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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和邻近地区的诺瓦替安派，非常坚决地赞同“本体同一”，与罗马正统基督徒几乎难以分辨。马其顿尼乌斯获得消息，帕夫拉戈尼亚有很大一片地区，全部居住的是此一教派的信徒，于是决定要使这些异端分子改信，不然就将他们全部绝灭。但是他不相信教会的传教士能发挥效用，于是亲自指挥一队包括4000员军团士兵在内的人马，出发去讨伐叛徒，要征服曼提尼姆整个区域，将之纳入教会统治的版图。诺瓦替安派的农夫被逼得走投无路，激起宗教的狂热愤怒，不惜牺牲也要与入侵的部队决一死战。虽然有很多帕夫拉戈尼亚人被杀，但罗马的军团竟被一群乌合之众击败，他们仅有的武器是斧头和镰刀。除了少数人员很不光荣地逃走，大约有4000士兵在战场丧生。君士坦提乌斯的继承人用简短而生动的文体陈述了帝国遭受的神学所带来的灾难，特别是在东方，这位君主的统治使他自己成为宗教和宦官的奴隶：“很多人被捕下狱，受尽迫害或是被强制放逐，成群的人被指为异端遭到屠杀，特别是在库济库斯和萨摩萨塔这些城市。在帕夫拉戈尼亚、比提尼亚、加拉太和很多其他的行省，城镇和村庄不是荒废就是完全受到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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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乌斯争论的火焰正在焚毁帝国的生机，这时阿非利加的各行省受到外敌的蹂躏。这些具有超凡的宗教狂热的野蛮人被称为切尔库姆塞隆人，形成实力强大而且骇人听闻的多纳图斯派系（345 A.D.）。君士坦丁用严酷的手段执行法律，激起不满和反抗的精神。他的儿子君士坦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统一教会，结果却使得相互憎恨的情绪更为变本加厉，就是这样才造成教会的第一次分裂。两位皇室委员保罗和马卡里乌斯压迫当地民众并贪污腐败，虽然使徒有宝贵的训诫，但是伪善教会继承者的行为与之形成完全背离的对比。居住在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村庄的农民，都是生性粗暴狂野的种族，并不完全信服罗马法律的权威，也没有真正皈依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们在多纳图斯派导师的指引下，会被激起盲目而狂暴的宗教热诚。他们为主教遭到放逐、教堂遭到破坏、秘密的聚会遭到禁止，而一致感到愤愤不平。执法官员在军队的保护下对传教士施加的暴行，有时会被同样的暴力所击退。那些颇得民心的传教士在争执中丧失性命，粗野的信徒内心燃起熊熊怒火，要为他们神圣的殉教者采取报复行动。但由于他们既残酷而又轻忽，负责宗教迫害的大臣有时会让他们遭到毁灭的命运。然而突发的动乱所引发的罪行，让这些罪犯加速陷入绝望及民众的叛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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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纳图斯派的农民被驱离土生土长的村庄，很快改变勤劳工作的习惯，过着不事生产和剽掠抢劫的生活，就在杰图勒安沙漠的边缘结成剿不胜剿的匪帮。他们以奉献宗教的名义，不受教派里饱学之士的谴责。切尔库姆塞隆人的首领僭用的头衔是“圣徒队长”，因不易获得刀剑和枪矛，主要武器是巨大沉重的棍棒——他们称为“以色列人”，以及“赞美神”的著名口号。他们在作战中常这样大声喊叫，将恐怖传遍阿非利加毫无武备的行省。最初，他们抢劫很显然是基于生存的需要，但很快就超过这种限度，毫无节制地纵情于酗酒和贪婪的恶行之中。他们把剽掠一空的村庄放火全烧掉，用肆意妄为的暴虐手段统治毫无防守能力的国土，农业的耕种工作和商业的贸易行为全部中断。切尔库姆塞隆人还借口说是要恢复人类最早的平等，改进文明社会的恶习，为奴隶和债务人设置安全的庇护所，这些人就蜂拥而来参加他们神圣的阵营。他们要是没有遇到抵抗，仅是抢劫也就了事，但即使是最轻微的抗拒也会激起他们的暴行和谋杀。有些罗马正统教会的教士非常不谨慎，想要表现出虔诚的信仰，这些宗教狂热的野蛮人就用精细无比的手法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技术，对这些教士施加最痛苦的酷刑。切尔库姆塞隆人的勇气并不是完全用来对付无抵抗能力的敌人，他们与行省军队交战，有时也会获胜。在巴该的一次血战中，他们在开阔地区攻击皇家骑兵部队的前卫。多纳图斯派的信徒被捉后，遭受了同样的待遇，切尔库姆塞隆人的行为可以拿来和沙漠里的野兽相媲美。俘虏毫无怨言地丧生在刀斧下，或被火活活烧死。报复的手段很快就加倍奉还，对叛变的恐惧更为剧烈，相互之间的宽恕毫无希望。18世纪初，卡米萨德[418]的迫害行动、无畏作风、犯罪程度和信仰激情，等于是切尔库姆塞隆案例的翻版。如果朗格多克的宗教狂热分子在军事成就方面凌驾于努米底亚这些家伙之上，那么阿非利加人要更加决断和坚忍，才能维持强势的独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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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暴虐行为必然导致社会动乱，但是多纳图斯派信徒的狠毒，是被一种很特别的狂乱所激发，他们的行为真正达到人神共愤的程度，在任何国家和时代，都找不到与之相匹敌的例子。很多像这样的宗教狂热分子都恐惧活着，所以期望成为殉教者。只要自己的行为很神圣，那么他们就能为真正信仰的荣誉和永恒欢愉的希望而献身，[419]至于死亡用何种方式或出于何人之手，这根本无关紧要。他们有时会粗暴地扰乱节日祭典，亵渎异教庙宇，故意激起偶像崇拜者更强烈的仇恨，来给他们受到侮辱的神明报仇。他们有时强行闯进法庭，迫使受到威胁的法官立即下令将他们处决。他们经常在道路上拦住旅客，要求用棒棍把自己打死以成为殉教者，如果旅客答应就会给他报酬，如果不愿给予他们这份恩赐，他们就威胁要将旅客立即处死。当他们从别的方式中感到失望，无法达到求死的目的时，就会宣布一个日期，请他们的朋友和兄弟都来参加。这些宗教狂热分子就在高耸的断岩上，自己头朝下纵身跳下去，有几处悬岩因宗教自杀的人数众多而闻名于当时。对于这些绝望的宗教狂热所产生的行动，有些人视之为神的殉教者而加以表扬，另外一部分人则产生憎恶，认为是撒旦的牺牲者。