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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具备粗浅的理解哲学辩论的能力，使得他的信念更为坚定。他刚把奥古斯都的头衔和地位授予长子阿尔卡狄乌斯，两位君主坐在庄严的宝座上接受臣民的效忠。伊康民姆主教安菲罗契乌斯趋近宝座，用尊敬的态度向狄奥多西行礼后，接着用像对待平民子弟的态度，很亲切地招呼阿尔卡狄乌斯。狄奥多西被他这种无礼的行为激怒，下令立即将土里土气的教士驱离觐见的行列。就在卫士逼他走向门口的时候，这位反应敏捷的善辩者抓住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很大声地宣布：“啊，皇帝陛下，天国的主已经准备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像我这样不虔诚的人，因为我只知道抱着喜悦的心崇拜圣父，拒绝承认圣子有同样的尊荣。”狄奥多西立即拥抱伊康民姆主教，他从后者那非常戏剧化的比喻中得到难以忘怀的重要教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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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是阿里乌斯派的主要基地和堡垒，大约在40年里（340—380 A.D.），[17]君主和教士的信仰受到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正统教派的集体抵制。马其顿尼乌斯沾满基督徒的鲜血才登上总主教的宝座，后来陆续由优多克苏斯和达摩菲卢斯接任。他们的主教辖区很容易从帝国各个行省输入罪恶和谬误，大众热情追随宗教的争辩，可以让一大群无聊的城市人用来打发时间。我们也许可以相信一个很有见识的旁观者的描述，虽然他的描述很诙谐，倒也可以让我们体验到宗教的热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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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充满工匠和奴隶，每个人都是高深莫测的神学家，在店铺里和街道上宣讲教义。要是你想去换一块银子，他会告诉你圣父与圣子相异之处；如果你要买一条面包，等你开口以后，对方的回答是圣子的神格低于圣父；要是你问浴池准备好没有，对方的回答是圣子从虚无之中产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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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教派的异端在君士坦丁堡阿里乌斯派的保护下，相安无事地共荣共存。阿里乌斯派尽力确保诸多小教派的依附，同时用绝不宽容的态度，滥用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中获胜的成果。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统治期间完全偏袒阿里乌斯派，本体同一论的残存人员势力衰弱，被剥夺所有公开或私下的宗教活动。有人用很悲怆的言辞说，他们的处境就像是羊群没有牧羊人在旁照顾，散落在山岭里徘徊，或被贪婪的恶狼吞食。[19]但他们的宗教热忱并没有衰退，反而在高压下增长了实力和勇气。瓦伦斯过世时，他们抓住机会，暂时获得了部分的自由，在主教和本堂神父指导下进行正常的宗教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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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多细亚人巴西尔和格列高利·纳齐安赞，[20]是世俗辩才和正教信仰极其罕见的结合，他们在当代人物中有卓越的表现。这两位演说家有深厚的友谊，彼此相辅相成，无往不利。他们自认甚至是公认，可与最著名的希腊古代名家媲美。他们在雅典的学院中以同样的热情培养自己自由主义的学习精神；他们在隐退时同样怀揣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在本都的旷野里沉思默想，孤独生活。无论是相互竞争还是因彼此羡慕而产生的一点摩擦，在格列高利和巴西尔圣洁而坦诚的胸怀下，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但等到巴西尔从一介平民升为恺撒里亚总主教后，他让全世界，也可能让自己，见识到了他最傲慢的一面。他很谦卑地表示要给朋友安排职务，实际上等于是给人带来痛苦的侮辱，有可能他原本的打算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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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没有给格列高利安排一个掌握实权而且显赫的位置，好让他尽情发挥优异的才干。