮族（357—359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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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耳曼蛮族手中解救高卢行省，对尤里安而言不过是牛刀小试，他渴望与帝国首位皇帝，以及其他威名显赫的君主一比高下，从一个事例就可以证明，他曾写下他在高卢的作战记录。[246]尤里乌斯·恺撒不无自负地提到，曾经两度越过莱茵河，尤里安夸口说他在接受奥古斯都头衔之前，已经带着罗马的鹰帜安渡巨川进行三次远征（357 A.D.、358 A.D.、359 A.D.）。斯特拉斯堡会战后，日耳曼人惊愕之情表露无遗，这促使他安排第一次的试探。部队虽然表明对此毫无兴趣，但是折服在领导者雄辩的口才之下。他要与将士同甘共苦，保证赢得光荣的胜利。梅恩河两岸的村庄储满谷物和牛群，受到入侵军队蹂躏。模仿罗马文雅开化所构建的重要房舍，全部为大火吞噬。恺撒很勇敢地向前推进10英里，直到大军的行动为黑暗而无法穿越的森林所阻，隐藏的通路有秘密陷阱和埋伏，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到处充满危机。地面已覆盖白雪，尤里安把图拉真所建古老的堡垒修复以后，同意与归顺的蛮族签订10个月的休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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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蛮族违反条约的行为进行报复行动，尤里安着手第二次的远征，渡过莱茵河去教训傲慢的提尔马尔和霍尔泰尔，这两位阿勒曼尼人的国王曾参加斯特拉斯堡之战。他们答应归还仍旧活着的罗马俘虏，于是恺撒要求高卢的城市和乡村，对于所损失的居民人数提出确实的报告，他很快而又正确地指出，蛮族在哪些地方想要做手脚欺骗他，这样一来，大家深信他具有超凡的学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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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三次远征较前两次获得更大成就，且影响更为深远。日耳曼人集结战力，沿着对面河岸运动，想毁坏桥梁，阻碍罗马人进军的通道，但蛮族周到的防御计划，竟被巧妙的牵制行动打得措手不及。300名全副轻装的精兵搭乘40条小船，保持静肃顺流而下，在敌人哨所不远处登岸，勇敢敏捷地执行命令。蛮族的酋长参加夜间宴会，放心大胆喝得醉醺醺回去，结果遭到奇袭。无须重复千篇一律令人厌恶、全是杀戮和破坏的故事，我们可以很明显知道，阿勒曼尼人当中6个最傲慢的国王，完全听从尤里安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其中有3位获准到罗马军的营地，去见识严格的训练和雄壮的军容。有2万名俘虏被尤里安从蛮族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在结束战争后越过莱茵河班师。他的成就重振古代的光荣，可与布匿战争和辛布里之战[247]的胜利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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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安凭着英勇无敌的气势和指挥若定的修为，确保了国家的和平，这时他所推行的工作，更合于人道的关怀和哲学家的风范。高卢的城市在蛮族入侵中遭到破坏，他竭尽全力加以修复，从门兹到莱茵河口之间的七个重要前哨，在尤里安的命令下全部整修，并强化各种工事和装备。[248]降服的日耳曼人接受公正而屈辱的条件，负责准备和运送所需的材料和物资。尤里安本着热心公益的精神，竭尽心力督导计划的执行，这种风气普及到整个部队，就连协防军对劳苦的勤务，也放弃可以要求豁免的权利，与罗马士兵一样担负起吃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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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无可推脱的职责是要为全体居民和守备部队提供安全和维持生存的粮食，前者之所以弃逃和后者之所以叛变，完全是饥馑所造成的致命和必然的后果。高卢行省的耕种土地受到战争灾难带来的干扰，但是只要怀着对人民的关切之情，大陆的缺粮完全可以用邻近岛屿丰收的食粮来加以供应。从阿登森林伐木建造600艘大型三桅船，经过几趟前往不列颠海岸的航行，回程都是满载谷物，然后顺着莱茵河上行，把货物分配给沿河的城镇和据点。[249]尤里安的军队恢复自由而安全的通航，而在此之前君士坦提乌斯牺牲尊严，宁可将2000磅白银当作纳贡礼物。吝啬的皇帝不愿把这样大额的金钱发给士兵，却同意供献给蛮族。尤里安的机智和坚定使他能接受严酷的考验，这些部队虽然不满，却仍旧随他赶赴战场，经历了两次战役，他们都没有得到正常的薪饷和额外的赏赐。