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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伦提尼安去世这20年的时间里，连续有9位皇帝丧生或垮台。奥列斯特的儿子之所以能获得推选完全是靠着年轻英俊，他值得后人注意的也就只有这一点。如果他的统治不是标示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年A.D.或479A.D.），那么他在人类历史上就没有留下任何可资纪念的事迹。[231]身为大公的奥列斯特在诺里库姆的佩托维奥，娶了罗慕路斯伯爵的女儿为妻，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奥古斯都，这个名字虽说有贪慕权势的意味，但是这在阿奎莱雅也是常用的绰号。然而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两位最伟大的奠基者，他们的称号竟会很奇特地集合在这位最后的继承人身上。[232]奥列斯特的儿子僭用并侮辱了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这个名字，但希腊人把第一个名字讹用为摩迈卢斯，而第二个名字，拉丁人为了表达自己的轻视加上表示“小”的语尾词，就成为奥古斯图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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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胸豁达且仁慈的奥多亚克饶了无害年轻人的性命，让他带着全家离开皇宫，并赐给他6000金币的年金，指定坎帕尼亚的卢库卢斯城堡作为他被放逐或退休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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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罗马人刚从布匿战争的辛劳中喘息稍定，就为坎帕尼亚的美景和欢愉所吸引。老西庇阿的乡间住房位于利特努斯，展现出农村简朴的作风。[233]那不勒斯湾令人心旷神怡的海岸满布别墅，苏拉赞赏他的对手马略见识高人一等。[234]庄园位于高耸的米赛卢姆海岬，在每一边都可以控制陆地和海洋，涵盖的范围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过了几年以后，马略的别墅为卢库卢斯[235]买下，价格从2500英镑猛涨到8万英镑。[236]别墅的新主人用希腊的艺术和亚洲的财富把住所装饰得美轮美奂，卢库卢斯的府邸和花园在皇家的宫殿中，获得首屈一指的声誉。[237]等到汪达尔人在海岸地区肆虐，位于米赛卢姆海岬的庄园逐渐加强了防卫的力量，成为坚固的城堡，西部最后的皇帝在此过着退隐生活。这重大的变革后又过了20年，庄园被改为教堂和修道院，供奉着圣塞维里努斯的遗骨，在破败的辛布里人和亚美尼亚人战胜纪念碑中，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日子。直到10世纪初叶，由于这些遗留的堡垒可能成为萨拉森人危险的庇护所，被那不勒斯人夷为平地。[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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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罗马精神的沦丧和奥多亚克统治意大利的状况（476—49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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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多亚克是首位统治意大利的蛮族，治下的臣民自命不凡，处处觉得高人一等。罗马人受到莫大耻辱，的确令人由衷同情；堕落的后代装出一副悲伤和气愤的样子，却让人不禁对他们产生怜悯之情。意大利灾难不断，逐渐剥夺了罗马人引以为傲的自由和光荣意识。在罗马事功鼎盛时期，各个行省被共和国的武力降服，市民也受到共和国法律管辖。这些法令后来被内部的争执摧毁，城市和行省也变成暴君任意处置的私产，宪法的形式原本是起到缓和或掩饰奴役的作用，也在不知不觉中为时间和暴力所消灭。意大利人对于他们藐视或厌恶的君主，始终为他们的莅临或离去感到哀怨。人民在连续5个世纪内，受到纵兵殃民的军事统治、任性善变的专制政体和无所不在的高压策略所带来的无穷痛苦。就在同一时期，蛮族从卑微和屈从的状况中脱颖而出。