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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宦官优特罗皮乌斯的弄权与乱政（395—399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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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的叛乱和鲁菲努斯的败亡是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统治期间最早发生的重大事件，它们之间有密切关联，在西方历史上占有重要一页。优特罗皮乌斯[390]是君士坦丁堡皇宫的宦官总管之一，很显然，他已经继承了那位傲慢大臣的地位。他对摧毁鲁菲努斯的命运不遗余力，也将重蹈鲁菲努斯恶行的覆辙。宫廷所有发布的命令都要获得他的首肯，下属的驯服和逢迎更助长了他对国家法律的藐视，有时连习俗也不放在眼里，这样做当然比较困难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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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卡狄乌斯那些最弱势的前辈君王在位时，宦官的统治在私下进行，几乎不见踪影。他们暗示自己是国君的亲信，但表面上的功能还是限于奴仆的服务，掌管着皇帝的服饰和寝宫。他们用低声细语指挥御前会议的进行和决定，用恶意的建言摧残显赫市民的名声和前途，但绝不敢站到帝国的前台，或是公开玷污国家的荣誉。优特罗皮乌斯是宦官之中第一号角色，竟敢出任罗马的高官和将领，当着忸怩不安的元老院议员的面，登上法庭宣布判决，或是高谈阔论发表意见，有时全副武装骑在马上，像一个英雄那样率领部队出征。这种不顾习俗和礼法的行为，显示出意志薄弱和不遵法度的心态。同时优特罗皮乌斯没有建立不同凡响的功勋，也无法展现高人一等的能力，无从弥补愚蠢和恶劣的图谋所带来的缺失。从他过去的经历来看，既没有从事法律的研究，也没有投身军旅的磨炼，他的一切作为都是空费力气，不仅笨拙可笑，而且毫无成效，看在旁观者的眼里不禁对他产生藐视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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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曾表示出他们的想法，希望罗马军队经常由这种将领来指挥。这位大臣的名字只能引起嘲笑，作为一个公众知名的人物，不仅让人感到可恨，更让人感到可悲。阿尔卡狄乌斯的臣民想起这个残疾而又老朽的宦官，[391]竟然非常邪恶地模仿大丈夫的行为，心中真是大为光火。他出生在卑贱的奴隶家庭，进入皇宫服务以前，经常被转手出售伺候上百个主人，在低贱而可耻的丧葬职业中耗尽青春活力，到了老年终于能够获得自由摆脱穷困。当他那令人蒙羞的故事在私下的谈话中到处流传甚至是被夸大时，各种非凡的荣耀却被奉承者拿来满足他的虚荣心。不论材质是黄铜或大理石，优特罗皮乌斯的雕像竖立在元老院、首都和行省，装饰着文官和武职各种功业的标志和图形，题献的名衔是君士坦丁堡第三位奠基者，看着真是令人汗颜。他被擢升到象征着元老重臣的大公位阶，这个头衔起初在法律意义上通常都被授予皇帝的父亲。就在4世纪最后一年，一个宦官也是一个奴隶污辱了执政官的荣名。不过，像这样怪异而又奇特的惊人之举[392]，倒是引发了罗马人的厌恶之情。西方拒绝承认这位阴柔奢靡的执政官，把他看成是共和国史上难以磨灭的耻辱。优特罗皮乌斯的共治者是一个学识渊博受到尊敬的官员，[393]但丝毫没有令人联想起布鲁图斯和卡米卢斯，足以说明两种不同的施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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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菲努斯胆大妄为，优特罗皮乌斯更为嗜血及热衷于报复；同时宦官的贪婪并不亚于统领无餍的胃口。[394]高居上位的压迫者靠剥削百姓发财，优特罗皮乌斯把这些人整垮，将他们的产业据为己有，满足他的贪财个性。如果仅仅如此，倒不致引起嫉妒，也不会产生不公正的行为。但是到了后来，那些合法继承和勤劳工作所获得的财富，也被他运用掠夺手段加以染指，这种勒索的方式经常实施，并不断改进。克劳狄安对公开拍卖各种职务的状况，有极为生动而详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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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弱不堪的宦官（讽刺诗人的这种说法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只会受到贪婪的鼓舞，用一只奴性的手像可怜的小偷一样打开主子的钱柜，现在已经变得富可敌国。