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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建立基督教是帝国内部最重大的变革，引起人们极大关切，也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教诲。君士坦丁的胜利和政策已不再影响欧洲当前局势，但身为君王却改变信仰的印象，至今仍保留在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田，像牢不可破的链条，把在位时的教会体系和现今的观念、情感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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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士坦丁改变信仰的时间和动机（306—33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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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应该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但绝不能冷漠对待的问题时，总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会突然冒出来，那便是难以判定君士坦丁真正改变信仰的准确时间。口若悬河的拉克坦提乌斯在他的宫廷任职（306 A.D.），迫不及待向世界宣告，[252]高卢的君王堪称光辉典范，在称帝之初就承认真正和唯一的上帝，崇拜他无上的权威。[253]博学的欧西比乌斯把君士坦丁的虔诚信仰，归于他正在准备远征意大利时，天空忽然出现的神奇景象（312 A.D.）。历史学家佐西穆斯则恶意地断言，皇帝是在双手沾满他大儿子的鲜血之后，才公开抛弃掉祖先和罗马所信奉的神明（326 A.D.）。各执己见的权威说法之所以混乱不堪，完全是君士坦丁本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按照严格的教会规定，把他尊为“首位基督教皇帝”的说法，直到他临死之时才配使用这个头衔，因为他是在最后一次患病时，才初步接受教义举行按手礼[254]，然后依照正式施洗仪式成为教徒[255]（337 A.D.）。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实际态度，有的地方很含糊也可以说是有所保留，必须用细心和精确的研究态度，才能弄清楚皇帝先自称教会的保护者，后来成为基督教的改信者，这样一个缓慢得让人难以觉察的过程。彻底消除原来的教育使他养成的习惯和成见，转而承认基督的神圣权柄，认清他的启示和原来崇拜的多神教完全无法兼容，对他而言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他在心灵上或许经受过相当的困扰，这教导他在进行帝国宗教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他对于一些新的观念，也总要确保能安全而有效地推行时，才逐渐表露。在他临朝统治的整个时期，基督教像一条缓慢流动但逐渐加快的河流，但是其前进方向却因当时变化不定的局势、君王小心谨慎的态度和反复无常的个性，有时受到阻挠，有时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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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允许大臣为了说明主子的意图，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各人的原则。他在同一年里发布两封诏书（321 A.D.），运用手段使臣民在希望和恐惧之间获得平衡。第一件是庄严奉行安息日[256]给全民所带来的喜悦，另一件是命令定期实施肠卜仪式。[257]在这场重大变革还处于前途未卜的状态时，基督教徒和异教徒都同样以非常急切的心情，注视着君王的行动，但两者的感受完全相反。前者出于高涨的热情和虚荣，尽量夸张君王对基督教的偏爱和信仰的忠诚；后者在焦虑尚未转变为失望和仇恨之前，一直对世人甚至对自己采取掩饰态度，那就是罗马的神明不可能仍然视皇帝为信徒。基于这种热情和观点，使得当时怀有成见的作家，根据自己所主张的信仰，公开宣布这是基督教和君士坦丁最光辉或最污秽的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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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君士坦丁的谈话和行动曾经透露出对基督教的虔诚，但是他在接近四十岁时，仍坚持奉行旧教的各种仪式。[258]他在尼科米底亚的宫廷就是这样施为，也许是出于恐惧，当然也可视为高卢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或政策需要。他的性格极其慷慨，多神教的庙宇得到重建并且变得更为富足。帝国铸币厂出产的奖章上，都镌刻朱庇特、阿波罗、马尔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图像和象征。他对父亲君士坦提乌斯的一番孝心，使父皇被神化后的庄严形象进入奥林匹斯山神明的行列中。[259]君士坦丁最崇拜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还特别喜欢人们把他比作光明和诗歌之神。那位神明百发百中的神箭、明亮照人的眼光、月桂编成的冠冕、千秋万载的英姿以及文雅风趣的才艺，全都表明他正是一位年轻英雄的保护人。阿波罗的神坛上总是堆满君士坦丁热心奉献的供品。