然而公正的哲学家会发现，这种不认输的倔强态度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趋于极端的决裂作风，完全是源于犹太民族的性格和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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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异端教派和宗教争论造成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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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内部分裂，所造成的结果是破坏教会的和平，玷污教会的胜利，哪怕是很简单地加以叙述，也等于肯定一位异教徒历史学家的说法，赞同一位德高望重主教的指责。阿米阿努斯由于本人的经历，相信基督徒之间的仇恨更胜于野兽对人的仇恨；格列高利·纳齐安赞更是悲痛地哀叹，基督徒彼此不和已使天国一片混乱，变成黑夜的风暴和可怕的地狱。当代情绪激烈而怀着偏见的作家，总把一切功德都归于自己，将一切罪过都推给敌人，因而描绘出天使与恶魔的会战。我们冷静的理智否认邪恶或神圣的怪物竟会保持如此纯粹和完美的特性，应该把大致相等或不分轩轾的善与恶，归于称为正统基督教和异端邪说的敌对两派。他们原是孕育和成长在同一个宗教环境和政治社会之中，对于现世以及未来的希望和恐惧，就比例上来说应大致相等。任何一方的错误都可能是无意而为，信仰都可能是真实无虚，行为都可能是值得嘉许或败坏不堪。他们以同样的目标激起奋斗的热情，有可能交互轮替滥用宫廷或人民对他们的支持。阿塔纳修斯派和阿里乌斯派在形而上学方面表达的意见，不会真正影响到道德质量。他们从福音书纯真而简单的训诫中得到的体会，使得行为受到偏执和不宽容思想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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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颇为自信的现代作家，他的历史著作被加以许多政治和哲学方面受人尊重的称号，在书中他批评孟德斯鸠那近于怯懦的谨慎，说他在叙述帝国衰亡的原因时，竟不曾提到君士坦丁所订的法令，取缔了异教的崇拜活动，使得很多臣民失去他们的祭司、庙宇以及公开的宗教信仰。这位富于哲理的历史学家一向重视人权，竟然不经思考就轻率接受了基督教牧师含混的证词，那些人把心目中英雄所实施的迫害行动说成功绩。我们用不着看那条假想的，可能曾在帝国法典编成之前大放光彩的法令，只要把君士坦丁不再掩盖自己改变信仰的事实，不再害怕有人与他争夺王位后，写给古老宗教信徒的那封信拿出来，便再明白不过了。他用十分恳切的口气敦请罗马帝国的臣民，效法他们君王的榜样，但他同时又宣称，那些不愿睁眼看天空出现万丈光芒的人，仍然可以在自己的庙宇里供奉想象出的神明。有关异教的宗教仪式遭到取缔的传闻，君士坦丁在此正式予以驳斥，这是他奉行温和政策的基本原则。他非常明智地说，人类的习惯、偏见和迷信无法用外力强加克服。这位高瞻远瞩的君王既不曾违背神圣的诺言，也不会引起异教徒的恐慌，只是运用缓慢而谨慎的步骤，摧毁多神教毫无纪律和日趋腐烂的组织。他偶然会采取一些过于偏激的行动，尽管在暗中受到基督教热情的驱使，但是表面上却充分表现出为了法律正义和公共利益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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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试图摧毁古老宗教的基础，看起来像是为了整治其所引发的破坏作用，他仿效一些贤帝明君的做法，用严厉的刑罚禁止玄虚诈欺和亵渎神明的占卜术。这些幻术挑起人们异想天开的希望，有时会刺激一些对现实不满的野心分子，不惜铤而走险危及社会的安全。对于已被公众认为虚幻不实毫无作用的神谕，他保持沉默，根本不加理睬。尼罗河畔的女祭司受到取缔，君士坦丁自己行使监察官的职权，下令将腓尼基的几所庙宇全部拆除，因在那里为了向维纳斯献祭，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形形色色的淫乱活动。[420]作为帝都的君士坦丁堡，从很多方面来说，是靠着牺牲希腊和亚洲那些富裕的庙宇才能修建完成，并且拿那里抢来的物品把它装饰得富丽堂皇。神圣的财产被没收；神灵和英雄的雕像被搬运一空，被当成满足好奇心的艺术品，而不是崇拜的偶像；抢来的金银则被重新投入流通市场。那些行政官员、主教和宦官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同时满足他们的宗教热忱、贪婪私欲和复仇之心。然而，掠夺活动毕竟局限于罗马世界的小部分地区，而且这些行省早已习惯君王和前执政官的籍没和搜刮，只有忍受他们利用暴政做出亵渎神明的行为，不过他们并没有企图破坏古老宗教[421]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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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诸子遵循着父皇足迹前进，情绪热烈且肆无忌惮，掠夺和压迫的借口日益增多，[422]基督徒的不法活动受到百般保护，所有发生争议的问题都被解释为异教徒的过失。在君士坦斯和君士坦提乌斯执政期间，毁坏庙宇的行为被当作庆典加以颂扬。君士坦提乌斯颁布一项简明法令，拿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认为这样可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今后不必发布任何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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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关闭所有地方和城市的庙宇，全部派人严格看守，任何人无权违背此规定。帝国的臣民都不得奉献牺牲，任何人胆敢犯下此一罪行，就会受刀剑加身的惩治，被处决后财产将没收充公。言明在先，行省总督对上述罪犯惩办不力者，将受同样的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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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道严酷的诏书可能写成以后未曾公布，或者是公布以后却未曾执行。具体事实的例证和现存的黄铜及大理石纪念物可以证明，在君士坦丁诸子统治期间，异教徒的祭拜活动一直在公开进行。