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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蒂娜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遗孀，与篡位者联姻，把自己和女儿交到他手中，更增加了起事的地位和声望。君士坦提娅公主大约有5岁，[216]坐在舁床上随着部队行军，被继父抱着在武装人员的集会中亮相。等她经过陈列的队伍，激起士兵的恻隐之心油然而生英勇的气概，回想起当年君士坦丁家族的光荣，他们在效忠的欢呼声中，誓言要捍卫皇室幼女的权利，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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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瓦伦提尼安接获东部发生叛乱的可疑信息，已提高警觉，但又感到非常困惑。日耳曼战争的危机迫得他只能关心自己疆域的安全，每一处通信管道不是中断就是讹传。他所听到的谣言满天飞，更是感到焦虑，说是瓦伦斯战败死亡，留下普罗科皮乌斯单独成为东部的主人。其实瓦伦斯还好好活着，当他在恺撒里亚接到叛变的信息时，基本已对生命和前途感到绝望，提出与篡夺者谈判的建议，私下打算在必要时为了保命可以逊位。怯懦的国君因大臣的坚持免于耻辱和毁灭，现在上下一心决定从事内战。萨路斯特在承平时被免除职位毫无怨言，等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就自告奋勇要负起辛劳而危险的任务。德高望重的大臣恢复原职出任东部统领，这是瓦伦斯所采取的第一步措施，表示他的悔恨，使人民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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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皮乌斯的统治所能获得的支持，是来自军队的势力和行省的顺从。很多地方的文职或军职官员，不论是出于责任还是利益考量，尽力使自己不要涉入叛乱的罪行，或是找机会背弃篡夺者的阵营。卢庇西努斯率领叙利亚的军团，用急行军前来援救瓦伦斯。阿林苏斯的武艺、英俊和骁勇在当时英雄人物中可谓首屈一指，他用小部队攻击数量占优势的叛党。当他看到士兵的面孔很熟，过去曾在他的麾下服务时，就大声叫唤他们赶快投诚，并将造反的头目抓住带过来，这完全是他的才华出众能让人信服，通常对方都会遵从这种极不寻常的命令。[217]阿尔贝提奥是君士坦丁大帝麾下身经百战的老将，曾经出任执政官而名重一时，受到劝说从隐退生活中复出，再度领军赶赴战场。在激战之中他平静地取下头盔，露出满头白发和衰老面孔，在子弟和战友的亲切叫唤声中，普罗科皮乌斯的士兵发出致敬的欢呼。他向他们规劝，不要支持可鄙僭主毫无希望的举事，追随他们的老指挥官，他一定会领导他们获得荣誉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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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阿提拉[218]和纳科利亚的两场接战中，部队受到背叛军官的影响和指使，抛弃命运乖戾的普罗科皮乌斯。篡夺者在弗里吉亚的森林和山区流窜一段时间后，被丧失前途的党徒出卖，擒送到御营立即斩首（公元366年5月28日）。普罗科皮乌斯遭到与过去的失败僭主同样的下场，战胜君王在合法审判的形式下所实施的残暴行为，激起人们的怜悯和义愤。[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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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严厉取缔魔法和暴虐的恶行（364—37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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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行动都是专制和反叛的必然后果。