[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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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尤里安在高卢的施政作为和对后世的影响（356—36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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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关怀臣民的安宁与幸福是尤里安用人行政的指导原则。他把自己住在冬营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处理行政事务，常常以行政长官的身份出现，并不喜欢摆出主将的威严。在他准备出征前，先将呈上来让他审定的大部分公私案件，交给各行省总督去处理，但等他回来后，总会重新仔细检查处理的状况，对过于严苛的法律略加缓和以资弥补，详阅法官的判决提出复审意见。他不愿被人视为心地善良的滥好人，也不会为了实现法律的公正，纵情于草率而鲁莽的行动。在控诉纳博省长犯有敲诈勒索罪的案件中，他能够用心平气和、以理服人的态度，压下法官过于偏激的情绪。激动的德尔菲迪乌斯大声叫着说：“如果只凭被告否认就能翻案，那还能定谁的罪？”尤里安则回答说：“如果只凭别人认定有罪就能判决，那还有谁能清白无辜？”在处理有关和平与战争的重大问题上，君主的要求与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但君士坦提乌斯根本不考虑这是一个民穷财尽的国家，还是一味地欺诈压迫，无所不用其极，要是被尤里安的德行所阻止，不能尽兴掠夺所要的贡品，便认为自己受到伤害。尤里安拥有皇家的权柄，有时会出面纠正下级官员公然的贪污行为，揭露他们进行掠夺的各种手法，提出力求公允简单的新税制。但是君士坦提乌斯为了能够掌握财政起见，将有关权责交付给高卢统领弗罗伦提乌斯，这个酷吏个性阴毒，根本不知怜悯和同情为何物。即使有人提出非常客气和温和的反对意见，这位傲慢的大臣都抱怨不已，有时使得尤里安感觉自己的行为未免过于软弱。恺撒以厌恶的心情批驳一项征收特别税的法令，特别提到民众的苦难状况，所以对统领送给他签署的超量财产估值表示拒绝的态度。这样一来，终于激怒了君士坦提乌斯的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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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安在写给最亲近友人的一封书信中，毫无顾忌地表达出非常激动的情绪。他叙述自己在高卢的作为以后，接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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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门徒会采取与我不同的做法吗？我能将管辖下不幸的臣民弃之不顾吗？难道我不应责无旁贷地保护着他们，免得让毫无人性的强盗，对他们施加无休无止的伤害吗？一个放弃职守的保民官会被处死刑，被剥夺举行葬礼的荣誉。如果我自己在遇到危险时，忽略更为神圣和更加重要的职责，那又有什么资格定别人的罪呢？神既然把我安排在这个高位上，他的恩惠就会引导我、支持我。如果我终必遭受苦难，将会因为自己拥有一颗纯洁、正直的心而感到欣慰。真希望上天能让我现在有一个像萨路斯特那样的顾问啊!如果他们认为应该派个人来接替我，我将毫无怨言地拱手让贤。我宁愿用短暂的时间趁机做些好事，也不愿意长时间或永远作恶多端，自以为不会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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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安非常不稳固的、依附于人的处境，充分显示出了他的节操，同时也掩盖住了他的缺点。这位在高卢地区维护君士坦提乌斯统治的年轻英雄，没有被授予彻底清除政府弊端的权力，却有勇气减轻人民的灾难与痛苦。除非他有能力使罗马人恢复尚武精神，或能够使与帝国为敌的蛮族，学会过勤劳和文雅的生活，不然无论是与日耳曼人媾和，还是征服日耳曼人，照理都不可能指望保证人民获得安宁。然而，尤里安在高卢的胜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制止蛮族的入侵，从而延缓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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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的城市长期受到内战纷扰、蛮族入侵和国内暴政蹂躏，因尤里安发挥有利的影响力，现在重新恢复了生机。人们获得美好生活的希望日增，逐渐产生勤劳的精神。