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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怀抱希望，想要从正统教会的教士集会中找到真理和智慧，于是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会议（公元381年5月）。150名主教参加，会议顺利进行，没有任何困难和延迟，完善了在尼西亚会议中建立的神学体系。“神子”的本性是三位一体的第二神格，然后在自然的类推下，扩展并转移到第三神格。各教派的主教与教徒因对此有不同见解，所以才在4世纪引发了极为狂暴的争论。[30]打倒阿里乌斯教义获得胜利的对手，对于一些受尊敬的神学家提出的非常暧昧而模棱两可的说辞，觉得应该加以解释，以坚定正统教派信徒的信心，谴责失去民心和矛盾百出的马其顿教派。他们也曾经有过担心，如果容许圣子与圣父同质的说法成立，就好像认同有三个神存在。但最后他们还是发布了全体一致同意的文件，承认圣灵有相等的神性，从此神秘的教义被基督教世界所有民族和教会接受。与会人员在感激和尊敬之余，一致同意让狄奥多西担任主教，在宗教代表大会中的位阶列为第二等。[31]他们对宗教真理的认识，通过传统来保存，通过神启来传达，但无言的历史不容许君士坦丁堡的神父运用个人权势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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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时代，神职人员从纯洁的使徒模式中可耻地走向堕落，越是毫无价值和腐化败坏的事物，越在主教集会中引起关注和带来骚扰。许多对立的利益和习性引发的冲突和动乱，激发出神职人员难以控制的情绪，支配他们行为的主要情绪是对金钱的贪婪和对信仰的争论。这批高阶教士现在大多推崇狄奥多西圣明的正统信仰，他们审慎适应教条，观点一再变换，在教会和国家不断的改革声中，用君主的宗教来律定自己应该逢迎的信仰。皇帝只要暂时停止施加他的影响力，骄傲、憎恨和厌恶这些荒谬而自私的动机，就会出现在被盲目推动而显得乱哄哄的宗教会议中。在君士坦丁堡会议召开期间，米利提乌斯因病去世，这是结束安条克分裂的最好时机，可以使得他的老对手保利努斯能在主教职位上平稳度过任期，而且保利努斯的志行高洁，信仰虔诚，无懈可击。但是由于他的理念一直受到西部教会的支持，宗教会议的主教决心要让因不和而造成的伤害延续下去，就迅速任命了一个犯了伪誓罪的候选人。[32]这样做并没有损及东部自以为是的尊荣，圣子的死亡和复活就是最好的例证。对于西部的教会则不然，像这种偏颇不公而又杂乱无章的会议程序，逼得参加集会态度严肃的成员，不是提出异议就是退出会场。扰攘不休的多数派仍旧是占有战场的主人，就好像拿黄蜂或鹊，与一群鹤鸟或鹅来相比，只不过是吵闹的场面缩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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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统教派的猜疑之心油然滋长，那些顽强的异端分子和带有恶意的无信仰人士，用怀有偏见的手绘出宗教会议不堪入目的图画。诚挚的历史学家凭着他的名气，将有益世道人心的训谕传给后代子孙，不让迷信和偏颇发挥效用，使得抱怨寂静无声。他是那个时代信仰最虔诚、口才最犀利的主教之一，是教会的圣徒和博士，是惩治阿里乌斯派异端的皮鞭和支撑正统信仰的梁柱。他也是君士坦丁堡会议的首要成员，在米利提乌斯死后执行主席的职责，这位伟大人物就是格列高利·纳齐安赞。他受到了粗暴和苛刻的对待，[33]事实证明他不仅毫不退缩，反而提起了全副精神振奋士气，使会议能够发挥最大功能。为了确定圣职的权利要求，大家毫无异议一致通过，君士坦丁堡主教必须来自人民的推选和皇帝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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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高利很快自食苦果，成为恶意和嫉妒的受害者。东部的主教一直尽心追随着他，现在看到他处理安条克的问题太过温和，在恼怒之下不再支持，把他丢给反对派的埃及人。这些人对他当选的合法性始终争吵不休，坚持已作废的教规，那就是禁止任意调动主教的职务。