但是在两兄弟统治下，罗马和安条克对运用魔法的罪行，展开如火如荼的调查和雷厉风行的惩罚（373 A.D.），这被认为是对天国的不满和人世堕落的征兆。[220]在当前这个时代，最让我们直言不讳感到骄傲的事，莫过于欧洲最文明的区域，已经废止这种残酷和可憎的偏见。[221]过去这些偏见曾在整个世界肆虐，还涉及所有宗教观念的各个体系。[222]罗马世界的民族和教派，全都相信而且痛恨“阴间的法术”[223]，认为它可以控制自然的运行和人类的心灵。他们畏惧符咒的经文、奇妙的草药和邪恶的仪式所具有的神秘力量，认为魔法能够取人性命，也能起死回生，激发心灵的热烈情绪，破坏人类创造的成果，迫使恶魔吐露未来的秘密。他们怀着矛盾的心情，相信那些满脸皱纹的女巫和到处巡行的术士，虽然在贫贱和不齿中度过卑微的一生，却因害人利己的极度可厌动机，在空中、地面和阴世的超自然疆域发生很大的作用。[224]社会的舆论和罗马的法律同样在指责魔法奇术，但是由于他们满足了人心最迫切的激情，所以导致愈禁愈烈。有一种基于想象的原因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带来了很大的灾难，那就是有人在暗中预测皇帝的死亡以及阴谋的成功。要是考虑产生的效用，就会鼓动野心分子的希望，解除他们忠诚誓言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魔法涉及了大逆不道和亵渎神圣的罪行，被认为是十恶不赦。[225]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恐惧会扰乱社会的安宁和个人的幸福，就像本不会伤人的火焰，却可以通过温度逐渐熔化蜡制的人像。被恶意锁定的目标受到惊吓，胡思乱想，“火焰”就可以获得无与伦比为害甚烈的力量。草药泡制的饮料，被认为可以汲取超自然的力量，当作毒药使用极为方便；魔法有时会被愚蠢的人类利用，为最凶残的罪恶提供工具，或者拿它来作为掩饰险恶用心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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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伦斯和瓦伦提尼安的大臣暗中推动下，立刻使得告发者大肆活动。在上者表明不会拒绝罗织的控诉，何况这种罪行几乎是无所不在。虽然定罪的条文就量刑的标准而言并不严重，但在虔诚却过度严苛的君士坦丁最近的判决中，仍然将死刑作为唯一的惩罚。这种死罪是把叛逆、魔法、下毒和通奸全部毫无条理地混杂一起，对于有罪还是无辜、赦免还是加重的认定完全没有原则，要看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是基于个人愤怒还是谬误的情绪来做出最后的裁决。大臣很容易发现，宫廷根据各个法庭提供的判处死刑的人数，来评估他们办案的勤奋和能力。他们并不是不愿做出无罪开释的判决，但是他们更热衷于炮制伪证以及通过严刑拷打得到证据，用莫须有的指控套在最受尊敬的人员身上。随着调查的展开，不断为刑事起诉找出新的课题，即使无耻大胆的告发者提出的谎言被查明，也只是无罪加以饬回。但是可怜的受害人在指出真正或虚假的同谋以后，很少能得到与这一骂名相对应的回报，也就是说自己送命还不够，必须株连更多的人员。从意大利到亚细亚遥远的边疆，不论是青年还是老人，都被锁在铁链上拖进罗马和安条克的法庭，元老院议员、贵妇人和哲学家惨死在耻辱而暴虐的酷刑之下。有些被指派看管监牢的士兵，带着怜悯而气愤的怨言提到，如果这么一大群囚犯要想逃走或激起抗拒，他们的人数完全不足以应付。最富有的家庭因罚款和籍没而破产，最清白无辜的市民也为自己的安全而战栗。我们可以从一位古代作家的非常肯定的断言中形成一种概念：在很多令人憎恶的行省里，囚徒、流人和逃犯在居民中占最大部分。[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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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叙述无辜和卓越的罗马人被处死，牺牲在最早的那些恺撒的残酷暴政之下。历史学家的手法和受害人员的功绩，在我们的心头激起印象鲜明的情绪，为之感到恐惧、钦佩和怜悯。阿米阿努斯用庸俗而毫无特色的笔调，描绘双手沾满鲜血的人物，极为详尽而冗长，使人读之生厌。我们不再着重描述自由和奴役、伟大和悲惨的对比，只想提及在这两兄弟统治时，他们是如何用令人感到耻辱的手段，在罗马和安条克掀起一场恐怖的处决风潮（364—375 A.D.）。