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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君士坦丁荣升高位直接与天意有关的观点，在基督徒的思想中引起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证实了拉克坦提乌斯的预言。一是基督徒的热切和积极的忠诚，使他们愿意为君士坦丁尽一切努力；二是基督徒充满信心地期待，勤奋的努力定会得到上天神奇的帮助。君士坦丁的敌人把他在不知不觉中与基督教会的结盟，归结为出于利害相关的动机，显然在实现他的野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公元4世纪初期，帝国人口里基督徒还只占很小的比例。然而，在日趋堕落的群众中，他们就如同奴隶一样对自己主子的更换漠不关心，但是这种宗教团体的精神和团结，可能是从良心的原则出发，必要时可以不惜牺牲身家性命，这种做法会对人民的领袖有些帮助。[266]君士坦丁的父亲做出榜样，并且教导儿子要重视并奖励有才能的基督徒，在分配公共职务时，可以从这些人中选派能够完全信赖的大臣和将领，他们对君士坦丁的忠诚可以说毫无保留，相对而言就可以加强政府的力量。在这些有声望的传教士的影响下，宫廷和军队中，接受新教信仰的人数必然会迅速增加。充斥在罗马军团各个阶层的日耳曼蛮族，对这方面毫不在意，在宗教问题上全都会接受主帅的信仰。因而可以断言，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后，大多数士兵都发誓用手中的武器效忠耶稣基督和君士坦丁的事业。[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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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自然习惯和宗教利益，使长期流行于基督徒之中的战争和流血惨剧逐渐消除。在君士坦丁善意保护下所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主教的权威及时被用来核定宣誓的军人对宗教应尽的义务，或者在教会平安无事时，用来对不愿服行兵役的士兵进行革出教会的惩罚。君士坦丁在他自己的统治领域，不断增加忠实追随者的人数和忠诚的热情，在那些仍然为对手所占有或篡权的行省，依然可获得一个强有力派别的支持。不满情绪在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治下的基督徒臣民中暗暗滋长；后者不加掩饰的仇恨情绪，只不过使基督徒更热心为其对手的利益奋斗。不同行省的主教彼此相距甚远，定期书信往来使他们可以自由表达各自的愿望和计划。毫无危险的传递情报，有助于推动君士坦丁的统一大业，也为宗教信仰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因为君士坦丁已经公开宣称，他要拿起武器拯救基督教会[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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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教象征和发生奇迹的有关事项（324—33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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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热情鼓舞着军队和皇帝，激励士气、增加战力，使他们充满信心奔赴战场。上帝曾为以色列人在红海开道，在约书亚的号角中让耶利哥城墙倒塌[269]，也会为君士坦丁的胜利显现出他的威力。教会历史证明他们抱着的期望的确很有道理，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使第一个基督教皇帝改变信仰，就是靠着那明显的奇迹，现在也已获得证实。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何者才是真实的原因，是否出于想象，确实值得后人加以研究。我将尽力把所涉及的标帜、梦境及神启符号逐一考量，将这段奇妙的历史故事合乎事实的部分和有关神奇的部分区分开来（在一篇似是而非的论文中，所有部分已被巧妙揉成一团，文藻优美，言辞华美，但史实内容完全禁不起考证），使大家对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的著名故事有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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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本是施用于奴隶和异族的刑具，让罗马市民产生恐惧的感觉，因而其概念与罪恶、痛苦和丑行紧密联系在一起。[270]君士坦丁之所以在统治的区域很快废止这种连人类的救世主都免不了亲自忍受的刑罚，并非出于仁慈，而是信仰的虔诚。