格列高利为人谦逊，但骨子里却极为自负，不愿让人以为他是出于野心和贪婪才与反对者发生争执，于是带着几分气愤公开表示放弃对教会的管理。要知道这个教会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恢复和建立的。他的辞职（381 A.D.）为宗教会议和皇帝所接受，好像是理所当然之事，这倒是出乎他意料。就在他希望能享受胜利果实时，主教宝座落到元老院议员涅克塔里乌斯手中。这位新任大主教具有平易近人的性情和德高望重的品格，在很偶然的状况下受到推荐，为了使他赶快先办理受洗的仪式，只有延后举行就任圣职的典礼。格列高利有感于君王和高级教士的忘恩负义，再次退隐到卡帕多细亚不为人知的偏僻之地，以作诗和祈祷度过生命中最后的8年时光。他的名字被加以圣徒的头衔，他具有慈善的心胸[34]和高雅的才智，反映出格列高利名声和事迹的灿烂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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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狄奥多西颁布诏书迫害异端教派（380—39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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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不仅取缔了阿里乌斯派的野蛮统治，而且他认为应该尽情报复在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的宗教狂热下，罗马正统基督徒所受到的伤害。正教皇帝认为异端教派都是叛徒，反对上天和世间的最高权威，所以要运用权力对罪犯的肉体和灵魂进行特别审判。君士坦丁堡会议的教条明确律定信仰的真正标准，那些掌管狄奥多西良知的神职人员，提出了最有效的迫害方法。在长达15年（380—394 A.D.）的时间里，他至少颁布了15次严苛的诏书以对付异端教派。特别是那些拒绝接受三位一体教义的基督徒，为剥夺他们的希望，他严格制定了针对他们的各种法律和诏书。若有人宣称某些条款会对异端教派有利，那么法官要将这些条款视为欺骗和伪造的不合法文件，不加以引用。他要用刑事成文法来惩治异端教派的执事人员、宗教集会和信徒本人，呼吁立法者要用痛心疾首的态度抨击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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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异端教派的宣教师僭用主教和长老神圣的职称，无法获得正统教会教士同等的待遇；不仅要取消所有特权和薪俸，如果胆敢宣讲受谴责教派的教义，实施亵渎神圣的仪式，就犯下了重罪，要受到放逐和籍没的刑事处分。若有人敢赠予、接受或资助异端教派的圣职任命，应处以10磅黄金（超过400英镑）的罚金。这样做的目的是期望异端教会的本堂神父全部灭绝后，剩下的那些无依无靠的信徒，受到无知和渴求的驱使能回归到正统教会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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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严格禁止不合法的宗教聚会，很周详地包括各种可能的环境，因为异端教徒可能假借名义，用他们的方式敬拜上帝和基督。他们的宗教集会无论是公开或私下、白天或夜晚、城市或乡村，都被狄奥多西的诏书明令禁止。建筑物或场地只要被用于不合法的目的，就丧失在帝国领域内的财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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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一般认为异端教派错误的行为源于他们顽固的性格，所以这种性格应该是指责和处罚的目标。破门罪[35]要用民事的手段配合以加强驱逐效果，异端被戴上表示可耻身份的特别标志，将他们与市民同胞隔离。高阶官员出面说明，侮辱误入歧途的民众不仅是正当行为，且确有必要。