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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苦行僧派别的名字是根据他们像牛羊一样在美索不达米亚草原上吃草的习惯而获得。[292]有些野兽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他们就经常占用这些野兽的巢穴作为住室，或者把自己埋藏在人工挖成或自然形成的岩洞中。在蒂巴伊斯的大理石采石场，从刻在石头上的痕迹可以找到他们悔罪的纪念物。[293]最有成就的隐士被认为可以很多天不进食，很多夜不入睡，很多年不说话。要是有人设计出一个非常特殊的囚室或坐处，让使用者摆出最不舒服的姿势，暴露在最严酷的天候之下，那么这个人（我不该用“人”这个字）将获得最大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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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柱顶修士西门的事迹和对后世的影响（395—41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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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着僧侣生活的英雄人物当中，柱顶修士西门发明了一种空中悔罪法，不仅大名鼎鼎而且经久不衰。这位年轻的叙利亚人在13岁时，就放弃了牧羊人的行业，投身到管理严厉的修道院中，经过很长一段痛苦的见习期，曾多次在向神祷告时自杀，却都获救了。后来他在安条克东边三四十英里的山岭，安置好自己的住处，在一圈石柱围成的空间之内，用铁链将自己锁住，先爬上9英尺高的石柱顶端，逐次上升到60英尺的高处。[294]在最后这个顶点的位置上，叙利亚的苦行僧经历了30个炎夏和寒冬。习惯和训练使他身处危险的顶端而不会感到畏惧和眩晕，能用各种姿态向神祭拜，有时站直身体张开双臂，摆出十字架的形状高声祷告。但他最常用的姿势，是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把枯干的身体向后反折过去，额头摆在脚背上。有一个好奇的参观者，连续数了1244次以后，因不知何时结束，才没有再数下去。他的大腿上长了一个溃疡[295]，这缩短了他过神圣生活的时间，但对他没有造成妨害，这位毅力坚强的隐士至死没有离开柱顶。一个帝王要是任性使用这种酷刑，就会被人称为暴君。但一个暴君绝无此种能力，让忍受残酷暴虐的受害者，可以度过如此漫长的痛苦生活。这种自动的殉道活动必然逐渐摧毁心灵和肉体的感受能力，也很难想象这些严酷折磨自己的宗教狂热分子，会对其他人类抱有任何深厚的情感。每个时代的僧侣，无论在哪个地区，都同样以残酷无情见称于世，很少会因个人的友谊改变严峻的冷漠态度。这一切完全由宗教的仇恨所煽起，就是这种绝不怜悯的狂热心态，才赋予了宗教裁判法庭令人发指的神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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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身为僧侣的圣徒，只会引起哲学家的藐视和怜悯，却受到帝王和人民的尊敬和崇拜。高卢和印度不断前来朝圣的人群，都向着西门的神圣石柱顶礼膜拜；萨拉森人各部族用武力争夺他的祝福仪式；阿拉伯和波斯的皇后都怀着感激之心，承认他具有超自然的德业；狄奥多西二世在教会和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也会向这位天神般的隐士请教。他的遗体从特伦尼萨山启灵时，竟有一支庄严浩大的护灵队伍，由教长、东部的军队主将、6位主教、21个伯爵和护民官及6000名士兵组成。安条克把他的遗骨看成该市荣誉的象征和金汤永固的保护神。新近崛起而众所周知的苦行僧，令使徒和殉教者的名声都为之失色。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拜倒在他们的神龛之下，他们的遗骨和遗物所产生的奇迹，在数量和时效方面，远超过他们生前的神威。他们一生光彩夺目的传说[296]，也由那些与之利害相关的同教弟兄假装相信并加以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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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信仰的时代很容易说服别人，哪怕是埃及或叙利亚僧人的一个偶然念头，也可以改变宇宙的永恒法则。受到上天宠爱的信徒只要抚摸一下、说一句话，甚至从遥远的地方传送一个信息，便可以立即治愈缠绵床榻的痼疾，把盘踞在他们灵魂和肉体里最凶恶的魔鬼驱走。他们经常与沙漠的狮子和毒蛇交谈，操控它们的行动，也能让枯干的树枝发出新芽，沉重的铁块浮于水面之上，坐在鳄鱼背上渡过尼罗河，投身高热的熔炉就能使青春重返。这些难以置信的故事像作诗一样被任意杜撰，但无法具备诗的才华与风格，严重影响到基督徒的理性、信仰和德操。他们的无知和轻信的态度贬低和破坏了心灵的功能，他们破坏了历史的明证。迷信逐渐让哲学和科学的敌对之光趋于熄灭，每一种圣徒运用的宗教礼拜形式，以及每一种他们相信的神秘教义，都有神的启示作为坚强后盾。