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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恨意的民众和陷于绝境的仇敌，不断威胁着优特罗皮乌斯的人身安全，或许只是他心虚而已。还有一大群贪污逢迎的走狗，靠着他升官发财，同样也有这种畏惧之感。他们为了自保就制定法律对自己进行严密的防护，这些法律完全违反人道和公正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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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运用阿尔卡狄乌斯的职权以他的名义制定相关的法条，任何人只要得到皇帝认可，属于这个团体的成员，那么若有人对这些成员的生命图谋侵犯，无论是臣民还是异乡人，均应处以死刑和籍没财产之惩罚。这种编造出的带有隐喻性质的罪行实质是对一些人的保护，任何人均不得对下述人员有所侵犯，不仅是允许参加神圣御前会议的成员，亦即政府和军队职位最显赫的官员，还有皇宫的主要负责人员和宦官、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议员、军事指挥官和行省的地方官员。在君士坦丁继承人之下开列出非常含混而毫无限制的名单，甚至把官位卑微而数量庞大的低级官员全部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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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要是旨在直接保护君主的代理人，使他们在执行公务时免于实际的暴力侵犯，运用严刑峻法或许说得通。但是附属于皇室的整个团体要求获得特权或赦免权，要让自己在最邪恶的状况下，也能免于受到同胞情有可原或理应如此的憎恨。同时按这个经过奇特曲解的法令来理解，无论是私下对皇帝的抱怨还是精心策划的谋逆，均属于同样程度的罪行。阿尔卡狄乌斯的诏书非常确切而荒谬地宣称，在这种谋逆案件之中，“思想”和“行动”受到同样严厉的惩处。在知道了其他人谋逆的意图后，除非立即揭发，否则与谋逆者同罪。[397]设若有人行事轻率胆敢恳求宽恕叛徒，就要受到公开和永久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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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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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叛徒的儿子（皇帝继续提到）虽应同样接受惩罚，但他们可能是效法父母的罪行。皇家基于好生之德，特别饶恕其性命，然而也宣布他们无论是在父系还是母系方面，都丧失全部的继承权，也不能从亲戚或陌生人的遗嘱中获得任何赠予或遗产。他们要世代蒙受羞辱，毫无出任官职和发财致富的希望，要忍受贫穷和藐视的痛苦，直到他们觉得活着是灾难，只有死亡才能获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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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一段话，大可拿来侮辱全人类富于同情的天性，但皇帝（或是他宠爱的宦官）却把它当成温和的法律大加赞赏。何况对于赞同或没有揭发假想的阴谋活动的人员，此一恶法也让他们的子女受到同样不人道和不公正的处罚。罗马法有些最高贵的规定都已消失无踪，但是这份成为官僚和暴政最方便而有力的工具的诏书，倒是很小心地被保存在《狄奥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之中。类似的立法精神在现代又死灰复燃，用来保护日耳曼的选侯和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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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里比基尔德的叛乱和盖纳斯的谋逆（399—40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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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血腥的法律在毫无武装和勇气的人民中间散布恐惧，然而对于东哥特人特里比基尔德（Tribigild）[399]大胆的冒险行动，却无法发挥任何制约的作用。狄奥多西将弗里吉亚最肥沃的区域作为这一支黩武好战民族的垦殖地。[400]当他们将一个辛勤的农夫缓慢获得的收成与阿拉里克成功的掠夺和慷慨的报酬做比较，不由露出焦急而不耐烦的神情。