他尽量让轻信的平民相信，皇帝得到神明的特许，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保护神的威仪。而且无论他在清醒时，还是接受神明启示的时刻，都会出现种种吉兆证明他是永久和常胜的统治者。太阳神被当成君士坦丁所向无敌的指导者和保护神，因而受到举世的颂赞。异教徒普遍相信，这位获得神明恩宠的信徒要是忘恩负义，就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报复。[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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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士坦丁对高卢行省实行职权有限的统治时期（306—312 A.D.），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君王的权威和他制定的法律的保护，至于维护神明的荣耀，他很明智地留给教徒自己去料理。（如果真能相信君士坦丁自己所讲的话）他亲眼见到罗马士兵对一些仅仅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被捕的罪犯，采取非常野蛮的残暴行为，[261]他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他在西部和东部看到严苛和宽容产生的不同后果。他那不共戴天的仇人伽勒里乌斯，就是实施严苛政策的例证，使他更加觉得难以忍受；他在垂危父亲的要求和劝告下，效法父亲所实施的宽容政策。就是这些原因，使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毅然终止或废除带有迫害性的诏书，给予所有公开宣称自己是教会成员的信徒，有从事个人宗教活动的自由。这位早已暗自对基督的名字和基督教的上帝表示由衷尊敬的君王，使教徒对他的关怀和公正产生孺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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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颁布《米兰诏书》的始末和主要内涵（31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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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意大利约五个月以后，罗马皇帝颁布了著名的《米兰诏书》（公元313年3月），庄严而明确地宣示他的旨意，恢复正统基督教会的和平。两位西部君王在一次面对面会谈中，君士坦丁的聪明才智和权势地位都略胜一筹，他提出双方联合的要求，他的共治者李锡尼欣然同意。这两位君王和政权所产生的力量，使震怒的马克西米安不敢轻举妄动。等到东部的暴君过世后，《米兰诏书》就成了罗马世界的基本法。基督徒被不公正剥夺的公民权利及信仰权利，在两位英明的皇帝手里全部得到恢复。法条明文规定，凡被没收的礼拜场所和集会地点，都必须无条件、无代价地归还给教会，更不得拖延时日。在发布这道严格命令的同时，皇帝还非常慷慨地承诺，要是愿意用公平合理的价格购买回来，皇家的国库将予以补偿。这些有利于社会的规定，目的在于使宗教信仰能够维护未来的平静，运用广泛平等的宽容原则作为基础，然而这种平等会被后来的教派解释为对他们有利和另眼相看的殊荣。两位皇帝向世界宣告，他们给予基督徒和所有其他人员绝对的自由权利，来选择自己希望加入的，或已经笃信的，或认为对自己最有用的宗教。他们详细解释易于含混的词语，排除各种例外情况，命令各行省总督对这份保护宗教自由的诏书，一定要按照规定要点，真实不虚地加以执行。他们不惜谆谆教诲，向臣民阐述颁布宽容基督教诏书的两大原因：其一是出于维护万民的和平幸福的善良意愿；其二是经由这种作为，表达虔诚愿望，能够荣获天上神明的恩宠。他们从自己的身上已经应验神的恩惠和至德，相信天恩永远保佑君王和万民的繁荣昌盛。从这些模糊而粗糙的虔诚表现，我们可以推断出三种彼此相异但并非不发生关联的假设。首先，君士坦丁的信仰可能一直在异教和基督教之间徘徊；其次，根据多神教理由不充分但非常谨慎的说法，他可能把基督教的上帝，视为上天庞大统治集团众多神明中的一员；再者，他可能抱定富有哲理的观点，这种想法也许更能引人入胜，那就是尽管有众多的神明、仪式和观点存在，崇拜一个共同造物主和宇宙之父，有助于使所有教派和民族获得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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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对问题的探讨受世俗利益的影响，总是多于对抽象理论的考虑。君士坦丁逐渐增加的爱好和倾向，基于他对基督教品格的敬仰，以及他对传播福音可以指导个人及公众的德性的信心。身为专制君主，他的作为可以毫无忌惮，他的情绪也可以唯我独尊，但是有一点必然是与他利害相关的，那就是所有臣民必须遵守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然而，即使是最明智的法律，运用时也不够周详和稳定，很难发挥鼓励善行的功能，有时也不能制止罪行的产生。单凭法律的力量对它所谴责的行为并不能完全加以阻止，对所禁止的行为也不一定能够惩处，因而古代立法者把扩大教育和舆论的影响作为辅助手段。但是曾一度为罗马和斯巴达带来活力和纯洁的各种原则，在漫长的时间里随着帝国的专制和衰败而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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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哲学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支配人类思想的力量，但异教的迷信鼓励人们行善的影响力却极其微弱。