帝国的东部和西部，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仍然有一大批庙宇受到人们的崇敬，并未遭到毁损。笃信异教的群众有幸在地方政府的赞同或默许下，热烈享受献祭、拜神和游行的活动。这道血腥的诏书发布以后又过了四年，君士坦提乌斯亲自拜访罗马的神庙，表现十分得体。一位异教的演说家公开推崇，认为是值得而后君王效法的榜样。叙马库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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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皇帝已同意灶神处女的特权神圣不可侵犯，将祭司的神圣地位赋予罗马的贵族，批准支付公众祭祀和牺牲费用的津贴。而且，尽管他自己信奉另一种宗教，但绝对无意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取消神圣的古老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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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仍然通过庄严的敕令，把过去的君王封为神明，君士坦丁死后也和他生前百般诋毁和诬蔑的众神坐在一起。努马首先设立祭司长的名衔、章纹和特权，为奥古斯都所僭用，七位基督教皇帝都毫不犹豫地接受。皇帝从被他们抛弃的宗教所获得的信仰绝对统治权，比起他们从信奉的宗教中所获得的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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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分裂延缓了异教的衰亡，皇帝和主教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和热诚要全力进行反对“非基督徒”的圣战，在他们看来国内的叛乱罪行才是迫在眉睫的危险。根据已建立的不宽容原则，这种根除偶像崇拜的做法非常正当。轮流在帝国宫廷当权的敌对派系，对于尽管拥有强大力量却日渐陵夷的教派，还是不愿彼此关系疏远甚或无谓地得罪。一切有关权威和潮流、利害和理智的动机全都对基督教有利，只是在他们还没来得及普遍感受获得胜利所产生的影响时，两三个世代的时光就已经过去。一个源远流长的宗教，很晚才在罗马帝国建立起来，后来之所以受到许多人的推崇，并非是因为这些人经过慎思明辨的考虑，仅仅不过出于旧日的习惯使然。国家和军队的荣誉都被毫不珍惜地赏给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提乌斯的所有臣民，相当多的知识、财富和勇气仍然被用于为多神教效力。议员、农民、诗人、哲学家的迷信来自不同的根源，但是他们对庙宇里的神明同样都很虔诚。受到禁止的教派获得了让人感到耻辱的胜利，无形中激起他们狂热的情绪。而由于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帝国的指定继承人，一位从蛮族手中解救高卢的年轻而勇敢的英雄，现在已在暗中信奉祖先的宗教，他们的眼前又开始出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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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译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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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é du Voisin 杜瓦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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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e Dubos 杜博斯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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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e le Baeuf 勒波夫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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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laviu 阿布拉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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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ydus 阿比杜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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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cius 阿卡西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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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y 神性学院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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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sius 阿塞西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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