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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格劳修斯全集》出现过埃斯蒂人这个名字，但是安布罗斯手抄本也要恢复埃斯蒂人，是因为塔西佗的笔下叙述过他们的状况和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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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比亚经过仔细的查证，才确定协防军的真实数量。阿米阿努斯说是3000人，而佐西穆斯提到有1万人，这些都是哥特大军的先头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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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欧纳庇乌斯未佚失的残本里叙述这次行军和后来的谈判，等省民熟悉蛮族后，发现他们的体能状况未免言过其实，身材虽比较高大，但两腿无力，肩部瘦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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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希腊的诡辩家认为，整个哥特人的历史到狄奥多西的胜利和获得和平为止，都是同样的战争而且只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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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阿米阿努斯、佐西穆斯和提米斯提乌斯都提到过哥特人战争。君士坦丁堡元老院派演说家提米斯提乌斯去祝贺胜利的皇帝，把多瑙河的瓦伦斯吹捧成斯卡曼德河上的阿喀琉斯。乔南德斯根本没有提及这次与西哥特人之间的战争，因为有损哥特人的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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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阿米阿努斯认可彼得洛尼乌斯·普罗布斯的功劳，但带着一股怒气指责他的高压统治。当杰罗姆继续翻译《欧西比乌斯编年史》时，他表示这些都是事实，而且这个地区的舆论也是这种说法。圣徒后来与普罗布斯的孀妇建立起很亲密的友情，他在原作里就用埃奎提乌斯伯爵的名字来取代，虽然并不得体，倒是还算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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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尤里安提及他的朋友伊菲克里斯为人正直，对国家也有贡献，后来他的服装和行为都模仿犬儒学派的哲学家，那种愤世嫉俗的做法显得很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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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杰罗姆一直在夸大瓦伦斯的错误，就是最后对他的报复行动说几句慰勉的话，也都加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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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阿米阿努斯提到军队拥立的形式和庄严的典礼，瓦伦提尼安好像没有与罗马元老院磋商，甚至都没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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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蒂尔蒙特证明格拉提安统治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伊利里亚，我已经尽力表示他的权势超过他弟弟统治的领域，只是使用比较含糊的说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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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这是阿米阿努斯很坏的写作习惯，不容易把事实和比喻分得清楚，然而他很肯定说是看到腐烂船只的残骸，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索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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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利巴尼乌斯、佐西穆斯、索佐曼、西德努斯和杰罗姆都对地震和海啸有不同叙述。伊庇道鲁斯为市民没信心而难过，若把埃及修道士圣奚拉里请到海滩，比出十字架的姿势，像山一样高的波涛很快就会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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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狄凯阿科斯是逍遥学派的哲学家，写了一篇正式的论文，证明这项非常显明的真理，对人类而言并不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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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希罗多德提到最早的西徐亚人，局限在多瑙河和帕卢斯·梅奥蒂斯海之间，范围大约是长宽各为4000斯达底亚（约合400罗马里）。狄奥多鲁斯·西库卢斯提到名称和民族的逐渐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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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鞑靼人是最原始的部落，也是蒙古人的仇敌，最后成为蒙古人的臣民。在成吉思汗和继承人所领导的军队里，鞑靼人通常担任前锋，赢得战无不胜的赞誉，他们的名字从首次被外国人听到起，就用来称呼整个民族。我在提到欧洲或亚洲北部的游牧民族时，不论称为西徐亚人还是鞑靼人，其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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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希罗多德的《历史》第四卷对西徐亚人描绘出奇特而不完整的画像，但等到现代，阔万林大汗、阿布加齐大人的叙述还是同样不变的景色，表现出栩栩如生的乡土之情，他的《鞑靼谱系史》也连篇累牍地被法国和英国的编者所引用。卡尔平、阿塞林和鲁布鲁基斯的作品介绍了14世纪的蒙古。除这些导师外，还要加上张诚和其他的耶稣会教士，他们很精确地测绘出中国的鞑靼地方。还有就是为人诚挚而学识渊博的大旅行家、安特摩尼的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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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乌兹别克人的早期生活习惯到现在已有很大的改变，主要原因是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其次是他们据有布加里亚的城市和田地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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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德吉尼（1721—1800A.D.，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是精通中文的翻译家，工作勤奋，发现鞑靼人的迁移运动，为人类历史展开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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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中国的鞑靼地区有一块平原，离长城只有80里格（旧时的长度单位，等于3英里或5公里），传教士发现位于海平面上3000几何步度（每几何步度为5英尺）。孟德斯鸠（1689—1755A.D.，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哲学家）运用旅客的叙述，当然不免有滥用之嫌，推论出亚洲的变革主要是受环境影响，像是冷与热、强与弱，非常极端，缺乏温带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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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珀蒂·克鲁瓦描绘出蒙古人出猎的伟大场面；耶稣会教士张诚和南怀仁曾随驾参加康熙皇帝的木兰秋狝；等到乾隆即位，结合满蒙的武功和中国的文治，这位诗人也是猎者，用诗句表达出欢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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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参阅《鞑靼谱系史》第二卷，在《成吉思汗传》之后附有大汗的列表。在帖木儿统治的时代，他的臣民之一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仍旧拥有“可汗”的称号，表示王室的血统。亚洲的征服者对拥有埃米尔或苏丹的头衔就已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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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孟德斯鸠费了很大的力气，想要说明阿拉伯人的自由和鞑靼人的奴役两者之间的差异，事实上这种差异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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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阿布加齐汗王在他的《鞑靼谱系史》中，提到乌兹别克的鞑靼人悲惨的传说和传统，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统治以前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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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在《伊利亚特》第十三卷，朱庇特将眼光从特洛伊血腥的战场转向色雷斯和西徐亚的平原。改变场景后，我们看不到更安宁平静或更纯洁清白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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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参阅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五卷。当大流士的进军到达位于多瑙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荒原，西徐亚人的国王送给他1只鼠、1只蛙、1只鸟和5支箭，这真是富有哲理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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