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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未免过于听信闲言，以为牺牲全民勤劳所得利益，来养活不事生产的教士，把全国的财富全分给教会，就可邀得上天恩宠。带着马克森提乌斯的头颅，前往阿非利加示众的使臣，受皇帝之嘱带给迦太基主教凯基利安一封信。皇帝在信中通知他，已命令该省的金库把一笔3000袋或1.8万磅白银的巨款支付给他本人，还将进一步指示他设法解决阿非利加、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各地教会的困难。君士坦丁的慷慨大方随着宗教热情和罪恶行为一同迅速增长。他命令各城市分出相当数量的粮食充实教会慈善事业的基金，不论男女只要甘愿过着僧侣生活，都将受到君王的特殊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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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大教堂，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一位衰老的皇帝想要与完美的古代建树一比高下，却显露出来只图夸耀的宗教热忱。[320]这些宗教建筑的形式多为简洁的长方形，有的向两边扩张形成圆顶，还有伸出两臂成为十字架形的建筑。所用木材大部分是利巴尼乌斯的雪松，屋顶上铺着镀金的铜瓦，墙壁、柱子、地面等都用色彩斑斓的大理石镶面。装饰圣坛用的是大量珍贵的金银、珠宝、绸缎。这些格局宏伟的圣殿可以靠着地产收入，当作最稳定的财务基础。从君士坦丁在位到查士丁尼统治的两个世纪里，帝国1800座教堂不断得到君王和人民不容他人染指的财产，日益变得更为富有。合理分配给主教的年收入可能是600英镑，这样可以使他们与富人、穷人之间都保持相等的距离。[321]但随着他们所管辖城市的升级和繁荣，他们的财产无形中提高很多。一份虽然不完整但真实可信的租税清单[322]，详细列举了分属于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东部行省三座罗马大教堂——圣彼得、圣保罗和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的房产、作坊、果园和农庄的收益。这几座教堂除了留作专用的油、亚麻、纸张、香料等租税外，每年还生产2.2万金币或1.2万英镑的税金。在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时代，主教早已无法获得教士和人民的真正信任。各教区教会的收入总共分为四部分，一份主教自己支配，其余三份分配给下级教士、救济穷人以及用于公众礼拜费用。为避免这项神圣的委托发生舞弊，经常进行严格的查核。[323]教会的财产仍然要按规定向国家纳各种税款。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帖撒洛尼卡等城市的教士可以要求并获得减免部分捐税；但是里米尼宗教大会提出全部豁免的要求，由于时机尚未成熟，遭到君士坦丁儿辈的坚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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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民事审判权。拉丁地区的教士感激君士坦丁赐给他们的礼物，接受独立的司法权力，在民法及公共法规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法庭，[324]实际上这是时机恰好以及教士的勤奋所产生的结果。不过有些基督教皇帝慷慨赐予教士一些司法特权，使他们不仅保住并且进一步提高圣职人员的地位。[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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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只有主教享有珍贵无比的特权，那就是只能由同样身为主教的同僚对他进行审判。即使犯下最重大的罪行，也只有同教弟兄组成的宗教会议能够判定他是否有罪。这样的法庭除非因为个人仇恨关系，或是宗教思想不能兼容而激起的愤怒，一般对犯罪的教士总是尽量宽容，甚至公然偏袒。然而，君士坦丁却对此十分满意，他认为公开的丑闻比暗中让当事人逍遥法外更为有害。他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中公开宣称，如果他碰上某位主教正在和人通奸，他将脱下御袍，好遮盖那位宗教的罪犯，这番话使大家受到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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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教的教内审判权对教会阶层来说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限制，因为他们的民事纠纷已不在世俗法规的审理范围之内。