这个帝国可耻的掮客，把罗马的行省从海姆斯山一直到底格里斯河，都拿来明码标价，好朋比分肥。有个人当上亚细亚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付出的代价是他的庄园；另一个人用妻子的珠宝买到叙利亚。第三个人很沮丧只能用父亲的产业换到比提尼亚的统治权。在优特罗皮乌斯戒备森严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很大的图表可以公开参阅，上面标明行省不同的价格。本都、加拉太和吕底亚的价值有很大的差异，能很清楚地区分出来。想得到吕底亚只要花几千金币，但是富裕的弗里吉亚需要的金额就要多得多。宦官期望能用社会不良风气做借口掩饰自己的丑行，由于他已经出卖自己的人格，就想把其他人的人格全部卖掉。在激烈的竞争之下，人格就在天平的臂上摇摆不定，这里关系着行省的命运和前途，直到砝码的重量使天平倾向一边，心情在公正的判决时仍旧紧张万分。（气愤不已的诗人继续说道）上面所说的状况，就是罗马人的英勇无敌所收获的成果，那是安提奥库斯的失败和庞培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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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的滥权行为获得高位，可以确保未来的罪行得到豁免。但是优特罗皮乌斯用籍没攫取财富，已经沾染违法乱纪的恶名。只要便于指控和定罪，地主的产业就会落到他的手中，也有些贵族死在刽子手的刀下，帝国荒凉冷漠的边陲充满无辜而显赫的流放人员。在东部的将领和执政官之中，阿布登提乌斯[395]是优特罗皮乌斯最为憎恶的对象。他犯了无法宽恕的罪名，在于推荐这位卑鄙的奴隶进入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大权在握而又忘恩负义的嬖幸，非要让自己的恩主受到羞辱才感到满足，甚至认为会受到众人的恭维和赞赏。皇帝下达敕令，剥夺了阿布登提乌斯庞大的家产，将他放逐到罗马世界最远的边疆，位于黑海之滨的皮提乌斯。他在蛮族靠不住的怜悯之下苟且偷生，直到优特罗皮乌斯丧生以后，才迁往环境较好的放逐地点，位于腓尼基的西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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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提马西乌斯需要更为猛烈而正规的攻击才能奏效。他在狄奥多西的军队出任主将，这位国之重臣在色萨利对抗哥特人，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英勇善战的令名，就以他的君主为榜样，脱下戎装享受和平生活，把皇帝对他的信任放弃给邪恶而别有用心的谄媚之辈。提马西乌斯曾不顾公众反对，拔擢无耻之尤的随从巴尔古斯指挥一个支队，结果遭到这位随从的恩将仇报，这得怪自己识人不明。巴尔古斯在宦官唆使下，指控他的庇主涉入叛逆阴谋，将领在阿尔卡狄乌斯亲自主持的法庭受审，宦官总管站在宝座旁边，向皇上建议审问的重点和驳斥答辩。但这种形式的审判必定是充斥着偏颇和武断的，之后皇帝把进一步调查提马西乌斯的罪行，授权给萨顿尼努斯和普罗科皮乌斯负责。前者有执政官的位阶，而后者是瓦伦斯的岳父，仍旧受到尊敬。公正而合法的调查程序表面上看来由坦率而诚实的普罗科皮乌斯主持，但是他的同僚运用逢迎的手段，讨好皇帝使他不得不屈从。结果萨顿尼努斯对不幸的提马西乌斯宣布有罪的判决，以皇帝的名义籍没巨额家财，好处全部落在嬖佞的手里。他受到永久的放逐，地点是利比亚沙漠与世隔绝的奥埃西斯[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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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队的主将到达流放地后就下落不明，有关他的遭遇的详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听来倒是充满矛盾和讹误。有人暗示优特罗皮乌斯派人下手将他秘密处决；也有人提到他要逃出奥埃西斯，结果因饥渴活活饿死，在利比亚沙漠发现他的尸体；更有人言之凿凿，说他的儿子塞阿格里乌斯逃脱宫廷特务和密探的追捕，集合一批阿拉伯强盗把提马西乌斯从放逐地救出来，而后父亲和儿子就不知所终。