至于这两个皇帝的性格，瓦伦斯是怯懦胆小[227]，而瓦伦提尼安则是暴躁易怒。瓦伦斯在位的统治原则就是处心积虑关切个人的安全，当他还是臣民时，就带着惊惧的敬畏之心，亲吻在上位者的手；一旦身登大宝，就期望人民像他过去那样，对皇帝充满惧意，为了忍辱保生永远降服。瓦伦斯的宠臣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和籍没的特权来弄钱发财，但是他本人非常节俭，没有贪婪的意念。[228]这些人鼓起如簧之舌向他进言：其一，任何叛逆案，涉嫌就是证据；其二，权力的最大问题是会引人窥视；其三，图谋未遂的罪行并不轻于已遂的行动；其四，任何臣民威胁到君王的安全，干扰君王的起居，生命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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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提尼安有时会受到蒙骗，让他的自信受挫，但是告发者如果用危言耸听的手法，只会让他产生警惕之心而更为坚毅不移，就用藐视的笑容使告发者保持沉默。他们赞誉他能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然而皇帝讲求司法公正时，很容易受到误导，认为仁慈是软弱的表现，愤怒倒是至高的德操。瓦伦提尼安有积极进取的伟大抱负，一生都在不断地奋斗，克服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对于曾经损害到他的人不会法外施恩，对侮辱他的人更是睚眦必报。如果说他的谨慎会受人指责的话，那么他勇往直前的精神就值得赞扬。事实上就是傲慢而有莫大权势的将领，一旦激起奋不顾身士兵的愤怒之心，也会带来血流五步的后果，因此他们常常感到戒慎恐惧。然而在他成为世界霸主后，很不幸把这一重要的原则忘掉，那就是：阻碍都可排除，勇气克服困难，凡事要合情合理，对人要宽宏大量。现在只要臣下让他感到不满，或是无意中使他感到不快，就任凭自己发泄狂暴的情绪。不论是管理皇室还是帝国，哪怕是轻微的触犯和顶撞，甚至有些是纯属想当然耳，像是一句逆耳的回话、一件意外的疏失、一次无心的迟误，所受到的惩罚都可能是立即判处死刑。西部皇帝经常冲口而出的话是：“砍掉他的头”“把他活活烧死”“用乱棍把他打死”。[229]就是最有权势的大臣都非常清楚，对于他那血腥的命令不能稍加争辩或延迟，否则会让自己受到抗命的罪行和惩罚。这种野蛮的审判是他的得意之作，瓦伦提尼安养成冷酷作风，毫无恻隐之心和悔恨之意，突然产生的激情更证实了他暴虐的习性。[230]他观看刑囚和处死犯人所产生的剧烈痛苦时，不仅泰然自若且感到满足。对那些有同样脾气臭味相投的手下，只要忠心耿耿就会受到重用，得到他的友谊。马克西明因杀戮罗马的贵族家庭而获得功劳，于是赐予他皇家称号作为报酬，出任高卢的统领。瓦伦提尼安养有两只凶狠巨大的熊，以封号“纯纯”和“小金”而知名，像马克西明一样受到宠爱，他把它们当成信任的侍卫，住的笼子靠近寝宫。他经常带着愉快的心情，把罪犯丢进去引起巨熊狂怒的咆哮，看着野兽撕开血淋淋的肢体吞吃下去。罗马皇帝会小心检查它们的饮食和训练状况。“纯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效劳后，获得退役的荣誉，这只忠诚的野兽在原来的森林里恢复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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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宽容政策的颁行（364—37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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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如果表现出平静的征候，那一定是瓦伦斯的内心没有感受到恐惧的威胁，或者是瓦伦提尼安已经压制住狂暴的脾气的时候。暴君只要恢复正常的情绪，至少在作为上像是国家君父。西部皇帝运用大公无私的决断，能够清楚地考量到自己和公众的利益，然后锲而不舍地全力以赴；至于东部皇帝完全拿他兄长当榜样，亦步亦趋跟着仿效，有时明智而仁慈的萨路斯特统领会给予指导。两位君主在位期间都能保持节约和简朴的习性，宫廷的生活享受并未使人民感到羞惭或叹息。