傲慢的总主教在广阔行省的50个主教职位中，选择了状况最恶劣的萨西玛村庄[21]作为格列高利的教区。该处没有水源和青葱的林地，也没有可供交往的社会活动，位于三条道路的交叉口，只有粗野而喧嚣的马车夫不断来往。格列高利勉强屈服于羞辱的放逐。他被任命为萨西玛的主教，但他提出严正的抗议，说他从未与令人厌恶的新娘完成属灵的婚礼。后来他答应去管理家乡的纳济安祖斯教会，[22]他的父亲担任此地主教已超过45年。但是他仍旧念念不忘着要拥有更多的听众和更大的舞台，于是抱着宏图大展的志向，接受君士坦丁堡正统教派提出的光荣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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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高利刚抵达首都（公元378年11月），就受到一屋子亲友虔诚而宽厚的接待。这个非常宽敞的房间就被贡献出来作为宗教礼拜之用，取名为安娜斯塔西娅，表示尼西亚信仰的复活。私人的聚会所后来改建成为壮丽宏伟的教堂，等到时隔久远，很容易让人相信此地出现过奇迹和异象，证实圣母曾经亲临并且保护此地。格列高利·纳齐安赞花了很多心血在安娜斯塔西娅的讲道上，在两年之内历尽灵性修为的沧桑和传教事业的兴衰，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阿里乌斯派为他的大胆进取心所激怒，特别把他传播的教义提出来加以警告，宣称要是他再宣讲三个分开而相等的神格，虔诚的群众必会受到刺激，用暴力和动乱来镇压阿塔纳修斯异端的非法聚会。一群乌合之众从圣索菲亚主座教堂出发，其中有“丧失怜悯他人权利的普通乞丐，有外形像山羊或半人半马的僧侣，还有比耶洗别[23]更可怕的妇女”。安娜斯塔西娅的大门被打破，暴民使用木棍、石头和火把进行攻击，发生了很多起伤害事件。在打架滋事的过程中，有一个人丧失性命，格列高利在第二天早晨被传唤到官员那里，他称他为死者公开表示信仰耶稣而感到满意。当他从外来敌人的危险和恐惧中被拯救出来时，他那开创未久、势力弱小的教堂受到内部派系的侮辱和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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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外乡人自称马克西穆斯，[24]拿犬儒学派哲学家的身份做掩饰，暗示自己深得格列高利的信任，滥用这位主教所赞成的主张到处招摇撞骗。他与埃及的一些主教建立秘密联系，用私下的圣职任命来排挤他的保护人，荣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宝座。这种羞辱的下场有时会使卡帕多细亚的传教士（格列高利），懊恼自己卑微而孤独的处境。但是他辛勤的工作还是获得了回报，他的声誉日增而且信徒日众。他欣然发现，大部分过去从他的讲道中退出的观众，如今对他济世救人的辩才大为倾倒，[25]反倒是不满篡夺者的教会在信仰方面的诸多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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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和阿里乌斯派的没落（380—381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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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接受洗礼和颁布诏书，使得君士坦丁堡的正统基督徒感到信心满满意气风发。他们对于仁慈君王的应许，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丰硕的成果。他们的愿望很快达成，皇帝在结束战事之后，立即率领军队大张旗鼓班师回朝。他在返回国门的次日便召见达摩菲卢斯（公元380年11月26日），对阿里乌斯派的高级教士提出指示，让他们抉择，是赞同尼西亚信条，还是要立即放弃一切，将所有的财产都交给正统教派的信徒，其中包括主教府邸、圣索菲亚主座教堂和君士坦丁堡所有教堂的产权和使用的权利。达摩菲卢斯有执着的宗教信念，这对于正统教会的圣徒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他毫不踌躇地选择了自己应走的道路，宁愿过贫穷和放逐的生活。[26]在他解职以后，皇帝的都城接着举行涤罪仪式。阿里乌斯派信徒发出不满的抱怨声，在表面的公正下，一个微不足道的教派占据了上百座教堂，他们的人数甚至根本无法坐满教堂的椅子。与此同时，绝大部分民众还不是正统教会的信徒，这些异端教派被强制驱离每一处宗教礼拜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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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硬下心肠对异端分子的悲惨遭遇不为所动，就像天使一样保护着正统教会，眼中所见只有虔诚的信仰。