教士的轻微过失，不会因公开审判或处分使教会丧失颜面。年幼的孩子从他们的父母或教师那里得到温和的指责，在这里也只不过受到主教较为严厉的训斥。但是，如果教士所犯的罪行比较严重，仅是撤销神圣而且待遇优厚的职务，已不足以抵偿所犯的罪行，那么罗马的行政官员可以挥出正义之剑，不再考虑宗教豁免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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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教的仲裁权获得正式合法批准，法官据以运用的宗教法规，因各方都表示同意而被视为有效，裁定以后不容上诉，也不得推延执行。行政官员以及整个帝国臣民纷纷加入基督教的情景，逐渐消除基督徒原有的恐惧和疑虑。但他们遇事仍求助于主教法庭，因为他们信赖主教法庭的能力和正直，圣奥斯丁语带满意地抱怨说着，宗教永远为招人怨恨的俗事干扰，不断裁定谁该得到多少金银、土地和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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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老相传的对罪犯的庇护权也转移到基督教，慷慨而虔诚的狄奥多西二世将庇护权扩大到圣地的邻近地区。[326]逃亡者甚至是罪犯，都可前来恳求上帝和他的使者主持正义或给予宽恕。这样一来，专制主义的粗暴行为由于教会的干预获得缓和，最有地位的臣民在主教的斡旋和求情之下，生命或财产可能得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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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教会的谴责。主教永远是考核教民品德的监察官，有关赎罪的戒律也全都纳入整套宗教法规体系之中，[327]它精确规定私下或公开忏悔的责任、取证、定罪以及量刑的原则。教皇如果在惩罚凡人隐匿而未彰显的罪行时，却对行政官员明显的恶行和深具破坏性的罪过仿佛视而不见，那他就不可能真正行使精神的监察权。如果想对官员的行为依法审理，却又非有政权机构的管辖权不可。某些宗教意识、忠诚思想或恐惧心理，能够保护皇帝的圣职人员，使他们不致受到信仰狂热或私仇愤恨的伤害。主教却大胆谴责没有穿上紫袍的暴虐之臣，将他们逐出教会。圣阿塔纳修斯就曾将埃及的一位大臣逐出教会，他所宣布有关火和水的禁令，也被庄严送交卡帕多细亚教会。[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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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时期，赫拉克勒斯的一个后代子孙[329]，口才出众、彬彬有礼的辛尼修斯，在昔兰尼古城遗址附近接替托勒密的职位。这位颇有哲学修养的主教，尽管并不愿意担当这一角色，却仍处处表现出应有的威仪。[330]他惩治人称利比亚恶魔的安德洛尼库斯省长，此人占据可以牟利的职位，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采取一套搜刮民财和施展酷刑的新办法，更因为亵渎神明而加重了压榨百姓的罪行。辛尼修斯一开始选择使用温和的宗教方式，但等到光靠劝诫无法挽救行政官员傲慢堕落的灵魂时，只有用宗教法庭的权威进行最后裁判，[331]结果使安德洛尼库斯、他的同伙以及家族，全都遭到人类和上天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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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比法拉里斯或西拿基立[332]更为残酷，比战争、瘟疫或蝗灾破坏性更大而又不肯悔改的罪人，将被剥夺作为基督徒和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进入天堂的希望。主教告诫数量众多的教士、行政官员和人民，要与耶稣的敌人断绝来往，不容这些人进入自己的家门，不和这些罪人共餐，也不能与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更不让他们参加庄重的葬礼。托勒密教会的名声并不响亮，所作所为引人反感，却向全世界的姊妹教会发出了这份声明。那些拒绝遵守这项教令的俗人，将被视为与安德洛尼库斯及其邪恶的追随者同罪，要受到同样的惩罚。