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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诺留提供的竞赛活动中，角斗士[221]最后一次残酷地搏命杀戮，用他们的鲜血玷污罗马的大竞技场。第一个基督徒皇帝所能享有的殊荣，是首次颁布诏书指责流血牺牲的表演和娱乐，[222]但这项仁慈的法令只能表示君王的意愿，未能改正积习已深的恶行。诸如此类残害生命的行为已令一个文明进步的民族堕落到比吃人的野蛮民族都还不如的程度。帝国的大城市每年被杀的受害者多达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到了12月时，更要特别提供角斗士的格斗节目。呈献在罗马人民眼前的全是流血和残酷，这种视死如归的壮观，对他们的内心造成冲击，令他们感到兴奋。正当全民沉醉在波勒提亚大捷的欢乐之中时，有位基督教诗人规劝皇帝运用权威根除恐怖的习俗，这种恶行长久以来对人道和宗教的呼吁充耳不闻。[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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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登提乌斯悲怆的叙述不如特勒马库斯献身的勇气那样有效，这位亚细亚的僧侣牺牲自己的生命，对人类而言可称得上重如泰山。[224]奋不顾身的僧侣纵身跳进格斗场阻止角斗士的对决，罗马人看到喜爱的节目受到干扰不禁大为光火，大家投掷石块把他当场击毙。但群众的狂暴很快平息下来，他们钦佩特勒马库斯的义行，认为他配得上殉教者的荣誉，于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了霍诺留的法律，从此大竞技场的所有活动永远禁止牺牲人命。有些市民遵奉祖先遗留的习俗，意有所指地提到，只有在这个表现坚毅精神的训练场，还能保留罗马最后残余的尚武风气，使罗马人习惯流血的场面，轻视死亡不为所动。但是，古代希腊和现代欧洲的英勇行为是何等的高贵，就可证明这种虚荣而残酷的偏见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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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的皇宫毫无防卫能力，使皇帝本人身陷危险境地，何况这个门户洞开的国家，到处都有蛮族肆虐横行，迫得他要在意大利一些无法攻入的城堡中，找到一处能够安全居留的庇护所。色萨利人在亚得里亚海岸建立一个名叫拉文纳的殖民区，位置离波河9个河口最南端约10到12英里，这个地方后来归还给翁布里亚的土著。奥古斯都有鉴于此处的位置适中，在离旧城约3英里处，建造了一个可以容纳250艘战船的广阔海港。这个海军基地的设施包括军械库、仓储栈房、部队的兵舍和工匠的作坊，是罗马舰队永久的守备据点，获得光荣的出身和不朽的令名。从港口到市镇这块区域很快就布满了建筑物和居民，拉文纳三个面积广阔而且人口众多的居留区，逐渐合并成为意大利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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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时代兴建的主运河，从波河注入充沛的水源，经过城市流进海港，还把水流引进环绕着城墙的深邃壕沟，再分为上千条小运河流到城市每个区域，将城市分隔成无数的小岛，只能运用船只和桥梁取得联系。拉文纳的房屋看上去可以比拟威尼斯，兴建在木桩打入地层的基础上。邻近的地区一直到很多英里的范围之内，都是水浅泥深难以逾越的沼泽。拉文纳靠着人工修筑的堤道与内陆连接，等到来势汹汹的敌军接近时，不仅容易防守，在必要时也可以破坏堤道，以阻止敌军的进入。不过，这些沼泽地区也散布着一些葡萄园，虽然在四五次收成以后就会耗尽地力，但城市享受产量丰盛的美酒比喝水还要方便。[225]城市的空气清新宜人而且有益健康，很像亚历山大里亚周边的状况，虽然地势低洼又潮湿，但不致引起疾病和瘟疫。还有一件特别有利之处，就是亚得里亚海的潮汐会冲进运河，使停滞的水流动，因此不会产生有碍卫生的污水。每天都有邻近地区的船只，顺着潮水进入拉文纳的市区中心。随着海水逐渐消退，现代的城市离开亚得里亚海有4英里远。早在5到6世纪时，奥古斯都的港口就成为景色怡人的果园，有一块松林丛生之地，罗马舰队当年就在那里锚泊。[226]甚至就是沧海桑田的变迁，也能使这个地点的自然形势增加几分力量。一片浅滩对敌人的大型船舰来说就是很有效的障碍，在这个有利的位置建造防御设施，布置兵力，使得防御能力变得更加强大。西部的皇帝只关心自身的安全，在他的一生当中，有20年龟缩在拉文纳——这个四周被城墙和沼泽包围的永久监牢。