于是他们的首领认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招待不够殷切，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而产生愤怒之心。位于帝国心脏地区软弱而富裕的行省，闻到战鼓的声音而惊惶失措。蛮族忠诚的附庸一直受到帝国的忽视和压迫，一旦蛮族恢复对帝国的敌意，立刻再度获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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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湍急的马斯亚斯河与蜿蜒的迈安德河之间，[401]葡萄园和丰收的田地全部毁于战火，市镇倾圮的城墙在敌军一击之下化为尘土。战栗的居民逃脱血腥的屠杀来到赫勒斯滂海峡的两岸，特里比基尔德的叛乱使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变成一片赤土。潘诺尼亚的农民顽强抵抗，阻遏了蛮族快速的推进。塞尔吉[402]这座城市位于宽广的沼泽和塔鲁斯山高耸的悬崖之间，东哥特人在狭窄的隘道受到攻击，丧失最勇敢的部队，面临失败的命运。他们的首领并没有因不幸的挫折而斗志消沉，军队很快从成群的蛮族和亡命之徒中获得补充，希望打着战争和征服的光荣旗号，能够名正言顺从事抢劫和掠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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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比基尔德获胜的传闻有时会因害怕秘而不宣，有时会因阿谀故意加以隐瞒，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逐渐在宫廷和都城引起巨大的恐慌。情况不明和故弄玄虚使所有的灾难都被夸大，臣民忧心忡忡地推测叛徒未来的动向。特里比基尔德要是向内陆前进，罗马人认为最可能的路线是越过塔鲁斯山的隘道，然后进犯叙利亚；如果他要从海上实施突击，这也是哥特首领最可能的行动，为了进行这个威胁性最大的计划，他就要占领爱奥尼亚海的港口以整备一支船队，如此一来从尼罗河的河口到君士坦丁堡的港口，所有沿海地区都会受到蛮族的蹂躏。迫在眉睫的危险，加上固执的特里比基尔德拒绝接受调停所提出的条件，迫得优特罗皮乌斯召开战争会议，夸耀自己的部队久经战阵有莫大的优势，然后把色雷斯和赫勒斯滂海峡守备任务托付给哥特人盖纳斯，责成他的宠将利奥指挥亚细亚的军队。这两位将领虽然做法不同，对于促进叛徒的大业倒是同样有效。利奥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号称东方的“埃阿斯”，早年的职业是羊毛梳工，后来投身军旅生涯，事实上对兵法一窍不通，生性浮躁善变，对于作战的计划根本不会贯彻执行，因为无知所以分不清真正的困难，因为怯懦所以丧失有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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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哥特人轻率冒进，在梅拉斯河和尤里米顿河之间陷入不利的局面，受到潘诺尼亚农民的围困而进退不得。但帝国军队的抵达不仅没有使他们全军覆没，反而让蛮族获得安全和胜利。特里比基尔德在漆黑的夜晚奇袭罗马人警戒松弛的营地，忠诚的蛮族协防军有大部分人员受到勾引，没有费多大力气就驱散了罗马人的部队。他们在首都过着奢华的生活，纪律腐败到不堪一击。心怀不满的盖纳斯认为是他的大胆图谋才置鲁菲努斯于死地，结果让优特罗皮乌斯坐收渔人之利，懊恼自己毫无志气像奴才一样接受宦官的统治。现在野心勃勃的哥特人被人怀疑，至少公众的舆论如此，说是他在暗中唆使特里比基尔德反叛，他们不仅是同族，而且有通家之好。[403]等到盖纳斯越过赫勒斯滂海峡，把亚细亚军队的残部收容在麾下，费尽心机使自己的行军迎合东哥特人的愿望，采取的撤退行动是先放弃对方要入侵的国土，选择的前进路线便于蛮族协防军的背弃潜逃。他一再对皇家宫廷夸大特里比基尔德的勇气、才能和永不匮乏的作战资源，承认自己无法有效进行战争，逼使皇帝授权他与势力强大的对手展开谈判。傲慢的叛徒提出了和平的条件：献上优特罗皮乌斯的头颅——这种敌对的阴谋泄露出背后的策划人和他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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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大包天的讽刺诗人为了发泄心中不满，本着良心血性指责那些基督教皇帝，尤其是狄奥多西的儿子，把他比作虔诚而无害的绵羊。这样说不仅亵渎了历史的尊严，也与历史的真相相违背，那些皇帝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牧羊人的财产。不过，畏惧之感和婚姻之爱这两种强烈的情绪唤醒了阿尔卡狄乌斯萎靡的心灵，蛮族的胜利所带来的威胁使他感到害怕，也屈服在妻子优多克西娅娇柔的劝说之下。她流着装出来的眼泪，抱着婴儿将之呈给他的父亲，恳求他对自己受到的真实或虚构的侮辱做出公正的裁决，并将之归罪于大胆无耻的宦官。