至于忘恩负义的巴尔古斯，不仅没有获得告发应有的报酬，反而被更为邪恶的大臣找到理由陷害置于死地，这就是“狡兔死，走狗烹”的必然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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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恨意的民众和陷于绝境的仇敌，不断威胁着优特罗皮乌斯的人身安全，或许只是他心虚而已。还有一大群贪污逢迎的走狗，靠着他升官发财，同样也有这种畏惧之感。他们为了自保就制定法律对自己进行严密的防护，这些法律完全违反人道和公正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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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运用阿尔卡狄乌斯的职权以他的名义制定相关的法条，任何人只要得到皇帝认可，属于这个团体的成员，那么若有人对这些成员的生命图谋侵犯，无论是臣民还是异乡人，均应处以死刑和籍没财产之惩罚。这种编造出的带有隐喻性质的罪行实质是对一些人的保护，任何人均不得对下述人员有所侵犯，不仅是允许参加神圣御前会议的成员，亦即政府和军队职位最显赫的官员，还有皇宫的主要负责人员和宦官、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议员、军事指挥官和行省的地方官员。在君士坦丁继承人之下开列出非常含混而毫无限制的名单，甚至把官位卑微而数量庞大的低级官员全部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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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要是旨在直接保护君主的代理人，使他们在执行公务时免于实际的暴力侵犯，运用严刑峻法或许说得通。但是附属于皇室的整个团体要求获得特权或赦免权，要让自己在最邪恶的状况下，也能免于受到同胞情有可原或理应如此的憎恨。同时按这个经过奇特曲解的法令来理解，无论是私下对皇帝的抱怨还是精心策划的谋逆，均属于同样程度的罪行。阿尔卡狄乌斯的诏书非常确切而荒谬地宣称，在这种谋逆案件之中，“思想”和“行动”受到同样严厉的惩处。在知道了其他人谋逆的意图后，除非立即揭发，否则与谋逆者同罪。[397]设若有人行事轻率胆敢恳求宽恕叛徒，就要受到公开和永久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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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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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叛徒的儿子（皇帝继续提到）虽应同样接受惩罚，但他们可能是效法父母的罪行。皇家基于好生之德，特别饶恕其性命，然而也宣布他们无论是在父系还是母系方面，都丧失全部的继承权，也不能从亲戚或陌生人的遗嘱中获得任何赠予或遗产。他们要世代蒙受羞辱，毫无出任官职和发财致富的希望，要忍受贫穷和藐视的痛苦，直到他们觉得活着是灾难，只有死亡才能获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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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一段话，大可拿来侮辱全人类富于同情的天性，但皇帝（或是他宠爱的宦官）却把它当成温和的法律大加赞赏。何况对于赞同或没有揭发假想的阴谋活动的人员，此一恶法也让他们的子女受到同样不人道和不公正的处罚。罗马法有些最高贵的规定都已消失无踪，但是这份成为官僚和暴政最方便而有力的工具的诏书，倒是很小心地被保存在《狄奥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之中。类似的立法精神在现代又死灰复燃，用来保护日耳曼的选侯和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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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里比基尔德的叛乱和盖纳斯的谋逆（399—40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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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血腥的法律在毫无武装和勇气的人民中间散布恐惧，然而对于东哥特人特里比基尔德（Tribigild）[399]大胆的冒险行动，却无法发挥任何制约的作用。