他很审慎地派遣部队助阵，带着更能发挥效果的世俗武器，派出一大群皇家卫队士兵占领圣索菲亚教堂。皇帝指挥格列高利用凯旋班师的庄严行列，通过君士坦丁堡的街道，带着恭敬的态度亲手将他安置在总主教的宝座上。格列高利如果易受骄傲的情绪感染的话，那他就一定会感到功成名就而且心满意足。但是圣徒（他无法克制人类德行中的瑕疵）看到当前的状况却深感羞辱，发觉自己现在仿佛身处羊栏之中，不像牧羊人反倒更像一匹恶狼。为了维护他的安全，四周环围着耀目的刀戈，自己已经成为敌方诅咒的目标，面对人数众多的教派，他怎么敢生藐视之心。他看到无数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拥挤在主要的街道，连门窗里和屋顶上都是人潮，耳里听到的是混合着狂怒、悲伤、惊讶和绝望的吵闹喧嚣。格列高利坦承，在他就任圣职的值得纪念的那一天，东部的都城像是刚遭受暴风雨侵袭，或是惨遭蛮族征服者蹂躏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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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6个礼拜，狄奥多西宣布，阿里乌斯派的主教和教士要是依然保持顽固的态度，拒绝相信或者承认尼西亚会议的教义，那么他要在他统治范围之内的所有教堂，把这些人全部驱逐出去。他指派部将沙普尔负责这个特别的任务，授予他相当大的权力，同时制定相关的法律，以军事力量为后盾，[28]指导教会进行改革，赋予其自行处理事务的权责，以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东部的行省在没有发生动乱和流血的状况下，建立起了皇帝所信仰的宗教。阿里乌斯派信徒的作品要是被容许流传下去，[29]里面就会包括宗教迫害的悲惨故事，说是在邪恶的狄奥多西统治下，教会遭到惩处，神圣的悔改者遭受很大的痛苦，他们希望借这种方式从公正的读者那里获得怜悯和同情。然而我们可以相信的是，阿里乌斯派信徒没有反抗，从某些角度来看，这规避了狂热和报复所产生的暴力行为。相较之下，阿里乌斯派没有表现出正统教会在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统治时期的那种坚定立场和固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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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敌对的教派所奉行的伦理特质和观念，都为同样的自然律和宗教观所制约，但是两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两者在神学上的信仰程度存在差异。两个教派无论是在学校还是教堂，同样承认和崇敬耶稣至高无上的神性，就如同我们易于把感情和意念归于神明一样。这时，对于圣子极为崇高的完美，有一派人出于尊敬要尽量夸大炫耀，另一派人则出于谨慎要限制它并有所保留。阿塔纳修斯的门徒大喜欲狂，傲慢之心油然而生，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阿里乌斯派的信徒为私下的焦虑受尽折磨，自认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他们吝于将赞美和尊荣归于世界的审判者。阿里乌斯派的观点是出于冷静而投机的心态，但是尼西亚信经的教义只有受到有力的推行，虔诚的献身精神所建立的勋业，才会在信仰的时代获得万众归心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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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怀抱希望，想要从正统教会的教士集会中找到真理和智慧，于是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会议（公元381年5月）。150名主教参加，会议顺利进行，没有任何困难和延迟，完善了在尼西亚会议中建立的神学体系。“神子”的本性是三位一体的第二神格，然后在自然的类推下，扩展并转移到第三神格。各教派的主教与教徒因对此有不同见解，所以才在4世纪引发了极为狂暴的争论。[30]打倒阿里乌斯教义获得胜利的对手，对于一些受尊敬的神学家提出的非常暧昧而模棱两可的说辞，觉得应该加以解释，以坚定正统教派信徒的信心，谴责失去民心和矛盾百出的马其顿教派。他们也曾经有过担心，如果容许圣子与圣父同质的说法成立，就好像认同有三个神存在。但最后他们还是发布了全体一致同意的文件，承认圣灵有相等的神性，从此神秘的教义被基督教世界所有民族和教会接受。与会人员在感激和尊敬之余，一致同意让狄奥多西担任主教，在宗教代表大会中的位阶列为第二等。