在僧侣的奴役和怯懦的统治下，人类的一切美德都受到压制。我们要是对西塞罗的哲学著作与狄奥多里克的神圣传说加以衡量，把加图与西门的为人处世和行事风格做一比较，就能知道其间存在何种天渊之别的差距，我们就会对那场难忘的变革激赏不已，它经历500年之久，终于在罗马帝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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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蛮族皈依基督教和乌尔菲拉斯发挥的作用（360—40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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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发展以两次决定性的光荣的胜利为其标志：首先是运用宗教的力量控制罗马帝国的公民，他们不仅见多识广，而且过着奢华的生活；接着降服黩武好战的西徐亚和日耳曼蛮族，他们覆灭了罗马帝国但却信奉罗马人的宗教。在这些未开化的新入教者当中，哥特人走在最前面，整个民族受到同胞改信基督教的恩惠，至少有一个臣民可以置身有用技艺的发明者之列，受到后人的怀念和感激。伽利埃努斯在位期间，哥特人的武装队伍蹂躏亚细亚地区，掳走大量罗马省民作为俘虏，其中有很多基督徒，有些还是教士。这些身不由己的传教士被当成奴隶，分散在达契亚的村庄，不停努力工作，为的是要拯救他们的主子。他们散布福音教义的种子，尔后逐渐传播开来，不到一个世纪，这件虔诚的工作终于在勤劳的乌尔菲拉斯手里完成（360 A.D.）。他的祖先来自卡帕多细亚的一个小镇，被俘以后被当作奴隶运过多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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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的主教和圣徒乌尔菲拉斯，靠着纯洁的生活和信仰的热诚获得国人的爱戴和尊敬。他宣示真理和美德的教义，并且自己能够身体力行，哥特人不仅接受而且深信不疑。他完成了把《圣经》译成当地语言的艰辛任务，那是一种日耳曼人或条顿族的方言，但他非常谨慎地有意略去四卷《列王纪》（《列王纪》有上下两卷，要说四卷应该还包括《历代志》上下两卷），唯恐叙述的内容激起蛮族凶狠残杀的精神。士兵和牧人使用粗俗的语言，缺乏足够的字汇，难以表达《圣经》中崇高的宗教信念，但被他用过人的天赋才华，将之修改趋于完善。乌尔菲拉斯在着手译经之前，不得不先编出新的字母表，里面包含24个字母，其中有四个是他发明，用来表达希腊语和拉丁语所没有的发音。[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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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哥特教会蒸蒸日上的景象被战争和倾轧所摧毁，各部族的酋长因宗教派别和利害关系产生分裂。罗马人的盟友弗里提根成为乌尔菲拉斯的信徒，生性傲慢的阿萨纳里克不愿接受罗马帝国和福音教义的制约。在他的迫害下，新加入基督教的改信者的信仰受到考验。一辆大车上面高高供着托尔或沃登那形象并不清楚的画像，由一支庄严的队伍护送，在营地的街道上走过，那些拒不向祖先信奉的神祇顶礼膜拜的叛徒，会立即和他的家人在帐篷里被火烧死。乌尔菲拉斯的为人行事受到东部宫廷的尊敬，他曾两次担任议和使臣前往访问，为哥特人的悲惨处境发出呼吁，请求瓦伦斯给予保护。有人称这位精神领导人为“摩西”，因他带领改信的人民通过多瑙河的激流，前往“应许之地”。[298]那些牧人追随他的脚步也听从他的命令，同意在梅西亚山区的山麓上、一片草木丛生的原野处定居，有肥沃的草原为他们的牲口提供秣料，粮食和酒类也能在富饶的行省买到。这些与人无害的蛮族享受平静的生活，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日益繁荣壮大。[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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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更为凶恶的同宗弟兄，所向无敌的西哥特人，则普遍接受了罗马人的宗教。他们与罗马人之间始终维持着战争、友好和征服的关系。他们从多瑙河到大西洋漫长的胜利进军中，让所有的盟友都改信他们的宗教，也教育了新生的世代。虔诚的信仰统治着阿拉里克的营地或图卢兹的宫廷，不仅可以启迪也在羞辱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就在这一期间（400 A.D.），所有的蛮族都信奉基督教，并且把他们的王国建立在西部帝国的废墟上，像高卢的勃艮第人、西班牙的苏维汇人、阿非利加的汪达尔人、潘诺尼亚的东哥特人，以及把奥多亚克推上意大利宝座的各族佣兵队伍。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仍旧犯有信奉异教的错误，但是法兰克人拿克洛维作模范获得高卢的王国，征服不列颠的撒克逊人接受罗马传教士的感召，摒弃野蛮的迷信，这些新入教者在传播信仰方面，表现出极有成效的宗教热诚。