日耳曼和西徐亚战士进入各行省，罗马人处在他们的羞辱或保护之下。这些蛮族一开始是作为奴仆或同盟，但最后却成为主子。人民的愤恨为畏惧所压制，反倒开始尊敬好战首领的精神和权势。蛮族首领被授予帝国的高位，罗马的命运完全依靠无可匹敌的外乡人手中所执的刀剑。坚毅的里西默立足在意大利的废墟之上，虽没有国王的头衔，却已在行使君主的权力，逆来顺受的罗马人在无形中已准备接受奥多亚克和后续各蛮族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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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国王奥多亚克因勇气和机运而被推上高位，实在是名正言顺，足可称得上当之无愧。而沟通习惯的养成逐渐泯灭了他那凶暴的天性，他虽身为一个征服者和蛮族，却能够尊重臣民的制度甚至是他们的偏见。经过7年的统治后，奥多亚克恢复了西部的执政官头衔，他自己出于谦虚或高傲的心态，拒绝了这一东部皇帝仍旧保有的荣誉头衔。元老院的首席元老由11名最有声望的议员轮流担任，[239]名单中因有受人尊敬的巴西里乌斯而倍增光彩，他的人品及德行获得了西多尼乌斯的友谊和赞誉。[240]皇帝颁布的法令能被严格执行，意大利的民政权力仍掌握在禁卫军统领及他的下属官员手里。奥多亚克将引人反感的征收税赋的工作交给罗马官员负责，而自己却扮演及时施惠于民众的角色。[241]他与其余蛮族一样信奉阿里乌斯派异端教义，但尊敬教士和教会的神职人员。正统基督徒保持沉默，证明他们还处于宗教宽容的政策下。为了确保城市的安宁，需要由郡守巴西里乌斯插手选出一个罗马主教，以限制教士让渡土地所有权，最终目标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益。他们基于信仰的虔诚，将会拿出大量钱财来修复损毁的教堂。[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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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受到征服者的武力保护，边界获得高卢和日耳曼蛮族的尊重，不像过去在软弱的狄奥多西家族统治下，长期受到骚扰。奥多亚克渡过亚得里亚海去惩处刺杀尼波斯皇帝的凶手，并索要回了达尔马提亚此一滨海行省。他越过阿尔卑斯山，从居住在多瑙河彼岸的鲁吉安人国王法瓦或称菲勒特乌斯手中，夺回剩余的诺里库姆地方。他在战场上击败并虏获了国王，大量俘虏和臣民又回归意大利的怀抱。罗马遭受长期的战败和羞辱，现在在蛮族主子的统治下终于可以扬眉吐气。[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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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多亚克行事谨慎又获得军事上的成功，但他的王国却呈现出悲惨和荒凉的凄苦景象。从提比略时代起，在意大利便能感受到农业的衰败，当时的人难免要就此发出抱怨，说罗马人的生存完全靠风向和海浪的帮助。在帝国分裂和衰亡的过程中，埃及和阿非利加停运每年进贡的谷物，居民人数随着生活必需品的减少而下降。整个国家因战争、饥馑[244]和瘟疫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已是民穷财尽。圣安布罗斯看到昔日人口稠密、繁荣兴旺的城市，像博洛尼亚、摩德纳、雷吉乌姆和普拉森提亚，现已残破不堪，心中难免感慨。教皇格拉西乌斯是奥多亚克的臣民，他用夸张的语气宣称，伊米里亚、托斯卡纳及邻近的几个行省，几乎已是人烟绝灭。罗马的平民靠主子喂养，等到过往的慷慨供应无法维持，就只有坐以待毙或流亡他乡。艺术没落使得原先勤奋的工匠变得整日游手好闲，生活没有着落。元老院议员在国家受到摧残时，原本还抱着极大耐心加以支持，后来都为丧失家产和奢华的生活而悲伤不已。意大利庞大的地产中有三分之一被征服者据为己有，而这些地产都因征服者的入侵而化为一片瓦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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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施加的伤害因随之带来的羞辱而变得更加深重，实际感受到的痛苦因对大祸临头的担心而变得更难忍受。看到土地被分给成群新来的蛮族，每个议员都忧虑万分，生怕专横的测量员来到他们喜爱的别墅，或是收获丰盛的农庄。那些最不幸的人们无力反抗，只有保持沉默，为了生存，对饶过他们性命的暴君，还要怀有感激之情。既然他是罗马人命运的最高主宰，对留给他们的一份财产，应该看成纯粹出于善意所赐予的礼物。