[31]他们对宗教真理的认识，通过传统来保存，通过神启来传达，但无言的历史不容许君士坦丁堡的神父运用个人权势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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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时代，神职人员从纯洁的使徒模式中可耻地走向堕落，越是毫无价值和腐化败坏的事物，越在主教集会中引起关注和带来骚扰。许多对立的利益和习性引发的冲突和动乱，激发出神职人员难以控制的情绪，支配他们行为的主要情绪是对金钱的贪婪和对信仰的争论。这批高阶教士现在大多推崇狄奥多西圣明的正统信仰，他们审慎适应教条，观点一再变换，在教会和国家不断的改革声中，用君主的宗教来律定自己应该逢迎的信仰。皇帝只要暂时停止施加他的影响力，骄傲、憎恨和厌恶这些荒谬而自私的动机，就会出现在被盲目推动而显得乱哄哄的宗教会议中。在君士坦丁堡会议召开期间，米利提乌斯因病去世，这是结束安条克分裂的最好时机，可以使得他的老对手保利努斯能在主教职位上平稳度过任期，而且保利努斯的志行高洁，信仰虔诚，无懈可击。但是由于他的理念一直受到西部教会的支持，宗教会议的主教决心要让因不和而造成的伤害延续下去，就迅速任命了一个犯了伪誓罪的候选人。[32]这样做并没有损及东部自以为是的尊荣，圣子的死亡和复活就是最好的例证。对于西部的教会则不然，像这种偏颇不公而又杂乱无章的会议程序，逼得参加集会态度严肃的成员，不是提出异议就是退出会场。扰攘不休的多数派仍旧是占有战场的主人，就好像拿黄蜂或鹊，与一群鹤鸟或鹅来相比，只不过是吵闹的场面缩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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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统教派的猜疑之心油然滋长，那些顽强的异端分子和带有恶意的无信仰人士，用怀有偏见的手绘出宗教会议不堪入目的图画。诚挚的历史学家凭着他的名气，将有益世道人心的训谕传给后代子孙，不让迷信和偏颇发挥效用，使得抱怨寂静无声。他是那个时代信仰最虔诚、口才最犀利的主教之一，是教会的圣徒和博士，是惩治阿里乌斯派异端的皮鞭和支撑正统信仰的梁柱。他也是君士坦丁堡会议的首要成员，在米利提乌斯死后执行主席的职责，这位伟大人物就是格列高利·纳齐安赞。他受到了粗暴和苛刻的对待，[33]事实证明他不仅毫不退缩，反而提起了全副精神振奋士气，使会议能够发挥最大功能。为了确定圣职的权利要求，大家毫无异议一致通过，君士坦丁堡主教必须来自人民的推选和皇帝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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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高利很快自食苦果，成为恶意和嫉妒的受害者。东部的主教一直尽心追随着他，现在看到他处理安条克的问题太过温和，在恼怒之下不再支持，把他丢给反对派的埃及人。这些人对他当选的合法性始终争吵不休，坚持已作废的教规，那就是禁止任意调动主教的职务。格列高利为人谦逊，但骨子里却极为自负，不愿让人以为他是出于野心和贪婪才与反对者发生争执，于是带着几分气愤公开表示放弃对教会的管理。要知道这个教会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恢复和建立的。他的辞职（381 A.D.）为宗教会议和皇帝所接受，好像是理所当然之事，这倒是出乎他意料。就在他希望能享受胜利果实时，主教宝座落到元老院议员涅克塔里乌斯手中。这位新任大主教具有平易近人的性情和德高望重的品格，在很偶然的状况下受到推荐，为了使他赶快先办理受洗的仪式，只有延后举行就任圣职的典礼。格列高利有感于君王和高级教士的忘恩负义，再次退隐到卡帕多细亚不为人知的偏僻之地，以作诗和祈祷度过生命中最后的8年时光。他的名字被加以圣徒的头衔，他具有慈善的心胸[34]和高雅的才智，反映出格列高利名声和事迹的灿烂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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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狄奥多西颁布诏书迫害异端教派（380—39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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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不仅取缔了阿里乌斯派的野蛮统治，而且他认为应该尽情报复在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的宗教狂热下，罗马正统基督徒所受到的伤害。正教皇帝认为异端教派都是叛徒，反对上天和世间的最高权威，所以要运用权力对罪犯的肉体和灵魂进行特别审判。君士坦丁堡会议的教条明确律定信仰的真正标准，那些掌管狄奥多西良知的神职人员，提出了最有效的迫害方法。在长达15年（380—394 A.D.）的时间里，他至少颁布了15次严苛的诏书以对付异端教派。