处于这种令人失望的情况下，睿智的统治者很高兴见到这样一种宗教的茁壮成长，它在人民中间传播纯良、仁爱和遍及世界的道德体系，适合各种行业和不同生活水平的人群，同时那种被人们尊为上帝的教诲和意志，被永恒的善恶均有报应的说法更加强化了。希腊和罗马的历史经验都不能告诉世人，神启的观念在推动并改革国家体制方面，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君士坦丁听到拉克坦提乌斯恭维而又极富哲理的言论，也许会产生信服的心理。这位雄辩的护教家不仅坚定相信并敢于大胆断定：崇信基督教将重现罗马原始时期的纯真与美好；真诚信仰上帝对起源于共同祖先的人们，可以消除他们之间的战乱和纠纷；福音的真理会遏制人们所有的邪念、敌意和私心；一个民族广泛受到真理和虔诚、平等和温顺、和谐和博爱的激励，统治者就不必用武力来维持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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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王的极权统治甚至压迫之下，依然主张服从和无条件依顺的福音精神，必然会被享有绝对权威的君王视为值得利用和提倡的美德。原始基督徒建立政权管理制度的基本思想，并非基于人民的意愿，而是出自上天的意旨。掌握统治大权的皇帝，尽管采取叛逆和谋杀的手段篡夺宝座，后来却急着打出君权神授的旗号。这样，他滥用权力的行为就只对上帝负责，臣民却被效忠的誓言所束缚，对这样践踏自然及社会法则的暴君，也甘心情愿接受他的统治。谦卑的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就像送入狼群中的羔羊；即使为了保卫宗教，也无权使用武力，因而在短暂人生中，为虚名私利所引起的争端杀戮同类，更被视为莫大的罪恶。基督徒在公元开始的头三个世纪中，表现出了耶稣门徒逆来顺受的忠诚，那是早在尼禄时代就宣扬的教义，不涉及阴谋叛逆和公开暴动的罪恶，保持纯洁和清白的生活。即使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们也未曾想要与暴君在战场决一胜负，或愤然迁移到世界遥远的角落。后来那些敢于争取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法兰西、日耳曼和不列颠的新教徒，被称为改革派，因与原始基督徒混为一谈，而自认受到侮辱。其实，我们应该推崇而不是指责祖先的进步思想和精神，他们相信，宗教不能消除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许我们应把原始教会的坚忍既看作一个弱点，也视为一种美德。必然有一派毫无战斗力的平民，没有首领、武器和防御工事，在罗马军团的统帅面前进行没有效果的反抗，而自取灭亡了。然而这些基督徒祈求戴克里先息怒，或恳请君士坦丁开恩时，却可有理有据地提出他们信守顺从和驯服的原则，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他们的作为也都是符合这个原则的。他们甚至会进一步表示，若皇帝周围的臣民信奉基督教义，全都学会忍辱和顺从，帝王的宝座就会建立牢固而恒久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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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士坦丁确立君权神授思想的背景（32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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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神意安排，无论皇帝是否残暴，他们都是上天派来治理或惩罚地球上各民族的使者。但神圣的历史多次提出人所周知的案例，表明上帝对特选子民的治理问题直接进行了干预，他把权杖和宝座交到摩西、约书亚、基甸、大卫、马加比[262]这些英雄人物的手里。他们具有崇高的品德，产生的动机和带来的结局全部是神的恩赐，他们进行武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救教会，使教会保证会赢得胜利。若说以色列的士师[263]只是偶然任职和临时需要的行政官员，犹太的国王却从伟大祖先临终时的御体涂油仪式中，获得世袭传承和长期有效的权力，不会因自己的恶行而丧失，也不会因子民的一时不满而被剥夺。同样，具有特殊神力的天主，现已不为犹太人所专有，可能选中君士坦丁与其家族作为基督世界的保护人。虔信上帝的拉克坦提乌斯，以先知的口吻宣称，君士坦丁必将长期维持光辉灿烂和遍及世界的统治。[264]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都是和神的宠儿分享帝国各行省统治权的竞争对手。接着，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惨死，很快便结束基督徒对他们的仇恨，满足他们讨还血债的愿望。君士坦丁对抗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最后取得胜利，清除仍然反对“大卫第二”[265]的可怕竞争对手，看来他的大业完全是上天特别照顾所造成的结果。马克森提乌斯这个罗马暴君的个性，不仅有负皇帝的尊严，同时也玷污人类的天性。尽管基督徒可享受一时的恩惠，他们却同时和其他的臣民一样，随时可能受到毫无节制的暴政之苦。李锡尼的所作所为很快就暴露出他当时对《米兰诏书》的人道规定明智地表示赞同全出之于勉强。