[404]皇帝做出了优特罗皮乌斯有罪的判决，4年来一直束缚着君王和人民的魔咒突然解除，对嬖佞歌功颂德的喝彩声噤若寒蝉，转换成人民和士兵的喧嚣，谴责他所犯下的罪行，要求将他立即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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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特罗皮乌斯大难临头，处于绝望的时刻，唯有教堂的圣所可以给他庇护，然而这种特权正是他过去想尽办法要加以限制的。约翰·克利索斯托是位口若悬河的圣徒，很乐意保护毫无抵抗力的大臣，以回报让他荣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宝座的恩情。大主教步上主座教堂的讲坛，面对无分男女老幼的群众，在大家的注视和聆听下，发表了一篇悲天悯人的讲道辞，感叹荣华富贵的变迁无常，对于过去的冤恨愁苦要有宽恕之心。面色苍白饱受惊吓的可怜虫表现出极度痛苦的样子，卑躬屈膝地匍匐在祭坛的圣桌下，呈现出宗教信仰的严肃和教诲人心的作用。讲道人用极其羞辱的言辞，指控优特罗皮乌斯的不幸是罪有应得，尽量激起民众对他藐视以缓和他们难以平息的愤怒。最后还是人性的同情、迷信的力量和出色的辩护占到上风，优多克西娅皇后害怕引起臣民的反感，不敢侵犯教堂的圣所。优特罗皮乌斯接受了克利索斯托的说服，加上誓约保证饶恕他的性命，因此愿意出首认罪。[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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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新任大臣不顾国君的颜面，立即发布一份诏书，宣称过去的宠臣所作所为侮辱了执政官和贵族的名声，现在要废除他的雕像，籍没他的家财，将他永久流放到塞浦路斯岛，要令他受尽痛苦。[406]卑劣和老朽的宦官不再使他的敌人惊惧难安，他想在和平、孤独和舒适的气候中安享余生，也是可望而不可得之事。那些怀着强烈报复之心的仇敌，就算是让他悲惨地活下去都感到愤怒不平。优特罗皮乌斯没有踏上塞浦路斯的海岸就被召唤回去，他还怀着逃脱毒手的希望，以为只是换个放逐地点。谁知是皇后受到誓言的约束，不得不改变审判和执刑的场地，从君士坦丁堡移到卡尔西顿的近郊。从执政官奥勒良的判决来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专制政府对司法所持的立场和动机。优特罗皮乌斯残害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可以说死有余辜。但是我们发现这次审判定罪的理由，是违制使用神圣的马匹给他拉车，而这种牲口凭着血统和毛色，专供皇帝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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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朝政混乱亟须改革之际，盖纳斯公开背叛帝国，毫无忠诚之心，率领部队到达吕底亚的提阿提拉，与特里比基尔德联合起来，在东哥特人的叛党头目中保持发号施令的地位。联军势如破竹，向着赫勒斯滂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军。就在这时，阿尔卡狄乌斯收到蛮族的通知，他们提出只要能相信蛮族的诚信，给予他们应有的权势和保障，那他就不会失去亚细亚的领土。供奉神圣殉教者优菲米亚的教堂，位于卡尔西顿附近高耸的山顶上，被选来作为会谈的地点。盖纳斯用尊敬的态度躬身在皇帝的脚前，要求先拿奥勒良和萨顿尼努斯当作牺牲。这两个大臣都是执政官的位阶，被傲慢的叛军用刀架在脖子上，直到皇帝亲自走过去说项，才让他们获得了随时可能变卦的极其羞辱的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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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依照双方同意的条件，立即从亚细亚这边前往欧洲，胜利的酋长接受了东罗马帝国授予他的军职，成为罗马军队的主将。君士坦丁堡很快进驻大量蛮族的部队，所有的追随人员都获得了帝国的官职和酬金。盖纳斯在年幼时渡过多瑙河恳求罗马人的保护，后来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从军以后靠着勇气和运道升迁极为快速，最后由于轻举妄动和谋叛不忠导致身败名裂。虽然受到大主教强烈的反对，他坚持要为阿里乌斯派教友争取一座特定的教堂，由于公开容忍异端，使正统基督徒的自尊大受打击。[407]君士坦丁堡每个地区都乱成一团，毫无秩序可言。市内那些富有珠宝商的店铺和银行家的桌子上堆满金银财宝，让蛮族看得眼红，为审慎起见，应该把那些引人垂涎的东西搬走，才能减少危险。这些蛮族憎恨君士坦丁堡市民对他们采取的预防措施，到了夜晚发起了几次让人害怕的袭击，甚至试图纵火烧毁皇宫。[408]在这种相互疑惧和敌视的状况下，守卫部队关闭城门，市民拿起武器去阻止和惩治谋叛的哥特人。