[245]奥多亚克的审慎和仁慈缓和了意大利的苦难，原来他曾许诺，要将满足任性而喧嚣的群众的需求，作为他擢升国君的代价。蛮族国王常受到当地臣民的反抗、推翻或谋杀，然而意大利有形形色色的佣兵队伍，集结在一个他们选出的将领麾下，便能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和掠夺特权。一个王国若缺乏民族向心力和世袭继承权，很快就会解体崩溃。奥多亚克在统治了意大利14年后便受到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压迫，狄奥多里克的才华比他更高。总之，奥多亚克无论是在作战艺术还是政府管理上，都称得上是一个英雄。他重建了一代人的和平与繁荣，名声至今为后人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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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三十七章 修院生活的起源、过程及其影响 蛮族信奉阿里乌斯教派皈依基督教 汪达尔人在阿非利加的宗教迫害 阿里乌斯教派在蛮族中遭到禁绝（305—71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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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了解到政府和教会事务的关系密切，已到了无法分离的状态，这促使我先行说明基督教的发展、迫害、建立、分裂、获得成功以及逐渐腐化的过程。我有意延后两个重大宗教问题的研讨，它们不仅有助于人性的研究，而且对理解罗马帝国的衰亡也至关紧要，那就是：修院生活的创立，[246]以及北方蛮族的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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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院生活的起源以及安东尼的事迹（30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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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与和平的生活将基督徒分为两类，即世俗基督徒和苦修基督徒。行事松散且不完美的宗教活动可以满足一般民众的需要。而君主或官吏、军人或商贾，则要求炽热的情绪和绝对的信仰，能与自己从事的职业、追求的利益和放纵的心意相互调和一致。但是那些服从甚至滥用福音书严格教条的苦修者，为野蛮的信仰狂热所鼓舞，把人类看成罪犯而将上帝尊为暴君。他们在所处的时代，用严正的态度抛弃世俗的事务和人间的欢乐，完全戒除饮酒、吃肉和婚姻，惩罚自己的肉体、抑制自己的欲念，要用悲惨的痛苦生活换取永恒的幸福。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苦修者逃离渎神而堕落的人世，进入与外界隔绝之地或宗教团体中，就像耶路撒冷最早的基督徒一样，[247]抛弃尘世的财产不再使用。他们把相同性别和意念的人员聚集在一起，组成群体的社区，自称为隐士、僧侣或苦行僧，表明他们要独自退入天然或人为的荒漠之中。他们很快受到所鄙视的尘世给予的尊敬，这种行为无须借助理性和科学就能超越希腊学派，依靠艰苦努力获得成就的神性哲学获得了普遍的赞誉。这些僧侣在藐视财富、痛苦和死亡方面可与斯多噶学派一较高下，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沉默和顺从在他们充满奴性的纪律中复活，同时，他们也和犬儒学派一样坚定不移地厌恶文明社会的一切形式和礼仪。但是这些信仰神圣哲学的门徒渴望建立更纯洁、更完美的模式，他们踏着先知的足迹一直退隐到沙漠，[248]恢复虔诚奉献和沉默静观的生活方式，这种模式是巴勒斯坦和埃及的艾赛尼教派创立的。普林尼用哲学的眼光带着诧异的神色观察一个生活在死海附近、棕榈树丛中的孤独民族，他们的生活没有物质欲念，不靠女性繁殖后代，怀着对人类的厌恶和悔恨，可以不断获得自愿前来参加的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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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是众多迷信的发源地，为僧侣的修院生活提供了第一个范例。安东尼是生活在下蒂巴伊斯地区一个不识字的青年。