霍诺留的做法被实力衰弱的继承人仿效，像是哥特人的国王，以及后来的艾克萨克斯，都在这里占据了皇帝的宝座和宫殿。一直到8世纪中叶，拉文纳都是政府所在地和意大利的首都。[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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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诺留的戒惧审慎不是没有根据，他的预防措施也不是没有效果。正当意大利从哥特人手中获得解救而薄海欢腾时，在日耳曼民族之中正掀起一场猛烈的风暴（400 A.D.），后者屈服在无可抗拒的激昂之中，这是从亚洲大陆极东之地逐渐传播过来的。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在匈奴人逃走以后，全部被胜利的鲜卑人占据。他们有时分裂成独立部落，有时联合在一个强势的酋长手下，最后自称拓跋氏，意为广大地区的主人，能够团结一心建立难以抗拒的强大实力。拓跋氏很快迫使东部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承认他们在兵力上的优势地位，趁着中国积弱不振和内部混乱大举侵入。这些幸运的鞑靼人采用被征服民族的法律和习俗，在王国的北部行省建立了一个新王朝，统治将近16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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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进入中国称王称帝之前就以英勇而闻名于世，其中有一个拓跋氏的君王将一个名叫木骨闾的奴隶编进骑兵队，后来这个奴隶畏惧惩罚就背弃了他的队伍，率领100多名追随者逃进沙漠。这帮土匪和亡命之徒逐渐壮大，从一个营地扩展为一个部族，最后成为人数众多的民族，获得闻名于世的称呼──哲欧根人[228]。世袭的酋长都是奴隶木骨闾的后代，西徐亚的王国也采用他们的位阶制度。木骨闾最伟大的后裔是年轻的社仑，他遭遇了很多灾难，经过磨炼后成为英雄人物。他在逆境中勇敢奋斗，打破拓跋氏蛮横加在他们民族身上的重轭，成为民族的立法者和鞑靼的征服者。他的部队有正规编制，以群为单位，每群1200人，临阵退缩者的惩罚是用乱石击毙，而将最显赫的职位奖赏给英勇的战士。社仑非常了解自身的优势，对中国的学术抱着藐视的态度，所采用的技艺和制度，完全以有利于他的统治以及能发挥战斗精神为限。他的毡幕夏天时驻扎在水草丰茂的塞林加河畔，冬天则迁移到更南边的地区，征服的疆域从朝鲜半岛越过额尔齐斯河，击败住在里海北部的匈奴，荣获“可汗”的新称号，以彰显从伟大胜利中赢得的声望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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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耳曼人大迁移及拉达盖苏斯的入寇（405—406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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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罗马人都拥有广阔的疆域，双方在地理上形成隔绝，穿越这段未知的区域，就像通过伏尔加河来到维斯图拉河一样，很多重大事件在这一过程中不是中断就是湮灭。然而从蛮族的习性以及成功迁移的经验，明显可以看出匈奴人受到哲欧根人的武力压迫，他们在气焰高涨的胜利者出现后，很快向后撤走，一直延伸到黑海的地区都被他们同宗的部族占有。匈奴人仓促逃往富饶的平原，维斯杜拉河在这片土地上缓缓流进波罗的海，他们来到此地后，马上展开了勇敢的攻击。匈奴人的入侵使北部地区提高警觉，变得骚动不安，有的民族被迫撤离，对日耳曼的国境带来相当大的压力。[229]这地区的居民（古时候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在此定居）决定把森林和沼泽留给萨尔马提亚的难民，或至少让他们过多的人口流入罗马帝国各行省。[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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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社仑使用“哲欧根人的可汗”这个头衔后又过了4年，另一个蛮族——傲慢的罗多迦斯特，也称拉达盖苏斯[231]，从日耳曼北边一直前进，几乎抵达罗马的城门，留下的残余军队终于摧毁西罗马帝国。