异端教派的信徒逐渐丧失从事高尚或赚钱职业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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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对自己的公正行为感到满意，他在诏书中说得很清楚，如果优诺米乌斯派把圣子的神性与圣父加以区别，那么他们就不能立下遗嘱，也不能从遗产的赠予中获得好处。摩尼教派的异端分子罪不可赦，犯者唯一的救赎方式是死刑。奥迪安派或称十四日派[36]信徒同样遭到重惩，他们犯下穷凶极恶的重罪，竟敢在不正确的日子举行复活节的庆典。每一个罗马人都有权提出公开控诉，狄奥多西在位时首次设置宗教检查官，这个名字真是让人无比痛恨。然而我们可以确信，他所颁布的刑责诏书很少被强制执行。信仰虔诚的皇帝显然要用矫正和恐吓的手段来对付倔强的臣民，至于惩罚多半是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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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制定宗教迫害原则，他的公正和虔诚被圣徒赞许，但真正照本宣科被拿来执行，则是用来对付他的敌手和僭主马克西穆斯。在基督徒君主当中，首次有人用宗教观点来处死基督徒臣民。普里西利安派[37]是新出现的异端邪说（385 A.D.），他们扰乱了西班牙行省的安宁，本案经过上诉的程序，从布尔多的宗教会议送到特里夫的皇家宗教法庭审理。禁卫军统领宣判，有七位人员受到苦刑、定罪和处决：头一个是普里西利安本人，他是西班牙的阿维拉主教，[38]有良好的家世，而且极为富有，流利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更是为他增色不少；两位长老和两位辅祭要陪伴敬爱的主教一起赴死，自认会成为光荣的殉教者；还要加上拉特洛尼安这位诗人，他的名声直追古人；最后是布尔多的贵夫人优克洛西娅，她是演说家德尔斐狄斯的遗孀。有两位主教赞同普里西利安的观点，被判处距离遥远处境凄惨的放逐。[39]还有一些卑劣的罪犯，装出急于悔改将功赎罪的样子以求获得赦免。要是犯人的有些自白可以相信，那也是完全出于畏惧和逼供，他们提供的含糊不清的报告为审判者所轻信，以致审判者认为异端教派的普里西利安分子犯下了各种人神共愤的恶行，像是施展魔法、不信上帝和猥亵好色。[40]普里西利安在属灵姐妹的伴同下漫游世界，被控在宗教集会中一丝不挂地祈祷。有些极为武断的流言使大家相信，他用可憎而有罪的卑劣手段，与优克洛西娅的女儿发生不正常的关系，所获得的财产已受到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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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过深入而公正的调查以后发现，普里西利安的信徒的确违犯了自然的法则，但那是他们的生活要求严格禁欲，而不是被指控的荒淫乱性。他们对正常的房事采取拒绝的态度并加以指责，极为不智的做法是要求夫妻分离，这经常引起家庭不和。在他们的禁止或是劝告之下，信徒完全不能食用肉类，而且需要不断地祈祷、禁食和守夜，谆谆教诲要求信徒遵守严格而完美的宗教奉献生活。这个教派发人深省的教义、有关基督的人性和神格，以及人类灵魂的性质，来自诺斯替派和摩尼教的体系。这种徒有虚名的哲学从埃及传到西班牙，并不适合西部粗鄙的习性。普里西利安那些出身并不体面的门徒，开始只有忍受，后来人数逐渐减少直至消失不见。他的教义虽然为教士和人民所拒绝，但是他被处死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起激烈的争论。对他罪行的判处公正与否，有些人加以指责，有些人大声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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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乐意看到那些最著名的圣徒和主教的人性矛盾，米兰的安布罗斯和图尔的马丁，[41]认为这种情况要运用宗教的宽容原则。他们同情这些在特里夫遭到处决的不幸的人，拒绝与那些谋杀主教的人士保持同教的团契之情。马丁过于激动，以致背离一般的处理方式，他的动机值得赞美，他的忏悔更可以作为我们的表率。