盖纳斯没有留在城内，部队在群龙无首之下受到袭击和压制，血腥的屠杀中有7000蛮族丧生，民众为了泄愤还不停地追杀。正统基督徒把屋顶拆掉，不断抛下燃烧的大木头，把敌人从阿里乌斯派的教堂和聚会所赶出来，一直到完全歼灭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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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纳斯若非毫无所知，就是对成功太有信心，以至于听到下列消息不禁大惊失色：部队的精英已经全部被歼；他自己被宣布为公敌；他的族人弗拉维塔是罗马帝国勇敢且忠诚的盟友，现在负责指挥所有海上和陆地的战争。叛军在色雷斯的掠夺行动遭到各城市顽强的抵抗，非常严密的防守使蛮族无可乘之机。盖纳斯手下那些饥饿的士兵，粮米已经减少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甚至要拿壕沟边的青草当作食物。同时他本人还在幻想亚细亚的财富和奢华，孤注一掷地打算强渡赫勒斯滂海峡。他缺乏所需的船只，但是切森尼苏斯的森林可以提供制造木筏的材料，无所畏惧的蛮族并不拒绝进击，相信自己有克服波涛的能力。弗拉维塔在一旁注意他们所采取的行动，等他们渡过一半时，罗马人的战船[409]除了用桨划，还趁着海流顺着风向，使出全力趁势一路冲撞过去，赫勒斯滂海峡的水面上浮满哥特人沉船的碎片。盖纳斯的希望完全破灭，连带还损失了数千最勇敢的士兵，不得不抛弃统治和征服罗马人的念头，决定重过独立自主的蛮荒生活。他带着一队行动快速的轻装蛮族骑兵，离开他们的步兵和行李，准备花8到10天，实施300英里的行军从赫勒斯滂海峡赶到多瑙河。[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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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重要边疆的所有守备部队逐渐被消灭，现在是12月，河流全部冻结，宽阔无边的西徐亚地区为盖纳斯的雄心大志带来美好的远景。他的企图早已私下传达给当地的部队，他们愿意为首领的雄心献身。等到他发出离开的信号，一大群行省的协防军遭到不讲道义的屠杀，盖纳斯怀疑是当地政府的指示。虚荣心很强的弗拉维塔不仅要结束战争，还想获得大众的赞誉，希望在承平的时代擢升至执政官的高位。哥特人快速行军通过色雷斯平原，以为可以逃脱被追捕的恐惧。但是战力强大的盟友全副武装要护卫帝国的尊严，防守和平而自由的西徐亚，匈奴国王乌尔丁以优势兵力阻止盖纳斯前进。这个带有敌意已残破不堪的地区妨碍到盖纳斯的撤退，他拒绝放下武器投降，不断发起冲锋，想从敌军的阵列中打开一条血路，结果和绝望的追随者在战场一齐被杀。[411]赫勒斯滂海战获胜后11天，盖纳斯的头颅被当作最值钱的礼物送到君士坦丁堡，征服者用丰富的赏赐表示衷心的感激，安排饮宴，张灯结彩，庆贺公众的获救。阿尔卡狄乌斯的凯旋成为叙事诗的主题，[412]国君不再感受敌意恐惧带来的压力，让自己顺从妻子温和而绝对的控制。谁知美艳如花而又工于心计的优多克西娅，因为迫害圣约翰·克利索斯托以致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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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克利索斯托出任都城大主教的作为（398—40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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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怠惰的涅克塔里乌斯是格列高利·纳齐安赞的继承人，在他过世以后，相互争夺的候选人毫无羞耻之心，用金钱收买人民或用谀言取悦佞幸，整个选举活动把君士坦丁堡教会弄得四分五裂。优特罗皮乌斯这一次像是背离了他平素行事的原则，保持公正的判断，任用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完全是因为这位人士有高尚的品德。他曾到东部旅行，在安条克听到克利索斯托的讲道，对其极为钦佩。这位教会的长老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士，被人称为“名嘴”而望重一时。[413]叙利亚总督接受一道密令，由于担心民众舍不得让心仪的导师离开，所以派出一辆驿车，将他秘密而又迅速地从安条克载到君士坦丁堡。宫廷、教士和人民都毫无异议也不加干涉，一致同意大臣的选择。无论是作为圣徒还是演说家，这位新任大主教（公元398年2月26日）都使公众感到喜出望外，大为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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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索斯托生于叙利亚首府一个富裕的贵族世家，从小受到慈爱母亲细心的照料，延请名师在家中施教。他曾在利巴尼乌斯的学院研习修辞学，举世闻名的诡辩家很快发觉了门徒的天分，后来很坦率地提到，要不是他被基督徒偷偷运走，能够接自己衣钵的非他莫属。