这一可怕的宗教法规用非常巧妙的方式，强加于拜占庭法庭，使得惶恐万分的庭长只得向教会乞求宽恕，也使得这位赫拉克勒斯的后代子孙，可以命令一位俯伏在地的暴君平身，这种乐事倒是不容易获得。诸如此类教规和事例，一直都在无声无息的状况下，为长期骑在帝王头上的罗马教皇铺平胜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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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公开演说的训练。每一个得民心的政府，都经历过群众粗俗不堪和无的放矢的叫嚣和呐喊。这种肆意的攻讦随着冲动的情绪，很容易传播开来。冷漠的性格受到刺激，强大的理由也被推翻，凡听到的人在内心引起共鸣的同时，也受到周围广大群众的影响。公民自由权利受到彻底破坏，使得雅典的政治煽动家和罗马的护民官全都沉默下来。布道的风气是基督徒献身宗教相当重要的表现，但在古代的庙宇里却付之阙如。直到帝国各地的讲坛挤满神圣的宣讲人，他们能享有异教前辈想也不曾想到的特权，从这时起帝王再也不会听到群众演说家的刺耳声。[333]护民官所提出的理论和雄辩，马上就会出现许多熟练而坚定的反对者，同样在后面跟着很多摇旗吶喊的人，争着出头加以反驳。在这种情况下，真理和良知的目标往往从敌对情绪的斗争中获得意外的支持。不论是主教还是受到主教慎重委以布道特权的长老，知道顺从的听众被各种繁杂的宗教仪式摆布得非常听话，布道者丝毫不用担心自己的讲辞会有被打断或受到质疑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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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教会对上级的指示会严格服从，只要罗马或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用居于高位的手定好音调，[334]意大利或埃及数百个讲坛，立即会响起完全相同的和声。这种制度的设计值得赞许，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布道人敦促大家履行社会职责，他们称颂的完美修道士所具有的品德，对个人而言只会带来极端的痛苦，对人类根本没有一点益处。他们对慈善事业的规劝，透露出他们暗中希望为了赈济穷人，最好让教士来管理信徒的财产。代表上帝最崇高的属性和法则，为形而上学的诡辩、俗气的仪式和虚构的神迹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玷污，他们用最大的热情所鼓吹的主题，不外是憎恨教会的反对者，发扬宗教美德，服从教堂的神职人员。当公众的和平因异端邪说和分裂活动而受到干扰时，神圣的布道者便吹响了引起不和、甚至煽动叛乱的号角。这时会众的头脑会被神秘的论调所扰乱，挑逗性的言词更激起狂热情绪，于是他们从安条克或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堂里冲杀出来，准备自己去做殉教者，或者让别人去为教会牺牲。这种在风格和语言方面的堕落，在拉丁地区主教的激烈演说中随处可见。但是格列高利和克利索斯托的文章，却常常拿来和雅典最辉煌的典范相比，不管怎么说至少比亚洲的状况要好得多。[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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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七，宗教会议。基督教共和国的代表每年定期在春季和秋季聚会，宗教会议向罗马世界120个行省传送基督教的教会教规和立法精神。[336]依据法律规定，授权大主教或首席主教召集他所管辖行省的副主教举行会议，用以改进与会人员的行为，重申神职人员的权利、表达在座人员的忠诚。如果教士和人民选出填补红衣主教团空缺的候选人，就对他们的绩效进行审查。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迦太基以及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享有更大的审判权，可以召集所属的主教举行多种会议。但是最关紧要的宗教大会却只有皇帝本人有权决定。每当教会中出现紧急情况需要采取此类重大步骤时，他会立即向各行省的主教或其代理人发出强制性召唤令，同时附有可以使用驿马并支付足够旅费津贴的证书。在君士坦丁统治的早期（314 A.D.），那时他还是基督教的保护人而非教徒，他便把有关阿非利加问题的争论交给阿尔勒会议去处理。来自约克、特里尔、米兰以及迦太基的主教，操着本乡本土的语言，在会议上像朋友和兄弟一样，讨论拉丁地区或西部教会与大家利害相关的问题。[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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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之后（325 A.D.），在比提尼亚的尼西亚召开的阵容盛大而且千古留名的宗教大会，能够通过与会人员最后的裁定，彻底解决在埃及出现的有关三位一体的问题，事实上这种争论非常微妙。