图尔和米兰的主教毫不犹豫地公开宣称，异端教派的作为是永恒的罪孽，但是仍为他们在世俗的死亡中鲜血淋漓的情景感到震惊。人类诚挚的本性要抗拒神学的偏见，批判对普里西利安和他的追随者可耻而违法的审判程序，肯定安布罗斯和马丁的人道精神。政府和教会的负责官员逾越各自的职权界限，世俗的法官在有关信仰和主教管辖权这方面，竟能接受上诉以及宣布最后的判决。在罪恶的宗教迫害中，主教担任控告人是可耻的行为，残酷的伊萨西乌斯[42]坐看异端分子身受荼毒而无动于衷，同时还唆使法官判处死刑，这一行为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和不满。这个行为不端的主教的恶行被视作下面这一观点的证据，即宗教狂热是由与利益相关的污秽动机刺激而产生的。处死普里西利安以后，粗糙的宗教迫害方式，发展为精纯熟练而且条理分明的神圣职责，指派教会和世俗的权力分掌不同的业务。虔诚的受害者按照程序由教士解送给官吏，再由官吏交给刽子手。教会用怜悯和关怀的温和语气宣布冷酷无情的判决以及犯人灵魂和信仰上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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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的德性善行和处事风格（374—39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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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知名人士为狄奥多西的统治增添光彩。格列高利·纳齐安赞是才干出众、能言善道的传道者；图尔的马丁以其非凡的天赋，更增添了他作为修道士的美德。[43]但是神职人员中精力最充沛、才智最高的冠冕，仍非坚忍不拔的安布罗斯莫属。[44]他出身罗马贵族家庭，父亲曾担任高卢禁卫军统领要职；他经过一段自由教育的学习时光后，通过几次正常的晋升，获得利古里亚省长的职位，这个行省包括宫廷所在地米兰在内。他在34岁正式受洗以前，出乎所有人意料，突然从省长改任大主教，正如一般人所知的那样，这其中丝毫不掺任何手腕和阴谋。全体人民异口同声认为这一宗教头衔他实至名归；他们这种统一的恒久不变的拥护态度，人们认为是出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影响。虽然说从他过去生活中的习惯和职务来看，这位文职官员毫无准备，但还是勉强自己接受了宗教职位。他积极进取的才能，很快使他能够以充满热情和审慎的态度，负起教会的统辖权。他一方面欣然抛弃世俗种种华而不实的高贵排场，另一方面为了教会的利益，指引皇帝不要偏离自己的良心，进而掌控帝国的行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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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提安像对待父亲那样敬爱他，那篇论三位一体信仰的长文便是专为教导这位年轻的君王而作。等到皇帝悲惨死去，当皇后贾斯蒂娜为自身和儿子瓦伦提尼安的安全而惊慌失措、胆战心惊时，安布罗斯以米兰大主教的身份，兼任两个不同的大使职位，被派往特里夫。他以同样的坚定态度和巧妙手段，行使他的宗教和政治权力，尽可能运用自己的威望和才气，制止马克西穆斯的野心，保障意大利的和平。[45]安布罗斯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教会事业，他藐视财富，放弃自己世袭的家产，为了赎回俘虏，毫不犹豫卖掉敬神用的金银器具。米兰的教士和人民都热爱他们的大主教，就是软弱的君主也对他极为尊敬，他真可以说是受之无愧。他从未向瓦伦提尼安二世祈求给予恩惠，也从来不怕触怒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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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年轻皇帝以及意大利的政权，自然都落到了他母亲贾斯蒂娜手里。她是一个美丽而精明的女性，虽然身处正教人士之中，可惜却信奉阿里乌斯派的邪说，还极力想把她的信仰灌输给孝顺的儿子。