[249]他散尽家产[250]，抛弃自己的家庭和乡土，运用前所未有而且一无所惧的宗教狂热，开始过起苦修的悔罪生活（305 A.D.）。他在一处墓地和一座破败的塔楼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见习期后，大胆越过尼罗河，向东在沙漠里跋涉了三天，终于发现了一个僻静的地点，可以为他提供树阴和水源，最后才定居在这个靠近红海的科尔兹姆山的地方。在那里有座古老的修道院，仍旧保留着这位圣徒的姓名和对他的怀念。[251]基督徒与众不同的虔诚信念，使他急切地进入沙漠深处。当他不得不在亚历山大里亚现身时，面对人群他能谨慎而庄严地维护自己的名声。阿塔纳修斯赞同他的教义，双方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个埃及农民曾婉拒君士坦丁皇帝对他很客气的邀请。德高望重的教长（安东尼高龄达105岁）亲眼看到自己的示范和教导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利比亚的沙漠、蒂贝伊斯的山岩和尼罗河的城市，众多的僧侣居住地迅速发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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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里亚南边的山区和附近的尼特里亚沙漠，居住着5000名苦行僧。今天的旅客仍然可以看到安东尼的门徒建立在这块不毛之地上的50个修道院所留下的遗址。上蒂巴伊斯地区空旷的塔本岛[252]，居住着帕科末乌斯和他的1400位同教兄弟。这位神圣的修道院院长前后共建立9个男修道院和1个女修道院，在复活节的庆典中，可以同时集结5万名教友，他们全部奉行圣洁的纪律。建筑宏伟和人口众多的大城奥克林库斯是正统基督教会的中枢，当地人把很多的庙宇、公共建筑物，甚至连城市的壁堡，全都奉献出来作为礼拜和慈善之用。这位主教可以在12个教堂讲道，管理着1万名女修道士和2万名男修道士。[253]对这奇异的变革感到无比光荣的埃及人，竟然大多希望并相信僧侣的数目已与其余的人民相等。过去曾有人用下面这句话来形容这个国家的神圣之物何其多：在埃及找神比找人更要容易。后人也可以用它来形容僧侣的数目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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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院生活的推广和迅速发展的原因（328—37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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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纳修斯向罗马引进了关于僧侣生活的知识和具体做法（341 A.D.），而陪伴着他进入神圣梵蒂冈的安东尼门徒则为这一神圣的哲学开辟了道路。外貌陌生而野蛮的埃及人起初会引起人们的畏惧和厌恶，最后却成为大家颂扬和效仿的对象。元老院的议员以及有钱的贵夫人，全都把自己的府第和庄园改建成宗教场所，古代庙宇的废墟和罗马广场的中心现在全都是修道院，[254]使得规模狭小的6位处女灶神祭司制度不禁相形失色。一个名叫希拉里昂的叙利亚青年[255]，拿安东尼作榜样，在离加沙约7英里的处于大海和沼泽之间的荒凉海滩上安下了家（328 A.D.）。他坚持了48年的悔罪苦修，并且把信仰的热情传播开来，每当他起身前往拜访巴勒斯坦众多修道院时，总有两三千名苦修僧追随这位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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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尔[256]在东部的教会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名声。他知识渊博，曾经在雅典学习和研究；他野心勃勃，即使恺撒里亚大主教的职位也难满足。然而他却退隐到本都一处蛮荒之地（360 A.D.），打算尽快为黑海沿岸大量接受基督信仰的教友制定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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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的马丁[257]在西部享有极大名声（370 A.D.）