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和后来的继承者查理曼大帝和奥托帝系，靠着法律和胜利扩大十字架的领域。英格兰产生了日耳曼人的圣徒，他们把福音之光逐渐从莱茵河一带，传播到位于易北河、维斯图拉河和波罗的海的民族那儿去。[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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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不同的动机影响到蛮族改信者的理性和感情，很难用几句话表达清楚。蛮族的心性善变而且出人意料，无论是梦境、征兆、传闻的奇迹、教士或英雄的行径、信教妻子的魅力，特别是在危险时刻，他们对基督教的上帝所做的祈祷或誓言得以灵验，全都可以左右他们的思想。[301]早期对教育的种种成见逐渐消失在交往密切的社会习惯之中，福音书的道德观念因僧侣过分夸张的德行而获得保护，圣者遗骸的神奇力量和宗教仪式的豪华排场有力支持着形而上的神学理论。但是一个撒克逊主教[302]向受人爱戴的圣徒提出建议，要他采用合理而有效的说服方式，传教士有时会拿这种方式来努力劝导不信教的人。这位极为明智的辩论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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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传说中男神和女神从肉身诞生的方式，以及以后相互之间的繁衍绵延，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们全都相信。只要从这个论点出发，就可以推断他们具有不完美的天性和人类的弱点，有出生就必然有死亡。那些最古老的男神或女神是在什么时候、运用何种方式、出于哪类原因诞生出来的呢？他们是还在继续繁殖，还是停止生育呢？如已经停止，那么请把反对派的人召来，让他们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变化。要是还在继续生育，神的数量多得已经数都数不清，要是我们不够谨慎崇拜了一个无能的神祇，岂不是要冒着得罪权威更高的神明，产生忌恨和愤怒的危险？可见的天空和大地，以及整个宇宙体系，就人类心灵的理解而言，究竟是被创造出来的，还是永恒存在的？如果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在创造之前，那些神又如何能够存在，或是存在于何处？若是永恒存在，神们如何占有一个独立自主、先于世界而存在的帝国？提出这些问题要用自制而温和的态度，同时要在适当的时机很含蓄地表达。基督的启示就是真理和美德，力求让那些不信的人感到羞愧而不是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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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而上的理论对日耳曼的蛮族来说也许过于玄妙，却因更为粗俗的权威力量给予支持，而得到普遍的赞同。尘世繁荣带来的好处使这些理论抛弃异教，转而为基督教服务。罗马人是世界上最强大和进步的民族，也都摒除了祖先的迷信。要是将帝国成为废墟怪罪于新兴宗教的无能，那么这种耻辱在胜利的哥特人皈依以后也完全洗刷干净。英勇和幸运的蛮族征服西部的行省，不断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做出带有启示性的榜样。在查理曼大帝以前的时代，欧洲的基督教民族难免要沾沾自喜，他们占有温带的地区和肥沃的土地，可以生产谷物、酒类和食用油，反观野蛮的偶像崇拜者和他们无能为力的偶像，只能屈居地球的一角，限制在北部黑暗而寒冷的地区。[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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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汪达尔人对阿里乌斯异端的支持和运用（429—53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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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为蛮族打开天堂之门，使他们的道德和政治情势产生重大的变化，同时让他们开始使用文字。对于把教义写在圣书中的宗教来说，这点极为重要。就在着手研究神圣的真理时，由于眼界扩大到历史、自然、艺术和社会等方面，他们的心灵也逐渐跟着充实。《圣经》的译本使用民族语言，必然有助于他们改信基督教。当他们与教士在一起时也会激起求知的欲望，想要阅读原文，了解教会的神圣礼拜仪式，从祖先的作品中研究与神学传统的关系。这类精神食粮保存在希腊和拉丁的语文中，是隐藏古代知识无法估价的丰碑，身为基督徒的蛮族可以接触到维吉尔、西塞罗和李维不朽的著作。