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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一隅之地的战斗，决定了帝国未来的命运。瓦伦提尼安家族合法的继承人接纳了米兰大主教的谏言，对于西部各行省的归顺，不再加以指责和追究。当时很多行省犯下参与谋逆的罪行，只有安布罗斯一人能够坚持原则，拒不承认获得成功的篡位夺权行动。米兰大主教以大无畏的气概，拒绝尤金尼乌斯赠送的礼物，退回专人送来的信函，毫无留恋地离开米兰，以避免见到僭主可憎的面孔。像这种做法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惹来杀身之祸，但是他在所不惜。何况从他审慎小心而暧昧不清的谈吐中，可以发现他早已预见到了尤金尼乌斯的败亡。安布罗斯的懿行得到了获胜君王的赞誉，他忠于基督教会的职守，赢得民众的拥戴。当时一般的看法都认为，狄奥多西的仁义美德归功于大主教的虔诚引导和循循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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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击败尤金尼乌斯后，罗马世界的臣民欣然推崇他的功勋和名望，根据他即位以来的施政作为，对他而后的统治怀抱美好的希望。皇帝年龄尚不满50岁，想来会有很长一段太平盛世。不料他在胜利后，仅过了4个月就弃世，这对帝国而言是出乎意料的重大打击，转瞬之间粉碎了下一代人的光明远景。狄奥多西过着放纵的奢华生活，早已种下病根[82]，突然自皇宫移驻军营，衰弱的身体无法承受剧烈的劳顿，日益恶化的水肿说明皇帝即将不久于人世。舆论的诉求抑或基于利害关系，势必造成东西帝国的分裂，两位皇子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因父子舐犊情深，早已获得奥古斯都的头衔，于是分别前往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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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不曾让两子参加内战，用冒险犯难来争取荣誉。等到狄奥多西击败无所作为的敌人后，却召唤次子霍诺留前来分享胜利成果，从垂死父王手里接过统治西部帝国的权杖。霍诺留抵达米兰时，赛车场特别举办盛大表演以示欢迎之意，这时皇帝虽已病骨支离，仍然亲自莅临与民同乐。他接着在次日参加清晨的盛会，终于耗尽精力，其余活动只能由霍诺留代表主持，伟大的狄奥多西于在当晚崩殂（公元395年1月17日）。尽管内战的仇恨尚未化解，皇帝辞世还是受到帝国臣民的哀悼。无论是被他征服的蛮族，还是受到压制的教士，对于举世称誉的皇帝，都异口同声推崇他的丰功伟业。无能而分裂的统治阶层，为帝国带来迫在眉睫的危险，罗马人为之忧心不已。在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统治时期，每当因他们的施政失误而带来灾祸时，臣民总是对先帝兴起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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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狄奥多西崩殂后罗马帝国面临的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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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据实描述狄奥多西的不朽事功，从来也不曾掩饰他的过失佚行。这位罗马史书上少见的帝王，因暴虐的性格和慵懒的生活习惯，而有损他光辉的形象。有位学者对狄奥多西所获得的声名耿耿于怀，不惜用夸大的言辞，评述皇帝罪恶的行径和危害后世的影响。他非常大胆地断言，当时帝国各个阶层人士，全都效法君主弱不禁风的女性气质。他提及当时各种贪渎苞苴的作为，腐化了社会的风气和个人的品格，并且谈到公众秩序和人际礼仪的式微，造成日益严重的道德沦丧。这种趋势的形成，使得人们不知廉耻为何物，为图一己的安逸生活、放纵情欲的需要，而弃个人责任和社会利益如敝屣。当代作家有鉴于人民生活崇尚奢华，社会风气日趋堕落，大多数是从个人的感受或处境，发出责难之声。只有少数见解高明的旁观者，能够认清社会的变革，发现其中精巧而隐秘的动力，将群体盲目而易变的激情，引导向一个既定的方向推进。依据可信的证据，我们能够断言狄奥多西在位时，罗马帝国的奢侈腐化，比之君士坦丁甚或奥古斯都时期，都更为可耻而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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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的形成，也不能归之于使国家财富增加的改革所致。长时期的内战灾难和政治败坏，只会导致百业荒废和生产凋敝，人民的财富在无形中减少。