[271]但他在罗马城中竖起自己的雕像之前，早就很清楚地表示，对自己的教育和人民所带来的偏见感到厌恶，因此他让雕像的右臂擎着一个十字架，并附上一篇记述战绩，把对罗马的拯救全归于这一吉祥形象——力量和勇气的真正象征的铭文。[272]这同一形象也使得君士坦丁的士兵所携带的武器全都神圣化：十字架在他们的头盔上闪闪发光，雕刻在他们的盾牌上面，编织在他们的旗帜中间。就连那些装饰君士坦丁本人的神圣象征，也只不过比一般人所用的材料更考究、做工更细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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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十字架取得战绩的旗帜则被称为拉伯兰旗[273]，此一含义不明却闻名遐迩的称呼，据说是用世界所有的语言为基础定名。它的基本构造是一根长杆中间横架着一根短棒。悬挂于短棒之下的丝质绸幡上，非常奇妙地编织了在位君王和其子的图像。长杆顶端是一顶金质皇冠，四周环绕着神秘图案，表现出十字架形态及基督教的缩写名字。[274]拉伯兰旗交由50名侍卫保管维护，他们全经过考验，不仅忠诚可靠，而且骁勇善战，所享受的荣誉和待遇更显得与众不同。经过几次幸运的偶然事件，很快引起一种传说：保卫拉伯兰旗的侍卫在执行任务时，全身刀枪不入，对敌人的攻击毫无所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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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内战期间，李锡尼感受到神圣旗帜的可怕威力。君士坦丁的士兵即使陷入困境，一看到拉伯兰旗立即产生战无不胜的士气和信心，与它对阵的军团，无不惊慌失措，恐惧万分。[275]此后，基督教皇帝多以君士坦丁为榜样，出征的队伍无不高举十字架旗帜。但等到狄奥多西自甘堕落的继承人不再身先士卒带兵打仗后，拉伯兰旗被当作一件意义崇高而无实际用途的圣物，陈列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276]这面旗帜所表现的荣誉，还保留在弗拉维家族的纹章上，这个家族出于感激的宗教热忱，一直把基督名字的缩写图案安放在罗马国旗正中央。还有就是用在宗教和军事的纪念碑上，在上面加上维护国家的安全、争取军队的荣誉、恢复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些庄严华丽的词句。保存到今天的一枚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奖章上，镌刻在拉伯兰旗旁边的是一行令人难忘的铭文：“追随此旗，百战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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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基督徒在遇到危险和灾难时，都会用手划出十字架记号，保护精神和肉体安全。这种手势被用于一切宗教活动，同时也用于日常生活，绝对可靠的动作使自己免受一切神灵和世俗邪恶力量侵害。[277]君士坦丁非常谨慎，采用循序渐进的步骤到最后才接受基督教真理，同时也采用基督教的十字架象征记号，但他这种宗教奉献的精神是否合于教义，只有教会当局才有足够权威来确定。有位与君士坦丁同时代的作家，曾在一篇正式文章中对宗教的成因做过全面研究。他所提出的证据，对这位皇帝的虔诚信仰赋予了更为惊人和崇高的特质。这位作家非常肯定地提到，君士坦丁在与马克森提乌斯决战的前夜，睡梦中得到神的指示，要他将代表上帝的神圣符号、基督名字的缩写图案刻在士兵盾牌上。皇帝遵从上天命令，获得米尔维亚桥之战决定性的胜利，作为上帝对他的勇敢和顺从所赐予的酬报。基于某些问题，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对这位善于辞令的作家做出的判断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他出于宗教热情或利害关系，一直全力支持当权派。[278]他是在罗马胜利约三年之后，才发表与尼科米底亚迫害者的死亡有关的作品的。但是地点相距1000英里，再加上1000天的时间间隔，这就完全足够制作出一批宣传资料，目的是要让人看到就会相信。这当然能获得皇帝的默许，因为皇帝在听到一个既能提高自己声望、又有利于推动计谋得逞的绝妙故事时，绝不会表示反感。李锡尼当时还掩饰对基督徒的仇恨，同样是这位作家站在支持的立场，写出祷告方式的显灵景象，说李锡尼与暴君马克西明的军团作战之前，一位天使在他的军队面前再度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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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神迹一再出现，不仅没有产生抑制作用，反而使人类的思考能更为理智。