从奥古斯都在位到克洛维和查理曼的时代，一直在进行心灵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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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始终致力于达成更完美的状态，争强好胜之心因而受到鼓舞。科学的火焰一直在暗中维持生动的活力，使日趋成熟的西方世界获得温暖和光明。在基督教最腐败的状况下，蛮族仍然能从新旧约中学到公理正义，从福音中学到恻隐怜悯。要是他们对自身责任的了解不足以领导他们的行动，或是规范他们的热情，他们就会受到良心的约束或悔恨的惩罚。但是宗教的直接权威不如神圣的圣餐仪式那样有效，可以把基督徒的弟兄在精神的友谊中结合在一起。这种情绪的影响力有助于他们为罗马人服务或建立同盟，保持他们忠贞不贰的态度，更可以减轻战争的恐怖，缓和征服的傲慢，即使帝国在衰亡时，他们对罗马的名声和制度依然保持尊敬。在异教盛行时代，高卢和日耳曼的祭司统治人民，控制官员、行使司法的权力。狂热的新入教者转而把更多的忠贞和服从，虔诚地奉献给基督教的教皇。主教的神圣地位靠尘世的权势来支持，在士兵和自由公民组成的议会中拥有光荣的席位，用和平的手段来安抚蛮族死不认输的精神，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也是他们的职责。拉丁教士之间不断的书信来往，罗马和耶路撒冷络绎不绝的朝圣香客，以及教皇日益增加的权威，都巩固了基督徒共和国的团结，并逐渐产生出类似的风俗习惯和共同的法律体系，形成有别于其他人类的一些独立甚或相互敌对的现代欧洲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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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幸的意外事件会使宗教大业的运作受到阻碍和延迟，等于把致命的毒药注入救赎之杯。不论乌尔菲拉斯在早期抱着何种情怀，他把帝国和教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状况在阿里乌斯派当权的时代形成，却是不争的事实。哥特人的圣徒赞同里米尼信条，保持开放的心灵和诚挚的信念，公开表示圣子并不等同于圣父，两者绝非本体同一。[304]他将这种错误的认知在教士和人民之中散布，整个蛮族世界受到感染成为异端邪说的巢穴。[305]狄奥多西大帝已经在罗马人中间，将这些异端教派压迫清除殆尽。这些新入教者性格单纯而且没有知识，无法体认形而上的精微玄妙之处，但是他们能虔诚接受并能坚定谨守纯正而真实的基督教教义。乌尔菲拉斯和他的继承人都用条顿语来宣讲和解释宗教的经典，这能够获得莫大的方便，有助于传播福音的工作。他们任命相当数量的合格的主教和执事人员，用来教导这些同宗的部族。东哥特人、勃艮第人、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迁居在残破的西部帝国，听到拉丁教士滔滔不绝的讲道，[306]认为不如本国的导师给予他们的更容易领悟的教训，于是这些黩武好战的改信者把阿里乌斯教派当成本土的信仰。在宗教方面产生的无法调和的差异，永远都是猜忌和仇恨的源头。受到谴责的蛮族为异端这个可憎的称呼所激怒，北方的英豪很勉强地相信，他们的祖先都下了地狱。[307]但是等他们知道自己信教以后，也不过改变永恒罪孽所应得的惩罚方式，难免感到震惊以致愤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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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基督徒的国王期望从皇室的高级教士那儿获得积极的鼓励，而不仅仅是安详的嘉许。正统教派的主教和他们的教士，对于阿里乌斯教派的宫廷，永远持反对的态度，稍有不慎就会使自己成为罪犯，带来很大的危险。[308]教堂的讲坛是发布煽动言论最神圣最安全的地点，回响着法老王和霍罗孚尼斯的名字。[309]获得光荣拯救的希望和承诺，可点燃公众的不满。这些蛊惑人心的圣徒受到引诱，要尽快完成自己宣告的预言。尽管他们屡屡挑衅，但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正教教徒，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掌权下，仍能享有自由与和平。对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而言，傲慢的主子尊重他们那不惜牺牲性命也要保护他们圣坛的宗教热忱。所有的蛮族都赞扬并效法信仰虔诚、意志坚定的榜样，不过，征服者把他们对宗教的宽容归于理性和仁慈这两种更高尚的动机，避免公开承认是感到畏惧，以免受到难堪的谴责。同时他们喜爱正统基督教所表达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博爱精神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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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和平有时还是会受到扰乱和破坏。正教信徒的言行不够谨慎，而蛮族无法克制急躁的脾气，阿里乌斯的教士更是在一旁推波助澜，实施种种严苛和不义的偏袒行为，这种状况也被正教信仰的作者加以夸大和渲染。西哥特国王尤里克应该担起宗教迫害的罪名，他使教会的功能停止运作，至少对主教的职权加以限制。