380名主教听从宽容君王的召唤全部到场，与会人员包括各个阶层、教派和称号的教士总共是2048人。希腊的教士都亲自前来，拉丁地区的教士在获得同意后，由罗马教皇派出的代表团担任。皇帝经常御驾亲临为期两个月的大会，让侍卫等在门外，自己（在得到会议的同意之后）坐在大厅中央的矮凳上。君士坦丁耐心听别人发言，讲话非常谦虚。如果他的话对辩论产生了影响，他总是很谦恭地声明，他是使徒继承人的行政首长，绝不是审判官，何况各位都奉神的指派成为地上的僧侣。一位专制君王对无拳无勇的臣民集会，竟然表示如此隆重的尊敬态度，唯一先例就只有采用奥古斯都政策的罗马帝王，一度对元老院所表示的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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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短短50年中，一位精于哲理的旁观者，看到世间风云变幻，不免想到罗马元老院的塔西佗和在尼西亚会议上的君士坦丁。朱庇特神殿之父和基督教教会之父都同样日趋堕落，在品德方面全都无法和原来的创始人相比。但是，由于基督教的主教深深扎根在公众舆论之中，比较能够用合理的傲气维持自己的尊严，有时甚至还能用英武的气概反对君王的意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迷信思想的发展，曾使宗教会议丧失威信的软弱无能、意气用事和愚昧无知，都已被世人逐渐淡忘。整个基督教世界全无例外，完全听命大公会议永远正确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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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二十一章 异教受到迫害 多纳图斯教派的分裂 阿里乌斯的宗教争论 君士坦丁及其子统治下教会和帝国的狂乱状况 异教的宽容（312—36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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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的异端教派受到迫害及产生分裂（312—36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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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感激的教士用赞美的声音，推崇君士坦丁一生的作为，使他们可以发挥宗教热情，增进实质利益，获得安全、财富、荣誉和尊敬。君士坦丁支持正统教会的信仰，认为这是政府官员最神圣的义务和最重要的责任。《米兰诏书》是信仰自由的大宪章，赋予罗马世界每位臣民选择自己的宗教的权利，但是这个极为宝贵的权利立刻受到侵犯。皇帝自认了解真理，所以吸取了迫害的典则。对于反对正统教会的教派来说，基督教的胜利给他们带来苦难和压迫。君士坦丁很容易相信，异端教派敢于争论他的理念，反对他的统治，是执迷不悟的犯罪行为，要及时采用严苛的手段，对他们加以节制，将这些可怜的人们从永恒惩罚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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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非常慷慨地对正统教会的教士赐予酬劳和豁免，异端教派却不得享受这些特权，他要求大臣和教谕立刻采取行动，不得浪费时间和减低成效。有些异端的徒众因帝国尚未统一而能苟延残喘，等到君士坦丁征服东部，随着东部行省立即奉行他的诏书，这等于宣告他们完全绝灭的命运。在充满宗教狂热和严词指责的序幕后，君士坦丁绝对禁止异端教派的集会，籍没他们的公共财产，将之作为国家的收入或是供正统教会运用。有些教派抗拒皇室的严厉作风，像是萨莫萨塔的保罗，领导追随的徒众进行直接的反抗；弗里吉亚的孟他努派还是狂热地继承先知的预言；诺瓦替安派严正否认尘世的悔改所能产生的效果；在马西昂派和瓦伦提尼安派的领导之下，亚细亚和埃及形形色色的诺斯替派信徒，又开始重整旗鼓，蠢蠢欲动；摩尼派从波斯传入东方和基督教神学[338]中最欺世盗名的著作。地方行省运用雷厉风行的手段推动皇帝的政策，企图将可憎的异端完全根除，或者至少要能限制他们的发展。