大众之所以肆意挥霍浪费，因为他们在挣扎之余对现实深感绝望，所以只顾得眼前的享受，不再考虑未来的需要。狄奥多西的臣民认为自己的财产可能朝不保夕，也就不愿拿出钱来从事那些获利缓慢的稳当行业。眼前频繁出现家破人亡、田园毁弃的景象，祖传的家产随时可能遭到残暴的哥特人的掠夺，不如趁着还未丧失先花光算数。在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或是在被围攻而陷入混乱的城市中，必然出现疯狂的举动，完全可以用来说明，在一个行将沦亡的国家里，处在灾祸和恐惧之中的群众，就会愈来愈不爱惜自己的钱财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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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志气消沉的奢侈风气，对宫廷和城市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也在无形中毒害和腐蚀着罗马军团。当时有位军人研究罗马古代的军纪和训练，了解其所主张的宗旨和要点，同时巨细无遗地记录下了军队堕落的情况。根据维格提乌斯精到而详尽的观察，从罗马建城之初到格拉提安在位，步兵都得穿着护身铠甲。但随着军纪的松弛和训练的欠缺，士兵的体能和毅力无法承担兵役的劳累，开始抱怨护甲过于沉重，极不愿穿着在身，久而久之也就将胸甲和头盔弃于一边。他们的先辈使用沉重的兵器，罗马人赖以征服世界的短剑和无坚不摧的标枪，也不知何时起从他们手中消失，似乎带着盾牌就不能使用弓箭一样。他们勉强开赴战场，命中注定不是被杀得片甲不留，就是寡廉鲜耻地临阵脱逃，通常他们会选择后面这条路。哥特人、匈奴人和阿兰人的骑士看到护身铠甲的好处，就普遍加以采用，加上在投掷武器方面占很大的优势，作战时真是无往不利。反观罗马军团的士兵，上体毫无防护，接战时害怕得浑身发抖。话说回来，就算鼓起勇气，他们袒露的头部和胸背，怎能抵挡蛮族的箭雨。军队的伤亡、城市的陷落以及名声的丧失，都无法使格拉提安以后的在位者恢复穿戴盔甲的古老要求。士兵软弱畏战，使自己和国家全都失去防护的能力，怯懦和懒散可说是帝国败亡的直接原因。[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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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二十八章 异教信仰全面受到查禁 基督教对圣徒和遗物的崇拜（378—42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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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马异教的状况和摧毁异教的政策（378—39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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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教在狄奥多西时代受到摧毁，这是人类思想史上很奇特的事件，源远流长而且风行一时的迷信竟然被完全根除，更是绝无仅有的例证。过去，基督徒特别是教士不得不压下心中不满，容忍君士坦丁审慎的拖延手法和瓦伦提尼安老皇的宽容政策，他们认为只要敌手继续存在，便无法获得彻底的胜利。安布罗斯和他的教友发挥影响力，对年轻的格拉提安和虔诚的狄奥多西这两位新入教的君主，灌输迫害异教的观念和教义。有两项宗教法的原则，表面看来言之有理，得到认可以后却演绎出非常严苛的结论，对于帝国臣民中仍然信奉祖先宗教仪式的人，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原则是：一为凡是行政官员对罪行不予制止或惩处，可以视为犯有该项罪行；一为偶像崇拜的对象无论是虚幻的神祇或真实的魔鬼，都等于是犯下了亵渎造物主无上权威的十恶不赦罪行。摩西的戒律还有犹太人历史[84]上草率而错误的案例，被教士拿来施用于基督教温和而普遍的统治，[85]他们激起皇帝的宗教狂热，为的是维护本身的权势和上帝的尊严。从君士坦丁改变宗教信仰以后，不过60年的工夫，罗马世界的异教庙宇就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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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努马时代到格拉提安的统治，罗马人一直保持着神职阶级的几个祭司团体：十五位大祭司负责属神事物和人员的最高司法权，依据宽大而传统的体制成立神圣法庭，裁定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十五位表情严肃而又经验丰富的鸟卜官，仰望天空观察飞鸟，预言军事的行动；十五位西比莱神谕官（从名字知道他们的人数）在国家遇到意外的灾难时，可以查证未来的情况；六位灶神处女用童贞护卫圣火，关系着罗马的气运，要有人敢于窥伺必受严惩；[86]七位神膳官负责供神的祭品和祭祀的宴会，指挥庄严的游行队伍，办理年度各项节庆和祭典活动；朱庇特、马尔斯和基林努斯[87]的三位主祭司，是这几位最有权势的神祇派往人间的使臣，掌管罗马和世界的命运；最高神祇官是指努马本人及其继任者，所具有的宗教职能应该由君王负起责任；还有萨利人祭司团、鲁柏卡斯兄弟会[88]等组织，他们的祭典仪式虽然荒谬可笑受人轻视，但是成员却信心满满自谓可以获得不朽神明的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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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时代的罗马祭司有权干预国事，但随着君主制度的建立和帝国政治中心的迁移，逐渐成为明日黄花、烟消云散。