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受到法律保护而再度兴旺；工匠组织的同业工会中，挤满有能力及受到尊敬的成员；年轻人不再反对结婚，成家的人也愿意生孩子；公众和私人的庆祝活动按照传统习俗办理；各行省的交通状况很安全，国家显示出一片繁荣景象。像尤里安这样有理想的人，一定会感受到他给民众带来的欢乐情绪，必然会对巴黎格外感到满意和亲切，因为这是他冬天的居所和特别偏爱的地方。这座占据塞恩河西岸大片土地的辉煌都城，最初不过是河中的一个小岛，居民靠河流获得纯净和甜美的饮水。激流冲刷四周城墙，只有两座木桥可通入城中。塞恩河北边覆盖着一片森林，在河的南边，现在称作大学区的地方原是一大片房屋，其中点缀着一座王宫、一座竞技场、几处浴场、一道水渠和一个供罗马军队操练的战神广场。严酷的气候由于靠近海洋得到调和，通过实验获得经验，精心种植和照顾的葡萄和无花果获得成功。但在特别严寒的冬季，塞恩河水常结出极厚冰层。顺流而下的巨大冰块，可能会使亚细亚人联想到从弗里吉亚采石场采到的白色大理石。安条克的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使尤里安留恋在心爱的卢特夏[251]那严肃而简单的生活，那里的居民不懂得或不屑于搞娱乐性的戏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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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安要是将毫无男子汉气概的叙利亚人与勇敢诚实的高卢人相比，便会感到生气，因而对于凯尔特人性格中过于纵酒误事这唯一的缺点，他也可以原谅。如果尤里安今天能重游法国首都，可能会去和学识卓越的学者交谈，这些人都有能力理解和教诲希腊人的门徒。对这个不因沉溺奢华生活而丧失武德的民族，他也会原谅他们做出生动而美好的蠢事。而且他必定会对使人类社会的交往更加柔美、精纯和高尚的那些无价的艺术品百般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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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二十章 君士坦丁改变信仰的动机、经过及影响 合法建立基督教教会（306—43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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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建立基督教是帝国内部最重大的变革，引起人们极大关切，也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教诲。君士坦丁的胜利和政策已不再影响欧洲当前局势，但身为君王却改变信仰的印象，至今仍保留在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田，像牢不可破的链条，把在位时的教会体系和现今的观念、情感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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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士坦丁改变信仰的时间和动机（306—33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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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应该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但绝不能冷漠对待的问题时，总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会突然冒出来，那便是难以判定君士坦丁真正改变信仰的准确时间。口若悬河的拉克坦提乌斯在他的宫廷任职（306 A.D.），迫不及待向世界宣告，[252]高卢的君王堪称光辉典范，在称帝之初就承认真正和唯一的上帝，崇拜他无上的权威。[253]博学的欧西比乌斯把君士坦丁的虔诚信仰，归于他正在准备远征意大利时，天空忽然出现的神奇景象（312 A.D.）。历史学家佐西穆斯则恶意地断言，皇帝是在双手沾满他大儿子的鲜血之后，才公开抛弃掉祖先和罗马所信奉的神明（326 A.D.）。各执己见的权威说法之所以混乱不堪，完全是君士坦丁本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按照严格的教会规定，把他尊为“首位基督教皇帝”的说法，直到他临死之时才配使用这个头衔，因为他是在最后一次患病时，才初步接受教义举行按手礼[254]，然后依照正式施洗仪式成为教徒[255]（337 A.D.）。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实际态度，有的地方很含糊也可以说是有所保留，必须用细心和精确的研究态度，才能弄清楚皇帝先自称教会的保护者，后来成为基督教的改信者，这样一个缓慢得让人难以觉察的过程。