他监禁了阿基坦深得民心的主教，后来更对其施以流放和籍没的处罚。[310]但只有汪达尔人把维护宗教信仰看成是重大的任务，要用残酷而荒谬的手段压制整个民族的心灵。根西里克（429—477 A.D.）在年轻时就与正统教会断绝关系，凡是背教变节者别想得到他的赦免和宽恕。他发现那些会在战场上逃走的阿非利加人，竟敢在宗教会议和教会事务方面与他争执，不禁勃然大怒，何况他那残暴的思想中根本不会产生畏惧和同情的情绪。于是信奉正教的臣民在绝不宽容的法律和专横武断的惩罚下呻吟反侧。根西里克的语气粗暴而可怕，而如果我们对他的意图有所了解，那就可以对他的残暴行为做出解释了。皇宫和整个疆域都沾满了经常执刑所流的鲜血，这笔账都要算在阿里乌斯教派的头上。不过，在海洋统治者的心中，只有武力和野心才是最重要的支配因素。但是他那不争气的儿子亨尼里克，只遗传到他的缺点和恶习，同样用毫不通融的狂怒态度折磨正教信徒，对他的兄弟、侄儿、父亲的友人和亲信痛下毒手，夺去他们的性命。甚至对阿里乌斯教派的教长，他也采取令人发指的残酷手段，把他当众活埋在迦太基。两个教派的宗教战争表面上签署了休战协定，背地里却在紧锣密鼓地在进行备战。汪达尔的宫廷把宗教迫害当成最重要的工作全力推动，此时亨尼里克得了恶疾很快逝世，虽然教会无法立即获得解救，但总算报了血海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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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尼里克有两个侄儿，先后继承阿非利加的宝座。甘达蒙德统治了12年，特拉斯蒙德在位长达27年。他们仍旧敌视和压迫正统教派，甘达蒙德似乎想要与他的叔父比个高下，残酷的行为更胜一筹。后来他态度软化，但等他召回放逐的主教，恢复阿塔纳修斯派的礼拜仪式后，却英年早逝，使得受尽迫害的教派无法享受姗姗来迟的仁慈。他的弟弟特拉斯蒙德是最伟大和最有成就的汪达尔国王，无论是英俊的相貌、审慎的个性还是豪放的心胸，都显得极为卓越。但他那偏执的宗教狂热和虚伪的慈善行为，使得宽厚的天性蒙尘。他运用温和而有效的引诱手段来取代威胁和强迫，财富、地位和皇家的恩赐是给予背教变节者慷慨的报酬。那些违反法律的正教信徒放弃他们的信仰，换取法外开恩的赦免。不论特拉斯蒙德在心中盘算要采取多严厉的措施，他都会耐心等待，对手一旦轻举妄动，就可提供给他施以致命打击的最好机会。他临死时还怀着难以消除的偏见，坚持让继承人发出严正的誓言，对阿塔纳修斯的信徒绝不宽恕。但继位的赫德里克个性温和，很难相信暴虐的亨尼里克竟有这样的儿子。他虽然不得不立下有违天理的誓言，但还是要尽仁慈和公义的职责，他的登基以恢复和平与自由为光荣的标志。推行仁政的统治者过于软弱，他的宝座为堂兄弟杰利默所篡（530 A.D.），他是狂热的阿里乌斯派信徒。就在汪达尔国王能够肆意运用权力时，整个国家为贝利萨留的武力所颠覆，正统教派开始报复他们忍受多年的迫害。[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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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汪达尔人在阿非利加的宗教迫害具体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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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信徒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是他们受到宗教迫害的唯一见证，在其他方面不可能提供完整和确切的经过和案例，也不能很公平地看待所涉及的人物和见解，但有很多相关情节，值得重视和相信，特别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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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现存一件最原始的法律条文中[312]，亨尼里克很明确地公开宣告，宣告的内容可能是正确的，是说他已把罗马皇帝诏书里有关的规定和惩罚条例，全部如实翻译过来。这些诏书是为了对付异端教派的集会，以及那些对掌握既得利益教会持异议的教士和人民。只要真正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知道正教信徒必须谴责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默认现在的受苦是罪有应得。但是他们却一直坚持拒绝接受赐给他们的改信的恩典，而过去亨尼里克也向别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而就当他们在宗教迫害的皮鞭下战栗时，亨尼里克烧死或驱逐了很多摩尼教徒，他们竟对亨尼里克的这一严苛做法大声喝彩。阿里乌斯的门徒和阿塔纳修斯的门徒，无论是在罗马人还是汪达尔人的境内，都应享受互惠同等的宽容，正教徒虽然害怕会受到迫害，但还是加以拒绝，认为这是可耻的妥协。[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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