贾斯蒂娜认为，罗马皇帝有权在统治地区向公众推行自己所信的宗教，因而她做出了一个温和而合理的让步，向大主教提出要求，不论在米兰城内和郊区，放弃只容许单一教会存在的做法。但是安布罗斯的行事准则和这种要求截然不同，[46]他认为世上的宫殿全归恺撒所有，然而教堂却是上帝的圣所。而且在他的教区范围之内，他本人作为使徒的合法继承人，是上帝的唯一侍者。基督教所具有的一切权利，无论是世俗或宗教方面，只属于真正的信徒所有。安布罗斯认为自己的神学观点，代表着正统教会的真理标准，立场非常坚定，身为大主教绝不会与撒旦的爪牙举行会议和谈判，同时相当执着地宣称，他宁可殉教死去，也不愿与亵渎神明的罪恶行为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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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斯蒂娜把他的拒绝看成是无礼和犯上，感到极为不满，便匆忙决定要行使儿子的君王权力。她希望在复活节即将来临之际，公开对民众展现信仰的热忱，下令安布罗斯要在宗教会议上接受审讯。大主教按照一个臣民应遵守的本分，非常顺服地接受召唤，但却有无数的群众未经同意跟着一起到来，情绪激昂，推挤着皇宫大门。瓦伦提尼安手下的大臣一时手足无措，不禁惊恐万分，在这种状况下不敢对米兰大主教判处流放，反而要低声下气求他挺身而出，用威望来保护皇帝的安全，恢复都城的平静。安布罗斯把得到的承诺，转达给在场的民众，但却很快为不讲信用的宫廷所推翻。每年这段时间原本是虔诚基督徒用于宗教活动的最庄严的日子，现在全部陷于狂热和骚乱的强烈震撼之中，前后足足有8天之久（公元385年4月3日至4月10日）。皇家的官员奉命立即将皇帝和他的母亲接到波提安，后来又迁移到巴西里卡。皇帝的御驾按照礼仪要加上金饰的顶盖，四周挂上华丽的帷幔，但是官员马上发现，必须派出强大的卫队严密戒备，才能使皇室免于群众的侮辱行动。阿里乌斯教派的基督徒要是敢在街上行走，就会随时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这时安布罗斯不计前嫌，把仇敌从愤怒的群众手中救出来，并深以自己具有这种能力和威望而备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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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虽尽力阻止人们的宗教狂热，以免造成严重后果，但他那沉痛而令人激动的布道演说，却在不断煽起米兰人民的义愤和叛乱情绪。人民说贾斯蒂娜的个性就像是夏娃、约伯的妻子、耶洗别、希罗底，[47]这些不敬的言辞全被胡乱加在皇帝母亲的头上。她企图为阿里乌斯派建立一所教堂的愿望，也被人拿来与在异教统治时期，基督教所遭受最残酷的迫害相比。宫廷采取的应对措施，更向人显示出动乱的规模实在非常巨大。商会和制造商的法人团体，被处以200磅黄金的罚款。用皇帝的名义向司法机关和工作人员发布命令，要他们在社会骚动结束前不得离家外出。瓦伦提尼安的大臣非常愚昧地公开宣告，米兰绝大多数体面的市民，全部支持大主教的作为。这时安布罗斯又受到政府的请求，应遵照君主的意愿，使国家恢复和平。尽管他用最恭敬的言辞回复，弦外之音竟也被解释为严重的内战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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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的生命和荣辱完全操在皇帝之手，但他不会背叛耶稣的教会，损害他神圣的尊严。为了这项事业他已准备承受魔鬼所能加之于他的一切灾难，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死在虔诚民众的面前，长眠在圣坛底下。他并没有挑起人们的愤怒，只有上帝的力量能使它平息。他绝不愿看到发生流血和混战的场面，只能很虔诚地祈祷，希望自己在活着时，不要看见繁荣的城市变成废墟，整个意大利残破成一片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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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迷不悟的贾斯蒂娜对抗教会和米兰的人民，要是有一支唯命是从的皇家军队可以运用，必然会使其子统治的帝国受到极大的危害。