彻底消除原来的教育使他养成的习惯和成见，转而承认基督的神圣权柄，认清他的启示和原来崇拜的多神教完全无法兼容，对他而言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他在心灵上或许经受过相当的困扰，这教导他在进行帝国宗教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他对于一些新的观念，也总要确保能安全而有效地推行时，才逐渐表露。在他临朝统治的整个时期，基督教像一条缓慢流动但逐渐加快的河流，但是其前进方向却因当时变化不定的局势、君王小心谨慎的态度和反复无常的个性，有时受到阻挠，有时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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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允许大臣为了说明主子的意图，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各人的原则。他在同一年里发布两封诏书（321 A.D.），运用手段使臣民在希望和恐惧之间获得平衡。第一件是庄严奉行安息日[256]给全民所带来的喜悦，另一件是命令定期实施肠卜仪式。[257]在这场重大变革还处于前途未卜的状态时，基督教徒和异教徒都同样以非常急切的心情，注视着君王的行动，但两者的感受完全相反。前者出于高涨的热情和虚荣，尽量夸张君王对基督教的偏爱和信仰的忠诚；后者在焦虑尚未转变为失望和仇恨之前，一直对世人甚至对自己采取掩饰态度，那就是罗马的神明不可能仍然视皇帝为信徒。基于这种热情和观点，使得当时怀有成见的作家，根据自己所主张的信仰，公开宣布这是基督教和君士坦丁最光辉或最污秽的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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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君士坦丁的谈话和行动曾经透露出对基督教的虔诚，但是他在接近四十岁时，仍坚持奉行旧教的各种仪式。[258]他在尼科米底亚的宫廷就是这样施为，也许是出于恐惧，当然也可视为高卢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或政策需要。他的性格极其慷慨，多神教的庙宇得到重建并且变得更为富足。帝国铸币厂出产的奖章上，都镌刻朱庇特、阿波罗、马尔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图像和象征。他对父亲君士坦提乌斯的一番孝心，使父皇被神化后的庄严形象进入奥林匹斯山神明的行列中。[259]君士坦丁最崇拜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还特别喜欢人们把他比作光明和诗歌之神。那位神明百发百中的神箭、明亮照人的眼光、月桂编成的冠冕、千秋万载的英姿以及文雅风趣的才艺，全都表明他正是一位年轻英雄的保护人。阿波罗的神坛上总是堆满君士坦丁热心奉献的供品。他尽量让轻信的平民相信，皇帝得到神明的特许，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保护神的威仪。而且无论他在清醒时，还是接受神明启示的时刻，都会出现种种吉兆证明他是永久和常胜的统治者。太阳神被当成君士坦丁所向无敌的指导者和保护神，因而受到举世的颂赞。异教徒普遍相信，这位获得神明恩宠的信徒要是忘恩负义，就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报复。[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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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士坦丁对高卢行省实行职权有限的统治时期（306—312 A.D.），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君王的权威和他制定的法律的保护，至于维护神明的荣耀，他很明智地留给教徒自己去料理。（如果真能相信君士坦丁自己所讲的话）他亲眼见到罗马士兵对一些仅仅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被捕的罪犯，采取非常野蛮的残暴行为，[261]他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他在西部和东部看到严苛和宽容产生的不同后果。他那不共戴天的仇人伽勒里乌斯，就是实施严苛政策的例证，使他更加觉得难以忍受；他在垂危父亲的要求和劝告下，效法父亲所实施的宽容政策。就是这些原因，使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毅然终止或废除带有迫害性的诏书，给予所有公开宣称自己是教会成员的信徒，有从事个人宗教活动的自由。这位早已暗自对基督的名字和基督教的上帝表示由衷尊敬的君王，使教徒对他的关怀和公正产生孺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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