一些针对异端的刑事规定是从戴克里先迫害基督徒的法令中复制而来的，而这种“改宗皈依”的方式受到某些主教的赞许，他们过去尝过高压手段的滋味，现在有权诉诸这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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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微不足道的情况，可以证明君士坦丁的内心没有完全被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所腐化。在他谴责摩尼教和同宗的派别之前，他决定对相关教义就其本质方面进行精确的探索和调查，但是他不相信他的宗教顾问会公正无私，于是把这件很精细而微妙的工作，交付给一位学问渊博而且行事稳健的政府官员负责。然而他并不知道这位官员是很容易被金钱收买的。另外一件事是皇帝很快被说服并承认他对诺瓦替安派的正统信仰和严谨教规加以禁止是过于仓促的举动。教会之所以对诺瓦替安派产生异议，是他们认为有些戒律条款并非救赎世人的基本要件。为此皇帝特别下了一道诏书，赦免诺瓦替安派教徒在法律方面的罪行，[339]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兴建一所教堂，尊重他们的圣徒所行的奇迹，邀请该派的主教阿塞西乌斯参加尼西亚的大公会议。同时他用开玩笑的口气，温和地嘲讪这位参加会议的主教，说他的教条太过琐碎。从君主口里所说出的话，自然会被赞美和感恩的心情所接受。[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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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在马克森提乌斯死后，立刻用获得胜利的军队光复阿非利加，他误以为一位受过教化的改宗者能很快适应该地，结果不断产生的怨言和相互的指控给他的统治带来很大的困扰（312 A.D.）。等他得知从昔兰尼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各行省的广大地区，都因宗教的纷争而动荡不安时，真是感到非常惊异。人心涣散的根源在于迦太基教会的重复选举，而这个教会无论就位阶或富裕的程度，在西部的教会中都名列第二位。凯基利安和马约里努斯是阿非利加相互敌对的两位总主教，等到后者过世，就留下一个空缺给多纳图斯，他因为才识过人而且品德高尚，受到他这一派教徒的坚定支持。凯基利安的圣职任命在前，应该在位阶上具有优势，但是他过于急躁，没有等努米底亚的主教们到达，就自己登上了总主教的宝座，这就算称不上不合法，至少也是不合程序的行为。于是这些主教指责凯基利安，同时推崇马约里努斯，结果这70名主教，因为有人发生丑闻，再加上努米底亚宗教会议上发生了涉及女性的阴谋、亵渎神圣的交易和嚣闹暴乱的议程，使得他们的职权再度受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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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产生争执的党派，他们的主教仍然争权夺利，互不相让。有人由于过去把《圣经》私下送给戴克里先的官员，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受到对手的群起而攻，地位岌岌可危。双方相互攻讦，同时进行私下的活动，像是有人证实阿非利加的基督徒，在上次的迫害期因宗教信仰吃尽苦头后，态度还是没有改过自新。分裂的教会没有能力进行公正的裁判，皇帝为了平息双方的争论，陆续成立五个法庭很慎重地审理本案，整个审判的过程从最早提起上诉到最后的宣判，拖延了三年之久。意大利禁卫军副统领和阿非利加拥有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负责进行全面的调查。两位主教的贵宾把处理报告带到迦太基，里面是罗马和阿尔勒御前会议所下达的敕令，以及君士坦丁在神圣宗教会议中至高无上的裁决。整个案件对凯基利安有利，全体一致承认他是阿非利加真正合法的总主教，具有民事和教会的全部权力。将教会的位阶和财产判给他所指定的主教，对于皇帝而言毫无困难，君士坦丁将多纳图斯派的主要领导阶层全部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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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件案子要求公正处理的呼声甚嚣尘上，在受到关注后又重新进行判定。或许他们的冤情不是没有根据，完全是宠臣奥修斯运用狡猾阴险的手段取得皇帝的信任所致。欺骗和贿赂的影响力，可以使无辜者受到惩处，有罪者加重刑责。不过，这种不公正的情况要是发生纠缠不清的争执，在专制政体看来只是微不足道的缺失，何况类似的案例多如牛毛，后代子孙觉察不到，很快就会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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