[279]但是，如果把君士坦丁的梦境单独拿来仔细加以分析，我们很自然就会从皇帝所要推行的政策，或者他对宗教的热情来加以解释：在决定帝国命运的那一天里，他时刻不安地等待，一阵短暂而又时断时续的睡眠可以消除烦躁的情绪。这时，令人景仰的基督形象以及人所共知的宗教象征，很可能自动出现在皇帝活跃的想象之中，何况他崇拜基督的名字，暗中乞求基督徒的上帝显示神威。正如杰出的政治家会毫不犹豫尽量运用军事谋略，他也像菲利普和塞多留那样利用宗教方面的骗局，非常巧妙地获得成功。[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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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民族都认为梦源于超自然的力量，高卢军队有相当多的人员，很早就相信基督教非常灵验的象征。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一事的真伪，只有事实本身能予以证明。无畏的英雄已越过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必然会在罗马城下一战而胜，将此结局视为意料中事。但元老院的成员和人民却不同，他们忽然从暴君统治下被解救出来，自然感到欣喜万分，把君士坦丁的胜利看成非人力所及的奇迹，但是又不敢明说他是靠着神祇的保佑才获得大捷。在这次战役三年之后建立的凯旋门，用模糊的文字颂扬君士坦丁，说是靠着他伟大的心灵和诸神的护佑，拯救共和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并为罗马雪耻复仇。一位异教徒演说家最早抓住机会向征服者歌功颂德，认为只有君士坦丁有幸能与最高天神保持秘密的直接交往，但是最高天神把普通人的事务交托给属下神明管辖。这样他便提出一个可以说得通的理由，君士坦丁的臣民不应该追随君王，也去信奉新兴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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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以冷静的怀疑态度，研究世俗和宗教历史的梦境、征兆、神迹和怪诞事件后，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目击者的眼睛受到假象的欺骗，那么读者所理解的状况，多半都会受到编造故事的愚弄。任何一件违背正常情理的事物、形象或意外事件，总会有人随意指称背后必有神明直接参与。惊愕的群众产生巨大的想象力，有时会给迅速在天空滑过的流星加上匪夷所思的形状和颜色，用语言和动作来表示。纳扎利乌斯和欧西比乌斯是两位著名的演说家，他们用精心制作的颂词，不遗余力渲染君士坦丁的丰功伟业。在罗马取得大捷后过了九年（321 A.D.），纳扎利乌斯撰文描写自天而降的神将，[281]细心描述天兵天将的优美姿态、精神面貌、巨人一般的形体、神圣的铠甲所散发的耀眼光芒，以及如何毫不在意地任凭凡人对他们随意观望，听他们交谈，同时还自称受到派遣，即将飞往君士坦丁皇帝那里，为他效力助战。为表明这段奇观的真实性，这位异教徒演说家更求助于听他演讲的全体高卢民族。他还希望通过现在公开发生的这个事件，为古代神明显灵的事迹[282]找到可信的证据。欧西比乌斯的基督教神话最初可能起源于梦境，经过26年的时间（338 A.D.），已被纳入一个更为正确和高雅的模式。其中写到君士坦丁在一次行军中，亲眼见到在正午太阳的上方，矗立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十字架饰物，上面镌刻着“以此克敌”几个字。天上的景象使皇帝和全军为之震惊，当时在选择宗教信仰问题上，他还没有拿定主意，但是在震惊之余，再加上当天晚上所见到的景象，却决定了他的宗教信仰。当晚耶稣基督亲自在他眼前出现，向他展示与天空所见相同的十字架形象，要君士坦丁制作出同样的旗帜，抱着必胜的信心，举着旗帜向马克森提乌斯和他的敌人前进。[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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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饱学的恺撒里亚主教似乎也有所感觉，最近新发现的神奇传闻，可能会使虔诚的读者感到吃惊或难以相信。但是欧西比乌斯既没有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严格加以查证，这样常常直接有助于分辨事件真伪；[284]也没有收集并记录活人的证词，想必会有众多人员曾目睹惊异的神迹。[285]欧西比乌斯仅谈到已死的君士坦丁曾提供非常奇特的证据，却令他感到极为满足。他说君士坦丁是在事情发生许多年后，在一次无拘束的谈话中，对他讲述亲身经历的离奇意外事件，同时还郑重发誓，保证所讲的情况绝无虚假。饱学的教长具有审慎的态度和感激的情分，不容许他怀疑胜利的主子讲话的真实性。他曾明确表示，像这样的事，如果从比他地位稍低的人口中说出，他绝不会相信。何况据以产生这种信念的基础，不可能在弗拉维家族失势后继续存在。天空出现图像的故事后来被不信教的人百般嘲笑，就是紧随在君士坦丁改变信仰以后，那段时期的基督徒也根本不予理睬。