这支庞大的队伍以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勃艮第人最具实力；阿兰人在他们新的居留地获得了友善接待，就将行动快速的骑兵部队，用来加强日耳曼重装步兵的战力；而哥特人的冒险分子全都热情投效到拉达盖苏斯的麾下，有些史学家称他为“哥特王”。12000名勇士因高贵的出身和英勇的事迹有别于一般庶民，威风凛凛地担任前锋部队。[232]整个群体不少于20万作战人员，再加上妇女、孩童和奴隶，总人数可能达到40万之众，势不可当的迁移行动从波罗的海海岸出发。就像当年共和国威名最盛的时代，数以万计的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从此地倾巢而出，前去侵袭罗马和意大利。这些蛮族离开故土后，只留下显示出他们伟大的遗迹，诸如连绵不绝的防壁和巨大的土堤。经过很多年代后，此地成了范围广阔的可怕荒凉之域，一直到在后代子孙的权力下建立起了名声，新的居民才流入空旷的土地。如果欧洲的政府无法保护国土和财产的话，而已经侵占了一大片土地的民族没有能力耕种，那么很快就会得到勤劳而贫穷的邻国给予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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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在那个时代既不完善也不可靠。拉文纳宫廷根本不知道北部地区正发生重大变革，直到在波罗的海形成的乌云，蔓延到上多瑙河两岸响起震耳的雷声。要是西部的皇帝听到大臣带来危险即将到来的信息，那么他也宁可做一个战争的旁观者享受休闲的生活，任这些蛮族自相残杀并为之暗地里庆幸不已。罗马的安全完全倚仗斯提利科的策谋和武力，但帝国已处于实力虚弱和民穷财尽的状况，无力重建多瑙河防务，无法有效阻止日耳曼人入侵。[233]霍诺留那位警觉性极高的大臣，迫于时势只能将防御的重点放在意大利，再一次放弃行省，召回所有的部队。同时他想尽办法征募新兵，虽然对避战的惩罚极为严厉，但兵士还是怯懦逃避。他又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来逮捕或引诱逃兵，对于愿意从军的奴隶答应给予他们自由以及两个金币的奖赏。[234]他费尽千辛万苦总算从庞大帝国的臣民中，组成一支有三四万人的军队。想当年在西庇阿和卡米卢斯的时代，光是罗马地区有自由权的公民就可以轻松提供这一数量的兵员。[235]斯提利科的30个军团还要加上增援的大量蛮族协防军，阿兰人以个人身份加入服役，还有匈奴人和哥特人的部队，他们都在本国君主胡尔丁和萨鲁斯的领导之下，基于利益和仇恨反对拉达盖苏斯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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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的共主拉达盖苏斯势如破竹（406 A.D.），越过阿尔卑斯山、波河和亚平宁山的天险。他的左侧是霍诺留那难以进入的皇宫，被遗忘在拉文纳的沼泽之中；另一边是斯提利科的营地，大本营设置在提西努斯也就是帕维亚，看来在距离遥远的军队集结完毕之前，是不会与日耳曼人进行决战了。很多意大利的城市遭到洗劫和摧毁，拉达盖苏斯围攻佛罗伦萨，[236]在这个知名共和国历史上，这座城市还是初次发生这样的大事件。市民靠着坚定的毅力加上蛮族缺乏攻城的技术，不仅使敌人无法得逞，也暂时阻止了入侵的狂流。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在敌军接近到180英里时感到战栗不已，很急切地拿过去曾经逃过的危险与如今岌岌可危的处境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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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里克是一个基督徒和士兵，他率领的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且明了战争的法则，尊敬条约的神圣性，无论是在营地或在教堂，都会与帝国的臣民进行亲切的交谈；反之，野蛮的拉达盖苏斯对南方文明国家的习俗、宗教甚至语言都极为陌生，信仰的残酷激怒了他凶狠的脾气。一般认为他受到严正誓言的束缚，要把城市化为一堆瓦砾和尘土，要将最有名望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当作牺牲，用他们的血涂满祭坛以平息神明的震怒。公众的危险之处在于，当国内灾祸产生时，往往展现出宗教派系无可救药的疯狂。那些朱庇特和墨丘利深受压迫的信徒，尊敬这位虔诚异教徒的作风。