他在领地内禁止召开全行省的宗教大会；有基督徒身份的官员全被极不光彩地解职；虽说他避开了进行全面迫害的罪行，或者说可能引起的危险，但他公然撕毁自己的庄严承诺，执行部分迫害行动，反而使人更为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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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欧西比乌斯的生动描写，当时的东部正处在地狱的黑暗深渊中，来自天堂的吉祥光芒温暖并照亮西部各行省。大家认为，君士坦丁的虔诚是武力正当性的完美证明。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和对成果的运用，进一步坚定了基督徒普遍的想法：这位英雄的一切活动全都受到万王之王耶和华的感召和引导。意大利的征服产生了更广泛的宽容敕令，等到李锡尼失败，君士坦丁获得整个罗马世界的统治权后（324 A.D.），便多次发出指示，要求所有臣民立即效法君主皈依神圣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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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君士坦丁荣升高位直接与天意有关的观点，在基督徒的思想中引起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证实了拉克坦提乌斯的预言。一是基督徒的热切和积极的忠诚，使他们愿意为君士坦丁尽一切努力；二是基督徒充满信心地期待，勤奋的努力定会得到上天神奇的帮助。君士坦丁的敌人把他在不知不觉中与基督教会的结盟，归结为出于利害相关的动机，显然在实现他的野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公元4世纪初期，帝国人口里基督徒还只占很小的比例。然而，在日趋堕落的群众中，他们就如同奴隶一样对自己主子的更换漠不关心，但是这种宗教团体的精神和团结，可能是从良心的原则出发，必要时可以不惜牺牲身家性命，这种做法会对人民的领袖有些帮助。[266]君士坦丁的父亲做出榜样，并且教导儿子要重视并奖励有才能的基督徒，在分配公共职务时，可以从这些人中选派能够完全信赖的大臣和将领，他们对君士坦丁的忠诚可以说毫无保留，相对而言就可以加强政府的力量。在这些有声望的传教士的影响下，宫廷和军队中，接受新教信仰的人数必然会迅速增加。充斥在罗马军团各个阶层的日耳曼蛮族，对这方面毫不在意，在宗教问题上全都会接受主帅的信仰。因而可以断言，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后，大多数士兵都发誓用手中的武器效忠耶稣基督和君士坦丁的事业。[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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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自然习惯和宗教利益，使长期流行于基督徒之中的战争和流血惨剧逐渐消除。在君士坦丁善意保护下所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主教的权威及时被用来核定宣誓的军人对宗教应尽的义务，或者在教会平安无事时，用来对不愿服行兵役的士兵进行革出教会的惩罚。君士坦丁在他自己的统治领域，不断增加忠实追随者的人数和忠诚的热情，在那些仍然为对手所占有或篡权的行省，依然可获得一个强有力派别的支持。不满情绪在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治下的基督徒臣民中暗暗滋长；后者不加掩饰的仇恨情绪，只不过使基督徒更热心为其对手的利益奋斗。不同行省的主教彼此相距甚远，定期书信往来使他们可以自由表达各自的愿望和计划。毫无危险的传递情报，有助于推动君士坦丁的统一大业，也为宗教信仰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因为君士坦丁已经公开宣称，他要拿起武器拯救基督教会[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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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教象征和发生奇迹的有关事项（324—33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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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热情鼓舞着军队和皇帝，激励士气、增加战力，使他们充满信心奔赴战场。上帝曾为以色列人在红海开道，在约书亚的号角中让耶利哥城墙倒塌[269]，也会为君士坦丁的胜利显现出他的威力。教会历史证明他们抱着的期望的确很有道理，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使第一个基督教皇帝改变信仰，就是靠着那明显的奇迹，现在也已获得证实。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何者才是真实的原因，是否出于想象，确实值得后人加以研究。我将尽力把所涉及的标帜、梦境及神启符号逐一考量，将这段奇妙的历史故事合乎事实的部分和有关神奇的部分区分开来（在一篇似是而非的论文中，所有部分已被巧妙揉成一团，文藻优美，言辞华美，但史实内容完全禁不起考证），使大家对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的著名故事有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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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本是施用于奴隶和异族的刑具，让罗马市民产生恐惧的感觉，因而其概念与罪恶、痛苦和丑行紧密联系在一起。