这些祭司阶层的神圣身份和崇高地位，仍然受到所在地法律和习俗的保护，可以在首都和行省行使宗教和民事的治理权，特别以大祭司团最为显赫。他们身穿紫袍，乘坐马车，举办盛宴，引起民众的赞许和羡慕。他们能从圣地的租税和国库的岁入中，获得极为丰盛的薪给，完全足够维持大祭司的豪奢排场，支付国家宗教庆典所需的费用。由于献身祭坛和指挥军队的工作并无任何冲突，罗马人在成为执政官获得凯旋式以后，都渴望得到大祭司或鸟卜官的职位。在4世纪时，只有元老院最杰出的议员，才能坐上西塞罗[89]和庞培的位置。高贵的出身会因僧侣的职位而增加光彩，组成大祭司团的十五位成员能够伴随君王，身价之高令人向往，就是基督教皇帝也不惜屈尊接受最高神祇官的服饰和章纹。等到格拉提安登基以后，不仅行事谨慎而且头脑开明，严词拒绝这些亵渎神明的标志，把发给祭司和灶神处女的年俸，使用于国家或教堂的社会服务，废止他们的荣誉地位和豁免特权。他所拆除的古老罗马迷信架构，曾经在民意和习俗的支持下屹立了1100年之久。想当年异教还是元老院的合法宗教，议员集会的厅堂或神庙都供奉着胜利女神的祭坛和雕像。[90]一个神情庄严的女性站在圆形地球上，袍服随风飘动，背后双翅高展，向外伸出的手上托着一顶月桂冠。议员在女神的祭坛前宣誓遵守皇帝和帝国的法律，在正式开始议事之前，都会严肃地焚香奠酒致敬。拆除此一古老的纪念物是君士坦提乌斯对罗马迷信的唯一破坏行动，胜利女神的祭坛在尤里安的手里重建，瓦伦提尼安乐观其成。信仰虔诚的格拉提安再度将祭坛迁走，但是对公共场所被人顶礼膜拜的神像，放任不管未加理会。除此之外还有424座庙宇和修院，留给民众以满足他们敬神的活动，因而在罗马的每个地区，基督徒极为敏锐的心灵总是被偶像崇拜者的香火所触怒。[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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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胜利女神祭坛的请愿和异教的争论（384—38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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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元老院内的基督徒是少数派，[92]对于多数异教徒所赞同的议案，尽管会亵渎至高的神却完全合法，他们只能靠拒绝出席来表达反对的立场。会议在宗教狂热的煽风点火之下，追求自由权利的行动开始死灰复燃，而且形成燎原之势。经过提案表决陆续派出四个负一时物望的代表团，[93]前往帝国的宫廷申诉祭司阶层和元老院的苦衷，请求重建胜利女神的祭坛。元老院将此重要任务交付给能言善辩的叙马库斯[94]，他家财万贯而且出身高贵，在政府曾经担任过阿非利加总督和本市的郡守，还兼任大祭司和鸟卜官的神圣职务。叙马库斯的胸怀充满宗教狂热，激起复兴异教的理想，但他在宗教上的敌手，认为他空有精明的才干和高尚的德行，终将一事无成，不免为他感到惋惜。[95]演说家呈送给皇帝瓦伦提尼安的请愿书现在仍然留存着，他本人清楚自己承担的任务极为艰巨而危险，尽力避免提到可能触及君主宗教信仰的问题，只是谦卑地宣称祈祷和乞求是他唯一的武器，完全用修辞的技巧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至于是否合乎理性的要求已经在所不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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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马库斯想用展现胜利女神所代表的象征，来诱使想象力丰富的年轻君主对其产生兴趣。他暗示每年所需的用来祭祀神明的款项微不足道，就皇帝慷慨和豁达的作风，根本不值一提。但他恳切地表明，罗马的献祭活动要是不用共和国的名义支付费用，便无法获得神的赐恩和成效。他甚至连怀疑论也拿来为迷信做辩护，宇宙的浩瀚无边以及不可理解的奥秘，实非人类所能探索于万一，理性无能为力时，只有听任习惯的引导。每个民族遇到军国大事似乎都会审慎思考，但实际不过是忠实依循经过几代人考验的各种认识和仪式。要是在这么多代的时间里享受着荣耀和兴旺，而且虔诚的人民经常获得在神坛前祈求来的赐福，那就应该坚持以往正确而有益的做法，不必轻易涉足未知领域可能带来危害的变革。努马的宗教信仰通过时间的考验，获得卓越成就，居于极为优势的地位，不可轻言放弃。