他们逐渐改革君士坦丁时代许多腐败和放纵的行为，合理地采用并改进尤里安和继承人的构想，展示出守法的风格和精神，使后代子孙对他们的为政之道有更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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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望君王关心臣民的福利，看起来这种方式不像身为“纯纯”的主人应有的作风，瓦伦提尼安怎么会责备遗弃新生婴儿的不法行为，同时在罗马的14个区设置14个技术高明的医生，供应薪水和特定的权利呢？这名大字不识的士兵基于良知设立用途广泛的机关，用来教育青年和支持已衰微的科学。他的目标是在每一个行省的都会区，都要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修辞学和文法课程。学校的规模和地位要与城市的重要性相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学院更要卓越和突出。瓦伦提尼安的诏书文辞优美，从留下的残本看来，君士坦丁堡的学院还不够完美，后来设置规章逐渐改进。不同的学习科目一共有31位教授，其中有1位哲学家、2位律师、5位诡辩家、10位希腊语法教授、3位演说家以及10位拉丁语法教授。此外还有7位抄写员，通常称之为古文家，用笔墨辛勤地工作，制成古典作家的各种正确抄本，供应公立图书馆的需要。设定的管理学生的各项规则都很严格，这为现代的大学提供了最早的纲要和教育方式，入校要有原籍地方官员所颁发的证书，在公家登记的资料上注明姓名、职业和出生地点。用功的青年严格禁止在饮宴和剧院浪费时间，受教育者的年龄限制在20岁以内，为了责罚怠惰和不听管教的学生，授权城市的郡守可以鞭打或开除他们。郡守也要直接对御前大臣提出年度报告，评鉴学者的能力，并推荐给国家，为国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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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提尼安所设定的制度，对国家的和平与社会的富裕有很大的贡献。那就是创立辩护士来维护城市的权益，辩护士经过自由的选举产生，功能等于人民的护民官和律师，在民事官员的法庭面前保障人民的权利和陈述冤屈，甚至可以上诉到皇帝的御座。两位君主对财务的管理非常尽心，长久以来不积私产，而且极为俭省，但是在收取和支用国家岁入方面，只有内行人才能看出东部和西部的政府稍有不同。瓦伦斯听从大臣的建言，只有受到公众的压力，皇家才可以不惜经费地大量供应所需。同时他不会好大喜功，以确保国家万年之基，只有发生了实际的灾难才尽力而为。因此他不需要增加税额，要知道在过去40年，税收已经逐渐比最初调高两倍之多，就在他登基的第一年，他将东部的贡金减低四分之一。[231]瓦伦提尼安对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倒是不太注意，也不甚操心。他改进政府会计和财政的浮滥现象，但是毫无顾忌地征收私人财产的大部分收益，认为财富与其拿来让个人过奢侈的生活，不如用来使国家得到防卫和进步更为有利。东部的臣民享受到当前的福利，赞颂君王赐给他们恩惠；瓦伦提尼安让后世的子孙感受到实质的勋绩，从外表看来倒不会目眩神迷。[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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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提尼安性格中最令人称道的一面，是在宗教竞争的时代始终保持坚定而有节制的公正无私。他在经过研究以后产生很强烈的理念，因为对神学的无知再加上心灵并未腐化，所以拒绝就微妙的问题进行神学的争论，只是表现出尊敬的态度置身事外。统治尘世使他提高警惕也能满足自己的野心，他记得自己是教会的信徒，但是更不会忘记自己是教士的君主。当背教者（尤里安）在位时，瓦伦提尼安就表露出热心敬仰基督教的态度，因之他允许臣民拥有与他一样的权利。对于一位君王所同意的普遍宽容原则，大家都非常感激地接受并且深具信心，每个人都能满足于宗教的热情，无须恐惧和掩饰。所有的异教徒、犹太人和承认基督神性的教派，都可以获得法律的保护，免于专制的压迫或公众的侮辱。瓦伦提尼安并不禁止任何形式的崇拜，除了那些秘密和有罪的行径，假借宗教之名在暗中进行邪恶和脱序的勾当，在这种理念下，他非常严厉地取缔魔法，施以残酷的惩罚。