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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克劳狄谈及阿布登提乌斯的罪行和放逐，这是讽刺诗人最好的材料。他把铜牛送给法拉里斯，可以在第一次审判时拿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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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奥埃西斯是利比亚沙漠中一个面积很大的绿洲，用泉水灌溉能够生产小麦、大麦和椰枣。这个绿洲从北到南要走3天，宽度大概有半天的行程，从尼罗河畔的阿比杜斯向西走5天可以到达。奥埃西斯四周被寸草不生的沙漠围绕，它那肥沃的景象在对比之下，被称为幸福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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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 巴尔托卢斯认为要放在心里不动声色，巴尔达斯的意见是现在等于在地狱里受煎熬，我个人的看法是继续效法谨慎的海尼修斯。我必须赞同巴尔托卢斯的原则，在情绪上我偏向于巴尔达斯的感受，然而巴尔托卢斯的原则被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律师很庄重地引用，德行高洁的德·索被谋杀，优特罗皮乌斯应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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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 不过，让人感到怀疑之处，是这种法律与日耳曼的自由理念完全相违，结果还是偷偷摸摸放进教皇的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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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 佐西穆斯对特里比基尔德和盖纳斯的叛变，有冗长而详尽的叙述（他保留很多重要情节）。克劳狄安用来丑化优特罗皮乌斯的第二卷诗，提供了很多历史材料，当然有的地方还不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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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克劳狄安很精确地说明，弗里吉亚人的历史悠久，很早就向四周扩展，由于比提尼亚人在色雷斯、希腊和高卢建立殖民区，疆域才受到限制慢慢缩小。他叙述弗里吉亚的土地肥沃，有四条河流出产黄金，不仅正确而且非常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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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克劳狄安对马斯亚斯河流入迈安德河的状况，与索恩河流入莱茵河做比较，不同之处是弗里吉亚两条河汇合以后，流速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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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塞尔吉是拉栖代蒙人的殖民地，有2万市民，到佐西穆斯时代没落为一个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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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希腊的历史学家证实盖纳斯和特里比基尔德的谋叛事件，但是并没有传入克劳狄安耳中，所以他把东哥特人的叛变归于特里比基尔德的黩武好战，还有就是说他听从妻子的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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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只有菲罗斯托杰斯提到这件轶事，不仅奇特也很受重视，哥特人的叛乱和宫廷的密谋有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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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克利索斯托在另外一次讲道中很高兴地宣布，只要优特罗皮乌斯不离开教堂就不会被逮捕。佐西穆斯不以为然，声称他的敌人逼他离开圣所，然而给他承诺就是证据，说明事先已经有协议。克劳狄安也提到对他的安全给予有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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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依据《狄奥多西法典》上的记载，这份诏书的时间（公元399年1月17日）存在错误，优特罗皮乌斯的失势发生在那年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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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狄奥多里特力称克利索斯托提出虔诚的抗议，在他自己的作品里没有看到有关的记载，但是他暗示已经获得成功。这点证明与事实不符。蒂尔蒙特发现皇帝为了满足盖纳斯贪婪的索求，只有把使徒大教堂的金银器具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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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教会历史学家重视舆论，有时会加以引导，但是也会全盘接纳，因而非常有信心地认定，有一大群天使在护卫着君士坦丁堡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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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佐西穆斯谈及这种战船的得名来自黎本里亚人，速度跟50只桨的船只不相上下（并没有说明两者不同之处），但是要较三层桨船差很多，不过三层桨船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了。