。他是军人、隐士、主教和圣徒，他一手建立了高卢的修道院，死时有2000名门徒送葬。为他作传的历史学家辩才无碍，对蒂巴伊斯隐居于沙漠的行为产生藐视之心，认为在气候条件较佳的状况下，无法磨炼出更优秀的教士。就僧侣发展的过程而论，不管是传播的速度还是普及的范围，较之基督教本身也都不遑多让。帝国每一个行省以及后来的每一个城市，到处充满愈来愈多的僧侣。从莱林斯到利帕里所有的托斯卡纳海上荒无人烟的孤岛，全被苦行僧选作自愿流放的地点。整个罗马世界各行省之间有方便的海路和陆路相通，从希拉里昂的平生事迹来看，一个穷困的巴勒斯坦隐士很容易穿越埃及，乘船抵达西西里，然后在伊庇鲁斯（Epirus）逃避尘世，最后到塞浦路斯岛定居下来。[258]拉丁区域的基督徒拥戴罗马的宗教规章制度，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进香客，在气候迥异于故乡的遥远国度，很热衷于模仿此地的修院生活。安东尼的门徒穿越热带地区，遍布埃塞俄比亚这个基督徒帝国。位于弗林特夏的班库尔的修道院有同教弟兄两千多人，他们在爱尔兰的蛮族中间建立了很多传教的居留地。爱奥纳是赫布里底斯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爱尔兰的僧侣在那里定居下来，使北国地区出现一丝文明和信仰的光芒。[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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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幸的放逐者为阴森而无可抗拒的迷信神灵所驱使，离开正常的社会生活。他们的决心受到数百万人支持，这些人无分男女老幼和阶级地位，全是虔诚的信徒；每一个进入修道院大门的改宗者都相信，只有踏上一条艰辛的道路才能走向永恒的幸福。[260]像这种宗教动机所产生的后果，常常由每个人的性格和境遇所决定。理性可降低宗教动机的影响，感情也会发生同样作用，但对于儿童和女性不够坚定的心志，这些动机会产生更强烈的吸引力。个人暗藏心中的悔恨及偶尔遭遇的灾难，使得宗教的说服力加强，这些动机从尘世的虚荣和利益的考量中获得更大的帮助。有人认为，这些虔诚而谦卑的僧侣为获得救赎，不惜放弃尘世生活，最够资格担任基督教的属灵管理工作。于是，有些隐士抱着勉强的态度被人从窑洞里拉出来，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被推上大主教宝座。埃及、高卢及东部的修道院接连出现不少圣徒和主教。怀有野心的人士立即发现了这一条终南捷径，用它来获得财富和荣誉。[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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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由于本派取得较大成功而随之享有盛名的僧侣，都竭尽全力增加追随者的数量。他们用曲意逢迎的方式进入高贵和富有的家庭，以各种阿谀和诱导的手法，拉拢有可能为修院增加财富和地位的入教者。愤怒的父亲为失去唯一的儿子而悲伤不已，无知的少女为出世的虚荣所惑，不惜违反追求爱情的天性，还有一些贵夫人放弃家庭生活的懿德，妄图追求虚幻不实的无上完美。[262]保拉听从杰罗姆舌灿莲花的说词[263]，杰罗姆用亵渎神圣的“上帝的岳母大人”的称号[264]，诱使这位名声响亮的寡妇让自己的女儿优斯托契乌姆奉献守贞。保拉在精神导师的劝说和陪同下，舍弃罗马和年幼的儿子，退隐到伯利恒神圣的村庄，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医院和四间修道院。她的施舍和悔罪在正统基督教会中获得显赫高位。这样一个极其稀有且著名的悔罪者，被当成那个时代的光荣和范例，受到人们颂扬。但每个修道院中都挤满了出身卑下的平民，他们从教会所得远超过他们在尘世所做的牺牲。农民、奴隶和工匠可以凭借这一光荣而安全的圣职，逃脱贫穷和卑贱的处境。而且僧侣表面看来生活清苦，但习俗的影响、公众的赞扬和暗中违反教规，使得难以忍受的环境能够得到缓和。[265]罗马的臣民无论是本人还是财产，都要负担不公平而且过度的税赋，只有通过成为僧侣的方式来逃脱帝国政府的压迫。那些怯懦的青年宁愿到修院去苦修，也不肯过危险的军旅生活。有如惊弓之鸟的各阶层省民，在逃脱蛮族的伤害后，可在那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足够编组成很多军团的人力都躲藏在宗教的圣所里，也就是这些可以纾解个人困苦的因素，在减弱帝国的力量和强度。[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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