特别是那些拒绝接受三位一体教义的基督徒，为剥夺他们的希望，他严格制定了针对他们的各种法律和诏书。若有人宣称某些条款会对异端教派有利，那么法官要将这些条款视为欺骗和伪造的不合法文件，不加以引用。他要用刑事成文法来惩治异端教派的执事人员、宗教集会和信徒本人，呼吁立法者要用痛心疾首的态度抨击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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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异端教派的宣教师僭用主教和长老神圣的职称，无法获得正统教会教士同等的待遇；不仅要取消所有特权和薪俸，如果胆敢宣讲受谴责教派的教义，实施亵渎神圣的仪式，就犯下了重罪，要受到放逐和籍没的刑事处分。若有人敢赠予、接受或资助异端教派的圣职任命，应处以10磅黄金（超过400英镑）的罚金。这样做的目的是期望异端教会的本堂神父全部灭绝后，剩下的那些无依无靠的信徒，受到无知和渴求的驱使能回归到正统教会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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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严格禁止不合法的宗教聚会，很周详地包括各种可能的环境，因为异端教徒可能假借名义，用他们的方式敬拜上帝和基督。他们的宗教集会无论是公开或私下、白天或夜晚、城市或乡村，都被狄奥多西的诏书明令禁止。建筑物或场地只要被用于不合法的目的，就丧失在帝国领域内的财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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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一般认为异端教派错误的行为源于他们顽固的性格，所以这种性格应该是指责和处罚的目标。破门罪[35]要用民事的手段配合以加强驱逐效果，异端被戴上表示可耻身份的特别标志，将他们与市民同胞隔离。高阶官员出面说明，侮辱误入歧途的民众不仅是正当行为，且确有必要。异端教派的信徒逐渐丧失从事高尚或赚钱职业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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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对自己的公正行为感到满意，他在诏书中说得很清楚，如果优诺米乌斯派把圣子的神性与圣父加以区别，那么他们就不能立下遗嘱，也不能从遗产的赠予中获得好处。摩尼教派的异端分子罪不可赦，犯者唯一的救赎方式是死刑。奥迪安派或称十四日派[36]信徒同样遭到重惩，他们犯下穷凶极恶的重罪，竟敢在不正确的日子举行复活节的庆典。每一个罗马人都有权提出公开控诉，狄奥多西在位时首次设置宗教检查官，这个名字真是让人无比痛恨。然而我们可以确信，他所颁布的刑责诏书很少被强制执行。信仰虔诚的皇帝显然要用矫正和恐吓的手段来对付倔强的臣民，至于惩罚多半是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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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制定宗教迫害原则，他的公正和虔诚被圣徒赞许，但真正照本宣科被拿来执行，则是用来对付他的敌手和僭主马克西穆斯。在基督徒君主当中，首次有人用宗教观点来处死基督徒臣民。普里西利安派[37]是新出现的异端邪说（385 A.D.），他们扰乱了西班牙行省的安宁，本案经过上诉的程序，从布尔多的宗教会议送到特里夫的皇家宗教法庭审理。禁卫军统领宣判，有七位人员受到苦刑、定罪和处决：头一个是普里西利安本人，他是西班牙的阿维拉主教，[38]有良好的家世，而且极为富有，流利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更是为他增色不少；两位长老和两位辅祭要陪伴敬爱的主教一起赴死，自认会成为光荣的殉教者；还要加上拉特洛尼安这位诗人，他的名声直追古人；最后是布尔多的贵夫人优克洛西娅，她是演说家德尔斐狄斯的遗孀。有两位主教赞同普里西利安的观点，被判处距离遥远处境凄惨的放逐。[39]还有一些卑劣的罪犯，装出急于悔改将功赎罪的样子以求获得赦免。要是犯人的有些自白可以相信，那也是完全出于畏惧和逼供，他们提供的含糊不清的报告为审判者所轻信，以致审判者认为异端教派的普里西利安分子犯下了各种人神共愤的恶行，像是施展魔法、不信上帝和猥亵好色。[40]普里西利安在属灵姐妹的伴同下漫游世界，被控在宗教集会中一丝不挂地祈祷。有些极为武断的流言使大家相信，他用可憎而有罪的卑劣手段，与优克洛西娅的女儿发生不正常的关系，所获得的财产已受到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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