然而他从波利比阿所发表的见解得到很合理的结论，说是布匿战争时代所建造的战船，在型号上要大很多。自从罗马帝国控制整个地中海以后，战争不需要大型战船，建造的技术式微，以致完全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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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契斯浩尔从加利波利经过哈德良堡到多瑙河的行程，要花大约15天。他与英国大使一道走，所带的行李要装71辆四轮大车。这位学识渊博的旅行家声名显赫，曾经跋涉阻碍重重、人迹罕至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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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佐西穆斯认为盖纳斯确实渡过多瑙河，但这说法必须修正，因为按照苏格拉底及索佐曼的说法，盖纳斯是在色雷斯被杀，亚历山大里亚和帕斯卡尔的《编年史》都记载了正确可信的日期。赫勒斯滂海战胜利是在12月23日（按照罗马人的历法是元月的朔日前第十日），盖纳斯的头颅被送到君士坦丁堡是次年的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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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欧西比乌斯写出哥特战争的叙事诗获得了很大的名气，那时他正在军中服役，对战况很清楚；过了40年后，阿摩尼奥斯在狄奥多西皇帝的面前，朗诵相同题材的另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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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苏格拉底的作品第六卷、索佐曼的作品第八卷和狄奥多里特的作品第五卷，对约翰·克利索斯托的平生提供翔实可信的材料。除了这几位众所周知的历史学家，我还引用四种主要的圣徒传记：（1）《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辩护录》这本书非常感人，作者的立场公正，用对话的形式写成，以献给海伦波里斯主教帕拉狄乌斯的名义出版，主教是作者志同道合的教友，对此事非常热心，这本书也刊入克利索斯托的一些作品；（2）禀性温和的伊拉斯谟斯（1466—1530A.D.，人道主义者）为克利索斯托写了一本传记，他的叙述生动活泼而且充满善意，表现出行文的独特风格，但是本着教会古物学家的习性，对于重要的事项忽略不提，这是无法避免的缺失；（3）博学的蒂尔蒙特以无比的耐心和宗教的观念编纂圣徒的传记，仔细研究克利索斯托卷册浩瀚的作品；（4）蒙福孔神父是个工作勤奋的编纂家，曾经阅读有关的书籍，发现若干新的讲道稿，作为参考写出克利索斯托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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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我对于克利索斯托数量庞大的讲道辞几乎没有接触，两位教会学者伊拉斯谟和迪潘（1657—1719A.D.，法国神学家）写出内容丰富立场持平的著作，使我深获信心，然而前者良好的鉴赏力会因过分喜爱古物而产生偏失，而后者有时顾虑太多就会迁怒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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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君士坦丁堡的妇女分为两派，有的仇视克利索斯托，但更多人对克利索斯托忠心耿耿。三位出身高贵而富有的寡妇马莎、卡斯特里西娅和优格拉菲娅是赞成迫害的主要人物。这位讲道人当众指责她们华丽的穿着、年龄和丑陋的面容，使她们不得不有所收敛，更因而怀恨在心。但奥林匹娅斯因宗教的狂热展现虔诚的行为，因而获得圣徒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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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索佐曼还有苏格拉底，认为克利索斯托真正的个性是克己复礼、温文儒雅，做人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要是他们真这样想，那对盲从冲动的导师是一种冒犯。这两位历史学家生在下一个世代，此时暴力活动已经缓和下来，再加上他们交谈的对象是与这位圣徒虽然熟悉但并不完全了解的人，所得印象与事实就难免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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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帕拉狄乌斯就这方面为大主教做出义正词严的辩护：（1）他从不饮酒；（2）他的肠胃不好，需要特殊的饮食；（3）事务繁重、读书研究和虔诚祈祷，经常使他戒食到日落；（4）他厌恶盛大宴会上喧嚣的谈话和轻佻的举止；（5）他要节省金钱拿来接济贫苦大众；（6）在君士坦丁堡这样大的都城，邀请客人难免产生疏忽，他顾虑会引起忌恨和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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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克利索斯托很坦率地宣称，大多数主教都会得救，但担心少数会遭到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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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我故意略而不提这些在埃及僧侣之间发生的争论，像是有关奥利金教义和拟人论的问题；还有提奥菲卢斯的欺骗和暴力行为，运用手腕操控头脑简单的埃皮法尼乌斯，他那身材高大的弟兄受到迫害不得不逃走；以及这些僧侣在君士坦丁堡从克利索斯托那里获得并不稳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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