[286]但是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教会，却都接纳有助于促使一般民众崇拜十字架的神奇故事。在一些勇敢而明智的批评家降低这第一位基督徒皇帝的胜利成果，并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之前，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的故事，在迷信的传统中一直据有非常神圣的地位。[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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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指导和最后的受洗（33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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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新教勤于思考的读者，认为君士坦丁叙述自己改变信仰的过程时，以慎重其事的态度有意做出伪证，将假说真。读者还可能不假思索断言，他在选择宗教信仰时，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据一位不信上帝的诗人描述），利用教堂的祭坛作为阶梯以登上帝国宝座。然而像这样苛刻而绝对的结论，从对人性的理解来看很难成立。在宗教狂热流行的时代，可看到最会耍手腕的政治家，有时也会为自己所挑起的狂热所感动；即使是最正直的圣徒，也免不了利用危险的特权，拿欺骗说谎和虚伪作假的手段来保卫真理大业。自身利益往往是世人决定信仰的标准，同时也指引他们采取行动；同样出于世俗利益的动机，君士坦丁经深入地考量，认为这会影响在公众面前的行为和声望，就在不知不觉中选择名利双收的教派。公众认为他被上天派来统治人世之说，可满足个人虚荣。他在事业上的成就证实，君权神授的说法完全以基督启示的真理为基础。无意中夸大的颂扬有时能激发真正的美德，君士坦丁一开始所表现的虔诚或许是故作姿态，但经由赞扬、习惯和典范的影响，逐渐变成严肃的信仰和热诚的皈依。新兴教派的主教和学者，若从衣着和举止来看都不配进入宫廷，却被邀请与皇帝一同用餐，陪伴出外远征。他们之中有一位埃及人或西班牙人[288]，智慧超群，令君主心仪不已，异教徒说是使用魔法的结果。拉克坦提乌斯发挥西塞罗的辩才润饰《福音书》箴言，[289]欧西比乌斯奉献希腊人学识和哲理来服务宗教，[290]两人被君王视为挚友，交往非常亲密。辩论大师可以耐心观察他被逐渐说服的缓慢过程，以此了解皇帝的性格特质和理解能力，很技巧地提出各论点，使他易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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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身为皇帝的教徒会带来多少利益，他与数以千计信奉基督教义的臣民的最大差别，是身着紫袍的荣誉地位，并非异于常人的智慧和美德。在文明进步的时代，使格劳修斯、帕斯卡尔和洛克[291]加以赞赏或深为信服的道理，能让知识有限、头脑简单的军人完全接受，这不应看成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谈起这位军旅出身的君王，白天的工作极为繁重，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勤奋学习圣经教义，撰写神学论文，然后拿到人数众多的集会去宣读，获得听众的如雷掌声。在一次至今尚可见到原文的长篇大论演说中，皇家的传教士详细论述许多有关宗教的道理，但他满怀喜悦之情，畅谈西比莱的《神谕集》[292]和维吉尔的第四首《牧歌》[293]。在耶稣诞生前四十年，曼图亚的吟游诗人似乎受到以赛亚的神圣启示，[294]用充满东方宏伟象征意义的壮丽词句，歌颂圣母重临人世、蛇的诱惑失败和即将出生的上帝之子。这位天神朱庇特的后代，将洗掉人类的罪孽，用天上的父所具有的美德统治和平的宇宙，蒙受天恩的种族即将茁壮成长，原始简朴的国家即将遍及世界，纯真幸福的时代即将重新出现。诗人可能不了解伟大预言的秘密语义和目标，最后被加在一位执政官的幼儿头上，这位执政官也可能是执政三人团之一[295]，结果变得毫无价值可言!如果对第四首《牧歌》所做的一种崇高的、可能看起来会有点似是而非的解释，真的使一位基督教皇帝变更宗教信仰，那么维吉尔可算是传播福音最杰出的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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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宗教活动和礼拜仪式都非常神秘，竭力避开外人的耳目，甚至连新加入尚未受洗的教友，都不得与闻，借此增加神秘感和好奇心。但是主教出于小心谨慎，制定种种十分严厉的教规，却对帝王新教友完全放任不管，这也是出于审慎的做法，因为不惜采取迁就的手段，把他拉入教会的阵容，此事极为重要。