原本有一大队哥特人的兵马开过来，想要占领巴西里卡。从阿里乌斯派的行事原则和外国佣兵的蛮族习性而言，让他们去执行残暴的命令，他们一定会遵照办理，这是意料中事。大主教与派来的人马在神圣的教堂门口相遇，他用雷鸣般的声音，大声宣布要将他们逐出教会，同时用父执和主子的口吻质问，他们虽被请来保护共和国，难道就是为了侵犯上帝的圣所吗？蛮族的迟疑不决，使他争取到几个小时，能够做进一步的谈判。皇太后终于接受身边明智谋士的建议，同意正统基督教会拥有米兰所有教堂，她本人也暂时中止了报复的念头，等候适合的时机。瓦伦提尼安的母后永远不会原谅安布罗斯的胜利，年轻的皇帝在冲动之下也不禁大声说，就是身旁信得过的奴仆，也会随时把他出卖给那位专横的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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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法令规章，甚至有些附有瓦伦提尼安签署的敕令，仍然谴责阿里乌斯派的异端邪说，似乎原谅了正统教会的抗拒行动。在贾斯蒂娜的操控之下，对隶属米兰宫廷的行省颁布信仰宽容的诏书，让承认里米尼信条的教徒，获得全部的宗教自由。同时皇帝宣布，凡是违反这条有益社会大众的神圣法令，就会被视为破坏公共和平的敌人，要处以极刑，绝不宽恕。米兰大主教的性格和言论始终被敌人紧紧盯住，希望他的行为会犯下错误，尤其有的法令暧昧不清而且带有暴力的血腥性质，更是容易触犯。阿里乌斯派趁机对他进行打击，他的行为很快给了阿里乌斯派一个合法的理由，或者是一个借口，他违反了制定的那条奇怪的暴力血腥的律法。他被判处流放，根据公布的判决书，安布罗斯可以自己选择流放的地点和陪同人员的数目，但必须立即离开米兰。然而对安布罗斯来说，宣讲并实践绝对忠诚原则的圣徒权威，与教会所面临的迫在眼前的危险相比，那真是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勇敢站出来拒绝服从法庭的命令，这得到虔诚民众一致的支持。大家轮班保护大主教，严密把守着大教堂和圣殿的大门。帝国军队实施封锁，却不愿冒险攻打坚不可摧的堡垒。大批贫苦的民众受过安布罗斯的慷慨施舍，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宗教热忱和感恩情怀。大主教考虑到长时期单调的守夜活动，会慢慢使人失去耐心，很明智地建立了一个产生很大作用的制度，就是在米兰大教堂定时大声朗读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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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场全力以赴的艰苦斗争期间，有次在睡梦中得到启示，告诉他在某处地方挖掘，便能找到热尔瓦修斯和普罗塔休斯两位圣徒的遗骸。[48]之后，他果然在教堂里铺着砖石的地面下，挖出两具完整无缺的骨骼，头颅与身体分离，上面有流血的痕迹。他举行严肃的仪式将这两具圣骸展示出来，供群众瞻仰膜拜。安布罗斯利用这次的时机，安排有利于推行计划的相关细节。殉教者的骨骼和宝血，甚至他们的衣物，都被大众认为具有医疗效用，不论把遗物拿到多远的地方，这种神奇的功效仍然存在，不受丝毫影响。有一个盲人很奇妙地被治愈，[49]还有几个被魔鬼附身的人，虽然他们不愿详述这段经过，但都可证实安布罗斯虔诚的信念，神圣的遗物也绝非虚假。至于这些神迹的真实性，安布罗斯本人和秘书保利努斯、大批皈依的教徒，以及当时在米兰教授修辞学的知名人物奥古斯丁，都曾经加以证实。贾斯蒂娜和阿里乌斯派的宫廷对此抱持不相信的态度，有理性的现代人一定会深表赞同。他们在当时讥笑这些闹剧性的表演，完全是大主教的阴谋诡计，自己终将身受其害。然而，这种做法对一般人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传播非常迅速而且势不可当。软弱的意大利君王这时才了解，自己无法与上帝所宠爱的人物相抗衡。在当时的环境下，连世俗的力量也都出面支持安布罗斯。狄奥多西的建议丝毫没有私心，真正表现出宗教的虔诚和坚定的友谊；但是高卢的暴君，用宗教狂热的面具，掩盖住野心勃勃带有敌意的计划。[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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