但是皇帝通过鉴别以保护古老的占卜术，只要是经过元老院的核准，由托斯卡纳的肠卜官来施展的占卜都得到允许。他指责在夜晚进行纵情声色的献祭行为，连有理性的异教徒也都深表赞同。但是他立即批准普雷提克塔图斯的请愿，这位亚该亚的总督特别提出说明，要是剥夺希腊人在埃琉西斯秘密仪式里受到他们珍视的祝辞，他们会畏惧灾祸从天而降，使尘世的生活受到影响。人类的内心潜伏着宗教狂热的致命原则，只有哲学夸口（也不过是哲学的吹嘘而已）可以用温和的手段加以根除。这次维持了12年的休战，是在瓦伦提尼安政府的强迫之下不得不为之。这种明智而果断的做法，使得宗教的派系暂时中止相互伤害的争执，减轻双方的偏见和敌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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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瓦伦斯偏袒阿里乌斯派的宗教迫害（367—37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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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的瓦伦提尼安很不幸离发生激烈争论的地点实在太远。西部的基督徒很快能从里米尼信条的罗网中脱身，满心欢愉回复到正统信仰的安宁状态，还有少数的阿里乌斯派信徒留存在西米乌姆和米兰，被认为只是轻视的对象而非泄愤目标；但在东部各行省，从黑海之滨直到蒂巴伊斯沙漠，敌对教派之间的实力和人数几乎达成平衡，因势均力敌之故，反而无法和平协商，只能永无休止地笼罩在宗教战争的恐怖中。教士和主教用恶毒的咒骂进行争辩，有时会大打出手。阿塔纳修斯仍统治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的宝座落在阿里乌斯派高级教士手里，每次主教出缺都会引起群众暴乱。本体同一论的声势大增，因有59位马其顿派主教的认同以示修好。这些人也称为半阿里乌斯派，但他们在私下对圣灵神格抱着勉强认同的态度，使得正统教会凯旋的风光大为失色。瓦伦斯在登基的头一年，公开宣布要仿效皇兄不偏不倚的行事作风，这对阿里乌斯派信徒而言是很重要的胜利。这两兄弟在私人生活里还保持新加入者的身份，但瓦伦斯的虔诚信仰促使他请求施洗。就在他出发亲身涉险从事哥特人战争前，自然将这件事交给皇都的主教优多克苏斯来办理。[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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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一位无知的君王，被本堂神父灌输异端邪说的神学教义，那么他的过失和罪行是错误抉择不可避免的结果。不论皇帝基于何种原因做出这项决定，都会触犯基督徒臣民中人数最多的教派。就像本体同一论和阿里乌斯派这两边领袖人物的看法，要是他们不能征服对方统一教会，就等于遭到最残酷的伤害和压迫。瓦伦斯做出决定之前，最感为难之处在于如何保持公正无私的德行和名声。他不像君士坦丁那样喜欢虚名，对深奥的神学也没兴趣。但他的思想单纯并且尊敬优多克苏斯传授的教义，于是放弃自己原有的观点，听从教会的指导。在受到权威人士的影响以后，促使他将阿塔纳修斯视为异端派系，重新导正回归纯正信仰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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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斯在开始时可怜他们的盲目无知，慢慢为他们的冥顽固执所激怒，逐渐憎恶这些教徒，因为他们把他当成痛恨的对象。[234]瓦伦斯怯懦的心灵一直摇摆不定，那些跟他熟悉的人会在谈话中左右他的行为。专制的宫廷，经常把放逐和监禁平民当成施惠笼络有势力教派的手段，因而这种惩处落在本体同一论教派的领袖人物头上，加上君士坦丁堡的灾难事件，有80位神职人员遭遇意外被烧死在船上，归罪于皇帝和手下阿里乌斯派大臣的残酷和预谋。在每一次的冲突中，天主教徒（要是我们可以预先使用这个称呼的话）都要为自己的过失和对手的计谋，付出锒铛入狱的代价。在每一次的选举中，阿里乌斯派的候选人总能占上风。