虽然他是罗马不共戴天的仇敌，但他们大声宣称，比起拉达盖苏斯的武力更关心他所选定的牺牲，在私下暗自高兴国家遭逢灾难，可以用来指责基督徒对手的信仰。[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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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面临穷途末路的困境，市民微弱的勇气只靠圣安布罗斯的权威加以支持。他在梦中得到启示，他们会很快获得援救，[238]接着他们突然看到斯提利科的旗帜出现在城墙外，带着联军来解救忠诚的城市，并且很快让这个重要的地点成为蛮族大军的坟墓。那些作者对拉达盖苏斯的失败有不同的说法，产生明显的矛盾，但并没有曲解提出的证据，这方面的做法倒很一致。奥罗修斯和奥古斯丁因为友谊和宗教而关系密切，把胜利视为奇迹，将之归于神的恩典而非人的英勇，[239]并严格排除其他可以获胜的因素，甚至认为连流血牺牲都没有出现。两位作者提到罗马人的营地，呈现出的景象是兵甲充足而又无所事事，佛罗伦萨对面的腓苏利山高耸挺拔，他们乐于见到蛮族陷入绝境，在崎岖而贫瘠的山峦中慢慢灭亡。他们非常夸张地断言基督徒大军没有一个士兵被杀或受伤，我们或许可以用无言的轻视态度视之，但奥古斯丁和奥罗修斯其余的叙述，倒是吻合战争的状况和主将的性格。斯提利科知道自己指挥的是帝国仅有的一支军队，基于审慎的考量，不愿与倔强而又狂暴的日耳曼人在战场上决一胜负。他要用坚强的防线将敌人包围，这是第三次拿来对付哥特国王，规模更为庞大，可以发挥最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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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军人即使大字不识一个也都熟悉恺撒的战例，都拉基乌姆的对垒线有15英里长，用连绵不断的堑壕与防壁把24座碉堡连接起来，[240]这等于是把战场变成了一种壕沟战的模式，可以围困数量庞大的蛮族人员，断绝他们的给养，把他们活活饿死。罗马部队与他们的祖先相比，作战的英勇自叹不如，勤奋的精神倒是没有完全丧失。要是士兵认为辛苦的奴工有损自己尊严，托斯卡纳可以提供数以千计的农夫，虽然不参加作战，但靠着构筑工事，同样能为拯救自己的家园尽一份力量。蛮族大量的马匹和人员被包围得无法动弹，[241]饥馑而非战斗使他们渐趋毁灭，但罗马人花时间进行这样艰巨的工程时，却暴露在焦急的敌军的不断攻击之下。挨饿的蛮族在绝望之中被迫对抗斯提利科的防线，罗马将领有时也得迁就勇敢的协防军，他们一直对主将施压，表示要攻击日耳曼人的营地，基于各种意外的状况，还是发生了激烈而血腥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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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佐西穆斯、普洛斯帕和马塞利努斯的编年史中，对这方面的叙述令人肃然起敬。罗马军队及时把人员和物资送进佛罗伦萨城内，拉达盖苏斯挨饿的大军反而被围困。气焰惊人的国王率领这么多黩武的民族，在损失最英勇的武士后，沦落到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罗马人能诚信履行条约以及斯提利科的大发慈悲之上。[242]被俘虏的帝王死于可耻的斩首，这使罗马和基督教的凯旋蒙上了耻辱的色彩。死刑的执行只延迟了片刻，这更坐实了胜利者的罪行，不仅冷酷而且是精心策划的结果。[243]几乎成了饿殍的日耳曼人即使逃过协防军的杀害，也以少到几块金币的价格被贩卖为奴。食物不足加上水土不服，大量不幸的外乡人身亡异域，看来这些不讲人道的买主，无法从利用他们的劳力得到丰硕的收获了，必然遭到人财两空的损失。斯提利科向皇帝和元老院报告他的成就，第二次获得“意大利拯救者”的光荣称号。[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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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耳曼人入侵高卢所造成的后果（406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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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名声，尤其是奇迹的发生，催生了非常夸张的说法，说是从波罗的海地区迁移过来的大军甚至整个种族，全都悲惨地灭亡在佛罗伦萨城下。