就连主宰罗马命运的守护神，也被演说家请到皇帝的法庭来为自己辩护，这位德高望重的贵妇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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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君王和帝国的元首，请怜悯尊重我已经衰老的生命，让虔诚的生命度过最后那段不受干扰的岁月。既然我并不后悔，那就让我继续奉行古老的仪式吧!既然我生而自由，那就允许我继续遵循熟悉的制度吧!是这个宗教把整个世界置于罗马的法律统治之下，是这些仪式把汉尼拔和高卢人驱出我们的城市和神庙，而到了如我这样鬓白如霜的年纪，难道还要忍受如此不堪的羞辱？我对新的体制一无所知，然而还是要我接受；但是我非常清楚，对古老事物的改变，都会丧失荣誉，成为可耻的行为。[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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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恐惧补充了谨慎的演说家隐匿未发的见解。衰亡的帝国受到灾难的折磨和威胁，异教徒一致将它归罪于基督和君士坦丁的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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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米兰大主教立场坚定而手法高明，竭力使皇帝反对罗马辩护人虚妄的说辞，叙马库斯的希望成了一片泡影。安布罗斯在这场争辩中不惜放下身段，运用哲学家的语言很轻蔑地问道，罗马军团骁勇善战而且军纪严明，所以才能百战百胜，为何要归功于凭着想象、目不可见的力量。他同时嘲笑过分尊重古人的做法只会妨碍到技艺的进步，使人类回归到原始状态。接着他提高声音用神学家的口吻表示，只有基督教的教义才是真理，可以使人类得救，任何形式的多神教都会引导受骗的信徒走向错误的道路，堕入永恒灭亡的深渊。[97]深受宠爱的主教提出这样的论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有效地阻止了胜利女神祭坛的重建。同样的说法出自高高在上的征服者之口，产生了更大的力量和效果，古代的神祇被拖在狄奥多西参加凯旋式的战车后面。在元老院的全体会议上，皇帝按照共和国的传统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即对朱庇特或基督的宗教崇拜究竟以何者为是。虽然他做出一副大家可以自由投票的样子，但是他亲自到场所带来的恐惧，使大家的希望完全幻灭。叙马库斯后来以莫须有的罪名遭放逐，这等于是在对帝国的臣民提出警告，让他们知道违背君王意愿的可怕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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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老院例行的分组会议上，对朱庇特的崇拜以绝大多数的票遭到否决和废止，这时要有任何议员敢于用发言和投票，大胆支持现已遭到禁绝的神明，就会让人感到惊奇不已。元老院在仓促中改变信仰，可归于超自然的力量或卑劣的动机，也有很多的改信者心中怀着奢念，有朝一日可抛弃让人痛恨的伪装。但古老的信仰已毫无指望，大家逐渐适应新兴的宗教，他们只有屈服于帝王的权势、流行的时尚和亲人的乞求，尤其是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受到罗马教士和东部僧人指使和控制。安尼西安家族的行为堪为表率，受到其他贵族世家的效法，贝锡、保利尼和格拉古这些古老家族相继皈依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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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配天地而又源远流长的加图世家——这是普鲁登提乌斯的过分赞誉——忍不住要卸下大祭司的袍服，让古老斑驳的外皮蜕化，脱胎换骨，穿上经过洗礼用来涤罪的白袍，在殉教者的墓前供奉代表执政官权力的权标和束棒，表现得极其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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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工作自食其力的市民和靠公共福利为生的民众，汇集成源源不绝的改信者人潮，涌进拉特兰和梵蒂冈大教堂。元老院禁止偶像崇拜的敕令，获得罗马人民一致支持。壮观的卡皮托神庙任其颓圮，有些分散在市区的庙宇，被人破坏后不予理睬。[98]罗马已完全屈从在福音的重轭下，但被征服的行省对罗马的名望和权势，仍未失去景仰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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