要是他们受到大多数人民的反对，通常会得到地方官员凭着职权所给予的支持，甚至动用军方势力来威胁恫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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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纳修斯的仇敌趁他衰老施加打击和骚扰，于是他暂时退隐到父亲的墓园，这被人当成是对他的第五次放逐而大肆庆祝。但一大群民众被激起宗教的狂热，急忙拿起武器威胁统领。总主教的统治长达47年，心满意足地在和平与荣耀中结束他的一生（公元373年5月2日）。阿塔纳修斯的逝世等于在埃及发出宗教迫害的信号。瓦伦斯的异教徒大臣费尽力气，将一无是处的卢西乌斯推上总主教宝座，用基督教教友的生命和苦难，换取优势教派的支持。对异教徒和犹太人的宽容精神让正统派教徒悲叹不已，这等于加重了他们的灾难，也加重了东部邪恶暴君的罪行。[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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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教派的最后胜利使瓦伦斯背上宗教迫害的污名，这位君王到底是为善为恶，还是弄不清楚，因他不懂教义且个性软弱，没人愿意花工夫为他写《护教申辩书》。但倒是发现有些疑点，瓦伦斯负责教会事务的大臣，在很多地方独断专行，让主子背黑锅，由于对立的教派基于义愤且不了解状况，而把事情真相夸大或误传。[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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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瓦伦提尼安保持沉默可从中联想到一种可能的论点，即瓦伦斯在所属行省实施的偏袒行为，相对于已建立的宗教宽容政策而言，只是一时偏离正轨，根本微不足道。明智的历史学家赞誉兄长没有发脾气，不认为需把东部的残酷迫害，拿来与西部的宁静无事进行对比。[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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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不论对含糊而隐约的报告有多少信任，瓦伦斯的品格或行为在个人记录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其中提到的资料与善于雄辩的巴西尔有关，这位恺撒里亚的总主教接替阿塔纳修斯，是支持三位一体论的主要负责人。[238]巴西尔的朋友或仰慕者对此有详尽的叙述，我们要是剥去修辞和奇迹的厚重外衣，就会为这个阿里乌斯派的暴君竟会有宽大的胸怀而感到极为惊讶。瓦伦斯钦佩巴西尔的坚定，同时担心若运用武力镇压，会在卡帕多细亚行省引起全面叛乱。总主教用他那绝不屈服的高傲态度、真实不虚的意见以及身份的尊严，断言自己绝不会屈服于皇帝的意志和权力。瓦伦斯很虔诚地为主教座堂服务，他并没有发布放逐的判决，相反捐出一大片值钱的土地来盖医院，巴西尔后来将医院设置在恺撒里亚地区。[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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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我没有发现瓦伦斯发布任何法条来对付阿塔纳修斯派信徒（就像狄奥多西后来制定法律对付阿里乌斯派一样），就是因他的诏书而激起非常强烈的嚣闹，也不应受到如此严苛的指责。皇帝提到有些臣民以宗教作借口掩饰怠惰习性，要加入埃及僧侣的行列。他命令东方伯爵将他们从隔绝之地抓回去，强制这些遁世者接受公平的选择，要不就宣布放弃世俗的所有权，再不然就要克尽男子和市民的公众责任。[240]瓦伦斯的大臣要将这种精神用刑事法规确定下来，主张有权征召年轻强健的僧侣到皇家军队服役。一支骑兵和步兵分遣队包含3000人马，从亚历山大里亚出发进入邻近的尼特里亚沙漠，那里居住着5000名僧侣。因而传出士兵接受阿里乌斯派教士的指使，很多传教士不服从君王的命令惨遭屠杀。[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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