狄奥多西将弗里吉亚最肥沃的区域作为这一支黩武好战民族的垦殖地。[400]当他们将一个辛勤的农夫缓慢获得的收成与阿拉里克成功的掠夺和慷慨的报酬做比较，不由露出焦急而不耐烦的神情。于是他们的首领认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招待不够殷切，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而产生愤怒之心。位于帝国心脏地区软弱而富裕的行省，闻到战鼓的声音而惊惶失措。蛮族忠诚的附庸一直受到帝国的忽视和压迫，一旦蛮族恢复对帝国的敌意，立刻再度获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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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湍急的马斯亚斯河与蜿蜒的迈安德河之间，[401]葡萄园和丰收的田地全部毁于战火，市镇倾圮的城墙在敌军一击之下化为尘土。战栗的居民逃脱血腥的屠杀来到赫勒斯滂海峡的两岸，特里比基尔德的叛乱使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变成一片赤土。潘诺尼亚的农民顽强抵抗，阻遏了蛮族快速的推进。塞尔吉[402]这座城市位于宽广的沼泽和塔鲁斯山高耸的悬崖之间，东哥特人在狭窄的隘道受到攻击，丧失最勇敢的部队，面临失败的命运。他们的首领并没有因不幸的挫折而斗志消沉，军队很快从成群的蛮族和亡命之徒中获得补充，希望打着战争和征服的光荣旗号，能够名正言顺从事抢劫和掠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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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比基尔德获胜的传闻有时会因害怕秘而不宣，有时会因阿谀故意加以隐瞒，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逐渐在宫廷和都城引起巨大的恐慌。情况不明和故弄玄虚使所有的灾难都被夸大，臣民忧心忡忡地推测叛徒未来的动向。特里比基尔德要是向内陆前进，罗马人认为最可能的路线是越过塔鲁斯山的隘道，然后进犯叙利亚；如果他要从海上实施突击，这也是哥特首领最可能的行动，为了进行这个威胁性最大的计划，他就要占领爱奥尼亚海的港口以整备一支船队，如此一来从尼罗河的河口到君士坦丁堡的港口，所有沿海地区都会受到蛮族的蹂躏。迫在眉睫的危险，加上固执的特里比基尔德拒绝接受调停所提出的条件，迫得优特罗皮乌斯召开战争会议，夸耀自己的部队久经战阵有莫大的优势，然后把色雷斯和赫勒斯滂海峡守备任务托付给哥特人盖纳斯，责成他的宠将利奥指挥亚细亚的军队。这两位将领虽然做法不同，对于促进叛徒的大业倒是同样有效。利奥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号称东方的“埃阿斯”，早年的职业是羊毛梳工，后来投身军旅生涯，事实上对兵法一窍不通，生性浮躁善变，对于作战的计划根本不会贯彻执行，因为无知所以分不清真正的困难，因为怯懦所以丧失有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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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哥特人轻率冒进，在梅拉斯河和尤里米顿河之间陷入不利的局面，受到潘诺尼亚农民的围困而进退不得。但帝国军队的抵达不仅没有使他们全军覆没，反而让蛮族获得安全和胜利。特里比基尔德在漆黑的夜晚奇袭罗马人警戒松弛的营地，忠诚的蛮族协防军有大部分人员受到勾引，没有费多大力气就驱散了罗马人的部队。他们在首都过着奢华的生活，纪律腐败到不堪一击。心怀不满的盖纳斯认为是他的大胆图谋才置鲁菲努斯于死地，结果让优特罗皮乌斯坐收渔人之利，懊恼自己毫无志气像奴才一样接受宦官的统治。现在野心勃勃的哥特人被人怀疑，至少公众的舆论如此，说是他在暗中唆使特里比基尔德反叛，他们不仅是同族，而且有通家之好。[403]等到盖纳斯越过赫勒斯滂海峡，把亚细亚军队的残部收容在麾下，费尽心机使自己的行军迎合东哥特人的愿望，采取的撤退行动是先放弃对方要入侵的国土，选择的前进路线便于蛮族协防军的背弃潜逃。他一再对皇家宫廷夸大特里比基尔德的勇气、才能和永不匮乏的作战资源，承认自己无法有效进行战争，逼使皇帝授权他与势力强大的对手展开谈判。