因而在君王承担基督徒的义务之前，便已获得允许或者至少是默认，他可以享受最大限度的特权。在执事宣布异教会众退出大会会场时，皇帝不必离开，可以与信徒共同祈祷，聆听主教的讨论，宣讲最深奥复杂的神学问题，参加盛大的复活节和各种神圣的守夜仪式。他甚至当众宣布，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参与者，更可以说是亲身体验基督教各种神秘活动的教士和导师。高傲的君士坦丁免不了要摆出与众不同的架势，事实上根据他的贡献，他确定有这种资格。在时机尚未成熟的状况下，宗教过分严格的措施，很可能会断送掉改变宗教信仰的成果。要是教会遵守严厉的规定，把这位君王拒之于千里，他又已经抛弃供奉多神的祭坛，那么帝国的主人便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可以信奉。他最后一次前往罗马时，骑士阶级组成欢迎的队伍，他拒绝在前面领导游行，也拒绝当众向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庙许愿，等于放弃并侮辱祖先的迷信传统。早在君士坦丁接受洗礼和去世之前很多年，他便已向世人宣告，无论是他本人或他的图像，将永远不会出现在偶像崇拜的神庙之中，同时他却向各行省散发很多种奖章和图片，显现皇帝参加基督教仪式虔诚而恭敬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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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的君士坦丁拒绝接受新入教者的恩典，让人难以解释或原谅，但是他的洗礼一再延迟，倒是可以用基督教会古老习惯的准则和做法加以说明。洗礼仪式[296]由主教亲自主持，加上几个教士的协助，时间是庄严的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之间的50天[297]，在教区大教堂里举行。这段神圣的日子里，有一批儿童和成年人被教会接纳。审慎的父母常常把自己儿女的洗礼推迟到他们能明白自己所许诺的责任时。古代严厉的主教一定会要新入教的教徒经历两年或三年的见习期，而那些新加入的教徒出于各种世俗或宗教方面的原因，很少表现出急于要拥有基督徒身份的迫不及待心情。洗礼仪式可以全面和彻底消除一切罪孽，受洗后的灵魂将立即恢复原来的纯真，从此可以永远得救。在那些改信基督教的人士中，有许多人认为，把令人肃然起敬而无法重复举行的仪式匆忙地履行完毕，或者是把失去无法再得而又极为贵重的恩典轻易地加以抛弃，是很不明智的事。推迟洗礼却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欲，享受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乐趣，同时又能把确保得以赎罪的简便办法掌握在自己手中。[298]福音书具有的极为崇高的理想，在君士坦丁感情上所留下的印象，与在他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相比起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所指引的伟大目标，君士坦丁走过了一条黑暗而又血腥的战争和谋略之路，在获得全盘胜利之后，更毫无保留让自己完全听任命运的播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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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不去强调超越图拉真和安东尼，因为他有理由相信他的作为在他们不完美的英雄主义和不信上帝的哲学思想之上。然而，处于巅峰期的君士坦丁，却把年轻时代获得的声誉完全断送。随着逐渐深入认识真理，相应的行为却愈来愈背离仁德规范，就在他召开尼西亚宗教会议那年，他处决了自己的长子，也可说是谋杀，使得宗教史上最高贵的盛典受到玷污。从此事发生的日期，可驳斥无知和恶毒的佐西穆斯那毫无道理的说法[299]，那就是在克里斯帕斯死后，身为父亲的君士坦丁非常悔恨，但他能从基督教教士那里获得赎罪，反倒是异教徒祭司不愿给予。克里斯帕斯的死亡，使君士坦丁在选择宗教的问题上不能再犹豫不决。他不可能到现在还不了解，教会确实有一种无比灵验的处方，只不过他不愿服用而一再向后延，直到死亡临头不能再反悔时，因为反悔就会带来危险。到他最后一次病中，他在尼科米底亚的皇宫召见几位主教，主教看到他热切请求，于是为他进行洗礼。他们听到皇帝郑重宣称，他在余生一定要做到不愧为基督的门徒，以及他受过洗礼穿上新入教者的白袍以后，很谦恭地拒绝再换上皇帝紫袍的做法，无不使在场的主教受到很大的启发。君士坦丁的榜样作用，以及他的威望似乎支持了推迟洗礼的做法。[300]后来的暴君因而相信，在长期统治中可能双手沾满无辜者的鲜血，全都会在带来新生的圣水中冲洗得一干二净。