他的信仰非常虔诚，很快接受神圣的洗礼，抛弃能够飞黄腾达为他带来富贵的法律职务，在附近的沙漠里埋名隐姓，克制肉体的欲望，过着长达6年之久的苦修生活，最后因为身体太过虚弱只能回到人类社会，在梅勒提乌斯的安排下，将才智用于教会的服务工作。但是无论在自己家中或者后来担任大主教的职务，克利索斯托都坚持要实践修道士的美德。他的前任拿丰盛的年俸，维持阔绰的排场和奢华的生活，他则全部将之用来创办医院。受到慈善事业帮助的民众，为了聆听大主教滔滔不绝富于启发的讲道，可以放弃剧院和赛车场的娱乐。他充满雄辩之美的演说都被记录了下来，将近20年来，在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广受推崇，一直都被小心保存着，主要是1000多篇布道和训勉的讲辞，使得后世的学者专家[414]能够欣赏到克利索斯托的真才实学。他们一致公认，这位基督教的演说家能够灵活运用高雅而优美的语言，不仅随心所欲收放自如，还能利用他在哲学和修辞方面所有的优势。他掌握了非常丰富的例证、譬喻、概念和想象，对最普通的主题加以反复论证和说明，通晓人性，迫使欲望屈从于德行，用戏剧表演一般的真实手法，揭发罪恶行为的愚蠢和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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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辛勤的济世救人工作，激怒了两类反对他的仇敌。其中一类人是深具野心的教士，他们嫉妒他的成功；另一类人就是冥顽不灵的罪人，他们痛恨他的谴责。这些人逐渐联合起来，非要把他扳倒不可。克利索斯托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讲坛上，发出雷霆之声指责基督徒的堕落，但这是向所有听众投出的难以忍受的利箭，并没有伤害和对准任何特定的人士。当他提到财富会带来特有的罪恶时，穷人可以从抨击声中获得片刻的安慰，而数量庞大的罪人谁也不会显得突出，还有人因这种谴责感到身价提高而沾沾自喜。但是在这种金字塔式的阶级结构中，越是接近顶点便越会收缩到特定的对象，像是高层官员、大臣、受宠的宦官以及宫廷的妇女[415]，特别是皇后优多克西娅，在少数罪犯中自然犯有多数的罪行。听众要是感到心虚或是自觉有罪，难免会认为这些谴责是别有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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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布道者揭露公众厌恶的罪行和罪犯，就要承担随之而来的危险。宫廷在私下对其表露出憎恨之情，君士坦丁堡的教士和僧侣也心生不满。他们在大主教狂热宗教激情的感召下，非常仓促进行各项改革。他在讲坛上指责君士坦丁堡教士阶层，那些负责内部事务的妇女打着仆从或修女的名义，不断爆出各种罪恶和丑闻。沉寂而孤独的苦修士自绝于世界之外，受到克利索斯托热烈的赞颂。但是成群结队堕落的僧侣出于享乐和图利的不良动机，经常在首都的街头四处活动。他认为这些人辱没圣职，不仅对其表示蔑视，而且大加攻击。大主教除了大力劝说以外，只能用自己的权势恫声威胁。他在运用教会法规时，不仅热心有余，难免因个人的私心而产生包庇行为，且行事有时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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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索斯托性格暴躁，[416]虽尽量按照福音的教诲去爱自己的敌人，但还是纵容特权分子去憎恨上帝和教会的仇敌，很多时候将感情不加控制地流露在脸上。他出于健康和禁食之故，一直保持独自用餐的习惯，这种被敌人指责为不够友善和态度傲慢的习惯[417]使得他那不合群的坏脾气更严重化了。唯有亲切的交谈才能便于了解和处理事务，他却保持独来独往的风格不愿与人沟通，但又毫无戒心地信任辅祭塞拉皮昂。他对人性有深刻体认，却很少应用在下属和同侪身上。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始终认定自己有纯正的动机和超凡的天赋，要扩展帝国都城的审理权，增加教区服务工作的范围，结果被教外人士指为是野心勃勃的扩权行为，自己却认为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他有次巡视亚细亚所属各行省，罢黜了吕底亚和弗里吉亚13个主教的职位，且毫不掩饰地宣称，出售圣职和放纵教规的严重腐化现象已使整个教会阶层受到有害的影响。[418]要是这些主教清白无辜，轻率而不实的谴责就会激起各界人士的不满；如果他们确实有罪，为数众多的同谋发现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得让大主教毁灭，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将他描述为东部教会的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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