傲慢的叛徒提出了和平的条件：献上优特罗皮乌斯的头颅——这种敌对的阴谋泄露出背后的策划人和他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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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大包天的讽刺诗人为了发泄心中不满，本着良心血性指责那些基督教皇帝，尤其是狄奥多西的儿子，把他比作虔诚而无害的绵羊。这样说不仅亵渎了历史的尊严，也与历史的真相相违背，那些皇帝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牧羊人的财产。不过，畏惧之感和婚姻之爱这两种强烈的情绪唤醒了阿尔卡狄乌斯萎靡的心灵，蛮族的胜利所带来的威胁使他感到害怕，也屈服在妻子优多克西娅娇柔的劝说之下。她流着装出来的眼泪，抱着婴儿将之呈给他的父亲，恳求他对自己受到的真实或虚构的侮辱做出公正的裁决，并将之归罪于大胆无耻的宦官。[404]皇帝做出了优特罗皮乌斯有罪的判决，4年来一直束缚着君王和人民的魔咒突然解除，对嬖佞歌功颂德的喝彩声噤若寒蝉，转换成人民和士兵的喧嚣，谴责他所犯下的罪行，要求将他立即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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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特罗皮乌斯大难临头，处于绝望的时刻，唯有教堂的圣所可以给他庇护，然而这种特权正是他过去想尽办法要加以限制的。约翰·克利索斯托是位口若悬河的圣徒，很乐意保护毫无抵抗力的大臣，以回报让他荣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宝座的恩情。大主教步上主座教堂的讲坛，面对无分男女老幼的群众，在大家的注视和聆听下，发表了一篇悲天悯人的讲道辞，感叹荣华富贵的变迁无常，对于过去的冤恨愁苦要有宽恕之心。面色苍白饱受惊吓的可怜虫表现出极度痛苦的样子，卑躬屈膝地匍匐在祭坛的圣桌下，呈现出宗教信仰的严肃和教诲人心的作用。讲道人用极其羞辱的言辞，指控优特罗皮乌斯的不幸是罪有应得，尽量激起民众对他藐视以缓和他们难以平息的愤怒。最后还是人性的同情、迷信的力量和出色的辩护占到上风，优多克西娅皇后害怕引起臣民的反感，不敢侵犯教堂的圣所。优特罗皮乌斯接受了克利索斯托的说服，加上誓约保证饶恕他的性命，因此愿意出首认罪。[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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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新任大臣不顾国君的颜面，立即发布一份诏书，宣称过去的宠臣所作所为侮辱了执政官和贵族的名声，现在要废除他的雕像，籍没他的家财，将他永久流放到塞浦路斯岛，要令他受尽痛苦。[406]卑劣和老朽的宦官不再使他的敌人惊惧难安，他想在和平、孤独和舒适的气候中安享余生，也是可望而不可得之事。那些怀着强烈报复之心的仇敌，就算是让他悲惨地活下去都感到愤怒不平。优特罗皮乌斯没有踏上塞浦路斯的海岸就被召唤回去，他还怀着逃脱毒手的希望，以为只是换个放逐地点。谁知是皇后受到誓言的约束，不得不改变审判和执刑的场地，从君士坦丁堡移到卡尔西顿的近郊。从执政官奥勒良的判决来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专制政府对司法所持的立场和动机。优特罗皮乌斯残害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可以说死有余辜。但是我们发现这次审判定罪的理由，是违制使用神圣的马匹给他拉车，而这种牲口凭着血统和毛色，专供皇帝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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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朝政混乱亟须改革之际，盖纳斯公开背叛帝国，毫无忠诚之心，率领部队到达吕底亚的提阿提拉，与特里比基尔德联合起来，在东哥特人的叛党头目中保持发号施令的地位。联军势如破竹，向着赫勒斯滂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军。就在这时，阿尔卡狄乌斯收到蛮族的通知，他们提出只要能相信蛮族的诚信，给予他们应有的权势和保障，那他就不会失去亚细亚的领土。供奉神圣殉教者优菲米亚的教堂，位于卡尔西顿附近高耸的山顶上，被选来作为会谈的地点。盖纳斯用尊敬的态度躬身在皇帝的脚前，要求先拿奥勒良和萨顿尼努斯当作牺牲。这两个大臣都是执政官的位阶，被傲慢的叛军用刀架在脖子上，直到皇帝亲自走过去说项，才让他们获得了随时可能变卦的极其羞辱的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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