确实拉达盖苏斯本人、他的勇敢而忠诚的伙伴以及占据各自种族三分之一以上的苏维汇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勃艮第人，追随着将领的旗帜全军覆没。[245]这样一支联合大军真是令人惊奇，不过引起分裂的原因倒是非常明显而有说服力：家世出身所产生的骄纵心理、英勇行为带来的傲慢无礼、高高在上的指挥激起的嫉妒羡慕、不愿屈居下属的愤怒情绪、各持己见不愿让步的争执，种种因利益和情感所产生的对立不和，在这么多的国王和武士之间不断发生，何况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谦让和服从。拉达盖苏斯被击败后，日耳曼还有两个很大的群体，人数都在10万以上，仍旧维持着相当的武力，在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或是在阿尔卑斯山与多瑙河之间流窜，很难确定他们是否想为领袖之死雪耻复仇，或仅仅是想发泄愤怒的情绪。斯提利科的谨慎和坚定使蛮族的目标发生转变，他所采取的策略是既阻止他们进军，又不阻止他们撤离。他最关心的是罗马和意大利的安全，至于牺牲遥远行省的财富和安宁，在他而言不仅漠不关心，而且在所不惜。[246]潘诺尼亚的逃兵加入了蛮族的阵营，使他们明了整个地区和道路的状况。阿拉里克曾经计划入侵高卢，最后却是由拉达盖苏斯大军的残部着手执行。[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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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是他们抱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以为居住在莱茵河两岸的日耳曼部落会给予他们帮助，那么希望就会落空。阿勒曼尼人保持无所作为的中立态度，法兰克人用忠诚和勇气来防卫罗马帝国的安全。斯提利科为了应付目前的局势，第一步行动是尽快从莱茵河顺流而下，目的是笼络住黩武好战的法兰克人，使其不致有变，以确保双方牢固的联盟关系，还有就是使威胁共和国和平的心腹大患能够离开意大利。马尔科米尔是法兰克人的一位国王，他违反了本应遵守的条约，在罗马官员主持的法庭公开定罪，对他最后的判决却相当仁慈，只是将他流放到遥远的托斯卡纳行省。这种罢黜有损国王的尊严，却没有激起臣民的愤慨，他们反而处死想要替他报仇的桑诺，并且忠于斯提利科所选择支持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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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部的民族大迁移，引起高卢和日耳曼的边境动荡不安时，法兰克人英勇迎战由汪达尔人组成的大军。汪达尔人根本不顾敌手过去给他们的教训，再次与蛮族联军分离，采取单独的作战行动，结果因为鲁莽轻进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两万汪达尔人连同他们的国王戈迪吉斯克拉斯在战场被杀。要不是阿兰人的骑兵队前来解救，挥军蹂躏法兰克人的步兵，汪达尔人整个民族都会遭到灭绝的命运。法兰克人在进行了坚强的抵抗后，被迫放弃无法占到优势的斗争。战胜的同盟军向前追击，在那年最后一天（公元406年12月31日），此时严寒的季节已经使莱茵河全部冻结，他们在毫无抵抗的状况下挥军进入高卢未设防的行省。苏维汇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勃艮第人这次的入侵具有历史意义，他们再也没有后撤。这可以被看作罗马帝国在阿尔卑斯山以外地区衰亡的先兆，莱茵河这一天然的屏障已完全被突破，再也无法起到分割野蛮和文明国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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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的和平，多少年来一直取决于法兰克人的归附和阿勒曼尼人的中立，但在此时，罗马的臣民丝毫没有觉察到趋近的灾难，还在享受平静和繁荣的景况，很少会为高卢边境的安定祈福。他们的牲口和牛群获得允许在蛮族的草地放牧，猎人深入幽暗的黑希尼亚森林，既不畏惧也无危险。[248]莱茵河的两岸就像台伯河一样，到处都是优美的住宅和耕种的农庄。要是一个诗人顺流而下，他会疑惑不知哪一边是罗马人的疆域。这种和平与富裕的景色突然变成赤地千里的大漠，只有冒烟的废墟使人为的荒芜有别于自然的孤寂。门茨这个蓬勃发展的城市，遭到蛮族的入侵，全城被毁无寸瓦之覆，数千基督徒在教堂遭到惨无人道的屠杀。沃姆斯受到长期围攻一直坚守不降，城破后市民已无噍类。