[270]君士坦丁之所以在统治的区域很快废止这种连人类的救世主都免不了亲自忍受的刑罚，并非出于仁慈，而是信仰的虔诚。[271]但他在罗马城中竖起自己的雕像之前，早就很清楚地表示，对自己的教育和人民所带来的偏见感到厌恶，因此他让雕像的右臂擎着一个十字架，并附上一篇记述战绩，把对罗马的拯救全归于这一吉祥形象——力量和勇气的真正象征的铭文。[272]这同一形象也使得君士坦丁的士兵所携带的武器全都神圣化：十字架在他们的头盔上闪闪发光，雕刻在他们的盾牌上面，编织在他们的旗帜中间。就连那些装饰君士坦丁本人的神圣象征，也只不过比一般人所用的材料更考究、做工更细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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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十字架取得战绩的旗帜则被称为拉伯兰旗[273]，此一含义不明却闻名遐迩的称呼，据说是用世界所有的语言为基础定名。它的基本构造是一根长杆中间横架着一根短棒。悬挂于短棒之下的丝质绸幡上，非常奇妙地编织了在位君王和其子的图像。长杆顶端是一顶金质皇冠，四周环绕着神秘图案，表现出十字架形态及基督教的缩写名字。[274]拉伯兰旗交由50名侍卫保管维护，他们全经过考验，不仅忠诚可靠，而且骁勇善战，所享受的荣誉和待遇更显得与众不同。经过几次幸运的偶然事件，很快引起一种传说：保卫拉伯兰旗的侍卫在执行任务时，全身刀枪不入，对敌人的攻击毫无所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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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内战期间，李锡尼感受到神圣旗帜的可怕威力。君士坦丁的士兵即使陷入困境，一看到拉伯兰旗立即产生战无不胜的士气和信心，与它对阵的军团，无不惊慌失措，恐惧万分。[275]此后，基督教皇帝多以君士坦丁为榜样，出征的队伍无不高举十字架旗帜。但等到狄奥多西自甘堕落的继承人不再身先士卒带兵打仗后，拉伯兰旗被当作一件意义崇高而无实际用途的圣物，陈列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276]这面旗帜所表现的荣誉，还保留在弗拉维家族的纹章上，这个家族出于感激的宗教热忱，一直把基督名字的缩写图案安放在罗马国旗正中央。还有就是用在宗教和军事的纪念碑上，在上面加上维护国家的安全、争取军队的荣誉、恢复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些庄严华丽的词句。保存到今天的一枚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奖章上，镌刻在拉伯兰旗旁边的是一行令人难忘的铭文：“追随此旗，百战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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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基督徒在遇到危险和灾难时，都会用手划出十字架记号，保护精神和肉体安全。这种手势被用于一切宗教活动，同时也用于日常生活，绝对可靠的动作使自己免受一切神灵和世俗邪恶力量侵害。[277]君士坦丁非常谨慎，采用循序渐进的步骤到最后才接受基督教真理，同时也采用基督教的十字架象征记号，但他这种宗教奉献的精神是否合于教义，只有教会当局才有足够权威来确定。有位与君士坦丁同时代的作家，曾在一篇正式文章中对宗教的成因做过全面研究。他所提出的证据，对这位皇帝的虔诚信仰赋予了更为惊人和崇高的特质。这位作家非常肯定地提到，君士坦丁在与马克森提乌斯决战的前夜，睡梦中得到神的指示，要他将代表上帝的神圣符号、基督名字的缩写图案刻在士兵盾牌上。皇帝遵从上天命令，获得米尔维亚桥之战决定性的胜利，作为上帝对他的勇敢和顺从所赐予的酬报。基于某些问题，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对这位善于辞令的作家做出的判断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他出于宗教热情或利害关系，一直全力支持当权派。[278]他是在罗马胜利约三年之后，才发表与尼科米底亚迫害者的死亡有关的作品的。但是地点相距1000英里，再加上1000天的时间间隔，这就完全足够制作出一批宣传资料，目的是要让人看到就会相信。这当然能获得皇帝的默许，因为皇帝在听到一个既能提高自己声望、又有利于推动计谋得逞的绝妙故事时，绝不会表示反感。李锡尼当时还掩饰对基督徒的仇恨，同样是这位作家站在支持的立场，写出祷告方式的显灵景象，说李锡尼与暴君马克西明的军团作战之前，一位天使在他的军队面前再度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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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神迹一再出现，不仅没有产生抑制作用，反而使人类的思考能更为理智。[279]但是，如果把君士坦丁的梦境单独拿来仔细加以分析，我们很自然就会从皇帝所要推行的政策，或者他对宗教的热情来加以解释：在决定帝国命运的那一天里，他时刻不安地等待，一阵短暂而又时断时续的睡眠可以消除烦躁的情绪。这时，令人景仰的基督形象以及人所共知的宗教象征，很可能自动出现在皇帝活跃的想象之中，何况他崇拜基督的名字，暗中乞求基督徒的上帝显示神威。正如杰出的政治家会毫不犹豫尽量运用军事谋略，他也像菲利普和塞多留那样利用宗教方面的骗局，非常巧妙地获得成功。[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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