这种滥用宗教教义的错误解释，对于高尚品德的形成造成非常危险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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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督教教会合法地位的建立和传播（312—43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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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的庇主将基督教置于罗马世界的宝座，教会用感恩之心高度赞扬他的美德，原谅他的过错。希腊人不会忘记庆祝皇室圣徒的节日，在提到君士坦丁的名字时，特别会冠以形同使徒尊称的名号。[301]当然，这也不过是一种比喻，如果指的是神圣使徒的品德，就会变成非常夸张而又俗气的奉承话。但是，如果这种对比只限于基督福音获得胜利的程度和次数，那么君士坦丁的功劳并不亚于上帝的使徒。他颁布宽容基督教的诏书，将阻碍基督教前进的世俗不利因素全部排除，基督教众多活跃的教士都得到承诺和慷慨的鼓励，让他们自由地运用打动人心的说法，用理智和宗教的热忱宣扬神启的真谛。两种宗教势力真正处于均势状态的时间很短暂，野心和贪婪的锐利眼光很快就会看出，加入基督教不论对眼前的利益还是将来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好处。[302]对财富和荣誉的希求、一位皇帝做出的榜样、他的劝说以及他那不可抗拒的笑容，在皇宫里充斥着唯利是图和奴颜婢膝的人群中，一定会为基督教拉到不少信徒。有些城市自愿拆除原来的神庙，以显示日益增加的宗教热情，结果都被授予某些特权，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捐赠。东部的新都城君士坦丁堡，从未遭受过偶像崇拜的玷污，更因这种独特的优越条件而受到众人景仰。[303]社会下层民众的行为准则以模仿为主，在出身、权势或财富方面处于优越地位的人士一旦改变信仰，那些附属于他们的群众立即纷纷效法。[304]据说在一年中，除相应数目的妇女和儿童外，就有1.2万位男士在罗马接受洗礼，又说，皇帝许诺赠给每个改变信仰的人一件白袍，外带20个金币。如果这些说法属实，要让一般民众得救也未免太过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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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强势的影响力，并不仅限于他短短的一生，或所统治的疆域之内。他让自己的儿子和侄儿所受的教育，确保帝国有一批信仰更为坚定和虔诚的王子，因为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便已经被灌输基督教精神或有关基督教的学说。战争行为和商业活动已把福音教的知识传播到罗马帝国以外的地区，蛮族原来对出身卑贱而又奉令信仰的教派，产生反感而深为厌恶，但很快就仿效起世上最伟大的君王和最先进的民族，对他们信仰的宗教表示无限崇敬。聚集在罗马军队旌旗下的哥特人和日耳曼人，对高举在军团前面闪闪发光的十字架，愿当作胜利的象征而奉献牺牲，他们凶狠的同胞同时获得宗教信仰和人性仁慈的教育。伊比利亚和亚美尼亚的国王仍旧崇拜原来的保护神；而他们的始终保存基督徒名称的臣民，很快就与罗马教友建立起神圣而永恒的联系。在战争期间的波斯基督徒，有人怀疑他们宁可不要国家，也不会放弃信仰的宗教。但是只要在这两大帝国之间出现一丝和平，祆教祭司的迫害行动在君士坦丁的干预下就会受到有效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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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教的光芒照亮印度的海岸，原来深入阿拉伯半岛和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殖民地，全都反对基督教的扩张，但是当地人士对摩西的启示早已有所了解，传教士的努力因而在某些方面更易于收到成效。君士坦丁时代的弗鲁孟提乌斯，终身致力于传教工作，要使封闭地区的人民改变宗教信仰，至今仍受到阿比西尼亚人的尊敬。在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统治时期，提奥菲卢斯[305]的出生地是印度，曾被同时授予大使和主教职务，带着皇帝送给萨巴人或荷美莱特人的200匹纯种卡帕多细亚马，乘坐在红海航行的船只。提奥菲卢斯还带了许多其他有用的新奇礼物，可能引起蛮族的钦羡和赢得他们的友情。他花费好几年的时光，走遍这片灼热的土地，成功在各处进行宗教事务方面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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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督教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区分（312—43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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