斯特拉斯堡、斯皮尔斯、兰斯、图尔奈、阿拉斯和亚眠，都忍受着沉重的负担，遭到日耳曼人残酷的压迫。毁灭一切的战火从莱茵河畔蔓延开来，遍及高卢17个行省的大部分区域。把海洋、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间的人民富足而范围广大的国度，全部放弃给蛮族。他们把教会的主教、元老院的议员以及处女，全部混杂在一起驱赶着前行，大车装满从他们的家庭和祭坛上搜刮来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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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激神职人员借这个教诲基督徒悔改的机会，隐约描述出公众遭受重大灾难的状况。他们认为世间的罪行引起神施以正义的制裁，人类在这个邪恶而奸猾的世界，被当成易消亡之物受到抛弃。但佩拉吉安派[249]挑起了争论，他们试图探测慈恩和宿命的深渊。拉丁教士很快便将之严肃采纳，对于上帝下令施行、预见或容许一连串的道德与自然的灾祸，贸然地去权衡背后的原因，既不现实，也是错误的。受苦人民贸然地将他们的罪行和灾难，与他们的祖先对比，同时他们指责神圣的正义，没有将人类之中的弱者、无辜和幼童从毁灭之中加以赦免。无用的争论忽视了不变的自然法则，那就是无辜者可以得到和平，勤奋者可以得到富足，英勇者可以得到安全。拉文纳宫廷的政策怯懦而自私，要召回帕拉丁（内卫）军团来保卫意大利，剩下的部队无法胜任艰难的使命。蛮族的协防军宁愿不受军纪的约束，任意掠夺物品来获取利益，也比正常和有限的薪饷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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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行省遍地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们保卫着田园、家人和祭坛。要是他们无惧死亡，就值得说服以为己用，只要他们还在乎生长的乡土，就可以作为不断阻挡蛮族入侵的无法克服的障碍。蛮族缺乏纪律和武器，只要这致命的缺点继续存在，就会因为久经战阵导致兵员数量屈居劣势，最后降服于人口众多的国家。当查理五世入侵法兰西时，他审问一名战俘，从边界到巴黎要几天的行程。“或许要12天，不过这将是我们打败你所需的时间。”如此英勇的回答，遏制了野心勃勃君王的傲慢自大态度。霍诺留的臣民有别于弗朗西斯一世的臣民，他们所表现出的气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到两年的工夫，波罗的海的野蛮人就已经将部队分散开，每一支部队的人数都少到可忽视的地步，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没有经过任何一场作战就挺进到比利牛斯山的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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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列颠的叛乱和君士坦丁的拥立（407—40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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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诺留统治早期，斯提利科保持警觉始终防卫着遥远的不列颠，抵御着来自海洋、山岭和爱尔兰海岸的敌人[250]的入侵行动。但这些从不死心的蛮族，没有忽略哥特人战争的好机会，这时行省在安东尼边墙和驻地的罗马部队已被抽调一空。若有任何一个军团人员从意大利的远戍中回到故乡，就会事无巨细地谈到霍诺留的为人和宫廷，他们会趋向于解除效忠的束缚，这刺激了不列颠的军队产生谋叛的念头。犯上作乱的风气在早期动摇了伽利埃努斯的统治，后来又因为士兵产生贪婪的暴力行为而死灰复燃，那些不幸或具有野心的人员成为军队选择的对象，成为满足他们欲望的工具，最后成为白白牺牲的受害人。[251]军队在开始时拥立马可，让他身兼不列颠和西部的皇帝，接着在仓促的状况下谋杀他，违反了自己身上忠贞的誓言。他们不赞同他的行事方式，所以把事件本末写成一篇文辞并茂的墓志铭，镌刻在他的墓碑上。格拉提安是下一个人选，他们奉上冠冕和紫袍，过了4个月，格拉提安落得和前任同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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